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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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写作行为的发生都需要一个目标明确的前提或者说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很多时候，写作的发生充满了偶然，随意翻到的一行字，一个标题或者一个单词，甚至是几本书摞在一起时几个书名并置所产生的效果，比如“启迪”和“文字既垃圾”，“反对阐释”和“开放的作品”等等等……都有可能刺激写作的发生。肇始于偶然因素的写作，大约也会在进行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对于一个还在“学徒期”摸索的人来说，接受意外、偶然、不确定性，其实意味着对指向未来的种种可能性的期盼。

原本是为了核实、查对某个观念而重新打开一本读过的书，想要做的事情没有完成，而平时散落于脑海中的某些只言片语开始具备了某种形式，于是便有了以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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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学批评在当下算是一个正当的职业的话，那么，在漫长的“学徒期”中大约总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对理论和大师批评经典如饥似渴地阅读。这种饥渴并非仅仅是因为知识的匮乏，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名震天下的野心和虚荣心。于是，阅读行为变成了寻找闪闪发光的金句和气势恢宏的论断的过程。因为，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在随后的操练中能及时地把它们镶嵌在文章中，所以，写作的过程也就成了制造“我在说，世界在听”的幻觉的过程。然而未经有效审视和转化的知识实践总是来得汹涌，耗散得迅疾，如同幻觉来去如风。总是用不了多久便会发现，一篇篇貌似华丽而深沉的成品其实只是骷髅新娘，经不清细看和推敲，轻轻一碰，大师的残骸散落一地。“学徒期”的写作像是醉酒时砌出的歪歪斜斜的墙，幻象里却是一条伟岸、绵延的长城。清醒之后，一切需要重头再来。若想建造一栋美丽的房子，就需要不断地观摩那些著名的建筑。不仅需要观察材料、结构和造型，还要勘察地势和周边的风景。

必须承认，学徒期的写作大多是假装高深实则幼稚的写作，单纯的野心混合着自以为写作有捷径可走的虚荣心和小聪明。然而写作终究是一种个人行为，倘若有人愿意停留与此，大概也没什么好指责的。如果对写作本身还有期待，那么进步则有赖于自我反思和自我检讨，“重读”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于学徒而言，那些令人着迷的句子之所以看上去纯粹、坚定、耀眼、透明，大抵是过滤、提纯杂乱的历史信息的结果。“重读”便是重建围绕着这些句子的杂吵的现场、纷扰的现象，辨别周围的噪音，揣摩作者站立的位置、观看的视角，想象其思辨、写作的过程。

选择重读苏珊·桑塔格完全是一次意外。同往常一样，我携带着明确的功利目的，为了查找疑似她说过的一句话以便于引用，而重新翻阅《反对阐释》这本书。最终，我并没有找到那句话，然而从刻意的寻找到散漫的翻阅的转变过程中，很多“意外”出现了，于是便想写点什么，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前面已经写下的那些文字。

《反对阐释》出版于1966年，收入的文章皆写于此前的五年间。1960年代无疑是欧美社会、文化激变的时代。苏珊·桑塔格和她的同代人站在历史的漩涡中，她如何对周遭的世界作出反应，如何拣选时代的碎片并迅速作出判断，重新想象这种状态和过程远比寻字摘句更有意义。至少对我来说，这是基于写作上自我要求而必须进行的另一种学徒期的训练：训练如何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辨识出时代精神，学习如何在层出不穷的事件和眼花缭乱的现象中发现未来可能的方向，如同在沙漠中寻找绿洲，在荒原中探寻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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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苏珊·桑塔格的文字和观念远非高深莫测，她亦没有站在人类精神顶峰充当“哲学王”的意图，她的写作是对肉身撞击周遭世界时具体经验的描述和判断，是典型的“批评”。因此，与其将其视为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经典，倒不如想象这一切从现象、经验到语言、文本的发生过程。

所以，“重读”并非仅仅是知识层面上的“温故知新”，更非仅仅是针对特定的文本或个体，它更像是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检讨，这种行为所唤起的是对过去写作和阅读的否定、修正进而重新打开。

举个例子吧。重读时，遇到了这样一句话：

“趣味没有体系，也无以验证……感受力几乎是难以言喻的，但并非完全不能言喻。任何一种可以被塞进某种体系框架中或可以被粗糙的验证工具加以操控的感受力，都根本不再是一种感受力，而是一种思想……

要以语言来框定一定的感受力，尤其是一种活跃、旺盛的感受力，人们必须审慎而灵活。要把握这种独特的难以捉摸的感受力，札记的形式似乎比论文的形式（它要求一种线性的、连贯的论述）更恰当一些。”[1]

这段话出自著名的《关于“坎普”的札记》。对批评文章的阅读，大约最吸引人的总是与批评对象有关的直接的价值判断。正如我当初阅读时，最为急切的便是弄清楚何为坎普，如何描述和判断它。事实上，当这篇文章再次出现时，我发现自己早就记不得那些曾被标注过重点的句子。重读时，我发现自己也不关心她如何描述、判断坎普，脑海里反复出现的两个字居然是“札记”。

为什么是“札记”？

“札记”是一种片段式写作，苏珊·桑格塔曾在评价罗兰·巴特时，将这种形式总结为：“以片段、插曲或‘注释’的形式写作必须要有新鲜的，序列的（而不是直线型的）排列形式。这些序列可以通过某种主观任意的形式表现出来。”[2]她简单地梳理了一下脉络，并提及了克尔凯郭尔、尼采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巧合的是，几乎在《关于“坎普”的札记》（1964年）发表的同时，乔治·斯坦纳（1965年）对维特根斯的写作做出了类似的描述：“它由格言警句和数字构成，似乎是从另一类型的确定书写中借用的。”[3]并将这种形式的写作称之为“毕达哥拉斯文体”。在文中，除了提及前述的那三个人，还提到了本雅明、布洛赫等人。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的名单和书单，如布朗·肖、波德里亚、巴迪欧等，去证明“札记”是大师批评/理论写作谱系中一个多么重要的文体。苏桑·桑塔格自然是这个脉络中及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事实上，命名的差异并不影响我们关于“札记”基本理解。所以，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意识到，作为批评文体一种的“札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呈现方式和文体风格，它既是形式主义的，也是方法论的。苏桑·桑塔格曾非常精辟地总结过这种兼具形式感和思想冲击力的文体的基本特征：

“……警句式的模式，其宗旨在于概括某些东西。格言式思维的本质在于总是处于结论的状态中；一种要得出最后结论的企图内含于所有强有力的创造警句的活动之中。”[4]

然而必须承认，在我们写作的时代及其价值判断体系中，札记是等而下之的文体。它意味着印象、不连贯、感性……这些词语以及类似的表达都在暗示：经验描述上的不可靠和知识、意义上的欠缺和匮乏，大约就是这种写作难以摆脱的宿命。站在“札记”对立面的，是一个种叫作“论文”的写作和文体，它预设了“体系”作为总体性特征，逻辑、理性、客观等词汇及其所包含的要求围绕着这种形式的写作，真理的知识形态、意义的深度等是写作行为开始时就被预支的期待和赞扬。这种区分视无疑已成为文学批评写作的“常识”。

我想，在人文精神充满活力的社会中，“常识”的建立，是不同的精神现象及其成果多元竞争、民主协商的产物。不同类型、方式的知识表达和价值呈现都应该得到平等意义上的尊重，至少这应该成为评价具体的精神现象及其成果前需要遵循的前提。若以知识的生产方式和精神成果的形态作为划分知识的意义及其价值等级的前提，那只能是有着历史根源的制度规训的结果。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触手可及的一切都被编织进制度之中，在这样的社会进程中，那些未经反思或者未曾觉察的包含着歧视、压迫、奴役的社会现象、精神现象都因为卷入制度化进程而获得合法性，包括批评实践及其评价体系在内的文学制度亦存在类似的情况。大家似乎都已经习惯了在制度规训的前提下去思考问题，久而久之便遗忘了并非所有的制度都起源于对历史形势和现实状况的顺势而为，有些情况可能是回避历史震荡时出于自我保护的权宜之计，慢慢地却变成了作茧自缚的制度安排。

或许是习惯了安逸、顺从以及一些制度性奖赏，大概也就懒得去做一些改变。这时候，历史的同情便变成了掩饰苟且的借口。以奖赏顺从作为维持制度运转的基本手段，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只是当这样的事情在人文精神领域成为常态的时候，死魂灵的时代重新降临的日子大约也就不远了。按照制度的指引日复一日、乐此不疲地制造着荒诞，荒诞本身也就成为了常识：我们以“论文”的姿态去阅读、引用、转述这些被视为“经典”学术文献的“札记”的同时，却排斥支撑其形态的思维和方法，并不断地安慰自己，从来如此便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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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我们身处的写作环境及其滋生的症候，大概可以借用罗兰·巴特所言的“体系硬化症”来描述。这个概念之所以被桑塔格提起，正是因为巴特的写作所呈现的“断片的理念”[5]和“格言式表达”[6]以及由此呈现的“坚定和简洁”[7]的文体风格，即所谓“札记”式写作，针对的正是这种症候。

事实上，文本形态和语言风格只是我们讨论“札记”的起点。因为语言、体例和结构等层面的问题毕竟只是可供模仿的技术操作问题。而“札记”张力在于支撑这些操作的问题意识、思维方法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这也正是苏珊·桑塔格所强调的：

“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体系架构者的敌意一直是显示优雅思想品味的一种周而复始的特点。众多卓尔不群（其实是难以忍受的）优越感的人宣告了体系的荒诞性，其中包括克尔凯郭尔，尼采和维特根斯坦。对体系的蔑视，以其强大的现代形式，成为反对律法，反对强权自身的一个方面，另外一种比较陈旧温和的拒绝存在于从蒙田到纪德的法国式怀疑论传统之中……”[8]

那么，就先谈谈“体系”的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体系”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意义上的反动和僵化，但是“体系”作为知识和意义呈现的某种方式，从经验的归纳到到体系的建构，它有着自身无法解决的逻辑悖论。一方面，“体系”追求总体性，是人类探索世界真相和本质很重要的方式，它假设通过知识的归纳和抽象能够逼问出“洞见”；另一方面，这是经验的复杂性和意义的繁复性被不断规整、提纯的过程，而规范之外的意义将被压制或剔除。在这样的时刻，“盲见”与“洞见”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我们所亲身经历的有限的历史进程中，已经有许多事实证明，不被“体系”接纳的知识和意义并不一定就是世界的残渣，事后的追溯与重新发现在历史的黑洞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更为严重的情况大概会发生于“体系”的拒绝与权力相遇时，知识生产和意义呈现也就成了制造历史幻觉的手段。这个时候，“体系”的面相便由对真理的偏执的自信，变成了迷信或假装迷信的野蛮和杀戮。

再来谈谈体系的历史困境。所有的知识和意义发生都存在着历史起源，或者说，所有知识和意义的最初形式都是面对具体的历史困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但是体系化的过程却是抹去历史痕迹的过程。因此，形成于特定语境中知识体系面对流动的历史和变动的世界，如何保持有效性，这是一个困境。吸收新的经验意味着“体系”的改动，而“体系”的自身运动逻辑却是趋向封闭。

所以，“体系”的困境便成为反观“精神形式和精神运动”[9]之一种的“札记”的参照系。与追求本质、真理等总体性要求的“体系”相比，“札记”无疑更为“现代”，它质疑“本质”在流动的世界的面前可能出现的僵化和反动，它反对“抽象”所隐含的肤浅和轻率对精神深度和复杂性的消减和抹平，它对抗“权威”对歧义和异质的粗暴消灭。所以，乔治·斯坦纳亦曾简洁地定义过“札记”的精神特质：“它使怀疑和严格评估成为自己的句法、风格和对象。”[10]这与前述桑塔格的观点大致相同。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札记”的精神气质并非是对相对主义的放纵，亦非无政府主义意义上的盲目反动。它对“不确定性”的关注和信任，其实是典型的现代性气质。或许可以换个角度，从历史语境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精神气质的发生。

1960年代的安伯托·艾柯曾论证“开放的作品”是一种“文化模式”，他想用这种观念来描述包括文学在内的先锋艺术的生产和解读。这种观念涉及的问题如下：

“这些探讨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艺术和艺术家（他们所代表的形式结构和诗学计划）面对偶然情况、不确定性、可能性、含糊性、多元价值所做出的反应；进而是现代灵感对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逻辑学等科学的新启示做出的反应，是对这些科学开辟的新认识论所做出的反应。”[11]

在穿越过中国1980年代以来急速更迭的历史语境后，以我们自身所积累起的现代性体验，去理解1960年代的欧洲在文化政治激荡的时代里所提出的“问题”，大概是不会存在多少障碍的。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便是，艺术问题、技术（科学）问题与心理问题相互冲突与弥合。简单说来，科技问题带来的不仅仅是关于世界真相的认知深度，与此同时亦扩大了关于世界无知的边界。“真相的深度”和“无知的边界”瓦解、松动的都是关于世界的稳固、恒定的观念形态。与此同时，关于世界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偶然性等观念便渐渐成为人与周遭世界相处的基本“意识形态”。由此，作为人与周遭世界互动的产物之一种的写作便表现出多元、开放的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心理）、科学（技术）和世界其实是共享了某种“共同的形式”[12]。

在类似的问题上，苏珊·桑塔格与艾柯的观念非常相似。在谈及“新感受力”时，她讥讽了C·P·斯诺“两种文化”观念在新的历史情境中的不适用：

“‘两种文化’的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在于我们当今的文化处境的无知、落伍的理解……事实上，在科学技术与艺术之间，不可能出现分离，正如在艺术与社会生活形式之间不可能出现分离一样。艺术作品、心理形式和社会形式互为映衬，彼此相随变化。”[13]

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不那么严谨但确实有些道理的结论：相比较而言，“体系”更像是带有前现代思维特征的知识生产方式，追求恒定、稳定的意义系统，并企图获得一劳永逸的终极解释；而“札记”则更像是对充分发展而又错综复杂的现代性语境所采取的更为开放、自由的应对方式，它并未放弃关于真相和真理的追寻，只是具体的态度上表现出某种自信意义上的宽容，既坚持“片面的深刻”，亦对其他可能性表现出多元、开放的姿态。这大概也是苏珊·桑塔格坚持以“札记”的形式来呈现“新感受力”的原因，正如其不断被提起的“反对阐释”，其重点始终不是反对“阐释”本身，而是指向僵化的体系及其承载的腐朽的观念形态。

事实上，“札记”也好，“体系”也罢，都是知识生产、意义表达的不同方式。凸显“札记”的意义，绝非意味着要压倒“体系”。如艾柯在提及“开放的作品”的理论意义时提醒的那样：

“开放的作品这一艺术理论正好给了我们这样的历史性机会；确立这样一种文化，它使我们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感知形式和演绎活动而使不同的启示和解决办法相互补充；它确认经验的不连贯性是正当的，以此作为一种价值来取代通常的连贯性；它能将不同的探索的决定组织起来，归结为一种统一的规律，这样的规律并不预先规定探索的一致的结果，而是相反，正因为它们恰恰是对立的，是互为补充的，才认为它们是有效的，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这样就可以产生新的前景和更为广泛的信息。”[14]

所以，若把“札记”视为“开放的作品”范畴的内具体形态之一，那么，与其说“札记”对“体系”抱有水火不容的古老而天然的敌意，倒不如说，因为它的存在使得历史现场的知识生产和意义呈现显得更为丰富和民主。

 

5

本想以“札记”的形式完成关于“札记”的讨论，行文至此已足以证明这确实是失败了。但似乎还没有溃败得那么彻底。

我想，我至少遵循了一个基本原则，反复谈论、描述“札记”却不去定义“札记”，是对“札记”的精神特质的尊重。因为任何试图定义“札记”并将其本质化、理论化、体系化的企图都都是对其的误读和扭曲。

我大概还说清楚了一件事情：在社会转型、文化激荡、历史峻急的时代里，“札记”是写作所应具备的尖锐的问题意识、紧张的精神状态及其采取的激进而开放的应对方式，它主要表现为如何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攫取自认为有意义的时代碎片并迅速做出判断。问题意识始终维持着“札记”写作过程中内在的紧张感。而正是这种内在的紧张感导致了“札记”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感。

而我的失败正好能够澄清“札记”的形式感所可能带来的误解。“札记”绝非灵感爆发时的记录片段，或简约、克制抒情短章，抑或是零碎、模糊观念的思想草稿等。所有这些孱弱的、徒有形式的文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为逻辑混乱、思想匮乏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严格说来，“札记”的形式感无章可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问题的内部需要，即具体语境中经验、思想、文字的相互抵制和捕捉的张力关系。

 

6

坦率地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确实曾考虑更为具体地谈论“札记”之于当下“学院批评”的意义。这同样是因为苏珊·桑塔格的一句话：

“移居纽约使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意味着我将在无比安全的诱人的大学的世界之外扎下了自己的营帐。毫无疑问在当时的空气中弥漫着新的宽容，旧的等级秩序已经烂熟，正等着被人推翻。”[15]

出于对当下学院批评的不满以及我个人的身份问题，我于这样的表达自然是心有戚戚然。但我提醒自己，“札记”在问题意识上的挑衅姿态并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在追问真相和深度时更具有建设性、开放性的姿态。所以，我克制住了那种写作上屡见不鲜的投机取巧的冲动，即以引经据典的方式去批判自身观念的对立面。我无意全面否定这种方式。只是觉得，“札记”写作，具体到我自己的职业，作为“札记”的文学批评，终究是需要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中。所以，在自身没有实实在在的批评实践来证明自己所倡导的观念时，引经据典式的破坏式批判大约也只能逞一时口舌之快。更何况我面对是1980年代末就开始无限膨胀的体制性庞然大物。谁能保证那些在其中自得其乐的人，就一定没有我看得清醒呢？

所以，我最终还是努力地把话题限定于关于“札记”理解，以期通过这种带有自我反省意图的讨论为自己接下来的写作确定大致的方向，去证明“批评的本质在于札记”。在那篇著名的“札记”《反对阐释》中，苏珊·桑塔格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16]。而我想说的是，相对于已经出现“体系硬化症”的学院批评，“札记”便是文学批评的的色情学。

完稿于2017年11月13日午夜12点49分，恒山路

修改于2017年11月13日20点35分，梦都大街

 

注释：

[1]（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02页。

[2] （美）苏珊·桑塔格：《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页。

[3] （美）乔治、斯坦纳：《毕达哥拉斯文体》，《语言与沉默》，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4] （美）苏珊·桑塔格：《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5] （美）苏珊·桑塔格：《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6] （美）苏珊·桑塔格：《三十年后……》，《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页。

[7] （美）苏珊·桑塔格：《三十年后……》，《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页。

[8] （美）苏珊·桑塔格：《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9] （美）乔治、斯坦纳：《毕达哥拉斯文体》，《语言与沉默》，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10] （美）乔治、斯坦纳：《毕达哥拉斯文体》，《语言与沉默》，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11] （意）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12] （意）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13] （美）苏珊·桑塔格：《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页。

[14] （意）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15]（美）苏珊·桑塔格：《三十年后……》，《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98页。

[16] （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