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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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透过窗缝落在屋内的角角落落，夜里凝成的露珠在这一刻里闪烁出永恒的、恍恍惚惚的光芒。大地上一切的事物都在沉思昨夜的梦，它们表情暗淡，但每当阳光在树叶上翻腾的时候，连墙角的灰尘也会露出微笑来。思考的微笑。乾县的清晨。这是我脑袋里虚构出的一幅场景，也是我在阅读杨争光的小说时，记忆中不断闪现出的一个镜头。它是永恒的一瞬吗？我不敢确认。但当我将意念停留在蓝鱼儿、小艾、老旦、张冲、九娃、杨明远、王满胜等人的身上时，我确信我抵达了心灵上某种恒定的瞬间。镜头背后我看见上帝隐隐在笑。上帝笑的并非是我们在思考，而是笑人在社会里难以躲避的却也不得不去承受的痛苦。

杨争光就用自己冷静而幽默的笔调将世间的痛苦逼真地勾勒出来，他小说里的人都在渴盼美好的生活，然而这份幸福与美好却就像悬在他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时时有掉下来的机会，时时却转瞬即逝，无影无踪。于是，他们不停地呐喊、挣扎、试图逃脱出来，头顶的剑却摇摇欲坠，眼看就要掉下来，他们重又站起身，朝着朝阳射出地平线的方向跑去，等他们就要跑到的时候，乌云再次扑灭了一切。他们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们哭着喊着：人活着还不如一株从破瓦片下面生长起来的绿色植物。杨争光显然是在告知我们：无论我们身处何时何地，人永远活在荒唐当中，人永远不能超越自身的痛苦。

莫非杨争光的灵魂也在时时刻刻受着煎熬？这种煎熬究竟来自哪里？深究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就能走进作为小说家的杨争光的灵魂。从他呈现给我们的一系列小说来看，由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从沙坪镇到顶天峁》，到最新发表的中篇小说《驴队来到奉天畤》，他提供给我们一种独特、冷静、逼真的小说艺术审美。这种审美，我们可以说是黑色幽默的，也可以说是简洁复杂的，他在小说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有时候仅仅是一个小村庄。他眼睁睁看着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受灾受难，却毫无办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杨争光似乎看到了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上的灵魂受难，陀氏则更偏向于个人灵魂的煎熬。

这一点上，杨争光更接近于加缪和鲁迅，他用自己那双深刻的眼睛，审判历史，审判我们的日常生活，审判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他属于那一类有着硬骨头的作家，比如布罗茨基、余华、莫言、阿多尼斯等。在我看来，这是杨争光有别于众多平庸作家最为重要的一点，他从不盲从于主流，也从不回避世间的痛苦，他硬生生地把人们身上的伤疤再次揭开，把那些荒谬的现实再次用虚构的手段呈现出来，尽管这一点在我们看来过于残忍，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杨争光在写这些人的痛苦时，他灵魂上承受的痛苦肯定超越了笔下的人物，不然他怎么会写得那么心狠手辣？写得那么逼真，那么冷静？这一点，我在阅读《买媳妇》《高潮》《蓝鱼儿》《公羊串门》《高坎的儿子》等中短篇小说时，感受最深。

加缪曾说：“因为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我们开始习惯说谎。”对于上个世纪的中国，现实无疑就是如此。在亲身经历、耳濡目染了这么多的政治事件后，见到这么多荒诞不经的现实，听到这么多虚假的声音，一个有良知的小说家不可能不发出声音。《从两个蛋开始》就是杨争光扔给上个世纪中国现实的一枚炸弹，整个小说以一种幽默的、荒诞的、调侃的方式螺旋进入，却时时刻刻给人一种悲怆的力量。我相信，杨争光虚构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现实一定要比我们亲眼见到的现实更为逼真。我从未觉得小说能有什么重大的使命和责任，但是小说却让人能更为清晰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日常的精神状态。

深刻和逼真是阅读杨争光小说的两个关键词，要形容我阅读时淤积于心的那种情绪，还真找不出另外的汉语词汇。杨争光往往会选择将几个人物安顿在一个很逼仄的空间里，比如奉先畤、后村等，他选择在这个小空间里解剖这些人的人性和灵魂，发现他们身上最为龌龊和最为可爱的地方。换句话说，在很短的篇幅里，杨争光用最简洁的语言写明白了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在我心里，只有那些拥有着深刻的灵魂和热衷于反思的小说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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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头大概是想进入小说家的心灵和内在，因为在我看来，探讨一个小说家的作品，先来窥视一番这个小说家的面目或许更有意义。一个优秀的小说家的作品和他的心灵必然是一致的，他的目光、气质、状态、思考、日常都是小说潜在的元素。毛姆曾在探讨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简·奥斯汀等小说家时，大多的篇幅是在叙述这些小说家的私生活，包括爱情经历等，很有趣儿，但我觉得那并非是探讨一个小说家最好的方式。所以接下来，我想笼统地谈谈我阅读杨争光作品的感受，可能是破碎的，但请原谅我，因为我不是评论家。

杨争光的小说主动回避了上个世纪声势浩大的“先锋文学”，但他骨子里的认知却是先锋的。他的小说总有一种试图说明白中国现实的欲望，与此同时，他在众多小说家将小说探索放在语言、形式、结构上时，他却做了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情，那就是：选择一种简洁的乡村俚语。这种选择在当时看来，几乎是飞蛾扑火、玩火自焚，但今天返回去看，杨争光的智慧就显现了出来。他在人人“先锋”的环境下，创造并发现了自己的独特。他选择的这种语言，让人丝毫不会感到生涩，是一种平民语言？还是一种公共语言？好像都不是，但好像又都是。他的小说，一旦进入，便让人不能中途放下。

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杨争光个人肯定也是矛盾过的，他会不会曾经怀疑过自己使用的这种语言？在那个先锋年代，最普通的老百姓的日常是很难进入小说文本的，很多小说家都采用高贵的、复杂的、网状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社会、人性的不满和仇恨，他们发泄自己的情绪，包括堕落的精神。但最真实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如何表达？我猜想杨争光的精神在这个时候一定是茫然、徘徊过的，他或许是在经历了一番的精神流浪之后，主动回归了他的符驮村。从此，拥有着独特视角和深刻洞察力的杨争光就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小说王国。

他的乡村俚语用得狠，狠到让人头皮发麻。他在一篇随笔里写过：“对小说写作来说，语言是最初的，也是最终的。”他还说过：“在小说中使用粗话和所谓的脏字，而不显其俗其脏，反而能读出一种趣味，甚至诗意，这需要写作者拥有干净的心，干净的精神和灵魂。”就我的阅读体验，我是极其认同这话的。如果说《从两个蛋开始》更逼近于现实的荒诞性，那么《少年张冲六章》就是杨争光在语言上的一次狂欢（暂且不论小说对中国教育的窥探）。我思来想去，这或许与这本小说的结构有关，全书分为几个不同的人物来直面张冲的成长，这种小说叙述方式，更靠近主人公的心灵，表达的话语轻松自如，几乎是让人在欢笑中逐渐觉察出当代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与弊病。

杨争光的小说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他很少以一个道德家的面目在小说中出现。他的小说很少让我们单个去同情某个人，在他的笔下，每个人都是现实的参与者，没有谁对谁错，众人身在其中，都难逃荒诞。换句话说，他是在发掘人身上最为根本的东西，或许是丑陋恶劣的品质，或许是美好纯真的情感，现代国民性？也就是说，在小说的表达上，他选择了最为逼真地呈现，呈现那些被遮蔽的、被埋藏在黑暗处的大大小小的谎言。

这一点上，杨争光的气质和鲁迅极其相似。如果我用三个字来形容他的小说，那就是：冷、狠、真。杨争光还说过：“优秀的小说可能挂满了锁。它需要钥匙。”写到这里，我莫名心虚。面对一个我喜爱的小说家，我害怕我绕离了小说家本初的意义，也害怕我只谈到了一个单线条的杨争光。作为一个小说作者，面对这个深刻的小说家，我无能无力。但是我坚信，杨争光的意义绝不止于此，他还有那么多的诗歌和剧本，他的意义肯定还要更为复杂。肯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