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寻找杨青娥

来源:《回族文学》2018年第2期 | 李有臣(回族)  2018年04月04日14:37

1965年7月,我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J县三台公社一所偏僻的农村小学当老师。因为我在师范学校当过一阵子团支部书记,所以一进这个学校就当了个“校长”——其实,官方宣布的只是个“临时负责人”,但大家都叫我“校长”,我也就默认了。

学校刚成立不久,除了上课用的教室,没有单身宿舍,没有教师办公室,连学校的围墙也只修了一半。一个负责给我们做饭兼打扫学校院子的农民,除了本职工作外,另一项任务就是,把时不时来这里转悠的村里的毛驴和狗赶出学校的地盘。

学校只有两名教师。新学期开始,又收了一个班,老师不够用,我找队长要代课老师,队长就把汪世元领来了。

汪世元二十六七岁,瘦高个,黑脸皮,甘肃武威人。据他说,他在老家当过地质队员,教过书,来这里才落户不久。问他咋跑到这地方来了,他说,肚子饿得实在不行了,就跑出来了。对此,我十分怀疑。报纸上说,1965年全国粮食大丰收,为啥单单武威闹饥荒?就算武威闹饥荒,他是个教师,吃皇粮的,也不会饿着他呀。但这是队长的事,我管不着。因此,也就没再追问。

说起他来这里落户的经过,他十分得意。他说,他在乌鲁木齐下了火车以后,听人说,乌鲁木齐东面有个县,粮食多得很。他避开大路(害怕抓盲流的把他遣送回家),走了三天,找人一打听,才到了J县的三台公社。他人乏了,肚子也饿了,顺着一条土路往前走,走到一个村子,可村子里空荡荡的找不见一个人。后来,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个中年男人,冲他喊:“哎,你闲转啥?咋不干活去?”他一愣,立刻走上前去,说:“我就是来找活干的。”中年男人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问他啥“成分”。他答“贫农”,然后就被领到办公室开了一张二指宽的条条子。就这样,他就把户落下了。——那中年男人就是现在的队长。

山区不通电,学校自然也没电。晚上我们四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只能躺在床上谝传子。这时,汪世元最爱讲的,也是他讲得最多的,就是他年轻的妻子杨青娥。据他说,杨青娥漂亮、温柔、贤惠、能干,简直是白璧无瑕;尤其是她的漂亮,你要听他说,恐怕连宋玉的邻家之女也赶不上。

我们三个都没结婚,也没女朋友。初听的时候,羡慕得人直往肚里咽口水;时间长了,就有点腻歪了。一个老师说:“一个老盲道,还酸不溜球的……”另一个则说:“你听他吹去吧!如果他媳妇儿真的那么好,他一个人跑到这儿干啥?”

汪世元听了并不生气,只是说:“你们还年轻,这些事你们不懂。”

学校的食堂吃得十分寡淡。赶上节假日,队上宰牛宰羊,大家想凑钱买点肉改善改善伙食,汪世元不出份子,说他不爱吃肉,害得那个农民每次都得单另给他炒一份素菜。

然而,至少有两次,我亲眼看见我们把肉菜分完之后,汪世元把半瓢开水往肉菜盆里一倒一涮,倒进自己的饭盆,秋风扫落叶般的,一眨眼工夫,就稀里哗啦地收拾个精光。

第一次让我看见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怕浪费……浪费了不好。”

第二次又让我撞上了,他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说:“我想攒俩钱。攒俩钱,把杨青娥接来。”

我不能去揭他的短处。想念自己的妻子,人之常情;再说,他在学校一口一个“校长”地叫着我,工作也认真负责,我咋能去说他的坏话呢?于是,我笑笑说:“老汪,新疆的秋天是要吃些肉的,否则冬天不好过。”汪世元脸上立刻活泛起来,好像听了什么表扬他的话,说:“没事!把杨青娥接来就好了!”

冬天来了。接连的几场大雪,把山川地头盖得严严实实,12月初,气温骤降至零下二十几度。

一天课间休息,我和汪世元谈课程安排的事。因为事情不多,我们在教室外面的一片空地上谈。没说几句,汪世元打了个激灵,身上像筛糠似的不停地抖动起来。我抓了一把他的棉袄袖子,里边空荡荡的,最多只穿了一件线衣。我说:“老汪,你这样会冻病的!”

汪世元说:“没事……”

“事”字刚送出口,他突然不说话了,挤着眼睛仰着脸,两秒钟后,接连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接着,清水鼻涕就稀里哗啦地流了下来。

他掏出一块破布,把鼻涕擦掉,接着又是几个响亮的喷嚏。

事情谈不成了。我把他拉到宿舍,从衣服箱子里翻出一件我的绒线衣,递给他。起初,他坚决不要,嘴里说的还是那句老话,“没事!把杨青娥接来就好了!”等把衣服穿到身上,把清水鼻涕擦干净,这才又说:“等我把杨青娥接来,我一定让她给你做一顿清清爽爽的浆水面,请你来吃。”我说:“那好吧,一言为定。我就等着吃你这顿浆水面了!”他还想说些什么,上课的哨声响了,他走了。

转眼间,到了1967年,农村的“文革”也开始了。生产队的工分值连年下降,到了1970年,变成了“倒贴”。汪世元是拿工分的代课老师,看来靠节衣缩食把杨青娥接来是无望了。我想借给他几个钱,让他把杨青娥接来。汪世元说:“接来好办。但我总不能把她一接来,就让她住地窝子吧?”

我说:“那你想让她住啥?高楼大厦?”

他说:“高楼大厦住不上,那总得有几间小平房和一个小院子吧。”

说的有道理。汉武帝能把胖阿娇金屋贮之,杨青娥那么好,汪世元为她盖几间小平房有一个小院子,当然不算过分。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看,他能办到吗?

见我不说话,他又问:“齐校长,你说这“文革”啥时候才能结束呢?”

这问题太大了,我回答不了,只好说:“不知道。”

他叹了口气,摇摇头走掉了,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1970年年底,上级免去了我“临时负责人”的职务,调我到公社中心小学当“教务主任”。

197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个老师在办公室闲扯,一个人走了进来,冲着我咧了咧嘴,道:“齐校长,你不认识我了?”我仔细一看,这不是汪世元嘛!只见他手里提着那件我给他的旧绒衣,脚上穿着一双破了洞的解放鞋,一脸的凄怆,似乎比他刚来这里落户时的境况还要差。问他吃饭了没有,他摇摇头。我拉他到我的宿舍,给他打了盆洗脸水,又倒了杯白开水,然后把头天晚上吃剩下的几块土豆烤在炉子上。然而,他只擦了把脸,水没喝,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土豆没烤热,我怕噎着他,几次三番地劝他“慢点慢点”,他总说“没事,没事……我的胃好着呢。”

他边吃边讲起他来这里找我的原因。

原来,就在我离开不久,汪世元接到他父亲寄来的一封挂号信。信上说,杨青娥不听劝阻,已于半个月前来新疆找他了。汪世元收到信后,像热锅上的蚂蚁,拿了件衣服就往三台街上跑。那时候,乌鲁木齐往东的班车,每天都有一趟经过三台。他希望有一天,杨青娥能笑眯眯地从班车上下来,他递上暖在棉衣里的水和馍馍,然后手拉手地把她领回村子……

然而,半月过去了,始终不见杨青娥的影子。

那么,杨青娥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当时,新疆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她会不会畏惧高山岩岩深谷逶迤长路迢迢冰雪惨烈,又拐回老家去了呢?

他往家里发了封电报。他父亲回了他一封挂号信说出发时,是杨青娥背着家里人跑掉的,此后,就再没见到她的人影;她娘家及娘家的亲戚也都找遍了,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如果她要回来,早就回来了。

他陷入了绝望。代课老师不当了。他说,反正也挣不上钱——发誓即使上天入地,也要把他的杨青娥找回来。

终于,有一天,从班车上下来一个女人。汪世元说,他眼睛一亮,激动得腿都软了。他一把拉住那女人说:“你咋才来?都快把我急死了!”那女人一愣,正要发作,后面下来个小伙子,一把揪住他,俩人打了起来。司机把他们拉到派出所。民警问了问情况,训斥汪世元道:“你想媳妇儿想疯了吧!啊?你仔细看看,她是不是你媳妇儿?”汪世元瞪大眼睛看了半天,承认看走眼了。民警结案:罚汪世元十块钱,作为对那小两口的赔偿。

汪世元说:“日他妈的,咋断案子的嘛!我就拉了一下她的手,就罚了我十块钱。”

从此,他不再往三台街上跑了,而是挨着庄子一个一个地打听。三台地区跑遍了,就到其他公社去找。他身上没有几个钱,花光了,就在庄稼地里找点吃的,胡乱嚼几口;有时候,就找庄户人家要……他来找我的目的,是想让我在这一带山上帮他打听打听,有没有人见过杨青娥。

汪世元把土豆吃光,又喝了杯水,就走了。临走时,又再三嘱咐我:“齐校长,我在这儿不认识别人,地方又这么大,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打听打听,看有没有人见过杨青娥。”我说:“没问题。明天我就帮你打听。”他走了几步,又拐回来说:“一有消息,你就赶快告诉我啊!”

这之后,我几乎是见人就问,见过没见过一个叫杨青娥的,甘肃武威人。但所有人都摇头。有一阶段,我还让我的学生帮我打听,也没有结果。一年后,我坚信,杨青娥如果来新疆,肯定是不会在这一带的。

再以后,我结婚了,搬到了县城,关于杨青娥的事,渐渐地也就淡忘了。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十年前我离开了县城,到地区报社当了记者。一次下乡采访,晚上住在三台镇,忽然想起汪世元。第二天,借了个自行车,直奔汪世元所在的生产队。

村子有了很大的变化。原先横七竖八稀稀拉拉的土房子和地窝子全没了,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刷着白石灰的小平房;几条石子路构筑着交通,路两边的青杨已有碗口那么粗。学校也完全建起来了,有了围墙和校门。站在村口,还能隐隐约约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一时间,还真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

问了一户人家,很容易就找到了汪世元的家。

汪世元家和其他人家一样坐北向南,是一排小平房,西边是羊圈和鸡舍,前边是一块半亩多地的菜园子,里边种着一些杂七杂八的蔬菜。扫了一眼,我看见的是一畦快拉秧的西红柿和辣椒,一畦甜菜,一畦韭菜,一畦大白菜。

屋里出来一个中年妇女,我上前作自我介绍,她马上热情起来。她说她早就知道我的名字,只是想不到我还会回来看他们。她高挽着袖口,麻利地推开房门,把我往屋子里让。我问她:“你是……”

“我是他老婆。”

“叫杨青娥吧。”

“我叫王金花。”

我很尴尬,一时不知道说啥好了。她倒无所谓地笑着说:“杨青娥还在芨芨湖农场跟那个男人过,又生了俩孩,老大对象都找好了,最近可能就准备结婚了。”

正说着,汪世元回来了。他的穿戴还算干净,只是老得没了样子,乍看起来,像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一阵唏嘘之后,王金花说要去给我们做饭,留下我和汪世元说话。闲话间,很容易就说起了杨青娥。

汪世元说,他上山找我的那一年的第二年,他终于找到了杨青娥,不过不是在本县找到的,而是在临近的芨芨湖农场找到的。他问她怎么到这儿来了,她说,在火车上她的小包袱被人偷了,那里边除了钱和粮票外,还有他的地址。下了火车,她冻得浑身发抖,正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叫她“弟妹”,问她要到哪儿去。她结结巴巴地说出了信封上那一长串的地名。那男人说,他姓高,就是J县人,正要回去,问她愿意不愿意跟他一块儿走。她说她当时还有点犹豫,害怕上当,但看那人很“面善”,就同意了。

姓高的把她领到了班车站,给她买了碗面,又买了两个馍馍,她吃饱了,觉得身上暖和了许多。姓高的说,乌鲁木齐到J县没有直达的班车,得在F县停一夜,第二天才能到J县。姓高的还说,路上她尽量不要和别人说话,如果让别人发现她没有探亲证明,就会把她当成盲流遣送回去。她害怕被人送回去,一切都依了姓高的。

第二天,班车到了F县,又坐了一阵子拖拉机,天都快黑了,才进了一户人家。姓高的说,这是他表哥家,姓杨;今天晚上他们要在这儿住一夜,明天一早,他带她一起到J县。

他们吃了些饭,姓高的说他想喝点酒,向他表哥要钱;他表哥塞给他些钱,他说要到小卖部去买酒,就再也没有回来。

夜里,姓杨的强行和她同了房。

第二天,来了个笑嘻嘻的女人,听口音像是四川人,自我介绍说叫罗翠花,问她哥夜里把她弄疼了没有。她很生气,说她已经结婚了,有男人,扬言要找政府告他们去。罗翠花说结过婚不要紧,她也结过婚,家里还有个孩子,这不也是跑出来跟人家过了嘛!还说,姓杨的老婆已经死了好多年了,家里没有孩子,将来生个一男半女,还不是享福的命。

杨青娥说,听了这番话,她不闹了。再说,闹了也没有用。昨天晚上,她坐了好一阵子的拖拉机才到了这个地方,估摸着,这儿离县城最少也有几十公里,她身上一无粮票二无钱,天寒地冻的,往哪儿跑呀?她打算攒些干粮,等到春天再说。

然而,到了春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秋天汪世元找到她的时候,肚子已经大得像扣了口锅。

汪世元说:“那你应该给我写封信呀。”

杨青娥说:“姓杨的看我看得紧,一天到晚身边不离人,我咋给你写信?就算写了,邮电所在场部,咋寄出去?”

正说着,姓杨的从外面回来了。杨青娥介绍汪世元说:“这是我表哥,从老家来看望我的。”又说:“你们两个先说话,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姓杨的把汪世元上下打量了一番,对杨青娥说:“你身子不方便,就不要动了,我去把罗翠花叫来,让她给我们做。”

姓杨的再回来时,带来了罗翠花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拿来了两瓶酒和一块咸肉。

吃饭当中,虽然汪世元饿得心慌,但筷子始终举不起来。他思来想去,咽不下这口气。酒还没端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结婚证,“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说:“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根本不是杨青娥的什么表哥,我是她合法的丈夫!”

那些人并不吃惊。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男人说:“你以为我们没看出来吗?正是看出来了,我们才管了你这顿饭,要不然早把你扔出去了。希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要争辩。一个年龄轻一点的男人站起来说:“二哥,少跟他啰嗦!我看他是个二百五,是专门来找拳头吃的。”说着,把结婚证抓过来,“嚓嚓嚓”撕了个粉碎,一把揪住他的领子,三推两搡地就把他弄到院子里,捏着拳头就要打人。

这时,罗翠花赶出来,说:“人别打,人别打,说啥子,这位哥也是咱嫂子的前夫嘛!”她把年轻人劝回房子,塞给汪世元两块发糕,说:“这位哥,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劝你还是回去吧。再说了,我看你这身打扮,日子过得也不咋地,你把青娥领回去了,让她吃啥喝啥?她快要生孩子了,你也得为她想想。”

他不走。罗翠花说:“你不走,老三可是个暴脾气,打断了你的腿,你可想走也走不成了。”

无奈,汪世元只得离开庄子。一群瘦骨嶙峋的土狗跟着他疯狂地叫。他把两块发糕一起砸过去,骂道:“吃吧,吃吧,撑死你们这帮龟孙子!”

汪世元赶到县城,找到公安局。一个警察听了他的诉说,说:“这种事以前就有,最近两年就更多了。主要是河南的四川的,一闹灾荒就往新疆跑;有的妇女,还带着个孩子,在火车站,只要有人给两个馍馍,再送上一块布,就跟人家走了,堵都堵不住。”

汪世元说:“她不是来逃荒的。他是来找我的。我是她合法的丈夫。”

“证据呢?”

“结婚证让他们给撕了。”

“这不就结了嘛,你还是没证据嘛!”停了一会儿,又说:“再说了,现在的公检法都砸烂了,能用的人就这么多,杀人的案子还在那儿扔着呢,谁还管得了你这些事。”

汪世元回到家,大病了一场。第二年,病情稍稍好了点,回老家把王金花领来了。

汪世元说:“王金花人不错,能干,顾家,勤快,这些家业大部分都是她挣下的。”

我问:“你的孩子呢?”

“老大已经工作了。女儿在市一中上高中,今年就该考大学了。”

说到此,我们又感叹了一番。这时,我突然想起多年前我的许多疑问,问他。他说1965年武威没闹灾荒;闹灾荒的是1960年到1962年。他在他老家确实当过地质队员,1961年把他给精简下放掉了,回到农村当了个代课老师。1964年“四清”,因为他们家的成分是地主,代课老师也不让他当了。1965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老爹被拉到公社批斗,他害怕了,撇下新婚半个月的杨青娥就跑出来了。汪世元说,说是半个月,其实,他和杨青娥只同房了几个晚上。半个月后,他听一个亲戚说,第二天要拉他和他老爹一起去批斗(因为他在代课期间,给学生们讲过他们家过去有多少地,多少牲口),他就连夜跑了,到了新疆……

说到这里,王金花来叫吃饭了。我不好意思当着王金花的面再问下去,只好作罢。

吃完饭,汪世元吃了些药,要休息,叫王金花送我。

我们边走边说话。快到村口了,我终于忍不住,问:“杨青娥你见过吗?”

王金花答:“见过。”

我又问:“杨青娥漂亮吗?”

王金花答:“我们武威女人,能吃饱穿暖,都漂亮。”

我哈哈大笑。

王金花愣住了,问:“你笑啥?我说得不对吗?”

我说:“你说得太对了!你们好好过吧,以后有空,我还会来看你们的。”说完,骑上我的自行车就回来了。

作者简介:李有臣,男,回族。1968年毕业于新疆大学数学系。曾任昌吉州文化局副局长,昌吉报社社长、总编辑,昌吉州文联党组书记、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