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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眼睛

2018年02月12日10:00 来源:新青年周刊 范稳

2000年前后,我还是一个找不到明确方向的写作者。这一年的夏天,我背着行囊敲开了西藏藏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上盐井村一座乡村教堂的大门。教堂里年轻美丽的藏族修女玛利亚大约很诧异我这个状如流浪汉的汉人,但耶稣的教诲让她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前来敲门求助的人。于是,我从此进入一个神秘陌生的世界。

这个村庄艰险万状地矗立在澜沧江峡谷一条山梁的坡地上,下面就是奔腾咆哮的澜沧江,许多房屋直接站在悬崖上,看上去与岩石浑然天成。简陋古旧的教堂在穿越峡谷的大风中迎风挺立,显得安宁而孤单。那时,我只是好奇,在一个遍地都是寺庙、玛尼堆、经幡招展的地方,为什么会有十字架?是谁建的教堂?刚好那期间教堂的神父去拉萨开会去了,年轻的修女对教堂历史知之甚少。只告诉我说教堂后面的圣地(墓地)里有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坟,还说他是很久很久以前被当地喇嘛杀死的。我一下就想起了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学到的一个词——教案。

我在一个暮色黄昏中来到教堂的墓地,找到了那座传教士的墓。墓是新修葺的,墓碑也很简陋。根据碑文上简单的介绍,墓主是一位中文名叫杜仲贤的瑞士神父,1936年以修士身份来华传教,1946年晋铎为上盐井教堂的神父,1949年8月因和当地喇嘛起纷争,被杀于一座雪山垭口。

我在墓地里伫立良久,心灵有被照亮、被召唤的冲动。我想知道墓碑背后的故事,我想从简单的碑文中读出一个人的荣耀、责任、苦难和悲剧。尽管那时我对民族、宗教、历史、以及有信仰的人们,犹如站在澜沧江此岸远眺彼岸,但有一种力量,有一道光,或者说,有一双眼睛,仿佛在推动着我走向彼岸。自此至今。

我相信无论是冲锋陷阵的士兵,还是一个敲打键盘的写作者,以及从事其它职业的人们,他的责任和勇气一定来自于他背后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小时候看老电影,总会有一句台词很激动人心:“祖国在看着你们!”这句台词很宏大,只有成人以后,才知道看着你一路前行的是你的父母亲人,你的师长朋友,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你的关注者和提携者,甚至也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再经历一些岁月的磨砺以后,那双有形的眼睛趋于无形,慢慢等同于神的眼——悲悯,温暖,仁慈,宽容,你所做的一切它都尽收眼底。你犯下的过错,你冒犯的神祇,你获得的小小成功,你为他人、为社会付出的种种努力和奉献,都被时间所原谅、接纳,被神的眼所明察、储存。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他以自己的作品示人,书写的背后自然会有千万双眼睛在审视,在期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写作者并不孤独,身前有引领者,身后有激励者。更不用说那些甘愿与他同行的人,或者那些他愿意加盟其间的志同道合者。

多年来我喜欢在大地上行走。登山靴、防水裤、冲锋衣、睡袋和双肩背囊,是我出门前的标配。大学毕业后我曾经在地质队工作过,属于很早的暴走一族。不过我们可不是在城里待腻了跑到野外去感受小资情调的驴友,我们是在为国家找矿,煤矿、金矿、锡矿、铅锌矿等等,这些矿区我都跟随那些地质队员去跑过,他们教给我找矿的基本方法,从普查到详勘,从槽探到洞探再到钻探。一座隐藏在大地深处的矿山的模样和储量,可以经过这些技术手段精确地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在我成为一名作家后,我很自然地就将这种方法运用到我要面对的题材上。它们也是一座座隐匿的“矿山”,它们蕴含的“储量”,也必须用双脚去丈量,用汗水去详勘,用心去钻探。正如当我面对上盐井教堂那段隐秘的历史,面对那个传教士作为一个殉道者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说:“面对历史,范稳有一种罕见的谦敬和诚恳。后来者必须知道自己的小和无知,由此出发,他以清苦的田野劳作努力重建历史的现场,重现人的精神。他的历史小说常常是‘笨’的,这是一种饱含历史重量的‘笨’,是‘大地之笨’。”我想,“历史重量的笨”和“大地之笨”,首先是因为我习惯用一种“笨拙”的写作方式,这是一种创作姿态,或许也是一种风格。面对大地的厚重和历史文化的丰厚绵长,我无法轻盈。

当我面对博大精深的藏民族文化和藏传佛教时,当我面对古老悠久的各民族创世史诗时,当我行走在瑰丽多姿的雪山峡谷面对大自然的神奇旖旎时,我也无法不谦卑,无法不时常显得笨拙不堪。十年藏区漫游的经历,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朝圣者,一个发现者。在一片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多种信仰并存的土地上,文化的发现殊为重要。藏区的生活总是在我们的想象力以外,更不用说它的历史与文化,民间传奇和神界故事,与我们通常所熟知的文化体系相去甚远。神的世界,有信仰的生活,不是我们呆在书房里就可以揣摩的。一个普通藏族老人的一句话,可能会让你有胜读十年书之慨;一个藏族老阿妈煨桑的青烟,也许就让你在一瞬间就明白了有信仰的生活就是如此简单、纯洁、高贵;而转经路上那些筚路蓝缕的朝圣者,或许正可以解答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以及信仰何为、生命的意义何在这样一些深奥的哲学问题。只不过,这样的发现是沉重而缓慢的,重到令人敬畏,慢到时间仿佛倒流。

我用十年的时间为藏民族文化写了三部书。写《水乳大地》时我发现的是多元文化的丰富和灿烂,我写了民族、文化、信仰的砥砺与碰撞,交融与坚守;在《悲悯大地》中我描述了一个藏族人的成佛史,以诠释藏民族文化的底蕴;“藏地三部曲”的收卷之作《大地雅歌》中,我写了信仰对一场旷世爱情的拯救,以及信仰对人生命运的改变。我深知,尽管我的“藏地三部曲”有百万字之巨,但它也只是展现了藏民族文化与历史的冰山一角。西藏,仍有待于人们再去发现。

2011年以后我转向了抗战历史方面的书写,到今天我已经完成了两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和《重庆之眼》。在进入这个题材的采访和史料阅读时,我确定自己的写作方向应该是文化抗战。我所生活的昆明在抗战爆发时虽然是大后方,但当时中国三所有名的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后南迁到滇,组建成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在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让中华文化的基因薪火传承、弦歌不绝。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几乎难以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抗衡。但我们的国土可以沦丧,战场可以失利,民众可以牺牲,可是我们的文化没有因为战争而丧失哪怕一分的尊严。相反,正是我们悠久灿烂、坚韧不屈的文化,让无数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把家与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家国情怀,在那个时代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或高调。

在今天这个开放的时代,当我们重新钩沉和梳理我们的抗战历史时,我们会发现许多被忽略甚至遗忘的历史。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无论是国内战场还是境外战场(比如中国远征军的缅甸战场),无论是一个地域、一个族群的抗争,还是一个家族、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民众的报国热血,我们的文学发现和书写都还远远不够。

仍然有一双眼睛在注视我,它的目光来自历史的纵深处。我个人认为,对抗战历史的重新发现,有助于一个作家再次认识并学习到我们民族曾经经历过的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在历史中再发现,既是抗战文学书写的唯一途径,又是对遗忘的拒绝和抗争。遗忘有自然性遗忘和选择性遗忘之分,前者是被时间打败的遗忘,后者是受主客观因素左右的遗忘。我在采访一些抗战老兵的过程中,面对他们满脸被时间刻下的深刻皱纹,面对他们努力想看清往昔峥嵘岁月的浑浊目光,常常感到深刻地无奈和悔痛,还感到这两种遗忘模式对我们历史真实的戕害。在他们能够清晰地回忆自己战火中的青春岁月和战场上的呐喊时,要么是他们不能说,要么是没有人愿意听;而今天当我们急于想再现一个民族的宏大史诗,急于想知道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是如何抛家别子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又是如何穿着草鞋布衣、拿着过时的武器与侵略者搏杀时,我们却只能从他们零碎而不确定的回忆中得到一些“断简残章”。它让我们这一段宏阔的历史破碎化了,像雾中的景象,模糊不清了。

因此,对抗战历史题材的书写实际上就是一项还原历史的宏大工程,也是任何一个有历史感的中国人永志不忘的义务和责任。它不是一种应急性的任务,也不是某种一时的热门和热点。它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必须补偿的一项“债务”,也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应当承担的历史情怀。因为历史的真相经常借助于文学的真实来表述,文学也有义务成为历史的鲜活注脚。

在我对抗战历史的重新学习和研读中,我常常感到自己原来如此无知,如此肤浅。过去我所理解和认知的抗战,和那段真实的岁月相差甚远。比如一说到抗战,我们大多会想到和日本鬼子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浴血奋战,而在阅读了大量史料和采访了许多抗战老人后,我才逐渐明白中华文化的坚守是我们得以赢得抗战最终胜利的第一块基石。这种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光荣传统,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血性,有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骨气,有着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家国情怀。在西南联大,那些学富五车的教授们抛家别子,流亡大半个中国,在云南高原让中华文脉不断,弦歌不辍,联大的学子们在他们的先生们的感召教诲下,要么以读书救国为己任,要么奔赴疆场。自有联大以来共有8000多学子毕业,从军抗日的就有1100多人,即每100人中有14人投笔从戎。正是这些热血青年,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山城重庆,这个战时首府在经受日寇长达五年半的无差别轰炸中依然屹立不倒。一个老人告诉我说,重庆是个雾都,在有雾的季节,形成了有名的“雾季话剧艺术节”,陪都的话剧场场爆满,抗日剧、街头剧、爱情剧,既鼓舞了人们的士气,也舒缓了抗战岁月的艰难。老舍先生领导的全国抗敌文艺协会,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文艺团体,让文艺从来没有像那个时代那样,起着鼓舞人心、激励士气、延续文化、团结抗战的作用。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唱的那样,“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死而国生,我们的国家正是在他们的鲜血与怒吼声中得以拯救,得以重生。

这样一段宏阔的历史,我相信每个有志于抗战题材书写的写作者终其一生,也只能是涉及到它的某一个方面。我们只有不断挖掘、不断发现,才有可能不愧对我们的先辈为抵抗外侮而洒下的鲜血,不愧对这段历史的悲壮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