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牙齿的故事》 是本很有意思的小说，它既可以看作是部小长篇，又是若干则短故事的合集，同时，它的写作过程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的实验。小说作者是瓦莱里娅·路易塞利，墨西哥新生代作家里非常活跃的一个姑娘。《我牙齿的故事》 的创作，源于一次“软文”写作的邀约。

在北美的大超市和小杂货铺里都能找到一种家喻户晓的“胡麦克斯”果汁，这是墨西哥和中南美洲地区的果汁类产品第一大品牌，厂家创立于1964年，厂址在墨西哥城外偏远的郊区。工厂规模发展得家大业大，于是全资建造并赞助了一个艺术中心，就在工厂隔壁，取名“胡麦克斯艺术博物馆”。艺术中心在2013年初开张，有艺术经纪人找到了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请她为开幕展览写段导言。年轻作家受邀写些应景文章是常有的，如果应付了事，路易塞利写篇花式吹捧企业文化的文字，也就交差了。可是她不愿意。她思考了很久，决定把一次委约的写作变成大胆的写作实验，不是由她闭门造车地掰扯胡麦克斯工厂的企业神话，而是她领头破壁———打破工厂和博物馆之间的墙壁，打破劳动者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壁垒，她和胡麦克斯果汁厂的生产工人一起，协作完成 《我牙齿的故事》。

在19世纪中期的古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职业：雪茄厂的朗读者，为了减少重复手工劳动带来的无聊和厌倦，会有一位工人在车间为工友高声朗读文学作品。这个已经消失的工种给了年轻作家启发，她邀请工人和她一起用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次“朗读+连载”的文学冒险。她每周写一段故事交给工人，工人们成立了阅读小组，聚在一起朗读、讨论，录下语音返回给她，她在此基础上定稿，就这样“攒”出了一部奇异的小说。

小说六个章节，由一个主观视角的序幕、四段第一人称的主题短故事集和一个旁观者视角的尾声组成。简单总结，这是一个“失败者”在生命的余光里回忆他倒霉的一辈子，他经历妻离子散，遭遇绑架偷盗，大半生惨淡经营艺术品拍卖事业，但是他热烈澎湃地活过，在光怪陆离的墨西哥社会里兴高采烈地叫卖赝品，临死也没有半点懊丧。小说的前五个章节和尾声形成一道明显的分界线，视角和文风都是迅猛一变。很显然，借着穷困文艺青年的眼光目送落魄男主角最后日子的“尾声”，是路易塞利真正意义独立完成的部分，写得舒展、诗意，对生命和命运的慨叹里能找到她既往作品的风格。前五个章节以第一人称展开的口述故事，则要粗野生猛得多，奇妙地融合了文学的修辞和口语、方言的原生态，这是一部墨西哥当代的“聊斋”———工人的朗读、讨论和创造力，他们的文学实践，强势地介入了作家的写作。

这个故事集里的“夸张故事”“比喻故事”“迂回故事”和“寓言故事”，每一则都像事先张扬的玩笑。男主角回忆了他一生目睹之怪现状，而这些墨西哥版拍案惊奇里的主角———所有消失在时间尘埃里的小人物，都顶着名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名字。科塔萨尔是死于破伤风的邻居，富恩特斯是卖领带的销售员，普鲁斯特成了“我的叔叔”，普里·莫莱维因为嗜睡症而被母亲当成游手好闲的懒鬼……路易塞利也调侃了自己，在一则寓言故事里，她成了“即将出落成大姑娘的中学生，总是因为不能正确发音而挨家庭教师的打”。这些看似粗俗的故事，散发出劳动者汗水的气味，工厂车间里机器和加工物的味道，以及一切浑浊的、热烈的、人间的味道。也许是故事的“地气”和对“大师”的调侃触怒了墨西哥的文学评论界，这本小说在“老家”是被质疑的，书评大抵指责这是一本七拼八凑的“烂笑话”和“胡扯”。

但这并不是一本作者偷工减料的段子合集。在“省略故事”这个章节里，明显可以在阅读中感受到作者敏感的审美自主，而她在追求修辞审美的同时，也警惕文学成为审美的空壳。“在他那覆海移山的自由面前，我们习惯于丈量世界的所有准则都变得脆弱不堪、昙花一现。”这桩看似行为艺术的文学实验，所追求的正是文学的自由和活力。和男主角的命运异曲同工，文学所拥有的覆海移山的自由，在于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当路易塞利藉由《我牙齿的故事》 打破果汁工厂和艺术博物馆之间的墙壁时候，并不是文学单方面地提升了工人的精神生活，作用力的箭头是双向的，文学发生在人间，创作和阅读形成积极互动的状态，促成了文学旺盛的生命形态。

传统意义上的名作家们认为文学的光环不复存在，读者越来越少。这个结论是可疑的，或者说，这是精英立场看到的惨淡现状。读者一直都在———墨西哥果汁厂的工人，电影《我的诗篇》 里那些读诗、写诗的打工者，以及 《诗词大会》 的冠军外卖小哥，他们让人看到，“阅读”这种行为并没有从普通人的日常中退场。

其实，《我牙齿的故事》 创作过程和网络平台的写作有着相通处，在写作空间中，读者既是“参与”的，也是“生产”的，读者的意见和意愿介入了作品的肌理。这是一种开放的创作，按照学者亨利·詹金斯的观点，这种写作部分地回归了神话、史诗、口述文学的生产方式，是参与文化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应用。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退散的不是文学的光环，而是作者的光环。在《我牙齿的故事》 里，路易塞利是创作的主导者，但她甘于退到幕后，她突出了工人读者们的活力和创造力，而那个隐在草莽读者身后的“作者”，也就此背负了更重要的使命———怎样把文学传统引渡到新的文学形态中。

这是比指责“烂笑话”更迫切的文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