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雷蒙德·卡佛

一、卡佛与肮脏现实主义：远离伟大的生活意义

进入2001年后，极简主义在美国文坛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了。留下来的作品除了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集，上百个追风模仿者的作品几乎被人遗忘，文学潮流更替叠加，时间作最后一轮海选；另一方面，极简主义作为文学风格已经进入写作的有机体，被众写作者接受，成为风格的要素，它不再独树一帜， 而是成为既成的叙述手法与其他题材的结合新生出更多的作品，顺利触电进入影视媒体。

极简主义小说被介绍到中国，已经有近30年历史，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为中国作家和读者广为熟悉，经久不衰。20世纪90年代初，在正式引进版权之前，卡佛的中译本就开始在中国流传。于晓丹翻译，花城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基本是国内最早的版本。其后还有英语注释读物的《雷蒙德 · 卡佛短篇小说集》，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译林出版社的《大教堂》是第一次正式引进中文简体字版权的卡佛作品。当2010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小二翻译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时，卡佛的书在中国流传已经整整二十载！新老粉丝读者年龄跨度差距30岁：从资深的卡佛译者小二（真名汤伟）这样的“60后”，一直到“90后”的文艺青年……豆瓣的卡佛小组长盛不衰，不仅聚集文青，也是专业作家扎堆的网点。

关于卡佛与中国当代文学，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有过一段精彩总结，见于2016年发表在“腾讯文化”上的《卡佛重塑了中国作家的价值观》：“到了卡佛这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写作的可能性，或者是看到世界的可能性。有些东西实际上是过去我们没有看到的，有些东西过去被我们原来的价值观屏蔽掉了。而他提出的是，没希望的人生是不是就不值得写？卡佛笔下都是些倒霉的人、失意的人、潦倒的人、不成功的人或者是软弱的人，醉酒者，通过这些，卡佛为中国作家打开了眼前一座屏障，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看到了人，或者说我们看到了生活或者人的另外一种希望。在这个意义来说，卡佛对中国文学的气质，或者是看人、看物的广度上特别的重要。特别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年轻的作家都有影响，像韩东、苏童、李洱。”

“我们很多中国作家在卡佛的潜在影响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和中期做的那样，他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给定的意义之下，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的痛苦、人的绝望、人的那些在微小尺度上的挣扎。说到卡佛的极简主义，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修辞手段的问题，事实上，卡佛说到的简化，绝不仅仅是一个修辞上的简化。而是一种世界观，是一个表达对他自身和他所写那个世界的一些根本看法。”

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卡佛笔下人物的衰，破，穷，是一剂解药，解一解“高大全”人物的流毒——那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作家自我审查下的根据政治纲领编织出来的海市蜃楼，这味解药，用苏童评说卡佛的话是“新的眼光”“新的切入点”，真实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尤其是不那么成功不那么伟大的人生是否有资格进入文学成为主角？作者的价值观决定了作者的眼光，这是一个作家动笔之前必须回答的三观问题。卡佛的小说在美国文学中登堂入室，进入主流，占据了评论家和纯文学杂志的话语中心，这种成功，给中国作家开了天眼。

话说翻译文学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卡佛只是一例。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异域的风吹熟故土的麦子”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坛屡屡发生，比如白话文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小说，以鲁迅的《呐喊》《彷徨》为代表，受欧洲和俄国的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运动影响；苏俄的革命英雄主义映照下出现延安革命文学；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直接启发了寻根文学；对现代性的思考，荒诞派戏剧、电影引进，对存在主义的恶补，催生的是80年代的文化繁荣……

回到卡佛和极简主义小说。一旦诚实写出美国底层生活的挣扎，这种诚实就是诗意：一贫如洗，鲜于情感表白，多说无益，活命要紧；没有态度，也没有虚假的好人鸡汤愿景，就像凡·高的名画《吃土豆的人们》……这种文学价值观，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远远不止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它甚至影响到“80后”，比如双雪涛长篇小说《聋哑时代》，在经济高歌猛进，中国社会日新月异，变化目不暇接的时候，一度辉煌的东北重工业区却步履蹒跚，在产业结构调整的洪流里被抛出幸福生活的轨道，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下岗，原社区四分五裂，普通人从小康生活跌落，前途茫茫，这种变迁，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重工业区的“锈带”州所经历的从繁荣到贫困的跌落——《聋哑时代》的艳粉街——失业的倒霉蛋，夫妻双双下岗后潦倒的家庭，都是李敬泽说的“微小尺度上的挣扎”。聚集在脏雪堆积的艳粉街上，年过半百的失业的老两口，站在由婴儿车改装的卖茶叶蛋的推车边，这幅画面，你不难看到卡佛、理查德·福特小说的影子。

卡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70年代中期被评论家注意，他的小说风格，评论家还有更形象的名称：“厨房水池现实主义”，“肮脏现实主义”，“折扣店凯玛特现实主义”……“肮脏现实”，“折扣店现实”，这些都是美国穷人生活标配。大道至简的行文造句，可以追根溯源到20年代海明威的早期电报体短篇小说（虽然卡佛自己并不承认他师承海明威）：现实在文字中的呈现只剩下名词与动词，就像《鲁滨逊漂流记》里写海难后的海滩，只有两个短句：“两只鞋子，没有船员。”名词回归到它最原始的功能意义上：状物。同样是惜墨如金的文字叙述，呈现出的小宇宙可以完全不同，卡佛代表的肮脏现实主义的极简笔墨，与海明威的电报体传达的个体状况迥异。所谓“肮脏现实”，也就是一贫如洗的现实，远离伟大的生活意义和生活目的，活下去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比如汤伟谈到理查德·福特的短篇小说中的“打猎”主题，跟海明威的《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贵族般的非洲打猎比较，理查德·福特小说中猎松鸡的父子，他们打到猎物是一笔意外的小财，立刻拿它去餐馆换些美元，然后到酒吧大吃一顿，这种目的性跟海明威非洲打猎之旅比起来要朴素得多，低层次得多，不过是偶尔捞些外快贴补家用，相当于白居易的《卖炭翁》。

卡佛的成功带出一大波模仿者，以至于80年代“欧·亨利奖”（美国短篇小说奖）评委抱怨入围作品读着都像卡佛，热到那种地步也是到头了，极简主义流派在美国本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全退潮。潮流虽退，作为行文风格，“极简”成为英文小说写作的标准模板之一，在不同作者的笔端，不同的题材和小说类型中它都依依不舍，不仅没有谢幕，而是一再复兴。现今被极简主义招魂的作者，一是莉迪亚·戴维斯，另一个是科马克·麦卡锡。 

【本文为节选，全文刊载于《花城》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