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女导演立在台上，投影的光漏在脸上。

放映开始，脸上的光渗出方块字：“场务”的“场”、“化妆”的“化”、“导演”的“演”和“演员”的“演”。女导演往台边让了让，“场”、“化”、“演”、“演”顿时像一群寒鸦惊飞而去，一个更大字号的“女”漏到女导演的左脸上，片名题字是红色的。

片子里，一名穿大红棉袄的胡茬男做了导演，他手持摄像机，跟随女导演饰演的失足女穿马路。沿途贩卖葱姜蒜、冻梨、烤红薯、年画、对联、丝袜的小摊贩原本冷淡麻木，发现镜头之后全都笑了，有的还歪脸捂嘴笑，眼睛里有一点亮飞出来。

春末的北方，天空煞白，白晃晃的日光像一大块冰砸在房门上。失足女把男导演请进屋时，镜头晃了晃，这部分的画面就虚掉了，女导演在成片中保留了这些技术失误，包括片头那群小贩们发现摄像机之后窃笑、使眼色、咬耳朵的穿帮，并且放大了现场同期声，轰轰——嗡嗡——轰轰——

“这里很吵吧，”失足女笑了笑，很职业，门牙上有一点口红印，“吵一点好，太安静了不容易进入状态。”

背对镜头的男导演咳嗽一声，示意她继续。

“轰轰——嗡嗡——我是南方人，但别问我具体是哪里人，有的姐妹准备在这儿扎根了，所以从不隐瞒籍贯，碰上老乡还能一边工作一边用方言聊天。轰轰——嗡嗡——有意思吧？要不是看在钞票的面子上，轰轰——嗡嗡——谁愿意再和老家的人发生关系啊？没错，发生关系，和老家的人发生关系就好像也和那个闭塞、落伍、插满扶贫碑的老家小县城发生关系，轰轰——嗡嗡——像你这种大城市出身的人，轰轰——嗡嗡——肯定不会理解我们这种小地方来的对小地方的厌恶屈辱，还有那么一丁点可悲的自尊。我老家，还是说故乡吧，我的故乡有很厚的古城墙，轰轰——嗡嗡——县城围在里面，人在县城里有一种禁锢的感觉，站在城墙上你会感觉外面是非常无限的空间，轰轰——嗡嗡——非常神秘的外面的世界，但是你没办法没有能力去见识，你就像一块砌进城墙里的古青砖，那种绝望孤独的感觉，你能明白吗？轰轰——嗡嗡——你肯定不能明白。不幸中的万幸，故乡县城是真闭塞、真落伍，所以我出来以后还没遇到过老乡，一次也没有。真好。”

轰轰——嗡嗡——

女导演对这个选景很满意，轰轰——嗡嗡——位于高架桥底下的这座两层小楼大部分时间都藏在阴凉里，隐秘、潮湿，似某种生理构造的象征，轰轰——嗡嗡——头顶的车流不时震落粉尘、石块、水柱，让小楼轰鸣颤抖，轰轰——嗡嗡——不得安生的女人在这里麻木地饮食男女，又像某种隐喻，轰轰——嗡嗡——

年前的一个傍晚，女导演步行回家，路过农贸城，两边马路牙子上的行道树之间都拉了塑料绳，年画对联挂在上面，风一起，猎猎响。小摊贩做完女导演这单生意开始收摊，默着一张冷脸收好一张张大“喜”大“福”，荣辱不惊。城市像荒郊一样了，也只有春节才能把这座城市掏空，物归原主，让原住民和留守的游民享有几天安静卫生畅通无阻的日子。女导演像只孤魂野鬼一样四下张望，循着轰轰嗡嗡声，望见不远的高架桥以及高架下面一团彩色的光，走近了才看清是一块“保健按摩”的霓虹灯招牌。女导演想到自己常去剪片看片的那家咖啡店，店主元旦以后就歇业回家过年了，敬业程度有待提高。

门有两道，生锈的防盗门后面还有一道绿色木门。只开了木门，飞飞隔着防盗门说，“你好。”女导演说，“保健按摩。”飞飞迟疑了一下，就把门全打开了。女导演进屋坐上沙发，趁飞飞不注意，抓了抓沙发布，抓掉了手上的铁锈。飞飞把女导演领进正骨推拿间，女导演趴上按摩床，颈椎脊椎被按得咔咔响。房间里没开灯，只有东边角八仙桌上的一尊关公像和一只香炉通了电，发出暗沉沉的红光。女导演昏昏沉沉似梦非梦，吐出一句呓语，“你真好。”飞飞加大指尖、肘部的力道。女导演疼得大梦初醒就叫停了飞飞，说，“想不到你真的会保健按摩。”飞飞笑笑。

女导演耸肩扭腰，神清气爽了，就注意到正骨推拿间往里还有好几个房间，房门除把手和猫眼以外的部分一律粉红油漆，门边的走廊墙上贴着关之琳、张柏芝和林志玲的海报。女导演问飞飞，“就你一个人？快过年了。”飞飞睡了一下午，精神头足，也就耐烦说说话，“我回家了，你找谁做保健按摩？”女导演说，“我可以过完年再来的，现在生意好吗？”女导演特意补充说，“按摩生意好吗？”飞飞笑说，“我知道你想什么，姐姐，你的右肩有点劳损。”女导演轻描淡写说，“职业病。”飞飞说，“我也不习惯像现在这样太安静，也是职业病。”女导演说，“那就回老家过年，热闹热闹。”飞飞收起暖气片上的连裤袜，说，“我们老家的方言里，‘回老家’就是死掉的意思，想不到吧，老家的人总说我讲话文绉绉的，因为他们不会讲普通话。”飞飞接着说，“回去一趟，来回车票就够我做十一个全身按摩了，再说回去也没意思，除了赌钱还是赌钱，前年过年搁家睡了四天，年初五我就逃回来了，在老家过年其实挺遭罪，人人都眼睛发亮盯牢我，以为我在外头多么风光，太心虚啦。前年回去，老家街上的那些老店都还在，铺面排门一开，店里头的小电视跟着打开，人坐着打牌或者择菜，电视放的全是抗日神剧，我也看，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从大城市回去的就不一样了。”

暖气管道里的水在汩汩流动，像有一只抽水马桶冲不尽，像有人抱着抽水马桶呕吐不尽。

飞飞抖擞双臂，放松十指，说，“我恨老家那个地方，你肯定不能理解我们这种小地方的人对出身地的恨，当然我也痛恨这里的交通、空气和物价，但是两种不一样的恨。”女导演说，“人也有不同的两面，我专门拍人的另一面，或者另一面的人。”飞飞说，“一个人有可能就有两到三个不同的名字。”飞飞说着掏出身份证给女导演看，“在这里，我叫飞飞或者十七号，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和籍贯，你是第一个，反正我不想回去了。”

女导演把身份证还给飞飞，说，“新年快乐，飞飞。”同时把农贸城门口买的对联也送给了飞飞，“春色满园，宜室宜家”。轰轰——嗡嗡——

片子里、镜头前的失足女面无表情，冻住了一样，仿佛正在经历寒冬——

“我喜欢这个声音，轰轰——嗡嗡——好像在一节车厢里，没了这些噪音反而不习惯，客人也会不习惯，太静了反而显得吵，一点点喘息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更不要说喊叫了，只好不喘不息不喊不叫，憋屈得很。前年过年，我坐了二十一个小时的慢车回家，夜里醒来以为自己还在这个房间里，就又睡过去，睡得很安心。到站，天还没亮，城墙黑漆漆压过来，城墙很厚，门洞很深，进去有一段路很黑很黑，又宽，又没人，一个人走夜路一样，有孩子在哭，不是猫叫，就是孩子，那种没满月的女婴，面孔皱得像猫脸一样的女婴，你喜欢猫吗？你怕鬼吗？”女导演剪辑这一段时，极力想像荒凉的古城墙以及墙缝里渗出的女婴哭声，想像不出来。女导演摸着咖啡店内墙，沉默、坚固、冰冷，不像飞飞的房间是会轰轰——嗡嗡——轰鸣颤抖的。女导演忽然有点怀念那个高架底下的建筑。

女导演在除夕前一天把拍摄计划告诉飞飞，“不用想太多，你该干嘛干嘛，除了回答我一些问题，可以吗？”飞飞爽快答应，“拍吧拍吧，反正我也闲着”。唯一提了一点要求，就是不要把她拍胖了。女导演拎上摄像机二度上门，农贸城一带的年画对联摊子不见了，马路牙子上只剩一辆烤红薯的三轮车，黄头巾裹住一张农妇的黑红糙脸。见到摄像机，糙脸慌忙别过去，农妇慌里慌张推上三轮车蹬走了。

女导演曾给某私企拍过形象宣传片，郊区的新厂房很现代，和周边的荒山土路格格不入。女导演在一个星期里既拍新厂房、新设备和作业流水线，也拍年轻工人的吃饭、发呆、吃饭、玩手机、吃饭、谈朋友。那位被尊为“厂花”的女工在女导演看来平平无奇，不过是因为在这样的荒郊野岭没有比她更好的了。距离厂区不远有一片棚户区，一个小伙指着摄像机问女导演，“能拍不？”女导演点了点头。小伙就像迎财神一样把女导演引进一个漏风的集装箱，箱子里还装了一个老男人。男人一见摄像机，灰黑长脸就咧嘴变成了冬瓜脸，起身把自己的破地铺让给女导演坐。长脸男人对着打开的镜头打开话匣，诉说自己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来到这座城市，太多次了，来，回去，回去，来。来是自己花钱买火车票来的，回去的交通工具就多了，除了火车，还有长途客运中巴车、金杯车、商务车。有一次他甚至坐上了飞机，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没掏一分钱。长脸男人的骄傲没有维持多久，长脸阴沉下来就更长了。长脸男人换了个语调，说起自己当年还是未婚青年却被强行结扎的遭遇时，高声引述了好几条配合那次残暴行动的宣传标语：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随着讲述的深入，长脸男人仿佛也被一条看不见的绳子勒住了脖子，颈上青筋暴露，两腮因为咬牙切齿而鼓突，“告状告了七八年了，习惯了，除了吃饭穿衣睡觉，这是我干过的最长久的一件事了，不告状窝家里头反倒不习惯了，不告状也不知道该干啥。”讲述完毕，憋着的一口气终于放了出来，长脸男人打了个深长的哈欠，问，“都拍下了吗？”女导演给他看了几段回放。长脸男人满意地点点头，“啥时候播？”女导演摇摇头。“能上中央台不？那在地方台总能播一播吧？”女导演持续摇头。长脸男人就恢复了长脸，抹掉泪光，目露凶光，质问女导演，“不能播，你拍啥拍？”女导演像丧门星一样被轰出了集装箱。

女导演是拍独立纪录片的导演，虽然为了生计也接企业宣传片、婚庆摄像之类的活，但从不署名或者随便化个名。女导演自有野心抱负，这些单纯为了糊口毫无技术含量的影像绝对是她职业生涯的污点，绝对不能在她将来成功之时像出土文物一样地被人翻出来。

女导演拍泰山上挑山工的脚踝和鞋子，也拍拆迁现场的爆破员、蘑菇云和拾荒者。女导演跟拍过村支书的一天，村里光棍的一天以及村养殖场种猪下种的一天……女导演企图以题材取胜，从不回避过曝、噪点密集等技术问题，影像画面也是肮脏、不稳定的居多，仿佛是兴之所至的随手记录。一位颇有声望的男性同行激赏女导演的作品，称其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摇滚一样有态度，并肯定了女导演的格局不逊于许多男导演们。

当然，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有态度”，这么“不逊于许多男导演们”的。

追溯起来，女导演正儿八经的第一部短片是从女性视角讲了一个图书馆邂逅然后恋爱的故事，非常俗套，非常学生气，之后的几部也都是小清新的剧情短片，从选题到技术都中规中矩，连续参加了三届短片比赛，连续三届都收到“缺少灵魂”的尖锐批评。女导演终于意识到问题出在根子上，决意改造自己的灵魂，当务之急是要把“女导演”的“女”剔除出去。女导演一心叛逃“女导演”的阵营，有意不碰爱情题材，坚决和风琴、乐谱、旗袍、梳妆镜、眉笔、口红、玫瑰、作为恋爱或情欲对象出现的男人，以及那些传统意义上中规中矩的好女人划清界限，尽管女导演在这些方面有很好的审美经验。

小的时候女导演在老家池塘游泳，上岸前总要洒水到岸边，惊走岸上的蝴蝶，生怕自己赤足踩伤它们，更害怕自己的脚成了制作标本的福尔马林。女导演第一次偷用母亲的口红，给自己涂了一个烈焰红唇，就像咬破双唇出血了一样。咬嘴唇的恶习在家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女导演只有在学校才能偷偷实现，口红和咬破的双唇一样，使她承受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快意，温温热暖洋洋，诚实的身体就像没有变成标本的蝴蝶一样，快要飞起来了……

《泰山上的行者》令女导演首次获得肯定，入围奖。之后的《村支书的日夜》喜获三等奖。《猪王》二等奖，是截至目前女导演履历上的最好成绩了。对于这些获奖作品，女导演谈不上有多喜欢，用力过猛，设计明显，不过是获奖的工具罢了，尽管粗糙的影像风格多少掩盖了一些。女导演信奉的是“将生活原来的样子拍出来，片子就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她更想拍一拍自己的大学初恋，可那段失败的恋情里没有出轨、堕胎这些显性又符合大众预期的失败元素，其实连女导演自己都很难讲清楚怎么就失败了，但就是失败了。

女导演梳理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生活经历，考虑到影像化的可操作性以及大众和评委的接受度，最终得出一个悲哀的结论，一个人的悲欢是渺小的，但这就是她的全部。面对摄像机，她的个人生活不值一提，镜头之下并无新事，她只有去体验生活，如果还想拿一等奖、拿特等奖的话。因此，一切都是设计好的，底层关怀、偏男性化的视角、相对宏大的叙事，甚至拍摄技术，过曝、噪点多、卡顿、剪辑凌乱，女导演不是不能做好，有意暴露并放大技术上的“不成熟”几乎成为她的影像风格，使她的独立纪录片更彰显“地下”的“独立”气质——作品的“情怀”、“批判性”、“独立思考”、“男性视野”都是可以设计并设计好的；作者的“开朗”、“豪爽”、“平易近人”、“接地气”、“不矫情”同样也都是可以设计并设计好的。

女导演如愿从同行、朋友及观众中收获了作品之外，对作者的肯定，“你很风趣幽默，温和好相处，你一点都不像艺术创作者，我理解的艺术家都是心细如尘，阴郁寡言，敏感周围的一切，可能是我理解狭隘了”。女导演在心里告诉对方，你的理解完全正确，正因为“心细如尘”才“阴郁寡言”，才“敏感周围的一切”，才能因地制宜设计出“风趣幽默”、“温和好相处”的面纱。总而言之，心思细腻是她的基座，粗犷、开朗、豪爽等等这些都是基座之上的大厦玻璃反射出的浮光和掠影，外来的，流动的，转瞬即逝的。女导演笑眯眯回应这一类带有误解的夸奖，“你对艺术家的理解和你拚命挤出来的沟一样狭隘”，说完又翻了个白眼，笑得很大声，心里却很警惕那些看起来在笑的人，包括自己，那些擅长自嘲的段子手、暖场王，反常的活泼、热情，却有可能是隐藏最深的抑郁症患者——他们有着洞悉自己和洞悉世界的敏感和机警，反侦察能力异常强大，有意地针对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反其道而行，精心设计，看上去活泼、热情，笑得很大声，虽说艺术创作是艺术家最好的心理医生，但无法保证心理医生自己不会抑郁。那些看起来在笑的人，总是在体验生活，而不是生活。

“你应该有许多不想笑却又不得不笑的时候吧？”女导演不确定自己对飞飞的亲近感是否因为她们是相似的人，都善于伪装、迎合，而且并不以为耻，“笑算不算也是你的职业病？”

“开拍了吗？”飞飞指了指女导演的胸口，“你那里是不是藏了偷拍摄像机？”飞飞又指指女导演带来的，此刻放在沙发上的摄像机，“至于那个，其实是你准备的一个幌子，在动用它之前，好让我放下戒备心，没有顾虑，毫无保留，是吗？”

女导演想到电视新闻里那些被偷拍摄像机明察暗访的画面，说，“下一次我会考虑这么干。”

飞飞张罗好火锅，让女导演用三脚架固定好摄像机，对准饭桌，两人坐在取景框的两边。“你随便问吧。”飞飞毫不忸怩不露怯，不受摄像机的压迫，这让女导演暗暗惊讶，联想到飞飞的职业，女导演又觉得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欢场上逢场作戏的好手，就算紧张，也能把紧张变成一项表演，这点和抑郁症患者一样，“还是那个问题，你有没有许多不想笑却又不得不笑的时候？”

“我是想笑的时候不笑，不想笑的时候却笑。”飞飞夹了一把金针菇丢进火锅，“这么说吧，大家都笑的时候我不笑，我是冰美人；大家都不笑的时候我笑，我是火美人，我们这一行竞争激烈，看到墙上那个‘最受欢迎’的流动红旗没有？想要最受欢迎，就得动动脑筋，光知道笑是没有竞争力的，傻子比你更爱笑。”

女导演觉得有点意思，真诚地笑了，笑声不大。

飞飞夹了一块冻豆腐，闻了闻，说，“这个不新鲜了，闻上去像某个跟我睡过的男人。”

女导演赶紧问，“会对男人失望吗？想没想过金盆洗手，然后和其中某个客人私奔逃走？有没有遇到过你认识的熟人？会尴尬吗？”

飞飞歪过头冲镜头一笑，说，“我感觉我们是在拍电视剧。”

女导演反省自己的提问，是有点戏剧化，显得进入正题有点操之过急，只好转换话题，“你喜欢看什么电视剧？”

飞飞用筷子头戳着冻豆腐，说，“在我老家有很厚的古城墙，小的时候我就想，长大了我要逃走，逃到城墙外面去，很奇怪，那个时候才五岁，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了，至于离开老家能干什么，完全没有概念。老家重男轻女很严重，常有女婴半夜被人从城墙上摔下来，被乌鸦啄，被土狗啃，被发现时，多半已经是血糊糊一团肉。我最害怕走城墙那段路了，路过城墙总会听到孩子的哭声，日日哭夜夜哭，村里的老人讲，都是那些夭折的女婴心有不甘，还魂回来哭。”

女导演原本涮着一片血红的羊肉，这会儿就放下了，说，“阿弥陀佛，大过年的，怪吓人。”

飞飞说，“古城墙往里走没多远就有一处观音庙，香火很旺，求子的，有意思吧，墙的这边求男胎，墙的那边却在处死女胎，男人们一心想让自家女人的肚皮里长出男孩来，必要时还会借助别家女人的肚子或者让别家男人来用自家女人的肚子，好像女人也是观音庙，只要他们愿意，就能随意进出。到现在我还经常做乌鸦和土狗的梦，但是一次也没有梦到过菩萨。”

女导演说，“我有一次梦见菩萨，菩萨一直和我笑。”

飞飞说，“说也奇怪，观音庙里的香火旺归旺，那几年我老家都快成女儿国了，我想菩萨娘娘还是开眼的，后来摔死的女婴就少了，菩萨保佑让我活到了今天。”

女导演说，“我之所以梦到菩萨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和朋友一起拍个片子，有尼姑庵的戏份，朋友成功说服了一名尼姑让她义务来演，具体拍了什么我早就忘了，但那个尼姑让我印象深刻，瘦瘦高高，青灰的鹅蛋脸支在一截青灰的细脖子上，看谁都是低眉，中间休息我们很大声地讲笑话，那个尼姑想笑就笑，不想笑就不笑，她只配合她自己。晚上我就梦见了菩萨，菩萨也是自己管自己，醒来我发现枕巾是湿的。”

“我外婆老年痴呆，忘记了很多事，只记住了谁欺负过她，经常是从早骂到晚，从她只有两斗米的聘礼嫁给外公开始，一路骂到外公家的碗太小了，她又不好意思盛两次，导致她这辈子都没吃过一顿饱饭，想想也是难过，外婆脑筋糊涂了才敢想骂什么就骂什么，我这才知道一辈子本分规矩的外婆心里有那么多怨恨。”

火锅吃差不多了，飞飞提议喝点酒。喝了点酒的飞飞很快上脸，两只眼睛亮晶晶，说，“过年生意最不好做，全家团圆，谁会来这种地方？过完年我又老了一岁，生意更加不好做。别人都是过年最热闹，我这里偏偏是过年时候最清静，好像我不在人间一样。”

女导演喝了一口白的，烫嘴，吐舌头，说，“那我也不在人间了。”

飞飞红着脸说，“我们都不在人间了，干杯。”

酒精使这两个女人歪歪扭扭，活像两个轻飘飘的透明魂魄，只有摄像机清醒着。女导演和飞飞身披白炽灯光，看上去有点冷，一个横卧沙发，一个倒伏饭桌。沙发上的飞飞嘴唇翻动，可惜摄像机离得远，没有录下梦话。女导演的上身沉睡在饭桌上一动不动，下身忽然一动，猛踹一脚对面，不知道在反抗什么。

她们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正午了，白炽灯暗了，摄像机也睡着了，女导演和飞飞的身上各盖了一件短风衣。女导演擤了擤鼻子，还算通畅，没有感冒的迹象，松了一口气，给摄像机换了块电池，摄像机也醒了。女导演就目击了凌晨突然狠踹一脚空气的自己。

飞飞说，“我和很多人睡过觉，但从来没有人和我讲过我睡着以后的样子。”

女导演和飞飞翻看她们睡着以后拍下的部分，说，“那今晚还开着睡。”

飞飞说，“除夕夜你不回家吗？”

女导演说，“我们都不在人间了，还管什么除夕。”

飞飞一愣，揉了揉太阳穴。

女导演还有点宿醉，脑袋很沉，意识和窗外的雾霾天一样灰扑扑黄蒙蒙。女导演模模糊糊地想遥远的故乡，仿佛遥想自己还在人间时的光景，带着一丝贬谪的屈意，就像自己醒来参加自己的葬礼。

很不幸，女导演没有遗传到父亲的高鼻梁。一家三口都是单眼皮小眼睛，唯一庆幸的就是那一头乌黑浓发，不知是遗传自父亲还是母亲。过年一大家子吃团圆饭，他们一家三口的的头发总能作为一个话题被提及，哪里染的呀，手艺真好。父亲或母亲就挠挠头，佯装惊讶一下，没染啊。那肯定没少保养吧。父亲或母亲笑笑说，就是普通的洗发水洗一洗。染发的叔叔伯伯、烫发的婶婶伯母就眼睛发直，啧啧称奇，你们一家真年轻。

母亲死于女导演二十岁这一年，肺癌。

相比之下，后母的发质就差很多，早上头发还是黑的，傍晚发根已经白白一片。后母熟悉各种染发剂品牌。父亲第一次帮后母染发，没有经验，染到了后母脸上去，用洗发液洗洁精轮番搓洗补救，还是黑乎乎一团，最后上网找到窍门，成功用烟灰洗掉了脸上的染发剂。后母又开开心心下厨烧晚饭了。厨房新换了一台抽油烟机，吸力强劲，说明书上承诺，能有效预防厨房油烟导致的肺癌。

尽管母亲早已火化了装在骨灰盒里，女导演还是梦见母亲躺在棺材里，一点点被黄土侵蚀，寂寂无名，母亲和棺材一起霉变、烂光，只有那些黑发健在、永生，轻于鸿毛。事实上，家里只有外婆是土葬的，小小的坟头在一片小山坡上。外婆过世很早，病因不明，女导演怀疑母亲这一支有家族遗传病，但女导演得过且过，没有特别去做基因检测。

为后母染发的父亲也开始冒白发了，后母每个月都会用镊子帮父亲揪一次白头发。女导演不禁忧心起父亲的健康状况，假如母亲仍健在，父亲会不会老得这样快？她已经很久没听到叔叔伯伯婶婶伯母略显夸张的惊呼了，他们一家不再年轻，女导演不再像二十岁以前那样自信了，她怀疑自己到了母亲的岁数，会不会像后母一样经常要为白头发伤脑筋。

有一年小除夕，后母去做头发，发卷上到一半，美发店突然断电，是店外面钻孔的人碰到了一根电缆，两个小时以后才恢复供电，而后母的头发直到过完年才恢复正常。可惜这样的事故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理应没脸见人的后母总是光彩照人，笑脸相迎的。不得不承认，后母的肤质真是好，近五十的人白白净净，和哺乳期的邻居阿姐比起来，只输一点点，见鬼了。女导演记得小时候母亲频繁和父亲上省城的铁道医院看皮肤科，每次都会带回来一黄一绿两罐药膏，每晚睡前母亲后背上都涂得黄黄绿绿的，再用塑料薄膜裹紧包严实，好像一只经过风干、真空、防腐处理的标本，一个有皮肤病的母亲的标本。

女导演的肤质也不好，加上经常熬夜，皮肤问题一堆。假如后母才是她的生母，那么自己会不会就不做导演了，而改做女演员呢？女导演立即扼杀了这个假设，一如她拒绝后母的一切示好。

大四暑假，女导演带后母去游泳。泳池里尽是年轻肉体，后母躲在更衣间不好意思出来了。在此之前，后母买好泳衣在家试穿过好几回，精心修剪了开叉处的阴毛。女导演不无恶意地鼓励打气，后母终于露出羞于示人的身体，慢慢打湿。女导演进一步鼓励她和自己比赛憋气，后母立在水中，面有难色又孤立无援。我以为我们有可能成为朋友的，女导演轻描淡写地说。后母就硬着头皮把自己淹没在了池子里。几个回合下来，后母的头发比身材更加不堪了。后母嘴唇惨白，哆哆嗦嗦说，下次我要带一只泳帽来。后母顶着一头又黑又灰又白的杂色湿发爬上岸，远看像一支行走的倒立的拖把。原本以为这支拖把会爆发，会向自己泼脏水，甚至往她身上抡，但是都没有，女导演咬住惨白的嘴唇，身体歪向左侧，右脚抽筋了。

后母没有立即染回黑发，游泳毁掉的发色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后母灰发苍苍地买菜，上下班，去图书馆借还书。后母熟读中外名著，年过半百了对文学依然还有兴趣，不仅是在女导演的故乡，就是在女导演认识的所有人里也算得上难得。后母不是中文系教授，不是文学编辑，不是广告策划，只是本地小学的一名音乐老师，再过几年就将退休。假如后母不是后母，女导演相信自己一定会和她畅谈人生，因为文学和电影结为莫逆之交，而不会想方设法追究这位音乐老师微笑背后深藏的部分。

后母总是笑脸相迎，有时候笑得像乐章一样很有感染力，女导演视而不见，或者说假装视而不见，她宁愿她是个跋扈的、满脸刻薄、有一个尖下巴的后母，符合她在文字和影视当中体验过的那些“后母”的典型形象，在她可应付的范围内让她师出有名。激怒后母一度成为女导演的一个执念，只有愤怒才是真实的，才能探清藏在微笑后面的黑洞。女导演第二次、第三次带后母去游泳，后母终于买了一只深蓝色泳帽，在憋气方面进步不断。女导演有些气急败坏，凡与后母有关的：风琴、乐谱、旗袍、梳妆镜、眉笔、口红、玫瑰……一概撇清，只有藏在摄像机后面，女导演才感到手握主动权，一切都是可控的，为时未晚。

摄像机对准厨房，后母正在擦洗抽油烟机，机身冰冷锃亮，仿佛能闻见钢制机罩的酸味。“你幸福吗？”女导演逼视机器里的后母发问。

“幸福。”意料之中的回答。

“你不累吗？一直笑。”

“习惯了。”

“为什么从来不在家里唱歌？你不是音乐老师吗？”

“怕吵到你。”

“那你现在可以唱了。”

没有歌声。只有一个长音不断爬高，厨房里的后母在镜头的注视下吊嗓子，凄厉如杜鹃啼血。

“恨我吗？”女导演打断后母，后母险些岔气。

“恨。”后母的样子显得无可奈何，又有些固执。

女导演满意地关掉摄像机。

原计划女导演要把摄像机藏到父亲和后母的卧室里，那里原本是父亲和母亲的领地。按计划她将摄像机藏进卧室大衣柜后面，录下后母做爱的样子、贪婪的嘴脸，然后单独放给后母看。这势必将成为致命的一击，击垮貌似温和宽容的后母，彻底粉碎后母的笑。好在，她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不出所料地确认了微笑的背后，而且还有意外发现。女导演在大衣柜里，后母的衣服堆中发现了一张国产电影《暖春》的光碟，剧情简介的最后一段写着：“小花终于用自己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宝柱和香草，香草流下了忏悔的眼泪。爷爷和小花被请回了正屋，他们穿上香草给做的新衣服，看着桌上丰盛的饭菜，哽咽着难以下咽，小花扑进香草的怀里喊出了生平中的第一声娘……”一部“以德报怨，情满人间”的主旋律片子，也不知道后母暗中学习过多少遍，隐忍按捺过多少回。

女导演把在厨房拍到的那段视频刻成光碟，悄悄放进《暖春》的封套里——她恨她的证据，反过来她拒绝她的依据，据此女导演得以坚定地反抗后母的招安，使后母接近于她在文字和影视当中认知的“后母”，避免自己“流下了忏悔的眼泪”。离家以后，女导演不止一次反思她和后母的紧张关系，除了情感上暂时无法接受，她与后母的对峙是否还有“体验生活”的潜在动机？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变成一个继女，有一个后母，这太新鲜了，这新鲜刺激着她百般试探。女导演已经有好多年没回家过年了，她不知道后母有没有看过那段视频，严格说来，那才是她的处女作。

除夕夜，屋外爆竹声声，屋里只有火锅“噗噗噗”滚着飞飞年前从大润发买回来的速冻水饺，安静得仿佛不在人间。女导演在春晚开始之前把摄像机接到电视上，老彩电闪了闪，吐出了飞飞和女导演。

“我做梦也不敢想，”飞飞蜷进沙发，说，“想不到我第一次上电视就在大年三十的晚上。”

“我们不看春晚，我们看我们自己。”

“老实告诉你，我以前去电影学院门口蹲过，我想当演员来着，你看我够不够格成为一名女演员？”飞飞自问自答，“我很喜欢看电影，没生意的时候我就在屋里看电影，我真的是很好的演员，要不然也应付不来那些奇怪的客人。有的客人会强行给我改名，八成是他们心上人的名字，然后很温柔地冲我叫我的新名字，某某，你爱我吗？我答，爱。客人就要掉眼泪了；某某，你等很久了吗？我就答，我等了一辈子了。客人就滴眼泪了；某某，你是一个人吗？我就答，不，我还有你。客人就抱住我号啕大哭了。我也陪客人哭。到时间之前，我会觉得我就是那个某某。”

飞飞讲完，电视里的飞飞在沙发上翻了个身。

“有没有你不想接待的客人？哪怕出钱再多。”

“太多了，可是，”飞飞示意女导演看一看墙上的流动红旗，“更怕自己不再受欢迎，没有人再需要我。”

电视里的飞飞开始打呼，胸口像兔子一样起伏。

“怎么没声音？我打呼很吵的。”飞飞按了按遥控器，始终是静音。

“你不觉得没有声音的干扰，反而看得更清楚吗？”女导演看看飞飞，又看了看电视上的飞飞。

“所以我最害怕安静，人一静下来就容易被看穿，暴露自己，也就是过年这两天高架才安静一些，平日里不管白天夜里，都是轰轰嗡嗡轰轰嗡嗡，车子一辆接一辆，大卡车都是晚上进城，那种挂着拖斗的大卡车，卡车的车斗里高高地堆着化肥或者砂石，拖车上高高地堆着农药或者建材，基本上都是超载运输，主车和拖车的轮胎都压瘪了。想一想，卡车司机真是世界上最寂寞的职业，千辛万苦跑了那么长的路，好不容易跑到终点，也没啥风景，只有一些仓库和一些永远不会笑的卸货盘货验货的夜班工人，”飞飞笑了笑说“我也是夜班工人，但我是会笑的夜班工人，我是受卡车司机欢迎的夜班工人，平常我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淡季，也卖一卖羊肉。老实说，和客人在一起最怕安静了，怕交心，闹一点吵一点或者没话找话随便说点什么都比一声不响好多了，我一个小姐妹说过，只要出声就没那么容易坦诚相待，又没付我双倍价钱，凭啥还要我出卖灵魂，你在拍吗？”飞飞将推拉窗开了条缝，放进一些空气，也放进一点声音。

女导演听后心里笑，扪心自问那些为了迎合评委迎合奖项的选题耗费了女导演大量的心力，但绝不是她的心爱。事实上，女导演之所以“没有出卖肉体”也正是因为自己“出卖了灵魂”。虽然和前男友还有联系，女导演至今保持单身，这期间不乏有追求者勇敢示爱，交友软件上的新朋友也很活跃，女导演审慎地没有看上其中任何一位，她不希望自己将来成功之时，冒出一堆“一夜情”的爆料，一如不希望将来人们发现她，一位功成名就的导演，居然也拍过许许多多俗套的婚礼录像、程式化的企业宣传片，成为职业生涯乃至人生的污点……女导演是自律克制的，以“将来成功之时”做赌注。

元旦，后母打电话给女导演，叮嘱她下周寒潮来袭注意保暖，最后希望她今年回家过年。女导演心里一阵悲凉，不单单是因为拒绝了后母。

之前女导演利用暑假帮故乡小学整理录像带资料并进行数字化转录存储时，发现其中一摞录像带的主角都是后母，迎新晚会、庆祝五一劳动节表彰大会、建党七十周年文艺汇演、中秋晚会、国庆汇报演出、年度教职工大会……同一个舞台上，后母表演过采茶舞、孔雀舞、长袖舞、惊鸿舞、花伞舞、芦笙舞、铜鼓舞、秧歌舞、花灯舞，虽然影像资料年代久远了，像素不高，跳帧，仍然掩不住后母的生机勃勃、灵气逼人。台上的后母宛如一株茶树、一柄绸伞、一只孔雀、一只鸿雁、一支舞或一支曲，而不是台下女导演家中的一只搪瓷杯、一双橡胶手套、一瓶洁厕灵、一件破洞的连裤袜或一只便血的痰盂。

后母虽然活过了母亲的年龄，但身体也不好，冬夏两季便血。为了起夜方便，后母在卧室里摆了一只痰盂，半夜三更摸黑坐上去，清早起来就是血血红的一大盆。后母在电话里和女导演开玩笑说，我的每一天都是从无偿献血开始的。女导演一点也不觉得好笑。后母就板起声音严肃地让女导演千万千万保重身体，“别像你……我一样。”女导演清楚后母吞下去的字眼是“你妈”，这是她们的默契和禁忌，好几次女导演差点冲口而出，“没关系，你可以谈一谈她，我想认识你所认识的我母亲。”借此或许可以听到她或她的一点真心，而不是没话找话一刻不停地填满两个人之间的沉默。假如后母生在大城市，会不会成为一位著名的舞蹈艺术家？以后母的才情真的不应该虚耗枯萎在故乡那样的小县城里，紧绷着微笑，绷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按捺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后母，以期赢得她的“流动红旗”。故乡小县城杀死了后母，女导演不无悲凉地想，但她从未将后母的死讯告诉后母，“好的，我知道了。”女导演轻描淡写结束了和后母的通话。要想免于被故乡杀死，要么像飞飞一样逃离，一劳永逸；要么功成名就。女导演选择后者，成功是她还乡的衣锦。

飞飞是理想中的失足女，十分理想的拍摄对象。飞飞有苦难的身世（险些因偏见陋习命丧故乡的城墙根），有被大城市碾碎的梦想（连群演的机会都没捞到），有不长不短的从业经历（对这一行还有热情，积累了一定的心得体会和少许不满），以及感情状况（？）。

飞飞毫不隐瞒自己的婚史，这让女导演惊诧之余，更加确认飞飞是有故事的女主角。

“老家结婚都早，我二十二岁结婚已经算晚了，他更晚，二十五岁。我们在老家就像两只怪物，我们不想当怪物，只好结婚。结婚第三年，我们就逃出来了，因为一直没生孩子，我们又成了怪物，我婆婆，也就是他老娘还想让他哥帮帮我们，这种婆婆天底下少有，但我们那里一点也不稀奇。”

“没找医生看？马路上是根电线杆就有专治不孕不育的小广告。”女导演说。

飞飞光明磊落地外扬家丑，说，“他是阳痿，治不好的那种。”

女导演豁然开朗，飞飞“失足”干这一行应该是出于某种补偿，同样是出于补偿，飞飞的丈夫默许飞飞干这一行。女导演不无悲凉地想，从拍摄血泪史苦难史的角度来说，飞飞真是十足理想的拍摄对象。

“就算我是观音庙，我也不想让他进来，当然他也进不来，哈哈……”飞飞笑着说，“我跟他的结婚只有在老家才有意义，在这里，谁还管我们结不结婚生不生娃啊，再说这里的怪物远远多过正常人，你在拍吗？”

“你想离婚？”

“在这里，结不结婚，离不离婚都无所谓，谁管你啊，我在电视里见过一个新闻，说的是老婆背着老公在外面找男人，撞破以后，老婆要离婚，老公死活不同意，老婆就到别的城市去了，去做‘鸡’了。女人家宁肯去做‘鸡’也不要做这个男人的老婆，他们的关系可想而知。我跟我老公的关系还没到这一步，我也乐意有个人给我买菜、烧饭、洗内衣、洗内裤。前两天我买了两套蚕丝内衣，很贵，想了很久还是买了，我觉得很浪费，一套寄回家给我妈，虽然我铁了心不回去了，毕竟过年，心意还是要到的，另外那套我自己穿。我和他睡在一起很少讲话，我们就是单纯睡在一张床上，因为休息室摆不下第二张床嘛，真的再没有比我们单纯的夫妻了。那天他碰到我的蚕丝内衣，讲了一句，真滑。我就讲，一分钱一分货，不管是人还是物。他就蔫了，估计是想到结婚的时候我们家收了他家的聘礼，但一点见面礼也没回给他，也没出嫁妆，等于是他倒贴。反正只有这件内衣是我自己亲手洗的，我怕被他洗坏了，你在拍吗？”

女导演不无悲凉地联想到后母，一分钱一分货，后母年轻貌美的时候一定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折旧成一名后母。

“你肯定没见过比他更窝囊的男人了，”飞飞光明磊落地在家丑外扬的路子上越走越远，“不光我的内衣内裤，其他姐妹的内衣裤他也洗的，洗一件收两块钱。姐妹们都说他洗得好，是用心洗的，我能说什么呢，他好像天生就是干这种事的料，你不能指望他出去喝酒吹牛谈生意，干些男人家该干的事业。我老爹是阉鸡匠，每年四月到五月，老家的小公鸡换出亮羽了，老爹就忙了，走家串户去阉割小公鸡。阉过的公鸡往往会性情大变，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和活力，有的还会像母鸡一样照顾小鸡，我老爹每次喝多就炫耀他这辈子割过成千上万个公鸡的睾丸，吹嘘自己是睾丸杀手，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骄傲的，总有一天我经手的数量会追上我老爹的，我有信心，我在这里还能干上好多年，当然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说岔了，我的意思是，我老公就是一只阉鸡，你在拍吗？这一段你一定要拍下来。”

女导演和飞飞在零点之前都听到了鸡鸣，一阵接一阵，新的一年还没到来，夜还很黑，似乎还有几声犬吠，也许正有几辆封闭的盗狗车在高架桥上狂奔吧。除夕夜对于养鸡场的鸡群是一场灾难，持续不断的爆竹声使它们惊飞惊叫，导致春节期间的蛋量和质量都严重下滑。飞飞的嗓子有点哑，仿佛说话太多，哭过一样。女导演的个人作品展演在老彩电上安安静静地继续着。

女导演和飞飞看完了女导演和飞飞，往前跳了几段，就看到集装箱里的结扎男放狠话说，我一定要给我的命根子要个说法。飞飞沉默着，似乎又觉得不应该沉默，就再次讲起阳痿丈夫，“我老公只有穿警服的时候才像个男人，换上警服就像换了个人一样，以前在老家他一直想当兵，可惜身高不够，没办法，就到派出所交警大队门口蹲着，看那些穿警服的民警交警进进出出，过一过干瘾。你不知道吧，他还把普法宣传手册上的警察照片都剪下来，贴在床头，早晚各看一遍，运气好就能梦见警察。他的衣柜里除了内衣内裤，全是各式各样的仿真警服，有消防武警、交通警、户籍警……有意思吧。”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发现沙发上叠着几套警服，还以为是你为了满足一些客人特殊癖好准备的道具。”

“他最宝贝他的警服了，除了我，谁都不许碰，我也不稀罕碰。有一次他求我说能不能不穿蚕丝内衣，改穿一晚他的警服，让我穿着警服抱抱他，我当然没有同意，他也就没话说了。我说真的，再没有比我们单纯的夫妻了。”女导演完全没想过屋里还有一个男人。飞飞像是安抚女导演，说，“我们第一个晚上的那两件短风衣就是他盖的，不过你放心好了，我把警服都收在一楼了，不穿警服他不敢下来的，只能老老实实待阁楼上。”女导演松了一口气。飞飞说，“有一次我在一楼接待客人，他下来找我接个电话，客人一见他那身警服，立刻软绵绵吓半死，当场下跪求饶，一边流眼泪一边发誓说这是他第一次来这种地方，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他还有单位还有老婆孩子，只要不让他丢人，什么私了的代价都愿意承受。那是我老公在这个城市发的第一笔横财，他高兴坏了，用这笔钱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套真正的警服、一根真正的警棍、一把玩具枪，他越来越像个警察，反正在这里，没有人怀疑他。好几次我以为那些老板打扮的男人就要进我的观音庙了，我老公总能在最后一刻出现，不早不晚，在那些男人进来之前，软下去之前，逮住他们，恐吓他们。那些老板打扮的男人有些是真老板，硬挺挺地裤头一拉，笔挺挺地交钱走人，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其余的就都是些充大款的水货，有些混得还不如我们，有洗脚城的服务生，有在饭店帮人停车代驾的，最气的是碰上过捡破烂的，他说他身上那套名牌西装是他捡来的，我老公就用警棍打他的屁股。”

“幸好我不是男的，不是老板，你们这是夫妻搭档仙人跳。”女导演庆幸摄像机开着，录下了这个有意思的片段。飞飞说，“有意思吧？我先喝口水。”女导演就把飞飞和摄像机留在外屋，自己往里走，走过正骨推拿间，在墙上一溜关之琳、张柏芝、林志玲的注视下，走进一个密闭的阳台。黄蒙蒙的铝合金窗户隔绝了屋外的噪音和视线，曾晾过许许多多真假警服的晾衣绳上还晾着一对有点发黄的粉白色胸罩。女导演捏了捏这两只落单的胸罩，干透了，摘下，回屋。

“这不是我的，”飞飞难得有点激动，“我一个小姐妹留下的，她不在了。”女导演对折胸罩要给飞飞，“你先帮忙收着呗，都发黄了。”飞飞提高分贝说，“我说的不在了，是指人回老家了，死啦，再也用不着这玩意儿啦。”女导演一惊，控制着没有直接把胸罩丢到地上。此刻要是后母在，铁定要催她去洗手了，大过年碰死人的东西不吉利，然后亡羊补牢似的喝止，大过年的不许说死。后母信奉一句古话：你说了什么就会遇到什么。这句古话让后母把许多话都烂在肚子里。每次和后母通话必少不了这一类训话：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好的话不要说，快过年了要多讲好话，要是到山上也不要说蛇，我和你爸周末上山去看你妈了……女导演“嗯”了一声，说，你们肯定没有遇到蛇吧。后母也“嗯”一声。

女导演向飞飞打听小姐妹之死时，暗暗庆幸后母不在场。关于小姐妹的死因死法，飞飞一问三不知；再问及小姐妹的身世、理想、从业经历、感情状况，飞飞也一概不知，“这个城市就是这样，这里很冷漠也很自由，因为冷漠所以自由。你在拍吗，导演？你觉得我这句话讲得好不好？”

“因为冷漠所以自由？”女导演冷漠地重复了一遍，说，“唯一证明她存在过的证据只有那对发黄的胸罩了。”

“也没人关心，所以就一直挂着，和两只死鱼一样，好像是晾衣绳自己长出来的。”忧郁仅停了片刻，飞飞就坏笑着直指女导演的胸口问，“你戴多大的？”同时走到摄像机后面，把女导演挤到镜头前，女导演不自觉抱胸。飞飞操纵摄像机，镜头框住女导演的上身，女导演俨然囚在刑讯室里的女犯，“你那里是不是藏着偷拍摄像机？”

“我再说一遍，没有！不信，你可以来检查。”女犯斩钉截铁说。

飞飞也闯进镜头里，刑讯室多出一名女犯，多了一些身体接触。女导演无法解释自己当时的顺从，或许是受到了摄像机的压迫？一时不能适应从摄像机后面“看”到镜头前“被看”的转变，顺从地任飞飞把她放到沙发上。检查胸口前，飞飞先脱了女导演的鞋袜，细瘦的脚踝搁在沙发扶手上，好像两件摆在毛绒基座上展出的易碎品。飞飞抱着这两件易碎品忆苦思甜，从前保健按摩的学徒期，挤在老中医家的地下车库，暗无天日；周围全是盲人只有她一个健全人，暗无天日；作为互相练习，飞飞不知道捏了多少双盲人的手脚。“那些脚也是盲的，怎么捂怎么捏都没有血气，跟冻在冷柜里的死猪肉一样。”

女导演感到脚心疼得发烫，仿佛踩着火炭。飞飞的十个手指头仿佛十支火把，火苗流窜，游遍全身，女导演的心也酥酥地烫化了。屋里暖气很足，女导演瑟瑟发抖。

飞飞和女导演一样，呼吸有点急促，声音发抖仍说个不停，“这几年，老家搞旅游开发，听说盖了一座‘仁义之乡’的牌坊，街路两边的人家都换上了铺面式排门，做起农家乐卖土特产，政府也花了很多钱对外宣传，但老家的知名度还是一般般，可一说到是潜逃了二十八年最终落网的连环杀人犯的老家，那知道的人就多了。很多人都知道那个悬案的。”

“我也知道。”女导演稳住呼吸，轻飘飘说，“前后十四年杀了十一个女人。”

“刚好是我出生那年他开始杀第一个女人，新闻上说连砍了十几刀，脖子完全被切开来，好像对女人有深仇大恨，”飞飞贴近女导演耳边吹了吹，“我的手告诉我，你虽然像一个男人一样干练，其实骨子里你是一个小女人。”飞飞的肺安静下来。女导演试图像以往那样强装镇定蒙混过去，但赤裸的身体颤颤巍巍，发出咕噜声、跳动声及共鸣声，破绽百出，女导演吐不出一个字了。这在飞飞看来是一种默认，“我好像有点明白那些买初夜的男人的兴头啦。”女导演像是刚刚退烧，目眩，有气无力。飞飞握了女导演的手，两个人都安静下来。

零点的钟声敲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