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阿来沪上谈《机村史诗》：在文学里“重构”乡村

阿 来

作家阿来日前做客上海思南文学之家，推广六卷本《机村史诗》，虽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为题，谈的中心话题却是语言。阿来说，语言问题对他的写作而言，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有时甚至觉得，文学第一是语言，第二是语言，第一百零一还是语言，思想、文化什么的，都没那么重要，如果没解决好语言问题，所有问题都是白搭，语言问题解决好了，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了。”

创造性的翻译丰富了现代性的表达

阿来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关乎他对文学创作的深入思考，也与他小时候的生存经验有关。他从上小学时才开始学习讲汉语，首先从简单的绘画开始学，但读多了汉语后就发现一个问题，文学作品当中描述的很多生活，还有大量语言提供的经验，都跟他生存的世界没有关系。这就促使他思考，如果他用这种新掌握的汉语来讲述他的生活，它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我那样想，不是说我那时就想到要搞文学，我那时都不知道世上还有一种叫作家的职业。但这样一个问题始终在我心头，我们在使用一种语言，这个语言当中却没有包含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不知道这种生活经验在新的语言当中该如何表达。”

等到很多年后，阿来开始接触小说，尤其是翻译文学，他醒悟到翻译文学其实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了他的疑问。他举例道，虽然东西方都有狩猎文化，但在我们的汉语文学作品里，很少把它当作正面的对象来书写过。而狩猎文化在西方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里却有很丰富的表现。梅尔维尔、杰克·伦敦、海明威、福克纳都写过狩猎经验。“读了福克纳的《熊》及类似的小说后，对同样有过丰富狩猎经验的我来说就很有亲切感，至少比读《红楼梦》有亲切感。我不是读的翻译小说吗？我就想到，翻译能把一种事物很成功地转移到另外一种语言当中来，而且还能把那种经验保存得如此鲜活，如此完整。”

对阿来而言，他后来学习的汉语与最初就会的藏语之间，就存在这样一种“翻译”的关系，因为母语不是汉语，使得他能隔开一段距离观察汉语的演变。阿来说，通过观察，他发现从先秦诸子散文到后来的白话文，语言变得越来越丰富，就在于它不断把异质的文化纳入到了里面，其中就包括翻译语言。“今天我们做翻译，都去双语词典里找现成的词汇，要是找不到就说不可译。但远在翻译佛经的时代，那些译者没有辞典作凭借，他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创造语言。”

阿来举例表示，虽然先秦散文里有“色”“空”两个字，但色就是一个颜色的意思，空也是指的一种物理状态，但鸠摩罗什翻译《心经》时，创造性地用了这两个字，几百年后，唐玄奘再译《心经》，虽然做了很多调整，却没有改动鸠摩罗什翻译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实际上，鸠摩罗什通过翻译，给这两个字注入了哲学意味。由此，阿来认为，翻译是可以增加的，正是创造性的翻译丰富了一整套我们现代性的表达。“要只是像‘五四’白话文运动那样，把文言变为口语，那汉语不知道要糟糕到什么程度。”

以阿来的理解，汉语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开放性。母语不是汉语的中国人，使用汉语的时候，也不是简单的单向的同化。很有可能他们在使用汉语的过程当中，反而对汉语作出了新的贡献，他们把别的文化当中、别的语言当中的一些新鲜的表达和经验，带到汉语当中，来丰富和壮大这种语言。“就我的写作而言，我其实也是在从事‘翻译’。虽然我使用汉语久了，我也开始直接用汉语进行思维，但我觉得用这种习惯性思维写出来的东西比较苍白时，我又会试图用我曾经很熟的语言来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有新的表达会产生出来。所以，我相信这种直接或间接的翻译，会对汉语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以此类推，阿来觉得汉语是母语的中国作家中，往往是方言区的作家写出了最好的汉语，也是出于这个道理。“从小讲普通话，写小说会很顺，但容易有相声调，有些话顺到像顺口溜。倒是南方很多讲方言的作家，对语言的感觉能力特别好。我总觉得，语言，尤其文学语言，不要特别地规范，不要特别地中规中矩。只有突破规范，才会带来一些新的经验的表达，这才是文学有意思的地方。”

写完“大花瓣”后，再写写“小花瓣”

当然，阿来讲语言重要，并不完全是在语言本身，而是因为文学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即使表现人物，也得在文学语言中展开。但我们却比较习惯于在文学中寻找意义。以阿来的理解，要寻找意义，不如直接读哲学作品。要了解历史进程，不如直接写历史。要探索文化，不如直接做人类学研究。而文学即使包含了这些内容，也是内在于语言，且通过人物的表现慢慢呈现出来的。

因此，他写《机村史诗》，写到每一卷都牵扯到大的历史背景，但他没有直接写背景。一来，稍微关心中国历史的都知道这个背景。要是花很多篇幅写当时的政策之类，就会让小说这个文体显得很笨拙；二来，他不相信什么雅俗共赏的话。“不关心那个历史背景的人，一般不会来读这样的小说，如果他不读，即使你给他解释，他也说NO。”他更觉得没必要把某几个时期的文学，变成“诉苦”文学。“从新时期文学开始，我们就把很多时期写成一把鼻涕、一点悲腔、一地泪水的，但写那么多诉苦文学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不如换一种方式来处理。毕竟历史背景，懂的人其实都懂，你不写出来他也懂，你点一下背景就可以了。”

相应地，阿来虽然力图写出一座藏族村庄的当代编年史，他也不觉得有必要巨细无遗写出整个过程。他发现，要做到真正忠于乡村的现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通过不断的政治活动或经济活动，中国乡村里的中心人物在不断发生变化，有时村子里最穷困最潦倒的一些人，突然成为乡村里的领导，又因为能力不够，风向一变，他们又退出了中心。而这些新的中心人物，很多时候也不是乡村里自发产生的，而是上面发掘出来的一批积极分子，更可以说是应时势而生。所以，占据乡村中心位置的人随时都在变化，他写《机村史诗》写了六卷，也因为在六十年的时间里，差不多每隔十来年，乡村或者说在乡村占据中心位置的人就发生一次变化，他采取的策略是谁在中心，谁就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特征，他就写谁。“当然，各式人物在六卷里可能都会有出场，在第一卷中，他是次要的，在第二卷里，可能就变成中心位置了，第三卷也可能他还在，但已经到了舞台边缘了。”

如此，《机村史诗》就有了一个花瓣式的结构。阿来说，这其实是出版社营销时的一种说法。他虽然觉得有道理，却不是完全贴切。不过，花瓣式倒是让他想象出一个场景，一个青花瓷碗摔碎了的场景，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破碎的美感。“要只是四四方方的六大块其实也拼不成一个花瓣。得添上点小花瓣，才算是真正的花瓣。我又意犹未尽，加了六则关于新事物的故事和六则描写与新社会相适应或不相适应的人物的故事，算是用些零碎的材料把花瓣固定了下来。”

此话信然。《机村史诗》第三卷《达瑟与达戈》后面附录了一节《水电站》。阿来写这一节，就因为那会儿，他突然想到小时候生活的经验。他父亲曾是他们村子里第一个到发电站里发电的人，所以他从小就对离家两三公里地的小电站熟悉。电站建成时，他们十几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就排在电站门口问他父亲，什么时候电灯亮起来，他父亲就说，把开关推上去，电就会跟着电线跑。他们就准备和电一起跑回家，但还没等步子迈开，村子就亮了。“我就觉得这样的东西，隐含了一种新思路的出现，特别有意思，要是把什么都往大里写，就没什么大的意思了。”

实际上，写完“大花瓣”后，再写写“小花瓣”，倒颇契合阿来写作的习惯。当年写《尘埃落定》时，写到一些小人物，他觉得很有趣，要铺展开来写，会使得小说结构不匀称，所以写一两笔就收住了。但这样写，他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把这些人物重新写了一遍，其中就有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月光下的银匠》。有了这样的经验，他觉得有时反而是写一些小的、有趣的东西更好玩。“昆德拉说，文学得有一点游戏的性质。他说的不是大家理解的游戏，而是在比较高的智力空间里展开的游戏。如果文学连这点游戏性都丢失了，我就觉得彻底不好玩了。”

文学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同情

但阿来说文学要好玩是一方面，写作要有使命和承担是另一方面。就好比他说，小说不要刻意追求深度，这并不是指小说不要有深度，而是他对小说的深度有不同的理解。阿来理解的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而是情感的深度，是体验的深度。“历史上再深刻的书，即便深刻得像《浮士德》，要总结它，两句话也就结束了，你交给萨特写哲学试试，所以我觉得文学有文学自己承担的功能。”

在阿来看来，文学的功能首先不该是照相式地对应现实。他不反对现实主义，但他坚决反对把现实主义等同于这样一种对应。“如果我们写的照片式的现实，拿一个DV跟着人家拍不就行了嘛。要特写有特写，要中景有中景。如果要大全景就放个无人机在天上，什么景观都能拍到，而且有声音，有色彩，有语言，有行动。如果文学过于强调这种功能的话，其实是文学的一个自我取消。”

那问题是文学为什么能够存在？以阿来的理解，文学存在唯一的理由在于，它能够在一些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能够超越，甚至是不同于现实的世界。“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讨论文学，基本不讨论文学本身。讨论思想、文化也就罢了，居然还要讨论题材。讨论题材有什么意义吗？重要的是对语言有追求，然后力图对呈现的对象有一点超越性。”阿来说，这个超越，我们当然可以用文化去观察它，用人性、人道的思想去笼罩它，但有意思的，还是用诗意的方式去把握它，这个诗意就存在于语言的重构中，等它一露头，我们就紧紧抓住它。“虽然在很多小说中能看到这种诗意，但它很可能闪烁一下就又堕入到琐碎的、庸俗的世俗当中了。”

阿来着实是看重这种“重构”的。对于正在改变中的乡村，他也不喜欢用“重建”这个词，因为重建只是体现的一种物质形态。“我希望用‘重构’这个词，因为重构包括了精神和情感的建设。”而他也试图在文学里“重构”乡村，而非简单写出乡村的变化，或说是对乡村的发展做个简单的回应。“再过二十年，如果我还没中风的话，《机村史诗》我会再接着写两本，比如，以十年为一个单元，来写写新世纪以来农村新的变化。”

以阿来的理解，虽然他在《机村史诗》每一卷里，都会写到中心人物，但他特别关注边缘人物，这些人限于能力和觉悟，可能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但文学不应只关注那些成功和辉煌。“我写边缘人物，也不是为了暴露黑暗，并且写得很绝望，我会写那些人性、人情的温暖，包括大自然给予人们的抚慰。“要知道，文学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同情，不然文学的温暖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