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谁做主？
来源：《北京文学》2018年第4期 | 长江 2018年04月04日07:00
作者简介 长江，女，蒙古族。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博士。1992年调入CCTV前曾为报社文字记者，已发表各类“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数百万字。2004至2014年，在香港及亚太总部做驻外记者，写作长篇《晚来香港一百年》。2017年，在《北京文学》发表《直面北京大城市病》，荣登（当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作为一个“有想法”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和作家，长江总能在世俗的喧嚣中静下心来，默默耕耘着自己的探索，那探索很多是与生命有关的，与人性和大爱有关的，比如近年来她自己选题策划并与他人合作完成了《你立遗嘱了吗？》《生前预嘱》《生命的接力》《重生》以及《病房里的童年》等等“生命系列”的电视专题，并将其都变成了文字，目的就是呼唤中国不要再让“生命教育”缺席，人们应该学会勇敢而智慧地面对生死，同时也要去思考——怎样做才能算得上——“让生命活得更有意义”。
现实中国 / 报告文学
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谁都无法抗拒。天灾人祸，防不胜防，谁也都难以保证次次都能逃避。无论何种原因，假若有一天你或你亲人的生命走到尽头，并面临无效抢救的危局，到底救还是不救？救，可能只延长心脏跳动的时间、生命却已无法康复，而你或你的亲人也必须为此支付更高昂的医疗费用，病人也将为此承受更多的肉体痛苦；不救，病人则可以相对平静且更有尊严地告别人世，而你或亲人却必将面临良心的谴责与外界舆论的煎熬。这是一种极其残酷且艰难的抉择。无论作何抉择，都是我们每个人迟早都将面对的难题。
我的生命谁做主？——死亡门前的调查与思考
长 江
一、你有“死亡老师”吗？
如果死是生的一部分，那“生命教育”就应该包括“死亡教育”。
但你这辈子有过“死亡老师”吗？上过一堂与“死亡”有关的课程吗？
没有，一个人说“没有”，十几亿人如果都说“没有”，那问题就值得警惕了，这个“缺席”就是铺天盖地，荒草甸子一样没有了一点绿色的生机。而当今世界，很多地方很多人，早就不再密不透风地讳言死亡，“死亡”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不愿谈及”就不与我们谋面，最后还不依不饶地非要把我们这些“鸵鸟”拉向另外的一个世界——
一个小姑娘，50年前睁大了惊恐万状的双眼——她的奶奶被人从家里抬出、去西山埋了，那恐惧不是浑身打抖，是被冰寒捆住了全身。那之后她在想，老是在想：现在家里还只是奶奶一个人，如果以后，我爸爸妈妈也……我可怎么办？“活着”对小姑娘尚且还没弄懂大概的意义，“死亡”就已经站到了身前，而且仿佛永远都在那里站着——这个小姑娘不是别人，对，就是我，后来成了一名记者，再后来用了不短的时间一直在采访并制作电视专题：《你立遗嘱了吗？》《你知道“生前预嘱”吗？》《捐献器官——生命接力》《儿童舒缓治疗》以及 《不该缺席的生命教育》……
这些片子在采访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人，记录了很多生命的故事，主人公大多可歌可泣，身残志坚，或与癌共舞，或大爱无疆，都是生命的强者。但有一天，我参加了一场欢送会，这个欢送会说是“欢送”，其实是一场遗体告别，我震惊了：人原来还可以这样面对死亡？用微笑代替悲鸣？用天蓝色的拖地长裙代替丧服天经地义的一身黑色？于是我请了一位朋友，也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闲暇开通了一个富有自媒体时代浓厚特征的荔枝广播电台《人生三万天》，我就央求她说：Li，实在静不下心来，就写了这篇短文，先给咱在你的平台上播了吧！Li就很快播出，我一遍遍听，一遍遍忍不住流泪……
写给Li的短文是这样的：我说这是一位13岁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叫果果。果果美丽、善良、聪慧、热情，是一位能舞动人心的小天使，几乎把天底下父母希冀孩子所能有的各种优点都集中了。特别是与你一样，在荔枝电台刚刚开设了自己的广播站，自己写稿、自己播音……然而不幸， 9月16日，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播音，突然因为脑血管疾病，意外地倒下，永远地离开了她的父母家人和她无限热爱着的人间生活……
我被果果感动，不仅是因为参加了一场她的“欢送会”，更因为当果果在医院里被证实大脑已经失去了再生之机，医生征求父母的意见: “你们是否愿意替孩子捐出她的器官和组织，比如肝、肾、眼角膜？”果果的父母，他们“只是用眼神交流了一下”，就当场告诉医生: 我们愿意，愿意！因为这是果果的希望，这孩子活着的时候总是大大咧咧，天真烂漫，乐于助人，让周围人都能感受得到来自她的快乐与幸福，因此如果果果知道有此善举，她是一定会这样做的！
Li，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9月23日晚上，我和我的摄制小组不是去参加了一场“遗体告别”，而是去拍摄了一场特殊的“欢送会”。这场遗体告别，用“欢送”的形式来举行，也是果果父母相信女儿一定会让他们如此办理，不信？我可以在这里把“讣告”原封不动地抄录给你：
各位亲朋好友，我是果果，是上帝派来人间的小天使。
我用13年的时间带给大家幸福和快乐，现在，我的使命已经完成，要离开了。
我是璀璨星空最明亮的星星，现在要飞回我的星空。
亲们如果还想再见我最后一面，请于2016.09.23晚上8:00－深夜
来参加我的欢送会。
送别会地址:
菜园坝长滨路对面安乐堂三楼怡安园
（再下是爸爸、妈妈、舅舅的联系电话）
……
回首我的大半人生，一辈子干的主要是记者。做记者这行当让我有机会接触很多人，走南闯北，阅人无数。但坦白地讲，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果果、果果父母这样的人，他们如此独特地面对生死，对生死有着我从来不曾见识的另外一种价值观。
我对果果父母的采访，是“欢送会”召开前的一小时。果果妈妈就是穿了一件天蓝色的拖地长裙，一头披肩长发，她的“装扮”本身就让人想到“天使”或“天国”的什么内涵和地方。后来我知道，那是因为果果在妈妈心里真的就是来自天国，果果喜欢天蓝色，所以妈妈今天也不穿黑，不仅不穿黑，而且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在整个的采访过程中，果果父母手握着手，慢慢地告诉我，他们的女儿如何发病，如何抢救，如何不治又如何千呼万唤也睁不开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从头到尾，轻声慢语，没有哭，没有哭，始终也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天哪！
这是刚刚失去了13岁女儿的父母吗？
这是面对媒体向世人诉说女儿种种“好处”的父母吗？
妈妈说，我们替果果献出了一个肝，两个肾，一对眼角膜，听说救了5个人，果果要是知道，一定会，一定会很高兴的！
爸爸说，果果是快乐的“小天使”，她来到我们家13年，已经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欢乐，现在她要回天国了，要去做她在那边还要做的事情去了，我们也只有“笑”着让她“走”，给她办一个符合她心愿的“欢送会”。
天啊（我又要喊了）！果果走了，这对夫妇再也不能听到女儿呼喊爹妈的声音，再也不能感受女儿给予他们成长的惊喜以及爱的回报！但他们不哭，就是不哭，这怎么可能？怎么做得到？
采访过后，当晚，包括第二晚，我都没有睡好，整个摄制组从编导到摄录人员，大家都一样地被深深震撼，甚至我们心里都在质疑:“果果爸妈为什么不哭”？“他们为什么能如此坚强”？这样的表现或“姿态”算“坚强”吗？他们是人，还是对生死麻木或有着特殊执念的“超人”？
其实，“天使”般的女儿飞走了，他们怎能不难过？
果果爸妈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以后我还要交代结局。但眼下，我要开始探讨生命特别是“死亡”的话题了，为什么“果果的故事”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他们一家人仿佛都要有意把我带入一个地方，一间课堂？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我无疑是学生，他们是老师，但老师不仅仅只有他们，还有很多人，很多人都笃定有资格登上讲台给我讲讲生与死的事情和学问。接下来我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又在心里种下了什么呢？
二、“死亡”凭什么令人恐惧？
究竟，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死亡？过去我们没有老师，没有“判断”与“眼光”。果果的死，果果父母的“表现”，是因了女儿的特殊而变得坚强，这不是大概率，死亡是人类终极的恐惧，没有人不怕，不怕，是因为有人“破”了它！那怕死的人为什么会怕？这恐惧究竟来自何方？生理、心理，认知、灵性？简单说是不是就是灵与肉？暗夜里我在摸索答案，那答案在哪里？只有我一个人想要吗？
2017年8月9日上午，我在北京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病房，听到了一位退了休的77岁的老护士长给我讲述了她的故事。“老护士长”东北人，身患肺癌，说话有气无力，但想说，愿意说，话语里还充满了真知灼见：我这一辈子啊，因为一生都在医院，看过的生死太多了，所以我不怕死，但是我害怕，害怕有一天我突然陷入了昏迷，被送进医院，我可不愿意被人心肺复苏，插管、切喉、上呼吸机地一通瞎折腾，不仅最后还是个死，而且体无完肤地连个“人”的样子也找不到。
我说，医院这是为了您好啊，生命只有一次，救死扶伤，医生哪有不穷尽一切抢救手段的道理？
“老护士长”说：可是那种“抢救”太难受了！我过去参与过无数次。这次我得了肺癌，本意我是不想再做任何的治愈性治疗了，“治愈性”就是还想把人往好里治，但是癌症，到了像我这样的晚期，根本治不好。我是从医院里泡过来的，老伴也是医生，还是专门搞肺科的，我们都再清楚不过我没救了。可孩子们不干啊，说妈你还是治一治吧，就是放化疗。我心说，放化疗那滋味妈都知道啊，恶心，呕吐，掉头发，吃不下饭……过去我上班的时候就是天天看着别人这样受折磨，所以现在轮到我自己了，我可不想让人再这样“折磨”我。但是后来为了孩子，我觉得自己不能太自私，还是做了，中间所有罪过都遭过了，一点也没管用（化疗不是对所有病人都有效），到最后发展到白天夜里地睡不成觉，躺不下，憋喘，还老吐。这次住院之前你猜我都成了什么样子了？那胸口憋的，就像落水快要淹死的人，最后挣扎的那一刻……
天哪！我摇头，差不多有点知道人最后怕死、怕的究竟是什么。
和“老护士长”聊了一会儿，怕她累，我就让她稍微歇一歇，她的先生和儿子已经被摄制组编导叫出来，在其他的房间里答应继续接受我的采访。那老先生，自己也是医生，79岁了，说起老伴儿这两年治疗一路所吃的苦，眼泪哗哗地好几次泣不成声：最关键是这些苦都是白吃啊，没有用，一开始就知道根本没用！
“死亡”是人类的终极恐惧？那人到了病入膏肓，病人和家属“最怕”的，我现在明白了，首当其冲的应该集中在身体的疼痛和难受。所谓生不如死，首先是生理上的，其次才是心理上的。
联想到我自己，各种各样的死亡恐惧，我应该也是最怕来自肉体上的。为什么呢？小姑娘变成了大姑娘以后，我在部队文工团因为练功不当，有一天摔坏了右腿——右膝半月板粉碎性骨折。一年以后，当最初的软组织、韧带、肌肉都从损伤中慢慢得以恢复了以后，我接受了半月板切除手术。那“术后”的疼痛，开始我还能咬牙挺着，还显示着一个小女兵的坚强与倔强（同时也是为了保住大脑别傻了哈），我就是坚持不用止疼药，不打杜冷丁。可是白天过后的夜里，万蚁蚀骨啊，医生又不在，那疼痛只有配了野兽般的嚎叫才能对抗片刻……所以我知道，死亡是魔鬼，疼痛是这魔鬼狰狞的爪牙。我能想象“老护士长”的“生不如死”，尤其是在无尽的黑夜，那具体的疼，“熬”在每一分每一秒，对人意味着什么！
2017年2月，中国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癌症数据”：
全国每天被确诊患癌的人数大约在1万人左右；
平均每分钟7人——癌来了，不是“狼来了”！
看到这样的统计，数以万计的癌症病人，每天啊，很多人一被发现就是晚期，就要忍受疼痛和治愈性治疗所必然伴随的种种折磨，面对这样的群体，我们不想想办法能行吗？
生，当然是美好的，吃喝玩乐，睡眠运动，事业家庭，成长有喜悦，欲望可满足；但死呢？我们怕它，生理上是怕疼，生理之外还有心理。死亡代表着冰冷，无情与无助，闭上眼睛就永远地再也不会睁开。况且我死了，尸体还要被埋或被火化，哪一样都是不堪！再说还有天堂与地狱之分，谁知道自己死后第一眼看见的是天使还是魔鬼，是菩萨还是牛头马面？
死，听那些已经“破”了它的乐观主义者们说其实很简单，想想不就是油灯耗灭，今天累了说咱晚上关灯睡吧，明天就再也不起来。这种说法“真轻松”，轻松到可以搭配“远方的田野与诗歌”了。但现实没那么浪漫。我们怕死，第一不知道它何时而至；第二不知道它会以怎样的方式找上门来，是心脏病？脑溢血？艾滋病？癌症？车祸？突然袭击还是慢刀子割肉？所以，是时候该开一门有关生命教育的课程了，不要让每个人自己去苦苦探索，这过程不人道更不好玩。何况死亡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它本身就应该有很多的内容与学说，需要课堂、需要老师。
现在，有人喊：“死亡是一种刚需！”
这提法，含着天赋人权的崭新诉求，对不对呢？如果对，那社会就应该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保障，如同保障我们的衣食住行，学习和就业。但现在我们有吗？没有，至少今天还没见到。
中国目前大部分人日子正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全体中国人用十九大报告里的说法，已经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现在正在追求“强起来”的一个过程。人们在丰衣足食的同时平均预期寿命正在一年比一年提高，但是人越富裕越惜命，换句话说“更怕死了”。因此一种悖论不正视便不仅表现出我们的愚钝：中国人物质生活越来越富有，“文化自信”的口号也喊出去了，但普遍而言对死亡的认识却还是停留在“零基础”的荒野上。所以，必须在全国建立一所没有围墙、但到处都是分校的“生命大学”。在这里应当有专门的老师告诉你“生命”和“死亡”所涉及的各种事项，你如何看待，如何面对，又该如何早一点为“死亡”未雨绸缪。
三、我的生命“我”做主？
2017年初秋的一天，我和央视《新闻调查》摄制组来到“东戴河”，站在海边，面对如大海一般深不可测的“生命与死亡”的命题，解释了“遗嘱”与“预嘱”的不同。我说：“遗嘱”和“预嘱”一字之差，区别何在？如果说之前我们做过的节目《你立遗嘱了吗？》（央视2015·11·28已经播出）涉及的主要是“我的财产我做主”；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生前预嘱》，说的就是“我的生命我做主”。
人的生命，真的可以由自己做主吗？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如果没有事前交代，一旦到了病入膏肓，“老护士长”的担心——就怕被推进ICU，怕被好心的医生“积极地抢救”，谁也保不齐不会落到了“那种地步”。但要想解决这个后顾之忧（这可真是一个“后顾之忧”啊）！我们就要事先准备，准备什么？怎么“准备”？就是事前讲好一句话，签好一份文件，这就是《生前预嘱》，用这样的方法告诉医生也告诉家属和子女，我要或不要怎样的临终对待。
《生前预嘱》都有什么内容？怎么签署？
学术地解释:《生前预嘱》是一份在本人清醒的时候自愿签署的文件，通过这份文件，签署人可以明确地表达本人在生命末期，希望使用何种医疗照顾，包括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如气管切开，人工呼吸机，心脏电击……），以及如何在临终时尽量地保持尊严。
简单说就是一个声明。
当《生前预嘱》被填写、签上了名字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保存到一个名为“选择与尊严”的公益网站，并与医院联网（今天还未做到），让医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知道我们心中到底想走哪条路：是想拼死拼活地“被抢救”？还是想依托另一种方式，无创的、无痛的、不以治好病为目的的姑息治疗，这种治疗也有一个学术的名字叫“缓和医疗”。不过选择了“缓和医疗”就意味着你要尊严死、自然死，这样的医疗方向，需要我们转变观念，能够放得下生，并对“生命”和“死亡”有更客观的理解。
现在我不得不说到两个公众人物了——罗点点与陈小鲁。
罗、陈二位何许人也？
罗点点，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陈小鲁，陈毅元帅的儿子。这两位共和国元勋之后30年前和朋友在一起经常谈论起他们的父辈，谈论他们的父辈因为得到各方的重视而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被“积极抢救”，并非自己情愿地忍受了身心的巨大痛苦。随后他们发起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2006年建立“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2013年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2017年，就在我要对他们一一进行采访的时候，他们正在东戴河开会，起草并准备推出《中国缓和医疗（安宁疗护）发展蓝皮书》。
对过往的“痛心”，今天的罗点点，《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总干事；陈小鲁，推广协会会长，应该不会再带有当初他们那样强烈的感情了吧？我担心并小心准备着采访。但面对面真的坐下来了，我轻轻碰触伤疤，他们还都情不自禁。
点点老师首先告诉我：当初她为婆婆做主，没有进行“有创抢救”，之后一直心有不安，幸亏后来家人在整理婆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老太太生前有一段明确的交代：声明“我的临终治疗”全由点点来做主，而不做任何不必要的抢救。点点说：“幸亏我婆婆当年写下了这些文字，不然或文字内容正好相反，我这一生可就要负疚了。”
再有陈小鲁，他告诉我当初他是亲眼看着父亲“浑身插着管子，最后心跳都没有了，用电击，人从床上弹起来。当时跟医生讲，能不能不抢救了？医生说你说了算吗，我们敢吗”？
我问：“当时您是在哪儿看到的？”
陈会长说：“偷着（从）门缝看。”
我问：“那他自己没知觉了吧？”
会长说：“谁知道呢，但是我们受不了……”
正是因为有着亲身的经历，点点和陈会长如今已是七旬老人了，但为了推广《生前预嘱》，他们还是殚精竭虑、不眠不休。
那么《生前预嘱》都包括哪些内容，从哪里来的？
《生前预嘱》包括“我的五个愿望”：
一、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二、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
三、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
四、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
五、我希望谁帮助我
每一个“愿望”又分出若干条具体的“心望”，比如第一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就被细化到11个选项:
1.我不要疼痛。希望医生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指引，给我足够的药物解除或减轻我的疼痛，即使这会影响我的神志，让我处在朦胧或睡眠状态。
2.我不要任何形式的痛苦，如呕吐、痉挛、抽搐、谵妄、恐惧或者有幻觉等等，希望医生和护士尽力帮助我保持舒适。
3.我不要任何增加痛苦的治疗和检查，如放疗、化疗、手术探查等，即使医生和护士认为这可能对明确诊断和改善状态有好处。
4.我希望当正规医疗手段对我束手无策的时候尝试其他疗法。
5.我希望不对我使用除正规医疗手段之外的其他疗法。
6.我希望在被治疗和护理时个人隐私得到充分保障保护。
7.我希望所有的时间里身体保持洁净无气味。
8.我希望定期给我剪指甲、理发、剃须和刷牙。
9.我希望我的床保持干爽洁净。如果它被污染了，请尽可能快速更换。
10.我希望给我的食物和饮水总是干净和温暖的。
11.我希望在有人需要和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捐赠我的有用器官和组织。
这11条，细化的还只是第一个“愿望”，余下的四个“愿望”也都有内容不同的很多小选项，签署人要在每一项里打钩。当然如果这些具体的想法还不能充分表达填表人的心意，他（或）她还可以在表中空白处用文字进行补充和进一步的说明。
记得在采访罗点点和陈小鲁之前，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就已经了解到了《生前预嘱》所包括的这“五个愿望”最早是由美国的一位神父+律师基姆·托维（Jim Towey）所设计。20世纪80年代，基姆来到世界著名慈善工作者特雷莎修女所创办的华盛顿特区“艾滋病之家”做全职志愿者，他在这里见到了太多的人面临死亡时惊慌失措，又没有尊严，如何在痛苦与难堪中苦苦地挣扎，遂想到要设计出一份由“五个愿望”组成的《生前预嘱》，英文：《Will Living》，给病人面对死亡时一个选择、一个解脱。
之后过了一些年，《生前预嘱》被介绍到中国，经过汉化，也就是我们中国专家小心翼翼地翻译与研究，几年前才把它变成了符合中国老百姓习俗表达的文本样式。这期间，为了强调“我的生命我做主”，《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工作人员还在“五个愿望”之前加上了一个前缀——“我的”，这样就有了我们今天能够很容易看到的中文文本——《我的五个愿望》。
《我的五个愿望》一经签署可不可以修改？答案是“当然可以”。
它的作用除了让人们能够对自己生命尽头的“医疗方案”有所交代，对死亡有另一种选择，同时还可以大大节约医疗资源，缓解医患矛盾。
2017年夏，《生前预嘱》摄制组两次来到位于北京东直门外交公寓的《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袁晨超先生点着PPT很郑重地对我说：《生前预嘱》需要严格遵守的原则就是“尊重本人的意愿”，这是重中之重！
“尊重本人意愿”？本人要是愿意选择“就要抢救”呢？我问。
秘书长：那当然也是他的权利，只不过这样选的人并不多。
据有关统计显示，抛开意外和心血管疾病，癌症在今天，不仅在中国高发，在全球，发病率也都在持续提升，而且越来越专横地标榜着“黄泉路上无老少”。《生前预嘱》的出现，在帮助患者“对症治疗”和“心里安慰”两方面，对癌症晚期病人，尤其是一个利好。
在《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我看到他们的logo是一片七彩叶子，就问：
七彩叶？什么意思？
秘书长说：我们就是想告诉人们，每一棵“生命之树”上的叶子都是美丽的，不管它是什么颜色。人们对生命、对死亡，尽管理解不同，但通过《生前预嘱》这个尊重个人意愿的选择，你能够设想，生命的树叶自然飘落，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生如夏花般灿烂，死若秋叶般静美……
记得那天听到这如诗如画的解释，我是第一次感到“咱这算是上了一堂关于死亡的大课了吧”？对，第一次，正儿八经的。
……试读结束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8年第4期
创作谈
生与死，我们该不该思考？
长江
按理说人的年龄愈长，看到的事情越多，明白的道理越多，可以掌控的东西，也就应该越多，但只一样例外，那就是生命，特别是生命的归途，我们嘴闭上、眼合上、门关上的那一刻，必然是要失控的，男人女人都一样，大小人物也都是一样。
很久很久以前了，我还没有迈过要不断地探讨人生意义的年岁，有一次听到一句话，这句话是出自一位农村老老奶奶之口，说是有个大学者和老奶奶唠嗑，问什么是“生活”？老奶奶想都没想，就说:什么叫生活？生活不就是生下来以后活着？哈，当时大家都喷了，这话不是等于没说，或者干脆就是一句屁话？但屁话有时却包含着很不可思议但又很靠谱，说深又浅、说浅又深的哲理。
去年重阳，有同事发微信祝大家节日愉快，捎带着也发些感慨，讲小时候，总觉得重阳节是爷爷奶奶的节日；长大了，觉得重阳节是爸爸妈妈的节日；而不经意间，重阳节成了我们自己的节日！光阴似箭啊，没有返程啊，所以请珍惜时光！没想到这话竟引来智者的思考并认真地给予回应了，智者说：“当人们关注来日之长短，自然也就在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但思考者有思考者的智慧，不思考也有不思考者的智慧。有时，漠视来日的长短而活着，正是俗人的智慧，这时，思考来日倒显得多此一举了。”
嘿，看来我们不需要太多地思考生与死了，他这话让我突然觉得鸵鸟有时也是很聪明的。死亡之所以让我们活着的人害怕，那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它、回避它，也不愿意认识它，更不想和它做朋友，其实对于生命和死亡，我们一旦接触了、了解了、熟悉了，恐惧倒变得有点自欺欺人。所以我用了好几年了的时间，不断地做着与生死相关的电视专题，写着与生死相关的文字，朋友担心我是不是太负面了、太压抑了？我回答：那倒还真不是，红尘难以看破，归途却可以设计，至于最后我们是走得急了点还是缓了点，便不太重要。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是对美好事物的不断追求。
同样的道理，死亡对人生最大的贡献，其实也是活着的时候，你就要好好地活。而不了解死亡是活不好的，活不出真正的自信和从容。
感言
读者朋友们，你们在北京文学2018年第四期上看到我的报告文学题目是《我的生命谁做主？》对吧？其实按照我个人的意愿，我更愿意使用《我的生命我做主》，这里不仅仅是因为“谁做主”和推广“生前预嘱”的罗点点老师的一本书同名，我们后来做的《新闻调查》专题用的也是这个名字，我就不想雷同。同时我希望使用“我的生命我做主”，是想追求的一种鼓吹和倡导，但主编杨晓升先生认为这样不妥，把话讲得有些太满了，而我们的社会，现在的情形还真做不到每个人的生命都由他自己来做主。
不知为什么，2018年，仿佛应了那句老话一样“老天爷要收人了”。过了春节，先是3月14号，我看到知名的物理学家霍金先生去世了，他才76岁，看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狠狠地被震了一下，因为十年前我在香港驻站作为中央电视台外派记者的时候，还曾经有幸近距离拍摄和报道过他，这位身残志坚的学者，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全身唯一能动的地方只有两只眼睛和三根手指，还不能说话，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科学事业，并一生为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觉得他就是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主……
前几天，贝尔·德·纪梵希，没错，就是我们很多人很熟悉的那个老时尚品牌的创始人，91岁的他也安安静静地离开了人世。纪梵希一辈子成就无数，却始终未婚。这一生，他让无数女人粲然地笑过，但是几十年守护的，却只有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是谁？对，就是著名影星——奥黛丽赫本。1953年，那时的纪梵希还是一个不知名的设计师，而赫本已经因为《罗马假日》而声名鹊起，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以后的几十年，他爱她，地球人都知道。赫本病重，他借来了私人飞机，把她小心翼翼地送到瑞士修养。飞机一打开，机舱里都是他为她准备的鲜花，多浪漫啊。还是他，在赫本经历过几次失败的感情时，始终没有离弃，甚至在她晚年名气渐失，仍然陪着她，散步谈天。直到她的生命走向尽头，不得不放手的时候，也是纪梵希最后扶棺送行。所以赫本说：“只有他，还始终记得我的喜好，把我当成小女孩来宠。”
2018年3月18日，台湾的著名作家李敖也走了。头一年，这位以狂傲著称的战士，迎来了他的83岁，同时也正遭遇人生的一个大坎儿，就是查出脑部罹患肿瘤，当时医生告诉他“最多还能活三年”。去年5月，我们都看到报道说李敖因放射性治疗导致免疫力下降，感染急性肺炎而住院，一度也曾被送进了ICU，甚至医生已给他的儿子李戡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是李敖没有害怕，这位在文化世界征战了大半生的文人，在知道自己就要走向另一个世界了的时候，决定要和自己、和他人，也和这个世界来做一个和解，录了一档视频访谈节目，名字就叫《再见李敖》。他用这种方式与家人、朋友，甚至是自己的敌人要见上一面，和大家做一场最后的告别，用他的话说就是“让大家再一次见到我，再一次认识不一样的我，同时见证我人生的谢幕”。
说得多好啊，做得多好啊。
霍金、纪梵希、李敖，等等这些拥有伟大情怀的人，他们尽管不是神仙，最后总退出自己人生的舞台，但他们的生命难道不是由自己做主的吗？我以为是的，至少如果我能够像他们一样能为自己做主做到这个份上，就已经知足了，很好了，觉得自己也很智慧了。
你们觉得呢？读者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