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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文字更怀敬意 ——《风从洞庭来》序言

来源: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微信公众号) | 李红叶  2018年04月20日14:38

2015年11月,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成立了。《2016湖南儿童文学年度作品选》是学会主编的第一部作品选,摆在这里的是第二部。

第一部收入作品31篇,第二部收入作品40篇,这倒不是说选集越厚越好,却分明感到,更多的作者开始关注这个年选,也意味着我们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借由这本书,湖南儿童文学人寻找到了一个可以相互认识、相互切磋的平台,亦以群像模式与中国儿童文学乃至世界儿童文学对话。

2017年是湖南儿童文学的丰收年。李少白、周静荣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汤素兰出版《阿莲》(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及《时光收藏人》(天天出版社),《阿莲》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17年十佳童书。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红辣椒书系”第二辑,此外,还有谢乐军的《魔术老虎智慧童话系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宋庆莲的《风来跳支舞》(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牧铃的儿童科幻小说(《黑娃》、《禹王碑谜》、《美梦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牧铃的“动物江湖”系列小说(《鱼虎传奇》、《百鸟结衣》、《江豚少年》、《古渡义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等等。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有小说、童话、寓言、散文、诗歌以及儿童剧。并增附年度大事纪。从体裁上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收在这里的两个儿童剧本。当前中小学越来越重视儿童戏剧活动,却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本子,在这方面,皮朝晖坚持为孩子们写剧本,实属可贵。另外,今年的散文和诗歌比去年的更丰富,小说和童话亦有可圈可点之作。

湖南儿童文学有一批相对稳定的小说创作队伍。牧铃、邓湘子、龙章辉、陶永喜、陶永灿等作家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创造力。

龙章辉的《来的都是客》写的是从前穷苦时候的生活。家里总也留着两个鸡蛋在米桶里,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有客到家,也就有菜招待。未料这两个鸡蛋被“我”和妹妹发现了。两个淘气鬼生出拉客的点子来,,客人到了,爹娘自然就炒蛋吃,“我”和妹妹自然也能跟着吃了。客人接二连三到来。做父亲的终于发现了孩子们那点“馊主意”,不由感慨:这日子过得也太苦了些,可怜孩子们了!今年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让孩子们过个好年。于是,有鱼有肉,好一个热闹年!却来了两个叫花子:“财神,财神财神菩萨到你家,你家富贵向阳花。”一听这话,“我爹”顿时眉开眼笑,“大过年的,来的都是客,来来来,快进屋,快进屋……”这篇篇幅虽短,涉及人物不少,却个个是立得起来的人物。不论父亲母亲,以及表姑爷、罗把式,乃至两个叫花子,当然也包括两小儿,皆以漫画笔法简笔勾勒,却个个生动。从内容上说,既写出生活之苦,却同时突出穷苦人家的乐观厚道,及乡亲邻里之间淳朴的情谊,夫妻、父子之间亦在窘迫中有欢乐,有尊严,并闪动着很朴实的温情,再加上两孩子顽劣中几份童真,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一种温暖踏实的色调。这种色调是文学性的,亦是具有儿童文学精神的。

周静的《慢慢》写得颇富诗意,是很本色的周静笔调。有耐咀嚼的哲思和耐咀嚼的细节,让人想起朱光潜《谈美》中的《“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篇。朱光潜在该篇中说:“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欣赏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在欣赏时人和神仙一样自由,一样有福。”继而又借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反复劝勉、慨叹:“慢慢走,欣赏啊!”周静的《慢慢》将文学与生活的哲思转化成具体感人的故事,这是一个作家不可小觑的本领。作家在作品中所塑造的妈妈形象和校长形象竟又让人联想到《窗边的小豆豆》里的妈妈和校长。事实上这个作品传达先进的教育理念的方式与《窗边的小豆豆》也多有相似之处。这个故事节奏轻快,哲思传达浑融自然,带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童话意味。若以童话笔法构思,或许有另样效果。

陶永灿的《燃烧的草垛》、毛云尔的《赵子龙的猫》、陶永喜的《木叶声声》、刘艳的《追梦少年》、张继忠的《乡里孩子城里娃》、刘山霞的《凌霄花又开》竟不约而同涉及一个儿童群落,他们不是作家的自传性形象,不是“从前的孩子”,而是眼前当下的孩子,游走于城市和乡里之间的孩子。当传统有机形态的乡村被逐渐瓦解之后,孩子们或者不再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或自愿或被迫踏入大城市,或者无奈地留守在故乡,或者在撤点并校后不得不在邻村读书……这些作品传达了作家对于这群孩子的生存状况的关注。作家们在创作这些故事的时候,充满了感情色彩,并有意无意突出了乡土之于儿童成长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张继忠的《乡里孩子城里娃》、牧铃的《公鸡中的战斗机》、刘山霞的《凌霄花又开》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脚踩土地的力量。乡里孩子的生存能力和行动力恰如那只放养的公鸡,它从自然中来,故获得大自然所赐予的虎虎生气。《凌霄花又开》固然涉及校园欺凌,然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是山地孩子那植物般向上生长的潜能,阿霞那股子源自土地的坚韧和宽厚实在值得当今孩子们好好读一读。

《木叶声声》中的乃果既孤僻又灵性,他与逃离乡村向往城市的母亲生分,而与年老的奶奶亲昵。他是地道的山里娃,对于草木有天然的感应能力,叶子到了他的唇间就吹出山上小鸟的叫声,就吹出水塘鸭子的叫声……他与奶奶不仅血脉相连,更经由奶奶而与这块生养他的土地在精神上息息相通。一首歌谣奶奶唱一句,乃果唱一句。这真是天地间最自然的天伦之乐与文化传承。然而,奶奶即将老去,乃果又到了读书的年龄,他是随着令他备感陌生的生母去城市呢,还是随奶奶留在乡下?于乃果,这是多么残酷的选择。乃果的困境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乃果与奶奶的问答仿佛是一种绝唱,读之,让人泪落。这也是这个精彩的短篇小说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部分:

“婆,黄狗为什么不洗脸?”乃果问。

“帕子被风吹走了。”奶奶答。

“婆,猫咪也不洗脸呢。”

“它有九条命。”

“咯咯。”乃果笑了。

“呵呵。”奶奶笑了。

有只麻拐刚刚在草丛里“呱呱”叫了一声。乃果转过头来,许久,麻拐第二声没跟来。

“麻拐为什么不叫了呢?”乃果问。

“它婆喊它吃饭了。”奶奶说。

婆孙俩周围的草茂盛青嫩。

“草为什么长不高呢?”乃果将手指往屋檐口指点了一下,意思是草没长屋檐口那么高。

“小牛要吃它的奶。”奶奶说。

“树又长了那么高呢?”乃果晃晃脑袋问。

寨口那棵老枫树树枝茂密,直冲天庭。白白的云朵成了它的帽子,

“鸟雀要做窝。”奶奶说。

“嘻嘻嘻”、“呵呵呵”……婆孙俩都笑了。

此言此语是天籁,此情此景胜天堂。陶永喜用笔如此简省,而情感隐藏得这样深,而又这样真。这就是最后的乡村!是乡村最后的爱!《木叶声声》真是陶永喜的重要收获,也是湖南儿童文学的重要收获。作家对于正在分崩离析或者已经分崩离析的乡村所怀有的全部感情都包含在这篇小说里了。乃果便是精神上的陶永喜,乃果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精神原乡上所经历的挣扎的写照。

童话创作的领头羊是汤素兰。

汤素兰2017年的重要收获是小说《阿莲》,然童话是她的老本行,目前她以《南村传奇》作为新一年的起始,我们不禁为她永不枯竭的创造力而惊叹。她保持如许状态有很多原因,其中也与她不断尝试新的视角、新的主题,并不断使用新的材料有关。《月光天鹅湖》有着显见的生态主题。

何卫红的《小熊想被打屁股》是一篇具备经典品质的上乘之作。小熊阿吉的爸爸妈妈去世了,可怜的阿吉被邻居大熊叔叔一家所收留,并慢慢融入这个家庭。一个小小的童话将许多难以言说的情感状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因为感激,作为被收留者的小阿吉很谨慎,很乖巧;因为爱,作为收留者的爸爸明确地表扬阿吉非常乖;因为爱,熊妈妈温柔体贴到能使人融化:“明天你们把阿吉也带上吧”。以及熊爸爸故作姿态的威严,听到阿吉叫声“爸爸”时的欣悦,阿吉挨打后妈妈和哥哥们对他的疼爱,以及孩子们的种种憨态,等等,都写得入情入理。作家将一个寄居孩子的心理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表现得如此微妙而自然,写出了生活的真实相,而又感人至深。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真正好的作品源自生活本身,源自情感本身,而非外在的技巧。

龙向梅在她的长篇童话《寻找蓝色风》里显示出了一个优秀的童话作家的才华,收在这里的《如果猫给你一颗糖》亦没有令人失望。宋庆莲的《宝丫的米》,意境优美,场景描写尤富感染力。《香水之恋》已不属于童话范畴,应纳入Fantasy范畴来讨论。方先义是讲故事的高手,这篇亦如是。

谢乐军重新推出他的品牌艺术形象魔术老虎系列,并深受好评,收在这个集子里的《狮王踢足球》即是魔术老虎系列中的一篇。他的童话故事节奏明快,幽默热闹,骨子里承继的却是“寓教于乐”的传统,而这恰是他的创作的分量所在。

梁小平作为《幼儿画报》的资深编辑,《大牛的故事》无论是语言表达、篇幅长短、童话氛围的营造以及主题意旨的设计,都是十分讲究的,这是一组很不错的幼儿故事。

今年的诗歌也是耐看的。

少白老师的歌谣语流顺畅,节奏鲜明,万事万物回归其自然之态,作家的寄托与事物自身的涵义自动呈现。他的句子清浅简易如平常语,抑扬顿挫如小儿的吟唱,语词在笔下自然延展,继而生成场景,生成情节,生成故事,生成哲理。组诗《从前与现在》涵义深长。这里有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深沉忧思(《不久以后》)。他在为未来寻找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过去(《从前现在》),投向了童年(《幸亏你还小》),他强调如大雁般“不改初心”。四篇看似互不相干,实则是作家在时间维度上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整体思考,是他作为一个长者、一位老诗人与他的读者的真诚对话,传达出诗人深切的现实关怀以及对孩子们的深沉的寄望。

刘小莉的诗善用联觉,联觉一旦打通,句子即顺流而下,充满孩童式的想象力。袁妲是天生的儿童诗人,她在静物中看到声响,看到故事,看到趣味。她总在兴味盎然地看,并且兴味盎然地自言自语,同时对韵脚十分敏感。收在这里的每一篇都清浅有趣。吴振尘的《叶龙好龙》则颇有当年柯岩儿童诗的感觉。作者写得很用心,韵脚打磨毫不马虎,构思也好。其余如陈静的两首及魏斌的《磨刀石》也都是好诗。

寓言创作也是湖南儿童文学的传统。这个集子收入了吴礼鑫的三篇。

这就要说到散文组了。

散文组与小说组其实是二而一的系列。其中有些篇目很难说是小说还是散文。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一律回归乡土,回归童年。两组文章摆在一起,我们就清楚地看到,“湖南”于“湖南儿童文学作家”的的确确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我们的乡土情结是这样深,我们心底里最深沉的爱均与土地相关联,与故乡相关联。邓湘子在《大道如虹过五溪》中对这个命题及其价值做了深度诠释:

有人也许会说,城市化进程使得人类日益远离大自然,在此趋势下的儿童文学创作,土地元素和土地意识仍然是重要的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近年来,我在阅读中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世界上所有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里,总是有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那就是渗透了土地意识的生命质感和审美感觉。而那些被剥离了土地元素的作品,表面看来那么时尚轻逸,但往往是虚浮的,飘忽的、做作的,往往是缺乏生命体验的。

我喜欢的那些作品里,往往有着可感可触的土地意识与生命质感。

邓湘子的这段话既是他个人创作的总结,也是几代湖南儿童文学人的审美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湖南”即意味着乡土。湖南作家有着极为深刻的“土地意识”。这种“土地意识”直接表现为对乡土与童年的眷念。

游军在散文《风自洞庭来》中,写作家由一夜狂风而怀想起幼时在洞庭湖畔所遭遇的种种大风大雨以及彼时生活的艰辛。游军叙事简洁而自带力量,自含温情。其中对父亲的描述令人动容。父亲因常年驻守洲站,“我的童年以至少年,父亲的角色是几近缺失的”,“而我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他的孩子。他不像别人家的父亲,时刻都可以给予孩子一个宽厚的肩膀、一个慈爱的目光。他长得也不像我们家的人。清瘦的个子有些驼背,酱色的面孔上胡子拉渣、毛孔粗大,还泛着一层薄薄的油光,整个脑袋就像一颗产自新疆的黑加仑葡萄干”。年幼的“我”对父亲有着显而易见的拒斥心理。而后“我”在母亲的抽屉里找到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原来年轻时的父亲白净斯文,面如明月,帅气俊朗,是洞庭湖的风霜让父亲变了容颜。后来“我”与父亲一起经历汛期的紧张与艰难,“我”的心似乎终于离父亲近了很多。当“我”和姐姐随父亲走入水围子中时,发现房屋周边,伏栖着无数的蟾蜍、老鼠和蛇,因为洪水淹没了它们的洞穴与活动场所。在这种巨大的恐惧中,父亲的二胡声抚慰了他的两个女儿。作家写道:“早早地吃过晚饭,天色渐渐变暗,父亲搬着一把竹椅在走廊里,浩浩汤汤的湖水成为一个巨大而奇异的背景。二胡在他的手里有着迟暮的清辉,他悠悠地抽完一支烟,扔掉烟头,踩了几脚,然后把二胡竖起,一手按琴弦,一手拉弓。‘嘎戈嘎戈’地试了几个音,他略微含胸,右手一拉,琴音就从蛇皮筒子里流淌出来。我并不知道他拉的是什么曲子,但我在这低低诉诉的二胡声里,会特别特别地想家,想念母亲。当暮色席卷了最后一丝亮光,父亲的琴音也会戛然而止,我们都默不作声地回房睡觉。”父亲外表冷峻,内心坚定兼有柔情。父亲形象立体而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亦寄托了作家深深的怀念之情。

作家又写到自己曾徒步穿越一场罕见的大雪赶往十公里外的学校。“平时骑单车上学的路,已经被大雪覆盖,除了零星的村落与树木,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素净,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塘,哪里是水渠和小河。”这样的天气还要去上学吗?“我吃早饭时看了母亲一眼,昏黄的灯光下,母亲正专心地给我准备带到学校去的午饭菜。我没有再犹豫要不要上学,用袖套裹着裤腿与雨靴,背着书包,一头扎进风雪里”。就这样,顶着狂风,我在齐膝的雪地里高一脚低一脚赶往学校,等“我赶到学校时,教室里空无一人”,师母不禁微嗔:“这么大的雪,你妈咋敢让你来上学啊,也不怕你滚到水沟里淹死?”“是的。我妈敢。在母亲的认知里,天没有塌下来,就得好好去读书。”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一家子的韧劲和决心。而大自然也正用它特有的方式在教养它的孩子。作家在多年后回想起这些经历,心里一定充满感慨也充满自豪,作家写道:“我在这个大雪天里,做了一件别人都没有做的事情,班主任看我的目光里,有爱惜,更多的是赞许。”在回家的路上,“我的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一股力量,强健、有力地抵挡着呼呼的北风。这居然会形成一个势均力敌的平衡。我不再觉得冷,身上如长了翅膀一样。我几乎是奔跑着回家的,手里舞着一根从路边茅草屋下折下来的剑形冰棍,堂吉诃德似的冲进堂屋。这一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战士,与风雪搏斗。”这种经历于一个孩子而言,是历练,是蜕变,也是一种真正的骄傲,恰如作家接下来所写的那样:“一切苦难过后,都会成为珍贵的过往”,“这来自洞庭的风,会吹动我们少年的记忆,会唤回一些远走的灵魂。”。这里书写的是一个人的少年经历。从前的生活在今天发出了新的回响,当今孩子读之,心里定会油然生出敬意。

袁道一的《送饭》、刘柠柠的《十五的月亮》亦写亲情的表达,写少年的成长。《送饭》是很好看的篇章,是为作家亲身经历,读来如临其境,如在目前,写得很生动,很有趣。少年远道去给劳作的爸爸送饭,一路爬山下坡,一波三折,有风景,更有惊险。恰如《风从洞庭来》中风雪中上学的少年一样,送饭的少年也在生活中成长。生活总是布满未知的困难险阻,却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困难险阻教会了我们怎样去生活。文章的结尾写道:“走到田头,父亲已经耙平了月亮丘,水光漫漫。一会儿,父亲松开牛鞍,将犁耙清洗干净放回田塍上。黄牛牯迫不及待地钻进不远处的草丛,大快朵颐。父亲打开包袱,津津有味地吃起饭来。”这个场景里充满秩序之美,这是艰辛劳作后的美的收获。这一场景与少年路上的经历相映照,反映了少年内心的满足与喜悦。送饭一类的日常事务于山地少年实属稀松平常,然,有体型超大的土蛙突落竹筐或突遇大蛇缠绕在路的惊吓,有下坡泥巴路上一个趔趄下滑却终于稳住脚跟并护住了篮子里的饭碗后的惊险……父亲已将一切料理停当,为父亲准备的饭菜也妥妥送达,一切都在那份恰恰好之中。这就是生活的哲理。乡村所能教会孩子的,真的很多很多。作家多年后回想此段,心情当如月亮丘般“平整”,且“水光漫漫”。

刘柠柠的《十五岁的月亮》则写出了淳朴亲情特有的张力,它质朴如泥土,甚至是沉默的,却使人泪湿:“我低下头,一大串眼泪摔碎在我的脚背上,就像那一夜的山塘里,我砸碎的月亮。”

当我们用“湖南儿童文学”来标识这个集子时,“湖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意味着集子的作者们是湖南人或长居在湖南,同时也意味着这些文字可能具有湖湘文化气质——当众作品聚拢在一起,这种地域文化特色就彰显出来了。

汤素兰在“红辣椒书系”的序言里写道:“深受湖湘文化润泽的湖南儿童文学,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厚重的人文情怀,质朴的写作风格在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中为人所辨识,尤其有别于或时尚甜腻,或花哨虚幻的当下中国都市儿童文学和童年文学。”汤素兰所言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厚重的人文情怀,质朴的写作风格”恰是邓湘子所言的“土地意识”。

可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地域亦有一地域之文学。尤其在多元文化语境之下,我们倡导回到自身,回到事物本身,倡导认识脚下的土地,尊重本土文化与个人经验,当前的儿童文学写作便大体在这一语境与这一方向里,最显明的特征便是回忆性童年叙事风潮的兴起。这一风潮也同时反映在连续两年的湖南儿童文学年度作品选里。

湖南儿童文学在浓墨重彩地回忆童年,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个集子里的小说和散文大抵是作家们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毫无疑问,童年经历是一个作家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素材资源之一。湖南作家大都是在乡村里度过童年的,大都具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有些至今仍然生活在山地乡下,有些虽常住城市,却时不时要回乡下看看。故土乡情是情怀所系,因此,湖南儿童文学读起来就很有泥巴味,也很有烟火气。在有机形态的乡村逐渐消逝的今天,他们的创作就具有挽歌意味,甚而具有或深或浅的悲剧色彩,他们在为最后的乡村也为自己的童年画像,以此释怀亲情记挂,同时要将那逐渐消逝的民谣俗语、民风民情用文字的形式固着下来。于是我们便看到,湖南儿童文学作家在不约而同往回看。

往回看是为了往前看。

从前是记忆,是经验,是来处,是参照系,是思想资源。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回忆性叙事就建立了与当今儿童对话的通道。反顾童年在这个集子里体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他们写从前,写自己,或写当今的乡村少年。当这些文章聚拢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这种集体无意识指向的是现在,是未来。李少白将他的组诗题为“从前与现在”,这正是今年这个集子的内在主题。“从前与现在”可置换为“乡下”与“城市”,“前现代化”与“现代化”,更可置换为“童年”与“成年”,甚或“作者”与“读者”……也即,这是两种文化的对话,两代人的对话,是作家为他们的小读者在寻找思想的资源。这种诉求在老作家曹阿娣的《粮证》、李少白的《从前与现在》中得到直接的表达。如上所分析的众多作品包括阮梅的《做个棉质女孩》都有如是倾向。这部集子传达了作家们对当今孩子的关爱和寄望。

就回忆性童年书写而言,我们仍需强调的一个问题是,记忆与素材的处理。虽然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童年,然而,怎样的童年(素材)可以入文学,怎样的童年(素材)可以入儿童文学,却是选择的结果,是再思考、再构思、再打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妨在这里重述一下写作的常识: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而不是一己回忆录。我们需要区分使用我们手中的材料,在审美领域,并非“来的都是客”。我们需要在一己的切身经历中发掘具有普遍意义的印象、细节和情感,如此,笔下的文字就不止于供一己怀旧,就能为今天的读者乃至未来的读者带来审美享受,并提供思考和启迪。这些,无非是说,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文字更怀敬意,不轻易出手,努力做到:出手的文字即好文字。

愿年选年复一年,年年有好文字,年年有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