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生于伊斯坦布尔，自幼学画，大学主修建筑，后从文。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他：“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六十多种语言出版。《红发女人》取材于三十多年前发生在伊斯坦布尔附近一场谋杀案，谈及这部作品时，帕慕克曾说：“我来自中产阶级，我在《黑书》《纯真博物馆》里写了很多我生于斯长于斯的西化、世俗阶级圈子。但随着我年岁渐长，我想通过其他人物的眼睛来观察这座城市、我们的生活；他们的社会阶层、宗教、文化、个人痛苦、经历或许都与我截然不同。我们也会读小说从而以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事实上，我认为小说的艺术便在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自己，使读者认为你在讲述他人；或者以独特的方式讲述他人，使读者认为你自己曾经历过他们的故事。”

十六岁的高中生杰姆在暑假来到伊斯坦布尔郊区的恩格然小镇，跟随挖井师傅马哈茂德挖井。就在这个夏天，一位红发女人短暂地出现在杰姆的生活中。因为一次意外事件，杰姆仓皇逃离小镇。在未来的三十年里，他不断地阅读和寻找两个古代传说。他发现，这些古老的故事仍然在神秘地牵引着自己的命运……小说以一种几近痛苦、充满张力的方式探讨了父子关系，并对于“权威与个体”“阅读和观看”等理念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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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几年前，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们在一座小城市演出。一晚，剧团和地方政治团体的一群人在一起吃吃喝喝，长桌的另一端是个跟我一样红头发的女人。一时间，所有的人都开始讨论起两个红发女人同坐一桌的巧合。他们问着诸如概率是几分之几，是否会带来好运，预示着什么的问题。

“我头发的颜色是天生的。”桌子那头的红发女人说，既像是抱歉，又带着得意，“你们看，就像天生红头发的人一样，我的脸上，胳膊上都有雀斑。我的肤色白，眼睛也是绿的。”

所有人转向我，看我如何作答。

“您头发的红色是天生的，而我的红色出于自己的决定。”我立刻回复道。

我并不总是这样对答如流，但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对您来说这是天赐禀赋，是与生俱来的命运，对我而言则是自主意识的选择。”

我没有继续下去，以免在座各位认为我傲慢自大。因为，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嘲讽和愚蠢地发笑。倘若不回答，沉默就将意味着我甘拜下风：“是的，我的头发是染的。”那样他们既会误解我的性格，还会认为我是个胸无大志的模仿者。

对我们这种红头发的后来者来说，头发的颜色意味着被选择的个性。一次染成红色后，我终生都致力于此。

二十五岁上下，我还是个现代的广场戏表演者，一个激愤但快乐的左派，而非从古老神话和传说故事中挖掘警世意义的舞台剧演员。持续三年的地下恋情，最终以年长我十岁的情人的离弃而终结。他是个有妇之夫，一个英俊的革命分子。然而我们在一起激昂地读书时，多么浪漫，多么幸福！事实上，我既生他的气，也理解他。因为我们的地下恋情曝光，组织里认识我们的每个人都对我们的事指手画脚。他们说这会引起妒忌，结果对大家都不好。与此同时，1980年发生了军事政变。一些人转入地下，一些人坐船去了希腊，又从那里逃往德国成为政治流亡者，一些人进了监狱遭受酷刑。大我十岁的情人阿肯也在这一年回到了妻子和孩子的身边，回到他的药店。而我讨厌的图尔汗——因为他看上了我，还诋毁我爱的人——则了解我的痛苦，并且对我非常好。于是我们结婚了，认为这样对“革命者家园”来说也是好事。

不过跟另一个男人谈过恋爱这件事成为我丈夫的心结。他认为自己因此才会在年轻人中没有威信，但却无法指责我“轻浮”。他并非像我已婚的情人阿肯那样是个迅速坠入爱河又轻易忘却的人。因此，他开始难以装作若无其事。他想象有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对他奚落挖苦。不久之后，他指责“革命者家园”的同伴不作为，跑去马拉蒂亚组织武装斗争。我就不讲他在那里试图唤醒的同胞们是如何揭发这个闹事者，以及我丈夫是如何被宪兵堵在溪边挨打的。

短短时间内，生命中这第二次重大失去让我对政治更加冷淡。有时想着，不如回自己的家，回到退休的省长父亲和母亲身边，却下不了决心。回家，就不得不承认失败，也不得不远离戏剧。找个能让我加入的剧团已非易事。与普遍观点相反，我想演戏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戏剧。

我留了下来，于是，正如奥斯曼时期赴前线与伊朗作战有去无回的骑士们的妻子们，没过多久我嫁给了图尔汗的弟弟。事实上，与图尔加伊结婚，鼓动他成立流动民间剧团是我的主意。就这样，我们的婚姻一开始出乎预料地幸福。继两个失去的男人之后，图尔加伊的年轻、孩子气、牢靠似乎成为一种保障。冬天，我们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的左派协会的大厅，在无法称之为戏剧舞台的会议室里演出，夏天就去朋友邀请的镇子、度假城市、军队驻地和新建的车间及工厂周边支帐篷。在饭桌上同时出现我们两个红发女人，是这岁月的第三个年头。这之前的一年，我才把头发染成红色。

事实上，作出这个决定并非出于我身材高挑的考虑。“我想给头发彻底换个颜色。”那天，我对巴克尔柯伊的中年社区理发师说，但脑子里连颜色也没想好。

“您的头发是棕色，染黄色适合您。”

“把我的头发染成红色，”我临时起意，“这样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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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染了一种介于消防车的颜色和橙色之间的红色。非常醒目，不过包括我丈夫图尔加伊在内，身边没有一个人反对。或许他们想，这是为即将演出的一部新剧做准备。我还注意到，他们把红色头发诠释为我从接二连三的不幸感情中一路走来的结果。那时，他们对我很宽容：“她做什么都不为过。”

从他们的反应中，我渐渐明白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原版和模仿是土耳其人热衷的话题。自打酒桌上另一个红发女人傲慢的否定之后，我不再去理发店用人造染料，开始从市场亲手称重购买指甲草自己染发。这就是跟天生红发女人相遇的结果。

我特别留意来剧场帐篷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率真敏锐的年轻人和饱受孤独的士兵，对于他们的敏感和幻想诚挚地敞开心扉。他们比成年男人能更快区分颜色的色度，假与真，真情实意与胡话连篇。假使我没有用亲手调制的指甲草染料染我的头发，或许杰姆也不会发现我。

他注意到我，于是我也注意到他。我喜欢看他，因为他太像他的父亲。紧接着，我发现他迷上了我，还观察我们住的房间窗户。他很腼腆，我可能是被这一点所感动。不知羞耻的男人让我害怕。我们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人。无耻是能够传染的，因此在这个国家我时常感觉仿佛要窒息。大多数人希望你也能不知廉耻。杰姆斯文、腼腆。他来剧场看戏的那天，走在车站广场上，他一说出自己的身份，我就明白了他是谁。

我错愕不已，不过似乎潜意识里我早已知道他是谁。我从戏剧中学到，在生活中被当作偶然所忽略的东西其实都有某种意义。我的儿子和他父亲都想成为作家并非简单的偶然。三十年后，在这里，在恩格然，和我儿子的父亲相遇并非偶然。我的儿子也跟他父亲一样饱受没有父亲的痛苦并非偶然。我在戏剧舞台上哭泣多年后成为在生活中锥心痛哭的女人并非偶然。

1980年军事政变后，我们的民间剧团也转变态度，为避免陷入麻烦，淡化了左翼色彩。为吸引人们进帐篷，我从《玛斯纳维》，古老的苏非派故事和传说，《霍斯鲁与西琳》《凯莱姆与阿斯勒》中截取感人场景和对话用作我的小段独白。不过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功，是改编自鲁斯塔姆和苏赫拉布故事里热泪盈眶的老妇人的独白。这是为土耳其电影写悲情剧的一位剧作家老朋友的建议，他说：“不论何时都受欢迎而且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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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仿电视广告用来插科打诨的表演过后，那些惊叹于我舞动的肚皮、短裙和长腿从而振奋起精神，说着下流话，或立刻爱上我，或陷入性幻想的所有无耻的男人 （甚至包括那些叫嚷着 “打开，打开”的最肮脏的人在内），每当我在舞台上发出苏赫拉布的母亲塔赫米娜看到丈夫杀死儿子时的尖叫，顿时陷入一片深沉可怖的寂静。

就在此时，我先是幽咽地，紧接着开始撕心裂肺地恸哭。哭泣时，我能够感受到自己在人群中的力量，我为把自己全部生命奉献给表演感到幸福。舞台上我穿着开衩的红色长裙，戴着老式珠宝，腰上束着军用宽腰带，手腕上戴着那个年代的手链。当我在舞台上带着母亲的悲痛哭泣时，深刻感受到在座的男人们内心的颤抖，眼睛的湿润和罪恶感的沦陷。从打斗伊始鲁斯塔姆抓住儿子的动作里我便明白，大多数年轻、愤怒的乡下佬们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置身于苏赫拉布，而非强壮、专横的鲁斯塔姆的位置，直觉告诉我，他们其实在为自己的死流泪。不过为了让他们能够为自己而哭，首先需要他们的红头发母亲在舞台上毫不遮掩地哭泣。

（《红发女人》[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尹婷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8年4月版）

“一部非凡的作品……它几乎是用痛苦的力量深度剖析父子关系……结尾部分的转折，让读者感觉仿佛自己刚刚从深井中上来，骤然进入令人目眩的光线。”——《卫报》

“这本书充满了悲悯和地方色彩，它描绘了一个男孩走向男人的历程，也记录了土耳其如何走向不可逆转的转变。重要的是，这本书激荡着思想。帕慕克强调，我们固然应该不断质问过去的记忆，但不能否定或埋葬它。历史——个人的、想象的、真实的——呼唤着我们去回忆、去更好地思考……多元复杂的记忆力量在这本书中吟唱。”——《金融时报》

“帕慕克以大师手笔对比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寓言的力量和现实的不可抗拒……像以往一样，帕慕克将沉重的题材处理得十分轻盈，而结局是如此令人迷惑和美丽。”——《书单》

“《红发女人》比帕慕克著名的作品都更短一些，并且有意写得更为简洁清晰——小说的叙述者知道自己并非作家，而只是一个建筑承包商。以往的复调叙事被一种强有力的、迷人的清晰所取代……弑父和杀子的主题回响在意外的或不经意的谋杀情节之上：它们探索着那些缺失的代际关系——这是悲剧的，但也是必然的。世代之间的变化，巧妙地呈现在伊斯坦布尔本身由现代化带来的、往往是恶劣的变化中。”——《旁观者》

“他是卓越的故事编织者，能够敏锐地捕捉社会变迁对个体心理的影响，并能够以克制优雅的文风包纳表层之下不可克制的激情。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屠格涅夫，这位19世纪俄罗斯的肖像画家……引人深思、充满诱惑并且完美地节制。”

——《华尔街日报·欧洲版》

“帕慕克巧妙地将传说故事和历史时期编织在一起，表现出标签式的互文性和跨时代性……尽管包含着父子冲突，但《红发女人》更多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它一方面宣示了这些人物弑父般地抛弃传统、进入新自由主义的秩序，另一方面，随着家庭暴力的展示，它将维持父权秩序的国家暴力隐藏起来。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在精心的组织下，它让我们深思，这些不同的观念如何共存。” ——《洛杉矶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