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几年前，出版界和评论界曾经将一个颇具潜力的“70后”作家群体命名为“中间代”，被归于其中的就有路内、阿乙、冯唐、曹寇、盛可以、任晓雯等。如今，“中间代”这个含混而缺乏定义要素的概念已经被慢慢淡忘，而那个时候尚处成长期的一群写作者却早已从过渡意义十足的“中间代”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中坚代”。曹寇居于其中，以“琐碎庸常”立足，也因“琐碎庸常”而被赋予意义。

《金链汉子之歌》收录了曹寇新近创作的三部中篇小说，一头一尾的《金链汉子之歌》和《塘村概略》 都是最具曹寇小说地域特色的“塘村纪事”，而夹在中间的《水城兄弟》则是曹寇取材于“代氏兄弟千里追凶”的真实事件所创作的一篇“非虚构作品”。在惯常思维中，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无论是在创作手法还是在真实性和代入感上都有天壤之别，但奇怪的是，顺着曹寇似乎别有用心的篇目排序读下来，从“虚构的”到“非虚构的”再到“虚构的”，并不会让人察觉出什么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将真实的“水城”置换成曹寇虚拟的地理坐标“塘村”，既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也不会让人感到这是一篇混杂在曹寇小说集中非曹寇风格的作品。当然，曹寇的用意也再清楚不过了，他证明了自己作为成熟小说家的一项必备技能，那就是用似真性来打破虚构和真实之间清晰明朗的界限，让读者像曹寇实地调查走访“水城事件”一样，走进虚构故事里，站到了虚构主人公身边，体会着评论家陈晓明所说的那种曹寇式的“无聊现实主义”。

“死亡”是书中三篇小说共有的情节要素，无论是李健、代天云还是葛珊珊的死，几乎都贯穿了小说叙事的始终，成为支撑故事发展的主线。既然都是非正常死亡，自然也就兼具了偶然性和戏剧性，比如代天云似乎原本命不该死，但最终他还是死了，就因为杀人者顺手牵走了他的手机；比如李健的过失杀人本来只需要坐几年牢，可偏偏受害人挑了个大桥合龙的好日子，哭闹到了剪彩的首长那边；又比如葛珊珊被一群路人暴揍而死，原因不仅仅是群众对于她是人贩子的错误预估，更重要的竟然还是她的其貌不扬。然而，曹寇似乎无心渲染死亡之惨烈，也无心以偶然性来诠释结果之必然，他既不像余华以走向死亡的过程来铺陈人性的张力，也不像苏童把死亡讲述得好像一场必然而至的仪式，而是出人意料地将一切冲突和意外潜藏在了纸浆之中。对曹寇来说，无论是追溯死因还是追踪死亡，都不是为了重现真相、弥补未知，而是和他记叙生者的吃饭睡觉一样，目的都是为了展现平庸繁杂无奈，只不过对于死亡的猎奇更容易把那帮零余无聊的人们集聚到一起，便于集中曝晒罢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小说中的一群虚构人物都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性格缺陷，但曹寇似乎从来都没有把他们隔绝在自己之外，就像他在一篇散文中提到的那样，有时在家门口无聊闲逛，无论是看到来去匆匆的行人，听到口音复杂的争吵谩骂，还是和街头混混打了一架，都会有种自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觉得世界本来就是如此”。这么说来，曹寇的小说似乎只不过是为了展现我们每个人庸常、琐碎、粗鄙的日常生活罢了，至于说要上升到道德批判和人性剖析的高度，估计他还真没这点想法。

有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及给小说人物起名的问题时，曹寇说：“名字真的不重要，费劲起名字的作家在我看来都很傻。”话虽如此，但我们还真不能说曹寇对那些人物的命名就都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的。在《金链汉子之歌》中，人物的姓名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王奎、张亮、葛珊珊、张明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市井名字，另一类就是赵志明、朱庆和这些曹寇身边作家朋友的真名。一方面，曹寇让拥有最为日常姓名的人物来从事中年警察、传单发放员、鱼塘承包商、小学代课老师这些最为基层的职业，涉足打架斗殴、街头围观、跟风使坏、迎合吹捧这些最为见怪不怪的生活，必定是最本真也最为合宜的，曹寇在纸上记述他们的故事，其实是在关涉着那些无处不在的真实的王奎、张亮、葛珊珊、张明；另一方面，曹寇让真实的姓名和虚构的姓名同台纠缠，当然也是他为了模糊虚构和真实所设下的另一重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