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阿成，原名王阿成，著名作家。山东博平人，民进成员，燕山大学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主席。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最佳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文学奖等多项奖项。代表作有《赵一曼女士》《年关六赋》《马尸的冬雨》等长中短篇小说，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随笔作品40余部，部分作品被翻译到国外。

望月若香

六月中旬的日本之行，对德川来说纯属偶然。之前，德川既没有设想，更没有计划，完全是由于旅费突然降价了，才临时决定走一趟日本。十多年前，德川曾随市政府的代表团去过一次日本，说来那也是一次意外。德川发现，他这一生很多比较好的事情、好的机会大多来自意外。“意外”几乎成了德川人生的关键词。“意外”对于德川来说，除了它突然降临的特质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一特质能够有效地阻止那个“天生”的坏女人对德川的攻击。

一次在小酒馆喝酒的时候，德川对我说，我真是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得罪了这个女人。阿哥，对于这件事，我做过深刻的反省，可以确认，我从来没有得罪过那个女人，绝对没有！

德川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古怪，百思不得其解。

我看到德川患得患失的样子就笑了起来。

德川问我，你笑什么？

我说，有些事还是不说破的好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最大的敌人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德川老弟，这就是你的命啊。

好，先不说这些。

德川的这次日本之行只有一周的时间，这对于德川来说就足够了。在日本担任德川那个团的导游是一位中国女人，个子高高的，长相还好，喜欢讲自己的“故事”，自称“望月若香”，不知道是微信名还是她的日本名字。望月若香说，她自从留学日本以后，已经在日本生活22年了。她的丈夫是日本人，生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但她本人一直保持着中国国籍。

说句靠谱的话，随着中国的国力日益增强，持有中国护照的华人在国外还是挺牛掰的。望月若香说，在日本居住持有中国护照的普通人，除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外，其他，如福利待遇和医疗等，同日本人完全一致。

在日本之行的这一路上，德川并不认为望月若香是一个有激情又行事缜密的导游，她似乎更热衷于，或者不自觉地讲叙自己的个人经历。当然，这可能是她的做事风格，如此之风格会给人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恰恰是这样“一见如故”的风格让德川对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望月若香的高个子（至少对日本女人来说是这样的）在日本就是一个优势了。虽然日本的人种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改良，人均高度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和中国人比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或者唯有如此，在言语之间，才能明显感到望月若香对自己的高有优越感，是一个很自信的女人。还有，按说嫁给日本男人了，按照日本的风俗就可以辞掉自己原来的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望月若香毕竟是中国女人，她又喜欢导游这项工作。她说，也不仅仅是出来工作，还可以跟前来日本旅游的家乡人唠唠嗑儿。

说到望月若香到日本留学，那完全是一个意外，这一点和德川很相似。当时望月若香正在读高三，望月若香的舅舅就是负责留学生工作的。恰好有一个去日本留学的名额，没人去了。舅舅就问她，你想不想去日本留学呀？就这样，望月若香稀里糊涂地来到了日本的北海道留学。这同富二代、官二代出国玩留学是不一样的，望月若香的家庭还是比较贫穷的。

她说，北海道冷啊，冷得受不了哇。当时她租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为了省钱不敢开电暖器，周围的邻居就给她送来了被子、褥子。虽然盖了几层被子和褥子，人还是冻得受不了。受不了也得忍哪。如果这时候有一个日本男同学出来关心你、照顾你、呵护你，你就会感动，感动就冲动，冲动就会行动。就这样，望月若香和这个日本同学结婚了。开始，望月若香父母听说之后坚决不同意，让你去日本留学，不是让你去嫁给日本人。但是，爱情的力量自古以来就是强大的，它可以冲破国界、冲破人种、冲破宗教，让一对恋人义无反顾地走到一起。

那次在小酒馆喝酒的时候，我对德川说，我认识一个女人，因为达不到爱情或者偷情的目的，便恶毒地报复她心仪的那个男人。接着，我给德川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念中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学校的校长是一个很帅的男人，有风度、有气质、有才学，而且一表人才，相貌堂堂。一位花枝招展女教员一下子就看上了他。可校长不仅是一个极有家庭观念的男人，还是个有操守的男人。女教员遭到拒绝之后，怒火中烧，怀恨在心，利用“文革”运动差点没把这个校长给整死。

我问德川，请问，校长得罪这个女教员了么？

德川说，没有。但是，事情也许不会像你说的那样。比如说我认识的这个女人，她绝对没有男女情爱的这种事，但她为什么到处中伤我呢？

我说，是不是你知道的太多了？

德川说，我也曾这么想过。可我天生是一个嘴严的人，从不背后议论人哪。

我说，对方信吗？要知道，攻击是最好的防御。

德川说，哥呀，你能不能给我一些阳光的东西？我听到这些心里堵得慌。为什么受伤的偏偏是我呢？

我说，阳光的东西也有，比如你是一个帅哥。

德川唱了起来：亲爱姑娘你要听我说，想当年哥也是一个大帅哥，岁月无情，它摧残了我……

德川说，哥，我已经一脸沧桑了呀。

回头说望月若香。

望月若香的婚后生活是很好的，她的男人对她也非常之好，而且两个孩子都已经上学了，可以脱手了。正是这样，望月若香才萌生出做导游工作的念头。刚开始的时候，望月若香的男人不同意。她丈夫（现今称“我先生”）这种态度显然是异国文化层面上的自然反应。不过日本的男人也是男人。最后，“先生”还是以男人的大度同意望月若香出来工作。

在那家小酒馆里，我对德川说，川弟，当年那位揶揄校长的女教员，伙同学校的那些不懂事的小同学，责令校长每天扫厕所啊。兄弟，学校的厕所啊，那得有多少个蹲位呀？

德川说，啥罪名呢？

我说，现行反革命。那个女教员出来证明校长曾经说过反革命言论。

德川说，哥，这个校长也太倒霉了。

我说，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也一定能够认同。

德川说，什么？

我说，他比你更倒霉、更无辜，而且遭的罪比你时间更长。

德川说，哥，这一点我不认同。真的。想知道为什么吗？告诉你，他是他，我是我。我不能因为他遭的罪比我大，我就无视或者忘却自己受到的伤害。你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典型的阿Q精神。

德川的话让我一时无言以对。

还是那家小酒馆。我和德川常在那家酒馆小聚。那儿的溜豆腐泡是我们的最爱，还有50度玉米烧。甜丝丝的，很醇，像女人的热吻。

喝酒的时候，德川说，我感觉那个叫望月若香的地接导游不光是她先生认为自己的妻子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连她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

德川说，望月若香刚出来当地接导游工作的时候，她先生也是有点不放心的。在大巴车上，望月若香拿着麦克风笑着说，主要是怕我跑了。要知道高个子的女人在日本不多啊。

我问，她真的漂亮吗？

德川说，可以的，可以的。但看在啥地方，在日本相当可以了。

我说，没错。

德川说，在日本旅行的时候，望月若香还问，车上有吸烟的人吗？车上只有两个人举手。望月若香说，真好。我们中国人也开始注意健康了。但是，我吸烟。

我说，女人吸烟不奇怪。

德川说，说起来，这个叫望月若香的导游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我问，怎么讲？

德川说，她自己讲她是因为什么吸上了烟。几年前，望月若香的母亲感觉自己的身体不舒服，认为自己的肺上长了一个什么东西，到医院检查并拍了片子。医生看过片子后说，可能肺部有一个瘤。她母亲听后非要做切除手术不可。家里人谁劝也不听。连切片都没做就上了手术台，结果死在了手术台上。望月若香听说之后立刻赶回国。母亲肺部的阴影不过是一个钙化的斑点。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医疗事故。望月若香说，可人家医院不承认哪。从那以后，望月若香就开始吸烟了，大量地吸烟，整个人从此一蹶不振，什么也干不了，彻夜失眠。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有一天，她的丈夫给她讲了一件事，哥你也该知道的，新闻上报道过。一个日本记者被伊拉克的恐怖组织绑架了，要大量的赎金。日本国人听到这件事之后是这样想的。你一个记者跑到伊拉克去，并且遭到了恐怖组织的绑架，这不是给日本人添麻烦吗？要知道，这一大笔赎金也是日本国民的纳税钱呀。所以，并不同情这个被绑架的记者。望月若香的丈夫说，你现在的这种状态，让大家都在担心你，你这不是给家人添麻烦吗？你这么做对吗？望月若香说，这时候她的婆婆给她介绍了一份导游的工作，而且还是专门接待中国旅游团。望月若香说，就这样，我又开始了新的工作，在导游工作当中我的精神面貌逐渐地好了起来。虽然现在还在吸烟，但抽的少多了。

这是春天，满城的丁香花都开了，花香袭人，雁归来也。碧云天下是个喝小酒的好日子。

还是在那家小酒馆。

德川说，本来去日本旅游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但回来偶然听说，一个多年相交的外地朋友，突然一改常态对我冷淡起来。而那个坏女人恰恰和我的这个朋友曾经是同事。你明白了吗？

我说，你有点疑神疑鬼了。要知道，心宽了，天地就宽。

德川说，别整这些鸡汤。我绝对不是捕风捉影。

我诧异地说，可是，那个女人有必要这么做么？

德川说，就是升级版。当一个人不停地、不间歇地攻击你，这种事儿一旦做长了、做久了，就形成了一种常态停不下来了。这还需要什么理由吗？哥，你说我应该怎么办？难道继续玩大度吗？玩自欺欺人的心灵鸡汤？

我说，你还有精力玩别的吗？

德川像小酒馆窗外的丁香花一样灿烂地笑了，说，有的女人就在困境中获得了新生，比如望月若香。

我说，明白了。这就是你日本之行的收获？

德川说，不仅如此，还有好看的风景。

德川不胜感慨地说，上野的樱花可真美呀。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果然是名不虚传。

会计

20世纪70年代，我和一个特别喜欢吃冰棍、水饺的会计一块去沈阳出差。当时我在市政管理处开车，是一台橘色的面包车，沈阳产的。当年整个哈尔滨只有两台面包车，我开的是其中的一台。想想看，那是多么令人沉醉的的事啊。不过，也因此有了一个问题。车坏了，零件就没处买了，只能到面包车的原产地沈阳去买。

我和会计一块坐火车去沈阳，此过程我有点记不清了，不过有一个“镜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面对面地坐在那种老式的绿皮火车的车厢里。我还是第一次和这位会计面对面地坐这么长时间，这让我有时间可以仔细地观察一下他（我喜欢观察人，但事实证明我的判断百分之九十是错的）。与我同行的这位会计四十多岁，而我当时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多少有一点点少年“老成”的样子）。诗人般的黄昏让车厢里的光线很柔和，于柔和之中，我意外发现会计的眼珠子是灰色的。我觉得他的祖上可能是鞑靼人或者白俄罗斯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可就拥有一个极其拗口的家族史啦。虽然当时“文革”已基本接近尾声了，但是，冒昧地打听一个人的家庭历史是非常不礼貌的，也是不友好的行为。所以关于他的出生背景，对我来说至今也是一个谜。

沈阳到了。我喜欢听那种带有点儿曲麻菜味儿的沈阳话。

总之，我对沈阳的印象还是蛮好的，觉得这座体型笨重的城很热闹，市民们表现得都很充分。

我和那位会计住在一幢“隐藏”在居民区里的两层小旅馆里。还是挺安静的，并且一个屋子可以睡四个人。除了我们俩还住有一个从乡下到城里来买种子的年轻农民。

我们简单地洗了把脸，便到外面去吃晚饭。

至今我也认为，两个人出差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我记得他在火车上的时候就询问我，咱们这次出门儿怎么吃？我说什么怎么吃？他说，是各吃各的还是我们两个合在一块儿吃？我说怎么都行。他说，那就由我来管账，咱们两个合在一块儿吃。我说没问题。他说，你是希望节俭一点儿呢，还是……我说怎么都行，我陪着你。

我记得我们去的那条小巷子很热闹，卖什么的都有，无疑是一条市场街。我们路过一家饺子馆的时候，会计说，吃饺子吧。我说，好的。

我觉得他的选择是很好的。当年，居民吃肉还是凭票供应的。

在等饺子的时候，我发现沈阳人摘芹菜很有意思，不像我们那里的人，是用手一张叶一张叶地把芹菜叶摘下来，他们是提着芹菜的根儿用一根筷子往下打。两个中年女服务员就坐在饺子馆的门口那儿用筷子打着芹菜叶儿。

坐在饭馆里通过窗户看到对面有一个卖冰棍的摊子。

会计就问我，吃冰棍么？

我想八成是想他吃冰棍啦，就说，好的，好的。

他迅速地出去了，很快买回来十根冰棍。

这倒是让我吃了一惊，说，买这么多，过冰棍年哪。

吃冰棍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直的，仿佛被冰棍冻住了似的。

吃饺子的时候，他吃得也相当投入，一边吃一边说，好吃，真好吃。

我觉得跟这样的人出差真是一种福分。出门有一个凡事都有兴趣、有激情的人做伴，高兴、开心。

吃过饺子之后我们回到了小旅馆。

小旅馆的西面是一幢家属小楼，两幢楼彼此挨得很近，俯瞰之下，可以将对面那个错下半层人家里面的情况一览无余。会计看得很沉迷。我不由得也走过去看。原来对面那家的睡床紧挨着窗户，宽大的床上睡着一个只穿着短裤背心儿的中年妇女，白白的，胖胖的。心想，这个娘们儿睡得好早哇。后来发现，我们只要往西窗那儿看，那个娘们儿准是在床上睡觉。会计说她真是一个享福的娘们儿。后来这个“享福的娘们儿”便成了这个女人的外号。只要我们办事回来，会计就说，去看看，那个享福的娘们儿是不是还在睡觉。然后，他径直走到西窗那儿去观看，或者说是去观赏。我觉得会计挺有趣，这个半裸的女人对他竟有如此的吸引力。至少说，这个女人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身材臃肿的蠢娘们儿，看一眼也就罢了，不值得男人这样关注。

回到正事上。

当年买汽车零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到厂方的销售科去申请，由销售科的科长签了字之后你才能买到所需的配件。每天工厂的销售科都有许多人在那儿等着科长签字。那个科长高高的个子，牛逼得厉害，说话一点都不客气，好像我们是上门乞讨的乞丐。可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就得耐心地等，今天没批上明天再去。说实话，我也是从这件事上开始认识到，一个人无论多么蠢，多么没文化，没水平，只要是一旦大权在握，自己就能把自己骗了，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水平的人，有能力的人，有理由牛逼哄哄的人了。你面对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耐心地等待。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孔子太可爱了。

说来，在等待销售科的科长签字的日子里最让我痛苦的，并不是这位幼稚的科长给我造成的什么伤害（其实任何牛逼都构不成对我的伤害。我理解他们），而是与我同行的这位会计居然天天都去那家饺子馆吃饺子。我是爱吃饺子，可是天天吃、顿顿吃，那也要人命啊。然而与人出差在外——前面我说过，最原则的一条就是妥协。我爷爷也常教导我们，“知足者常乐，能忍者久安”。这几乎成了我们王氏家族的一条重要的行为规范和恪守的准则。那就忍吧。再说，吃饺子又不是吃脚丫子，怎么就忍不了呢？忍。不过，我这里还是要提醒一句，朋友们不要模仿我。为什么？因为残酷的生活告诉我们，有些事并不是说你忍了对方就会放过你，也并不是对方打过你的左脸之后，你将右脸也递过去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爷爷对其儿孙的这种“本本主义”的教导还是值得商榷的。

那个和我们同住一间客房的农村小青年，看到我们两个城市人天天观看那个睡觉的胖娘们儿，他从开始的胆怯、谦卑，渐次地变得牛逼起来。有一次我装作领导的样子和腔调问他，兄弟，这个这个，作为一个农民，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这有点类似今天记者的提问“时间去哪了”。他不屑地说，苗生、草死、地发酸。回答得很科技、很前沿。他的这句话至今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此外，他还在闲扯中向我介绍过炸油条的面和配料的配法，他说，三矾、四碱、二两盐呗。真他娘的精辟。说起来，平头百姓的生活经验就是在这种相互交流、闲扯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

当然，现在多是靠微信了。

我们回到正题。

我不知道是不是出差能够让两个平时没有深交的人，通过一次类似今天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话不说的朋友。记得那天从汽车厂的供销科回来，两个人在饺子馆吃过饺子（我恨不得连盘子带饺子都扔到当街上去），回到了小旅店，观赏过那个享福的娘们儿之后（那个年轻的农民兄弟已经退房走了，我觉得他以后有可能当生产队长），客房里只有我和会计两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黄昏的那种固有的沉静，那种略带伤感的夕照促使环境中的人要开始掏心窝子，说心里话了。

会计说，小王。唉，我媳妇对我不好哇。

我一愣，觉得这个场景来得有点儿突然，一时不知道怎样面对。

紧接着，会计当 着我的面儿迅速地脱掉裤子，让我看里面那条布满补丁的衬裤，说，你看，这都是我自己补的呀。

说实话说得太原始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我毕竟年轻，还缺乏安慰已婚中年男人的经验，只是驴头不对马嘴胡乱地安慰了他一通，什么“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之类。

之后，他就不言语了。所谓来得突然去得突兀。

……

我们躺下之后，月亮就升起来。挺好挺圆的一盘银白色的月。我看了一眼对面床上的会计，他已进入了梦中。不过我可以肯定，他梦中的人文环境似乎也不太好，不然他的表情就不会那么痛苦。我看着天花板苦苦地想：那么，冰棍和饺子对他又意味着什么呢？

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