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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长春》:本真地抵达那远去的大历史

来源:文艺报 | 丁晓原  2018年04月20日08:04

《围困长春》以对历史真实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勇于揭去种种遮蔽历史真实存在的蒙尘,在宏阔的世局和国情的关联中,对书写对象的细部烛幽探微,以厚重的叙事和言说,还原那渐行渐远的历史现场,本真地抵达历史大观的深部,使读者有可能更丰富、更深入、更真实地获取那段深刻影响现代中国命运的峥嵘岁月的历史认知。

长春作家李发锁的长篇报告文学《围困长春》(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12月版)是一部致敬历史的作品,是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的大写,“围困长春”只是这段大历史中一个极具表现力的“意象”。这也是一部深得报告文学文体要义的可观之作,作者以对历史真实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勇于揭去种种遮蔽历史真实存在的蒙尘,在宏阔的世局和国情的关联中,对书写对象的细部烛幽探微,以厚重的叙事和言说,还原那渐行渐远的历史现场,本真地抵达历史大观的深部,使读者有可能更丰富、更深入、更真实地获取那段深刻影响现代中国命运的峥嵘岁月的历史认知,使余生也晚的我们,借此补上关于人民解放、共和国由来这一不能免修的历史课程。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正是在这一点上,《围困长春》这样中国革命史非虚构叙事作品具有了它的基本价值。“你可以不去了解新中国是怎样走来的全部,你也可以不用去成为一个军事爱好者,但你得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的领袖们是如何缔造一个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基本历史及那种历史到底是怎样的精彩与辉煌的部分。”这是何建明对这部作品的价值所给出的评价,也给出了这一类写作所共有的基本价值。在标准的主流的历史叙事之外,纪实作家以个人的认知和表达方式,对井冈山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所作的历史非虚构,已经成为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热点,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在众多的主题类作品中,《围困长春》吸引我们的显然不只是作品所呈现的那种历史场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作者面对历史叙事所具有的独特思维机制以及在怎样呈现历史时所表现出的种种别异,使《围困长春》在具有类的基本价值的同时,更具有了它的独特和优长。

作品取名为《围困长春》,但全篇50多万字、40章,直接写长春或与长春有较多关联的是第4章,第21到27章以及第32章等,还不足整体的四分之一。但这并不是离题,而正体现了作者的新思维和大思维。进入作品,观览历史情势,可知长春除了它的实体存在外,更多的是意义符号。长春是东北的代称,“20世纪上半叶的长春,在若干年份曾为满洲(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围困长春,包括作品作为重点叙写的重兵攻打锦州,实则是围困东北。围困长春,打下锦州,东北“‘大门’终于关死了”。这意味着揭开人民解放的序幕,表征着国民党政府已走向末路。由此可见,作者是基于对历史大局的总揽来对《围困长春》谋篇布局的。长春或锦州或整个东北,是历史棋局上的一个子或一面,它紧密地关联着全局大势。作品中有一句颇有深意的表述:“对东北争夺战,毛泽东说了一句深刻透骨的话——‘国共反映美苏’。”而作者以为“国共之间的争斗,实际是‘二战’后美苏在远东对抗的反映,桥头堡便是美苏势力范围分界线的满洲”。这是我们理解《围困长春》结构特点和意义的一个“眼”。作者没有把长春作为一个孤立的存在作静态的小叙事,而将它置于开阔宏大的国际背景、国共战略的大观中呈现。这样的设置既符合叙写对象本真的历史存在,又使作品视域辽远,气象开新。

无疑,李发锁的《围困长春》是一个趋于本真的历史叙事文本。史志类报告文学其价值之基是它的非虚构性。如果作品不能最大限度地抵达叙写对象的本真,那么作品就不足以被指称为报告文学。但是实际上,这类写作的求真并不易得,因为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制约着作品真实的达成。这其中包括作者对历史客体的认知,也与时代语境设置中真实言说的可能性有关。作为长春人,李发锁写作《围困长春》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以三年时间,钻进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披阅数千万的史料、资料和书刊,走访当事人和见证者,踏勘历史的现场,特别是现时代又给予了作者真实地言说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历史的可能性。

在《围困长春》中,林彪作为东北战场我军总指挥,作品给了充分的篇幅加以记述。这种叙事是客观守正的,既突出了他的军事指挥智慧,也彰显了他的优柔寡断,作品还对林彪的个性进行了比较多的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点是重要的,李发锁注意到了从领袖与将领之间的历史关联中来把握对林彪的叙事。“1948年9月,当东北野战军大举南下时,国民党方面没有任何觉察”,“林彪绝对不可能越过长春与沈阳,冒着供给线被切断的危险攻击锦州。他们的判断的基点是生性谨慎的林彪从来不曾冒险过”。“但是,他们忘记了,林彪的身后站着的是毛泽东”。作为这一记述注释的是,作品中大量写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与林彪就东北解放战争的战略战术的争论、协商等。在作者看来,“共产党人所以最终获得了统一认识与行动,完全有赖于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和领袖的人格魅力”。与此同时,作品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的描写,也没有简单处理,而是充分显示出对象的复杂性。对于国共双方大事与细节的叙写,既反映了具体的历史真实,又体现出总体性的历史真实。

《围困长春》之所以能抵达历史本真,还有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作者对围城所造成的贫民饿亡数字的考证。作品用第32章“‘58063’与‘过去……约在’”专章予以查核落实。围城实际上是一种饿城的策略。“既然是打的‘食口’战,国共双方的主帅拼的是一种心理素质”。而饿城最终饿亡的是贫民,这对以为人民翻身解放而战的东北野战军将士来说是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围困长春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重大战略。这样具有内在矛盾性的事件,就像“一块近70年之久的创伤,绵延着无尽的隐痛”。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弄清围困长春究竟造成了多少饿亡,似乎成为李发锁写作的原动力。作者引用尼采的名言“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并在写作中加以践行,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和诸多努力去探究接近实际的情况。作者先从众说纷纭的材料中梳理出6种说法,再对6种说法的出处逐一进行考订,分析是否可靠真实,最后从大量相关的原始档案中查实饿死为58063人,原始数字“统计是严肃而认真的”,“故而是可信的”。这就是李发锁的写作作风。这里体现了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品格,也是成就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一个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