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通向滋养者的道路,是一条虔诚之路

来源:文学报 |   2018年02月23日11:49

寻找滋养者确实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过去,我以为自己找到了,现在看来,滋养者也是很容易丢失的,需要一再地反复寻找。

我们对本民族植物的热爱是经历了很多认识上的曲折才达到的我们幼时在天地间玩耍的经历包括以后阅读上的一些经验都可以来帮助我们重新走上这条认识之路

经典植物

我有时候想,我们现在的文学中甚至连一棵植物也没有确立,很多植物在我们的文学中都死去了,比如荷花和菊花,现在都很少见到了。小时候,我父亲捕鱼,我为他送饭,站在岸上观看,因而见过很多荷花塘,而且在我读书的校门口也有一座荷花塘。荷花塘后来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步步扩大的企业,校办工厂,新兴项目等等。我最痛心的是曾经见过的荷花塘后来变成了一个石灰坑,这对我的童年经验无异是一个打击。我虽在荷花塘边和石灰池边一样可以认清自我,但石灰坑毕竟过于触目惊心了。

大凡爱玩耍的孩子都见过荷叶上的青蛙,纵身跃到水塘里,叶上的水滴,便如露水一样随之倾倒,这也是我小时候的经历之一,而我对荷花塘最早的文字认识来自周敦颐的《爱莲说》,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荷之美。以后,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更是将它忘了,对于“出淤泥而不染”的老生常谈仅止于厌烦。我那时虽不爱玫瑰之美,但也不知荷之美究竟在哪里。

我对荷之爱大约也就在这几年,所以说,觉悟来得是很晚的,哪怕是对本民族最为司空见惯的一片荷叶。我最爱的荷塘景象是这样的:荷枝潦倒不堪,布满水面,我觉得这些荷枝是因为枯萎才达到自在的最佳境界,但在深深的水底,在淤泥里,它们都有一个不死的未来,它们达到了怎样的生与死的矛盾统一啊,而更为奇特的搭配是,在这孤独难耐的荷花塘边是一个湮没无闻的农民,他牵着一头老牛,在犁着一声不吭的田地。这深秋的荷花塘也是八大山人所爱抒发的。后主父亲李璟对此也有描述:“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菡萏指的就是荷花,这个名称很雅。很少有植物像荷一样各部分都被古人赋予了名称,如叶柄称“茄”,叶为“遐”,长在淤泥里的称“藕”,果实称“莲”,可见古人对它的爱了。

我说这些,只是想说明,我们对本民族植物的热爱,犹如对本民族文学的热爱一样,是经历了很多认识上的曲折才达到的,我们幼时在天地间玩耍的经历,包括以后阅读上的一些经验,它们现在都可以来帮助我们重新走上这条认识之路。我现在也不能说我就懂得荷之美了,它有着在四季里反复体验的价值,就像我们古代文学里的经典,如《诗经》,《古诗十九首》等等,荷真的是植物里的经典,必须反复品味才行。

我也试图栽过荷,当然,我所栽的是酷似荷的睡莲,但均告失败。我因此而知荷必须有一大片水域方好看,盆里栽的反倒似一种囚禁。我也栽过菊,菊花闻起来很苦,好像一碗中药,其叶朴素而悲苦,好像囊中羞涩之人,而它的花瓣线条竟那样悠然而柔和,这些就是陶渊明爱菊的理由吧。

说实在话,我还是喜欢野生的小菊花,它们似乎更加符合菊花乃孤独之花的本意。盆中之菊花,没有那种在秋天的萧疏里所呈现的自然之态。这道理陶渊明在一首诗里也说过: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可能这就是古人念念不忘的自然之轨迹。潘富俊所推荐的当然远不止荷花和菊花,唐代,那是一个有着多少植物被认识,被理解,被经典化的细心而美丽的时代啊。

滋养者

日本宫殿建筑家小川三夫说:“正当弟子们的头脑一片空白,师傅所亲授的技艺的奥秘也就降临了。”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老建筑前的大块空地和空地上的两棵老松树也会长年地感染我,有一种经久不息的滋润的力量?古人是擅长通过空地达到安闲、安静的,他拿两棵老松树,作为他找到了活水的证据,因为老松树里有一种经久不息的青春活力。

通过古代建筑,我倒是发现,古人所掌握的美的本身都有一种滋养和被滋养的关系。我们亲眼目睹的是被滋养的东西,而滋养的东西作为一种珍贵、神秘、洁净的力量,始终存在在那里,所以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所看见的这个老建筑都是活的,这正是它可以穿透时空,长久存活下去的奥秘。老建筑表面上看来都有一层虔敬、谦逊之色,这大概就是对这种神秘的养育力量的回报吧。不管身处什么样的时光,我们都必须明了这种养育的力量,随后披上一层虔敬的色泽,以示回报,从而完成所谓大化的循环。大化的循环,说得简单点,是否就是母子关系的获得呢?一年当中,我大约有几天时间在这种关系里,然而老建筑的每一瞬间都在境界之中,这原因总有点神奇,是不是正是这种神奇的母子关系的获得才使得老建筑时刻都处于美之中呢?

在古代,如果想在某个山中建一座寺院,一定派些人到现场去,搭一个茅篷作观察,住上一年左右的时间才决定是否在那里建造。他们究竟在那里观察、寻找什么:我想他们是要找到那位滋养者,找到那位母亲,如果那里没有滋养者,没有母亲,这个计划也只好取消。我发现古代戏剧也有同样的现象,声音周围好像有一圈露水,这露水来自哪里?神奇的滋养者在中国文化里处处可见,感人良深。要找到这位滋养者,我们也就有了虔诚、感恩的语言,或者是有了处世的方法,而不能长远地处于被滋养和感恩的循环里,正是我们如此短暂的原因。多年来,我们不知道谁是滋养者,滋养者即使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不认识。当然,它不会来到我们面前,“瞧,我就是滋养者”。它希望我们自己去辨认。

而寻找滋养者确实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过去,我以为自己找到了,现在看来,滋养者也是很容易丢失的,需要一再地反复寻找,唯有通过反复的寻找,同滋养者之间关系才可能变得牢靠。另外,通向滋养者的道路是一条虔诚之路,虔诚,这是找到滋养者的唯一方法,如果他是通过语言来寻找的,他的语言势必是虔诚的,唯有虔诚语言方可存活。

难以再现的整体

古代中国在惩罚人时乃是一种整体观,株连就是整体思维的产物。现代建筑没有整体观,我们很难再感受到因这种整体的实践而产生的在天地之间共同震荡的愉悦,也就是和谐的愉悦。

首先是屋顶,现代建筑同苍天失去了有机的、谦逊的联系,而将自己直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后是个体建筑同自然关系的瓦解,其次是建筑同建筑之间毫无关系,这意味着整体思维的丧失,只注重自我之存在,漠视其他生命,其他物质之存在,这是慈爱的萎缩。

应该说,古代中国的城市乃是天地人三者共生共存的关系,每一个人同万物之间相互依存,不是“独立”的,不是突出“个性”的,你无法,也不能脱离,你一旦脱离也就陷入了混乱,因为整体是天然的,谁也不能违背。古代城市是将自己当作一首美丽的诗、一幅幽深的画来经营的,现代城市在建筑之诗美上没有建树,更不用说善,及其内在的仁爱之心。古代城市在这三点上都有特别显赫的建树,尤其是在真实上,它的真实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是古人努力争取来的,而是他们顺应了这一事实。人,在这样的建筑里是可以变得美、真实并赋有一颗仁爱之心的。

而要赢得整体性,古代城市首先要筑围墙,现以古桐城为例,其在春秋时为桐国,以南北中轴线贯穿全城,南城门和北城门都建在中轴线上,另有西城门、东城门、向阳门,整个城市在一个偌大的城墙包围之中。桐城的山在建城时即考虑好了,包在了城内。城内的道路很奇怪,没有一条是直通的,都是一段一段弯曲的巷子,东西南北各方向的街也不直通。全城建筑分为寺庵、庙寺、祠堂、园林,分散在全城主要位置,而以观音阁为全城中心。其余各地段才是居民的房舍。

由此看来,古代建筑同现代之间的显著差别有三点:

一是古代建筑的牺牲精神,不突出自我,而是在一种整体里,这就是说,由于牺牲了自我,反而可以活现于天地的大循环之中,而现代建筑缺少上述所说的同天地之间的关联。

二是色彩上,现代建筑过于浓烈,刺激人之感官欲望,而古代建筑如南方大体以青灰色为主,青灰色因其淡泊而使人无欲,因无欲而置人于沉缓宁静之境界。

三是现代建筑以商业为其主要目的,而古代建筑则含有伦理教化的目的。

古代中国建筑是不太爱暴露的,而是深藏,在浓荫下深藏,因而有着平静人心、深沉人心、美化人心的作用,

它既有对实在,也有对虚幻的高度重视,它不爱直线,而是曲线,它不直接到达,而是层层递进,或是婉转而进,甚而以退为进,进而形成幽深的境界,幽深乃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主要服务的对象还不单纯是人,而是和睦共存。

我的一次外国之行

我至今唯一的一次外国之行是2007年去卡塞尔,本以为外国同中国大不相同,下了飞机才知并非如此,他们也有泥土也有树木;他们也有商店也吃东西。这反倒使我安静了下来,那天下着雨,我们在法兰克福的站台等着卡塞尔方面的车来接我们,站台的水泥地上长着一根一尺多长的野草,中国也常见这样的野草,它们大多在荒郊野外,并不能存身于站台。

在去卡塞尔的路上,有大片的农田、树木,整整齐齐,就像几何体一样,这使我觉得在外国似乎没有成熟的农业,中国的乡村并不如此,她永远落后,也就永有生机,她美就美在没有治理,随随便便,因而很难走到尽头,她看上去受苦受难却有大欢喜在其中。中国乡村往往有七八十棵老柳树随意歪倒在小河边,中国的自由同外国的很不相同,外国乡村树木都很笔直,它们似乎还没有懂得曲尽其妙的道理,这是我对去卡塞尔路上见到的乡村的观感。遗憾的是,中国目前的乡村也有走向几何体的倾向。

卡塞尔是个巴掌大的地方,跟我生活的马鞍山差不多大小,这里似乎有着较为发达的城市文明,在我所生活的城市,处处可见工厂、烟囱,他们的工厂在哪里呢?他们的工人在哪儿挥汗如雨呢?卡塞尔最打动我的是地面,我没有带相机,如果带了可以把卡塞尔的校园,住宅区、教堂门前,大街小巷的路面全都拍下来,同苏州园林的路面做一个比较,真的可以做一篇好文章,为什么呢?因为卡塞尔路面的图案花纹都不一样,不能说花样百出,也可说绞尽脑汁,不像我们中国目前的路面全是一个模子出来的,而苏州园林里我们老祖宗所筑的路则条条不相同,这次在卡塞尔看到他们对道路的态度使我不由得生起一些感慨。

艺术展无一件使我有震撼之感,我的先贤所讲的居于德,游于艺在此毫无反映,这些仅仅是一些游于艺的舍本逐末的所谓艺术品罢了。文嘉说他父亲文徵明晚年“树两桐于庭,日徘徊啸咏其中,人望之若神仙”,这在西方绘画里实在看不见,艺术展上的艺术品除了与利益相关,哪一件望之若神仙呢?惟有那些来自清代的木椅给我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它们散落在各个展厅,虽已身处异国也自成乾坤,好像一种纤细谦和的声音,实在而又飘忽不定,这种使物达到天成境界的,惟中国使然,不知比墙上的绘画作品高妙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