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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黑:与“街道英雄”共同成长

来源:文学报 | 袁欢  2018年04月08日08:34

在见到王占黑之前,很难想到那些流落于时代的人间烟火故事,是个有点娇小又内向文静的女孩写的。她把故事定位于街道,这里的街道指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小区和工人新村。在时代的浪潮里,这些难以被具体命名的地方,日益显示出了衰落的气息。身为“90后”的王占黑,捕捉到了其中斡旋于生活里的身影,她聚焦于这个带点封闭性的、有独特面貌的旧社区,描摹生于斯长于斯的小人物图像,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鸡毛蒜皮、嬉笑怒骂的日常故事。

“我的写作从童年模糊的弄堂、河岸记忆中走出来之后,就一头扎进了这个独立于‘乡村’和‘都市’之外的半新不旧的空间。”同许多作家有自己的文学属地一样,王占黑也有一个叫做“街道英雄”的创作计划,篇名清一色叫做“××的故事”。(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空响炮》一书中,部分篇名有所改动)但不同的是,她的属地甚至没有一个叫得出口的正经名字,在记者的追问下,她说硬要命名的话,就叫“社区”吧。

一个通俗的说法是作家开始写作时,会从自己最信手拈来的经验开始,王占黑的经验就在这些老社区里。“我不希望只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培养皿,每个小区都有这样的人,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社区,它们或许彼此能互为当代城市丛林的样本。”她似乎在努力寻找一个更为宽泛意义的民生世界,于是各人各色的“××的故事”便轮番上演。在棋牌室里混日子的葛四囡和对对吴,推着三轮车早出晚归卖菜的老菜皮,跳广场舞、协管社区杂务的美芬,常年蹭公交的话痨吴赌……他们大多是生活在老旧社区的退休工人、老年人或外来务工人员。在王占黑眼中,这群共生于一处的人,不应该只是一个集体名词,每个人都值得被深挖与讲述。“××的故事”读起来明面上都是热热闹闹的趣闻轶事,骨子里却带着强颜欢笑与欲哭无泪的悲伤。

“街道英雄其实都很不英雄。”王占黑提到笔下的人物时如此说道。“我不想卖惨,我写的也不是纯粹的底层文学,这些人不需要同情与批判,他们可以不光鲜亮丽,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生活的样貌和秩序,同样有生命力,所以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从写“英雄”的一面到“反英雄”的一面,王占黑是经过了时间的历练的。她高中开始零散写作,停笔几年,读研究生期间突然觉得“读不进书了”,她告诉记者,那时她陷入一个低谷期,不断地怀疑自己,对未来充满迷茫。她意识到她需要输出,于是文学再度成为了她的出口。即使写作有所间断,以前的经验仍然渗透到了现在的文学世界中。那些被“嫌弃语言做作”的文字,在某一天,成为《小关的故事》中的“文中文”,高中时写的小关光鲜亮丽的文字,和现在写他潦倒落寞的文字被汇集到同一地方,“五年后,我的理解变了,去挖掘他们吃苦耐劳的光辉历史,还不如写他们生活中不英雄的事”。文本中“我”的视角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往返,但“我”不代表立场,多是一种情感参与,与他们共生呼吸,也代表这位年轻作者自身的某种成长。

讲述“街道英雄”,王占黑尝试用平静克制的语调,如评论家张新颖在她的新作《空响炮》序言中所说的“她的叙述是这样的社区生活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更不是上面的——叙述”,“在社区生活里面”意味着作者的凝视不会只是一个点或一个部分。如何呈现“街道英雄”的独特性,作为浙江人的王占黑想到了方言——吴语。比如在《麻将,糊了》一篇中,吴光宗和葛四平的斗嘴与顽劣,常常以方言对话呈现。王占黑不担心方言会影响阅读,她将方言定义为母语写作中的一层“底色”,有点近似于电影中的画风和基调。“‘底色’的特质首先展示在对话上,然而很多时候,对话所展露的印象并不在对话本身,在排除内容之后,环绕在句子外面的一个更大的气氛,它才是真正的‘底色’。这意味着,地域文化所携带的风格,不仅仅停留在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更包含了怎样说出来的问题。”方言不是一种写作技巧,更多是文化的一种渗入。王占黑对方言的使用是有选择性的,比如她多用一些口语感、趣味性较强的方言,又如大家多知道的“侬”、“阿拉”等独具上海特色词汇,她一般会避免使用,因为在她看来,“伊”更能代表吴语的特色。她希望通过这种尝试,对汉语进行挖掘,可以让非吴语区的读者感受到语言的活力。

熟人社会的另一个典型现象就是人们之间彼此称呼往往多用绰号,老菜皮、对对吴、葛四囡、怪脚刀,乃至“每一只晃荡的猫狗鸡鸭都有自己的地盘和名号”,这些绰号亦体现民间口头语言的魅力。“如果说街道是一种江湖,人们则以绰号行走其中,这个名号要叫得响,还要能遗传给下一代。诸如此类,恰恰展现了不上台面的口头语言所具有的高级的文学感,可谓一笔深厚的宝藏。”王占黑喜欢以闲逛的姿态去找寻生活中的灵感,在上海读书期间,她就常去各个旧社区,看挂出来的横幅,以期找到可以虚构的成分。“还有一些人的名字,也是外面看来的。马路上,医院里,公交车里。这些东西,想是想不出的,民间世界有它自己的派头,我只去捡,不负责造。”

重新写作以来,王占黑就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旧社区中,目前她已写了合计二十多万字的“街道英雄”故事,但要走出“较为狭窄的生命经验,去寻求当代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状况和民生联系”,注定是一个需要持续研究的课题。王占黑在《空响炮》里尝试多重切换视角,《偷桃换李记》不再局限于写某个人物,转而以事件主导情节,但是这些尝试依旧没有离开过社区这个“云”母题。于是,会有人好奇,她还要围绕这个地方转多久?当记者这般提问时,本来顺畅的对答罕见地停了下来,好一会她才理清思绪,回答说:“这个问题,很多关爱我的朋友纷纷提示过,可以走出来了。生活在上海,写一点都市故事,作为青年人,写一点年轻气盛的生活,不好吗。我都听进去了,无奈实践不如意。”在她看来,作者是小的,作品是大的。她目前不强求对于写作者自身的“多样化”或“跨界性”的尝试和探索,更多的想要试探这个空间的丰富和一致性,探索这个空间所具有的边界和深度。“我对发现这个空间可能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对挖掘自身可能性的兴趣。如果暂时难以‘转身’,难以‘抬头’,那就不转了吧。毕竟,他们比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