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概是2011年夏，在通远门老城墙上，从香格里拉支教回来的郑昆（可能是惟一得过中国新闻奖的松茸小贩兼黑车司机）约出版公司的编辑——他们两人都是我的报社前同事——喝坝坝茶，也捎上了我。

那天是这样一个情况，郑昆写了一个体育记者赌球后亡命天涯的小说。他想咨询这种故事能不能出版；顺便请我提提感想什么。交流完毕，我兴致大起，也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这部《完美的七天》。现在我还记得郑昆的那种表情，靠在躺椅上，双手抱头，眼瞪得老大：“妈吔，你整恁个复杂干啥子？”

这说明，我早就预备好了这个故事；但也说明，我并不具备“实操”故事的能力。这时我已写了大概六万字——尽管我计划好了主线、波折，甚至结尾——但死活就是推进不下去，多写一个字都觉得虚假。我知趣地停了下来。加上，那段时间我参与新创一份市场化的刊物，在传统媒体“断崖”的前夕。繁琐公务与日常的蝇营狗苟成了另一种借口。总之，这个草稿就扔在电脑里。

2016年春节前，我交了辞职信。之前也离职过两次（第一次没能成功），理由都是想创作。但只有这次是真的。我预感到：再不写，也许我永远也不会再写小说了。

我一直写诗，为什么那么强烈地想要写小说？其实我自己也不大理解。但有个确凿的变化是：从十年前开始，我的诗慢慢偏重于叙事与日常。有人说我的一些诗很接近于短篇。事实也是如此，我的几首诗后来干脆被我改写成了小说。

总之，我离职了，每天在家里的阳台上坐着，就像坐在一种明亮的黑暗中，强迫自己制造故事，或等故事来找我。不得不说，这种方式还是很有效。我一连写了十多个中短篇，大部分刊发了——比我十年来零敲碎打的总和还多。去年秋天，我刻意停了停。在这个空档期里，我突然意识到，还没写过一篇长的。于是，捡起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就成了一种极自然的选择。这一次，前所未有的顺利，我只用了一个月左右就完成了初稿。

为什么以前很难的事现在变得容易了？

或许，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时间的作用。

最早构思这个故事时，我还没结婚；当我开始写它时，刚有孩子；而现在，我对家庭、婚姻和情感都有了更为真切和复杂的感知。

此外，近两年相对密集的写作，使我对“故事”这个词有了新的体悟。此前，我主要写点短篇，往往受限于瞬间和毫厘。有多年习诗的原因；当然也有媒体写作的强大惯性。

再说，虽然草稿沉寂在电脑里，但故事并没完全从我脑海里离去。“故事是生长的”，这是小说里出现过两次的一句话——事实上，主人公的这个梦就是我的，我将它放进了小说。

有几位朋友看过小说后说，这不像你写的呀。

可能吧。因为它本就是“以前”的，它的骨骼和形态都是过去的。只不过，填入了我这些年的经验和触觉。由于长度的原因，我可以从容地放入一些戏仿与杂糅的元素。还有一点，我很明确的是：我想要写一个好看的故事。

用通俗的框架能不能写一个严肃的故事？

保罗•奥斯特经常这样干。《邮差总敲两次门》更像一种口述的行动叙事；《廊桥遗梦》干脆就是一部通俗爱情故事，为什么我不能试试用一个悬疑的壳？

对，最初我就是想写一个反《廊桥遗梦》的故事。正如《邮差总敲两次门》取材于罪案新闻一样，这个故事的灵感源自多年前一张周刊的某篇“情感隐私”，是我同事撰写的。现在，它的面目依旧是那样。但我回头审视小说，觉得它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小说里，一个发了点财的前诗人想要寻找自己失踪多年的情人；一个落魄的记者受雇去完成他的心愿。看起来，这似乎仍是一个探求隐秘的婚恋小说，但要问我自己，我更倾向于将它认作是一种描述“告别”的故事。

前者，在告别自己的青春和刻骨铭心的爱恋；

后者，通过一次“模拟”调查，告别自己的职业和理想。

他们都在寻找中告别，告别自己的某一部分，告别一个已消逝的时代。

毫不否认，小说中的“我”隐藏着一个现实里的我。

这种告别也是我的。

说一声“再见”很轻易。当坐在阳台上一整天写不出一个字的时候，我也偶尔会想，我告别的哪只是一份职业或身份，那是一种倚靠了十几年的习惯，那是一种近乎灌注却又脱离、贯穿我又死死将我摁住的什么东西。

不论在故事里还是现实中，不管对某事或是对于某人，做到投入其中、紧紧拥抱固然不易，但比之更难的是，当学会和习惯拥抱后我们还需懂得告别。

没有哪一种告别是容易的。

 

宋尾，生于一九七零年代，主要写作诗歌及小说，长期供职于媒体。现自由写作。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去》。曾获重庆文学奖，巴蜀青年文学奖，现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