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舒晋瑜的《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是一本不可替代的书。对于想要了解当代军旅文学总体状况的读者而言，至少有两本绕不过去的书——军旅文学评论家朱向前主编的《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和《新世纪军旅文学10年概观（2000—2010）》。舒晋瑜的《以笔为旗》可以算第三本。从系统性和理论性而言，舒晋瑜的访谈录自然比不上前两本著作，但是，从资料的鲜活、文笔的生动等方面看，《以笔为旗》又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由舒晋瑜来完成第一部军旅作家访谈录无疑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她有积累。舒晋瑜兼有文化记者与文学评论家的双重身份，使得她的访谈同时具有记者的敏锐和专业读者的理论深度。敏锐和深度这两个关键词确保了她的文学访谈的质量。苏童说她是一个“文学的战地记者”，白烨说她的访谈录《说吧，从头说起》是另种方式的文学考察、别样形态的文学批评。她访谈的对象，均为影响力很大的当代文学名家，并且总有自己的独特角度与厚重分量。

其次，她对军旅文学有别样的情怀。《以笔为旗》是舒晋瑜近20年来专注于梳理军旅文学的成果，这与她的英雄情结不无关系。舒晋瑜的父亲是个军人，使她对于军旅作家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还包含了“70后”的某种共同记忆，“中学的时候疯狂地迷恋过军装，拍毕业照的时候，同学们互赠照片，很少不穿军装不戴军帽的。这种隐秘的情结兀自涌动。”自1999年起，舒晋瑜在每年的建军节前后，都会采访一些军旅作家，从老作家魏巍、徐怀中、峻青、徐光耀、彭荆风到晚一代的作家徐贵祥、周大新、朱苏进、朱秀海。这些访谈，刚开始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它们逐渐汇聚，如同溪流汇聚成河，呈现出峥嵘的面貌与内在的力量。同样，作者对于军旅作家、军旅文学的情怀，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沉淀，演化为内心的特殊情结。

这样一部涉及当代几乎所有重要军旅作家的访谈录，除了要有积累、有情怀之外，更需要的或许就是作者的耐力了。显然，这对于舒晋瑜来说同样不成问题。她可以用20年的时间执著地关注这个群体、关注军旅文学，同样，她也有耐力在面对每一位访谈者前做足功课，确保访谈话题的新意与深度。

访谈是一种对读者特别有亲和力的文体。在这种文体中，访谈者与受访者都尽量淡化语言中的专业面具与身份面具，以接近日常生活的语言表达彼此的感受。同时，对话的方式保证了彼此可以进行有效沟通，避免书面语体的独断。《以笔为旗》中舒晋瑜与军旅作家的对话平和、深入，她给予了作家最大的发言权，让他们对自己作品的内涵、自己的创作意图充分阐述，也不时从专业读者的角度进行“挑剔”和“质疑”，以期引起更深入的交流。比如，在与朱秀海的交流中，朱秀海谈到自己近年商战题材电视剧背后的思考，“不走商品经济的路就会走造反、起义、暴动、战乱、革命的路。这是我这些年写的一些电视剧的潜在主题，但更重要的是它其实就是历史的本相。”舒晋瑜对此观点有所“质疑”，“但是这种思考，似乎不见得能被受众理解”。面对这种质疑，作家的解释是，“真正的意义在于写作者这一边，你忠实于自己的文学理想，还是文以载道，所谓铁肩担道义那些东西，你做了至少对你自己是有意义的事情。无论我的小说、电视剧还是散文创作，它们都同样地表达了我作为一个作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在这种交锋式的访谈中，双方都最大限度地敞开自己，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真实看法。作家对自己创作历程的现场说法，在访谈者引导下对自己心路历程深入剖解，使这部访谈录成为一部货真价实的鲜活的军旅作家档案。

因此，这样的档案对于当代文学史的总体建构是有贡献的。不熟悉军旅文学的读者会惊异地发现，白桦、邓友梅、毕淑敏、二月河、裘山山、谢冕等当代文学名家，其履历中都有军旅经验，都有过军旅文学的创作历史。这些军旅经验以及军旅文学创作经验，对于这些作家的人格养成有什么影响？这些经验与他们后来的创作之间，又有着一种什么样的隐秘关联？这些恐怕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者们不能不面对的课题，而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在《以笔为旗》中找到最为可靠的研究线索。

同样，如前所述，这部书对于已有的军旅文学史是一种有力的补充。这不仅仅体现在其资料的鲜活与翔实，在我看来，更是体现在作者的问题意识上。军旅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是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在八九十年代，也曾经一度辉煌。但近年来，随着专业创作队伍的萎缩，军旅文学的边缘化趋势日益明显。正如李瑛先生所言，军旅文学是代表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文学。军旅文学的边缘化处境与军旅文学的重要意义显然不相匹配。在舒晋瑜的诸多访谈中，她始终没有忘记提醒受访者对于军旅文学的现状、问题及其未来发表看法。可以说，《以笔为旗》既扫描了军旅文学的发展全景，也触及到了军旅文学的深层次问题，并让我们对于问题的破解与军旅文学的未来发展有了较为明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