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民国年间，文人学者办刊很热闹，二三十年代，同仁杂志诚然是层出不穷，商业性的报纸，副刊之类，也经常委之文人学者。编者不是报馆中人，客卿的性质，虽然偶有干预，大体上对后者还是相当尊重，此外经济上也由主持者负责。比如《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吴宓声明是不受酬的，事实上则报馆每期有二百元的经费，如何分配稿费编辑费之类，全看吴宓，报馆概不过问。

《大公报》文艺副刊影响颇大，不过要到沈从文接编之后，其影响才及于普通读者，吴宓主持的时代则更重学术而非文艺，这当然与编者的身份、趣味有关。吴宓虽然在学者中比较另类，喜吟诗做做赋，而平生抱负似乎是要写一部小说，然他交游者，多是学界中人，另一方面，他是反对白话文的，他的地盘上还用着文言，当然行之不远。

一个人太忙，以他的身份（名教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招集人），他也不可能像毛头小伙子的孙伏园办《晨报》副刊那样，拳打脚踢，诸事一人包办。从一开始他就找了几个助手，像是一个编辑部。这里面出力最多的是两位，一是浦江清，一是张荫麟，后者是吴最称道的学生，吴的翻译课没几个人上，张是少数几个出现在课堂里的人之一，后者则初进清华时，也是经吴宓引荐，入研究院国学门，给陈寅恪教授当助教的，总之也是学生辈。这样的人员构成，副刊有较浓厚的学院气息，当不意外。同时我们不妨说，他们是师生办刊。

当年北大有《新青年》和《新潮》，前者属教师，后者为学生刊物，虽然老师的文章会出现在《新潮》上，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汪敬熙等人也频频见于《新青年》，但编辑部成员还是师生有别，各在自家的地盘，周作人被邀加入新潮社，也只是顾问而已。吴宓与张、浦诸人则真正是师生的“混搭”。

照说辈份不同，自然就主次分明，吴宓拍拍板，主持方针大计，张、浦协助，写写文章，做做具体事务性的杂事，——师有命、有事，“弟子服其劳”，仿佛也是该的。然而吴宓是不大会端师长架子的人，对欣赏的学生更是如此，像如今日不少研究生导师那般，役使学生如马仔，也不是当年校中的风气，更非吴宓所能为。偏偏学生不是“善与之辈”，——我是说，都有自己的主张，而且还颇强势。当弱势的老师遇到强势的学生，情形就变了，副刊虽仍是吴宓出面，却有师生共办的性质，至少不是“弟子服其劳”那么简单。

二

人与人之间，走得近了，难免牙齿打架，所谓“龃龉”者，便是上下牙对不上，意见不合。师生之间，亦所难免。倘不是因为师生在一起办刊，吴宓与浦江清、张荫麟之间，肯定不会有那些琐屑的不愉快。吴拉来助编副刊的还有赵万里、王庸，他们的介入大概没有那么深，至少从吴宓的日记看，与二人之间就没什么矛盾。反观吴与浦、张之间，时有摩擦，浦江清在日记中固然有不少抱怨，而吴宓仿佛更纠结，很有“苦大仇深”的味道。吴宓拔识后辈的佳话听的多了，我们不能据此便怀疑其真实性，事实上待事过之后，能做持平之论了，态度也会改变，比如浦江清当时对吴宓派给他每周写千数百字的评论颇有烦言，后来则对人说过，那于他实在是很好的锻炼。不过身当其事的“正在进行时”，则唯有抱怨。任何较密切的关系，恐怕多少都有所谓“不足为外人道”者，外人不以为意的琐事，个中人也许耿耿于怀，“恩恩怨怨”，往往如此。

吴宓对浦、张二人，常觉不能指挥如意。吴当然是希望他们参与意见的，否则许多事就不会与之商量。反过来，像张荫麟这样的头角峥嵘的人，你要让他跑龙套，他也未必肯。遇意见不合，毕竟吴是师辈，不能不从，然而“到底意难平”，于是便有浦江清在日记中的发泄。比如为文章署名与否的问题，浦是希望各自署名的，吴偏不肯：“与吴先生争《文学副刊》署名不署名的问题。先生成见甚深，全不采纳他人意见，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不幸而余在清华为吴先生所引荐，否则曷为帮他做文章耶。”“视吾侪如雇工”云云，话说得颇重，足见怨气之大。

而吴宓亦常觉自己在委曲求全，因他时不时得干一些擦屁股的事，且浦、张等似乎经常要做他的主，他有时也就违心依了他们。关涉方针大计的，有一桩是副刊是否采用白话，登不登新文学作品。二事一而二，二而一，吴宓作为“文学革命”的反对派，一直坚持副刊用文言，这时助编的几个人都建议顺应潮流，“均主张加入语体文及新文学，并请朱自清为社员。宓病后百事消极，但求此事可以敷衍，宓能少节劳，亦佳。决即放弃一切主张……”他的“放弃”并非仅仅因为浦、张等人的建议，然而几个人众口一词地要求，在他看来，恐怕也有点逼宫的意味。

三

给白话文开绿灯，请朱自清加盟，身边的几个人力主之外，也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尔，吴宓的怨气中还夹杂着对《学衡》诸人的不满，且吴宓的让步也和追求毛彦文受挫、身体不佳造成的心灰意懒有关。在署名、用稿、稿酬分配等问题上，吴宓的怨气则集中在浦江清、张荫麟二人身上。

经济上问题不大，双方都不是计较的人。吴宓称得上大方，《大公报》每月给的二百大洋包括邮费、稿费、编辑费都在内的，由吴全权支配，他允诺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每人四十大洋，后报社方面因故将经费降之一百五十，他亦未降低标准，而以自家得自《国闻周报》的稿酬填补窟窿，虽然“宓劳苦独甚，得酬未必比例适均”，然“亦不计较”，“但望诸君之始终匡助耳”。

浦、张等是尽了“匡助”之责的，副刊文字大多就是这几人包办，仅此一点也可见出其付出了。然而他们的“匡助”未必如吴宓希望的那样，比如张少年气盛，写文章批评人常不留情面，吴谨小慎微，总怕得罪人，好几次毙了张的文章，这当然令张不快，而从吴宓这一面去说，则是张给他惹事生非。张与朱希祖论战，嘲讽冰心等女作家，均属此类。浦江清当然是站在张一边的，吴宓一度南游，编务委托浦江清，后者明知吴若在必不肯发，也还是将《所谓中国女作家》登出来。浦在日记中说：“文并不佳，但此种文字较有生气，适宜于副刊。”同时说：“倘吴先生在，则此文定不能登载，以挖苦人太甚也。”可见学生这一面都注重“生气”，而对“副刊”的特性的认识与吴大有距离。

吴宓对浦、张的气恼尚不止此。关键是二人固执执己见，不听他的。比如张有译诗《幸福女郎》交副刊发表，吴为其改动过后又交夫人抄好已发稿了，张荫麟又两次登门坚请仍按原译发表，浦江清撰有论陈寅恪的文章，吴曾嘱其遵重陈寅恪之意，去掉陈寅属名前“义宁”二字，浦终不从。凡此均见出二人对吴的不以为然。更有甚者，有时他们还会挑他文章的毛病，要求搁置而用自己的文章。吴为得其“匡助”，也就顺从其意。让步之后，便是大生闷气，在日记中颇多发泄，甚至将过去办《学衡》的不快也牵出来：“如宓编辑《学衡》，即久受胡先肃等人之欺侮，今又受张荫麟之挟持……”为张、浦的不听招呼纠结，“痛苦乃不能以言喻”，他甚至想停办《文学副刊》，“以免我一身受如此之痛苦，而与己与人两无所益也。”

有时想想他们的强项，他又很是不忿：“实则宓包办《副刊》，出钱买文，彼等何能置词？”浦江清在日记中曾有“视吾侪如雇工”的怨愤语，“出钱买文”云云倒是将那话坐实了。——当然，吴宓那是一时的气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