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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翔:灵气与风格 ——《浙江“新荷十家”作品选》点评

来源:文艺报 | 郑翔  2018年02月23日09:03

浙江省作协编著的“新荷计划”第二辑文丛《浙江“新荷十家”作品选》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包括小说、诗歌、科幻小说和儿童文学,继续展示浙江青年作家的实力。浙江作家的文学创作历来不乏灵气,而就第一辑出版时浙江青年作家的创作来说,他们稍缺的是厚度与宽度。而现在,浙江青年作家创作风格与灵气之间的关系则更值得关注,他们的创作风格丰富多样,即便是同一个地区的作家,创作风格也是各异的,温州小说家的创作就非常典型。我认为这正是浙江作家创作灵气的体现。在第二辑的10位“新荷”作家身上,这一特征也体现得相当明显。

第二辑所选的5篇小说,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个体的生活与精神依恃问题。作者的共同特点是艺术感受力敏锐,捕捉生活细节的能力强,语言和思想的呈现都比较好,而且视野比较开阔,并不局限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但他们在具体的选材和表现方面却又是很不相同的。该辑里两位诗人创作风格的差异也非常明显,虽然都写日常经验中的感受,但一位多用外视点,一位多用内视点。此外,赵海虹的科幻小说在科幻与现实相结合的方面一直颇具特点。

小说:关注个体生活与精神依恃

先看徐衎、悟空、西维、赵挺和丙方这5位“新荷”作家的小说。徐衎是义乌人,他的中篇小说《心经》主要揭示县镇小人物尤其是老年人既可怜、又可鄙的生活状态和人性异变,风格冷峻、犀利,揭世态、人性之丑的不留情面和刻毒让人想到张爱玲。小说情节围绕着主人公、老年妇女萃梅展开。一方面,作为一个并不富裕的单身老人,除了“十几、二十多年前的事亮着”,萃梅的生活如“坐在不开灯的老屋里,通体漆黑”;她与女儿合不来,来往不多,手机里只有三个联系人;而随着周边老房子被外来务工者租占,“她也成了自己故乡故土上的陌生人”。这是一个生活、情感都缺乏依恃的值得同情的老人,而且看似“已学会了不争不辩,沉默是金”。

但小说要让我们看的是另一面。其实,这个“老女人”的“清心寡欲”只是她对周围环境的顾忌,在内心深处,她羡慕“要在有生之年五毒俱全”的王阿婆。守寡之后,她希望自己患上小叶增生,好从名医陈努明那里领受一点公开合法的爱抚;在女儿的婚宴上,她撅着嘴“噗噗噗”地吮吸奶油,“那是一种充满肉欲的,不由自主的享受”,而且三杯酒下肚,她就忍不住和亲家公调笑。如果说这些只是压抑不住的“欲”的话,那么作者还写出了压抑不住的“恶”。在和保健公司的接线小姐通电话时,她敢破口大骂;又因咒骂时被女儿和外孙女看到,“已然晚节不保,干脆破罐破摔,凶相毕露”,冲着那帮外地人住的房子开骂。小说最后写她回家时发现鸡笼里有只小老鼠,就把它钳到小铁笼里,用冰冷的地下水慢慢淹死。这真是变态、扭曲的人性的全面展示,真实到冰冷。

但小说里丑恶的不只是萃梅,之前的王阿婆就是榜样;也不只是城里人,王阿婆死后,她的小保姆就与她的姘夫住到了一起,但当小保姆知道姘夫要把存折留给她时,就把无意中得知的姘夫是个逃犯的信息告诉了萃梅,让萃梅去举报。丑恶的也不止是人性,还有身体。老女人萃梅的身体是酸馊馊的,而少年时的月华去浴室叫父亲,看到的是“那些泡得白里透红宛如死猪的老男人,纷纷向她投以利箭似的目光”。丑恶的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小保姆的告密,亲人之间也是冷漠的。王阿婆死了好几天了,“孝子贤孙们”都不知道;父亲在浴室晕倒后抢救,月华想到从此可以不用去浴室了,“由衷而笑”;她还给萃梅买了个运动手环,为了避免“万一哪一天你死了我们都不知道”。

作者对笔下人物各种丑恶的解剖非常犀利,但情感态度又是隐含在具体的描写之中的。比如写萃梅的生活状态:“打开碗柜,清清白白的几口碗几只盘……给人一种白森森的杳无人烟的恐怖感”;比如写王阿婆姘上许舒华后,“胃口大好,胃却受不了”,“觉得和许一起浑身轻飘飘的像要飞起来”。讽刺和犀利似乎都是自然而然的。小说的语言准确、老辣,叙事冷静、克制,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80后”的作家之手。

悟空原名陈莉,贵阳人,布依族,1993年起生活在杭州。她的中篇小说《初心》主题也是情感失恃的问题,但风格比较老成平和。小说的主人公绍捌是布依族,由部队转业到一个国有大企业,后来当了副厂长,他能歌善舞和明星一样的长相吸引了南下军代表的女儿唐婉。他办工厂,搞企业,生活方式越来越现代,但他的心并不在这里。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越来越怀念布依族的生活,后来终于与唐婉离婚,跟开农家乐的布衣族女子阿依生活在一起。

绍捌的情感失恃首先来自少数民族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差异。实际上,不管在性格上还是文化上,绍捌与唐婉都存在很大差异。“唐婉看绍捌都是陋习,布依族的陋习,逢年过节喝酒,更是陋习。”人到中年,就更过不到一起。而他在城里长大的女儿庭东、庭梅也一样歧视布依族和乡下,不爱回老家。绍捌的心灵无处安放,当他无意中来到阿依的木板小店,不自觉地就被吸引了。但阿依随后盘了大店,太热闹,游客太不像话,就与绍捌心里的布依族不一样了。“绍捌躺在后院的竹椅上,望着对面的青山,想不起自己可以去哪里。”作者由此写出了一种人被连根拔起后的孤独。

小说的一大特色是对布依族文化的描写,尤其是对鸭河寨风光、习俗和历史的描写,具有原生的山野趣味。虽然小说并未直接对现代都市文化和布依族文化有所褒贬,甚至还通过绍捌之口表示:“他不同意刻意保留布依文化的意见,寨子没人了,布依语也没了,它就不存在了。”但作者的情感倾向是明显的:“农忙的时候种田唱歌,闲暇的时候跳舞唱歌,没有什么深厚的文化,更没有汗牛充栋的经书”;但“婚礼上的山歌,竟然这么好听,欢快自由”;“布依寨子的女人,跟着母亲耳濡目染,长大了,都是温婉可人的”,等等。

这种情感倾向还体现在人物的性格上。这篇小说的人物性格鲜明,但都滋生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唐婉、余白都是毒舌,而受唐婉影响的庭东、庭西则更是张牙舞爪。而小说中的布依族人,基本上都是活泼、温婉的,但内心却不乏坚定、果敢,所以在看似温婉的绍春面前,唐婉、庭东都不敢太放肆。绍捌就更勇敢、决绝,表面上他把钱交给唐婉管,但当他得知庭东带人砸了阿依的店后,他马上把工资卡、存折挂失,把全部的钱都给了阿依。这并不是冲动:“绍捌这时候已经想通了,人活一世,喜欢什么,要大胆说出来。”可以说,小说实际上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小说对现实、文化的关注和思考显而易见,作者对布依族文化、生活的熟悉也能从细节中得到体现,但总体来看,作品在剪裁上尚不够简洁,结尾的处理有点仓促、随便。

西维是宁波余姚人。关于中篇小说《迁徙》,她说,“我将曾经属于我的童年生活一部分的事物从记忆之中端出,小镇的人、事,以及具有小镇特色、于小镇四季风物中不可或缺的动物或是植物”,如果失去这些“值得信赖的事物”,“便等同于失去了庇护所……连记忆之中的真善美也将蒸发殆尽”。显然,过去的小镇对于西维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的家园。

小说是以一个外来转学者唐珊的视角展开的,一边写她自己的生活,一边写她看到的小镇上的生活。小镇很偏僻,没有电影院,没有图书馆,理发店也只有两家。这里环境优美,虫子的声音很美妙,但唐珊却感到孤独。她和舅舅、舅妈没什么交流,同学们虽然喜欢看她,但只有几个语文成绩好的女生会说几句普通话,所以她只好和原先的一个“谈不上心灵相通”的男同学通信,因为她实在需要一个情感的依恃。“她在一个必定要离开的地方,却又不知道去向何方”,“未来始终是蒙蒙一片”。

那么小镇上其他人的生活呢?“他们都随遇而安”,“他们似乎对自己的儿女们并不抱什么期望”。舅舅学校的老师们教书之余也种菜,惟有舅舅从来不去和其他老师一块打扑克、搓麻将,而是用看书来打发时间;也惟有舅舅为了考研究生天天背英语单词,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仍没放弃。“她相信,他必定是孤独的”。那个城里来的、除了声音“举手投足都一如既往地优雅婉约”的舅妈,也“满身透着孤独的气息”。人们都孤独地、无所寄托地生活着,似乎只有那位用那双曾经弹钢琴拉二胡的手弹着一架电子琴的退休教师,才是真正超脱地生活在这僻静的土地上。

这篇小说虽然也表达了对生命孤独、失恃的体验,但毕竟是一个少女的观察与体验,所以它传达出来的并不是疼痛和绝望,而是少女的忧愁和感伤,而这一切又时常会被优美的田园、少女的童真所冲淡,形成一种“美丽的忧伤”。西维的小说经常是散文化的,并不追求情节的起伏、紧凑,而是追求一种自然、平淡中的韵味。她的小说语言也充满诗意,就像小说的结尾:“她想到了稻田里的白鹭。不管她看到的是不是真的,白鹭们就要来了。在这个夏天,成群地飞翔于稻田的上方。”

赵挺是宁波人,他的中篇小说《南方,慢速公路》,风格有点类似于《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写的是“晃晃悠悠的”“我”准备开车去北京,结果却在原地兜圈的四天里所发生的事,这让人想起霍尔顿·考尔菲德离开学校到纽约游荡的三天。如果说愤怒与焦虑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两大主题,那么它也可以说是小说《南方,慢速公路》的主题。再结合小说中提到的《末路狂花》和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作者所受到的文学影响就更加明确了。

小说开头,“我”给自己列出了去北京的三个理由:“第一,趁着不算老,无所顾忌地离开一次。第二,老柴在那边等我。第三,等我老了,不至于像张老头那样”。老柴是一个在北京混艺术圈的,张老头一辈子没离开过家。当然,“无所顾忌”与“离开”是关键。但现实正好相反,“我”的雪佛兰往北开了大约只有一公里就坏了,而“我”实际上连去北京的油钱都不够,“我”思考了一天才终于把它拖到了修车铺。随后“我”就只能在城里转,结果发现女友陈小猫第二天就和“我”的同学、建筑商的儿子嘴对嘴地在一起了;接着“我”又发现让“我”替他去北京的张老头的房子要被拆;修好的车被朋友阿图借去骗女朋友;直到最后被“我”老爸逮个正着。

小说里有很多复杂而耐人寻味的内容。一是不正经的叙事语调与沉重现实之间的反差所形成的审美张力。“我”之所以选择北上,与其说是因为上面的三个理由,不如简单地说是因为像“我”这种“富有思想喜欢写作的人”,在现实面前的无所依恃和无所适从。不正经的背后是现实与远方之间深刻的悲伤。二是作者编织戏剧化情节的能力,比如“我”和陈小猫、张老头电话里的相互说谎,他们以为“我”已在去北京的路上,而实际上“我”在偷偷地看着他们。很有戏剧性的离间效果和机智幽默的对话时常让人忍俊不禁。三是随处可见的隐喻和潜台词丰富的语言。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隐喻和反讽;而小说最后,只有中文系的大四女生西瓜愿意陪着“我”,这其中也应该是有深意的。总之,赵挺的这篇小说现代意识鲜明,其中显示出来的机智与才华,让我对他的创作充满期待。

丙方,原名吴勇霞,丽水人。此次入选的短篇小说《三天两夜》讲述一个“借种”的故事,题材并不新颖,但优点在于小说对女主人公应茹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观念转变之艰难。应茹和林详在上海开超市,赚了不少钱,但没有孩子,检查的结果是林详有问题。林详是独苗,于是婆婆有了让应茹借种的想法,对象是在超市里打工的老乡刘小斌。婆婆一开始提出这个建议时,应茹当场把盘子摔了,但三四个月后,当林详借故回乡,让她和刘小斌独处时,“她像被人捂住了嘴巴,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在心里她一直是欣赏刘小斌的。面对刘小斌,她能听到“自己的心脏突突直跳”——“确切地说,有不安,有羞耻,但也有一些说不清楚的期待”,但两个人都克制住了。傍晚时分,林详回来了,应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而林详说了一句“去他娘的孩子”。小说一方面反映了乡村生活观念转变之缓慢,另一方面其实也涉及了生活的依恃问题。除了赚钱、传宗接代,他们的生命里还有什么?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应茹突然觉得好累,她忍不住问:“为什么每天要像机器一般活着?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钱吗?为了孩子?”一连串问句说明她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小说总体上来看比较浅显质朴。

李慧慧是舟山岱山人,创作有诗歌、小小说、散文,此次入选的是4篇小小说。小小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文体,因为篇幅短,所以经常需要一个“欧·亨利式”的结尾,容易入套。从入选的4篇小说来看,前两篇较好,后两篇稍逊。《今生欠你一个拥抱》写在几次同学聚会上,大家因为开心都在相互拥抱,只有陈雪例外。后来在同学何阳的葬礼上,陈雪哭得比任何一个女生都伤心,大家都以为那是因为班里这两位仅剩的单身男女之间有着特殊的感情,后来才知道陈雪是因为狐臭而自卑。小说的优点在于设置了两个悬念。陈雪的哭是因为一个生命的早逝,她认为她也是造成其生命不完满的一个因素,而这偏偏是一个终身无法弥补的亏欠和遗憾。小说的主题因此高了一层。《包裹终于打开了》写的是一位女性从被迫的婚姻到被婆婆和丈夫感化的过程。主题并不新颖,优点在于对“包裹”的处理。这个从母亲家里带来的包裹,代表着她的态度,最终她把包裹从最显眼的地方移到了橱柜里,但在小说中,包裹始终没有打开,成为一个隐喻,这就让小说增加了一点含蓄。相比较而言,《私奔》和《五星级父亲》主题和写法都相对老套。

诗歌:表达日常经验 寻求创作突破

诗歌方面,这次选的是哑者无言和啊呜这两位“80后”诗人。就当下“80后”诗人创作的整体情况来看,用日常口语表达诗人的日常经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创作倾向。其优点是情感真实,紧贴生活,但缺点也是太贴近生活,诗歌内容和作者感悟差不多,缺乏个性和辨识度。哑者无言和啊呜的诗歌也是表达日常生活经验、情感和思考的,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寻求突破的努力比较明显,创作风格也有明显差别。

哑者无言本名吕付平,陕西旬阳人,2007年底定居宁波。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哑者无言很明白打工阶层的遭遇和情感。所以,用平等的眼光去描述他们的遭遇,体会他们的情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点。入选的11首诗中,《寻人启事》写一个打工者的生命之轻;《叫卖者》写两个进城者在“粗粝和冰冷”的雨中相互的安慰和鼓励;《某人》抒写的是诗人对自己生命历程的静观和反思;《如果时光慷慨,我想做最后一个离开的人》抒写的是“我”对那些离去的人的关爱与守护。诗中的人文关怀显而易见。

但哑者无言的诗经常会在描述进城者生存状态的基础上,展开对生命历程本身的追问。比如《读城》抒写的是对早起晚归者迟早都要在时光中消逝的惆怅;《一棵进城的树》更关注城市对进入者个性、尊严的损害和进城者自我的丧失与疼痛;而在《那些远去的名字》中,任何一个远去的个体生命在诗人看来,都“大到整个春天的风和阳光、整个民族的祈祷和张望”。这些诗歌的格局和视野,显然不只是艰难生活的简单描述和抒发。

哑者无言诗歌的题材比较宽泛,《慢》《欠债者》《生命中那些舒缓的叠词》抒写的都是人生的普遍情感,而被认为是其代表作的《口信》,内容和技巧都更加复杂和耐人寻味。这首非常简短的诗给人的第一感受是生命的诡异和无法把控,一个简单的恶作剧带来的“美丽的错误”,可能会改变人的一生,造成生命中无法弥补的歉疚,但诗中的一段“注释”又把读者引向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内涵和想象空间。哑者无言的诗多具叙事成分,具备用朴实的意象提炼生活细节的能力,“简洁的口语加风趣的叙述,但另一种沉甸甸的东西隐藏在了字句后面”(柯平语)。

啊呜2005年由重庆到浙江舟山定居。其诗歌也来自于对日常生活的感悟,但相比而言,哑者无言的诗是向外的,而啊呜的诗是向内的,更多抒写个体与现实对抗中内在生命的情绪和情感。啊呜选择诗歌创作,是为了“不断地在虚幻的现实表象之下,给予自我以内心的真实”,“我不能让现实的墙压下来,把我压成本心所抗拒的另一个形状、另一种面目”。

由于更加关注内在的生命感受,啊呜诗歌的题材更加宽阔,一切对其内在生命产生刺激的事物,都能成为他诗歌的抒写对象。而在啊呜那里,诗又是他“在一些悖谬、反常的情境中,甚至是想象性的空间里,探求存在的经验”,是“在现实的狰狞和内心的温柔之间获得平衡”的一个中介。所以,大量悖谬、反常意象的呈现,可以说是他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观沧海》中一对对悖谬意象的陈列就非常典型。生命的悖谬感也来自于世俗生活的羁绊,比如《他》,身子像树埋入了世俗的尘土,内心却想“抽出一片叶子,立于/大脑之外”,如果“脱离了大地”,必须“砍下自己的头颅”。

从啊呜的诗里,还可以看出他对外界的警惕和对生命价值的敏感,某些部分甚至让人联想到鲁迅的《野草》。比如被看:在浴室里,“我”仍然注意到“窄小的天空”从通风口里“望着我”,“让人无从遮掩”(《偏移》)。比如生命的两难境地:“我”被陌生的地方割伤,让“我”与陈旧的过去分离,但这“永远新鲜”的伤口又证明“我已经在不断地死去”(《地图》);“我因无法获得未来而绝望/我得以长久地死于过往”(《浪子》题记)。比如死后的尊严无法保障:一条“已经死了”的秋刀鱼,被“陌生人”砍了头,虽然它“死后坚持直视”,“盯着荒谬的火”。不管啊呜的诗是否受到过《野草》的影响,它们对生存的荒谬体验确实是相当深入的。

科幻小说和儿童文学:与现实紧密结合

赵海虹是杭州人,科幻、儿童文学作家。其科幻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科幻与现实紧密结合,表达她对科技与人类发展关系的思考与警惕。《宝贝宝贝我爱你》发表于《科幻世界》2002年第8期。小说讲述的是商业、科技是如何入侵人的家庭、情感和生命,并对伦理、人性产生损害的故事。“我”是一个网游公司的软件程序设计员,被老板派下任务,用全息电脑开发网络游戏“养宝宝”。为了提升游戏的真实感,并不想要孩子的“我”引诱老婆蓝子生了孩子“贝贝”,以便从她身上获取实际经验。

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一个伦理问题:父母对孩子的情感能不能被用来做游戏?在小说中,“我”接受了老板的指派,但在制作过程中,“我”反复“质疑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品质”。小说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强大的商业资本和科技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在它们面前,具有生存压力和人性弱点的个体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的。面对那套全息电脑设备和游戏开发成功后10%的技术股,以及“我不干也自有别人愿意”的现实,“我”只能放弃良心和伦理。后来,当“我”认识到贝贝只有一个,而“宝宝”却永远不会失去,并决定痛改前非时,却被蓝子发现了。小说最后,作者安排离婚后的“我”无意中遇到了贝贝,并从中获得了人性复苏的结局,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朱小莉是浙江儿童文学作家,入选的《冲动妈和淡定爸》(节选)出自其《百变大小姐》系列第四册。节选部分围绕着杨皮皮一家展开了对有关社会家庭教育等方面问题的讨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性。有人评论朱小莉的作品“像是漫画式的小说,像漫画一样好看,又像小说一般精彩,语言风趣,人物鲜明,故事跳跃”。“漫画式”的确抓住了朱小莉作品的特点,因为她笔下人物的性格基本上是漫画化、定型的。故事中,杨先生是IT行业研发工程师,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能保持淡定,所以叫“淡定爸”;杨太太既是“时尚辣妈”,又是职场高管,性格冲动,所以叫“冲动妈”;而杨皮皮则是个所有科目成绩都中不溜的小学生。这种标签式的人物性格设定,好处是能给读者比较深刻的印象,但缺点是缺少变化,给人总体感觉太过低幼,缺少提升。而且作品中大量时俗话语的运用,对孩子的语言教育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总的来说,“新荷计划”第二辑文丛中的作家作品风格各异,这是浙江作家创作灵气的一种表现,这在其中某几位作家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但没有真正坚实、丰富的文化积累和文学素养而单靠灵气来支撑的写作,肯定是走不远的。我希望他们不要犯“懒散”的毛病,扎扎实实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