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篇小说《福地》是出生于山亭区西集镇刘庄村的作家叶炜新近创作完成的“乡土中国三部曲”之一（其余两部为《富矿》和《后土》，分别入围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发表、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长篇小说选刊》在选载《福地》的卷首语中说：“《福地》是现代风格的小说，写得有点魔幻，但紧紧抓住了传统的根脉。鲁南苏北大平原广大而肥沃，赋予老槐树的子孙们源源不竭的生命力。这片福地上的人们，曾经受难，终究蒙福。正是因为这一份信念和热爱，青年作家叶炜写出了‘乡土中国三部曲’，成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富有成就的代表性作家。”《福地》刚刚获得了山东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奖。就此，本报记者对叶炜进行了采访。

问：和《富矿》《后土》一样，《福地》写的依旧是麻庄，所不同的是，《福地》里的麻庄，其地标意识更强，那里所有的一切物质存在和环境布局，几乎都可以在你的家乡找到些许印证。这是你有意为之的吗？

答：创作《福地》的一个最大动力，就是要认认真真地书写一次家乡。十余年来，我几乎都把自己的写作放置于同一个“场域”——童年记忆里的家乡。

我早就想创作一部能够向家乡致敬的作品，那个小小的村庄养育了我。以文学的方式来记录家乡农民的百年命运史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麻庄所在的这个场域，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的一个“富矿”。因为这个地方可以代表中国的乡土世界，至少应该成为一个地标。

问：与“乡土中国三部曲”前两部着多数笔墨于当代现实不同，《福地》的笔触延伸向了近现代，叙述的重点和视角已经从现实转入了历史。小说中所使用的、贯穿始终的老槐树视角以及时或闪现的鬼魂叙事和动物叙事，让小说有了超越现实的灵动幻象。你为何要在写作过程中做出这样的安排？

答：在《福地》的创作中，我有意识地尝试了四种叙事，即老槐树叙事、鬼魂叙事、动物叙事和家族叙事。其中老槐树叙事贯穿始终，鬼魂叙事和动物叙事虽然在全书所占比重不大，但却是小说的灵动所在。对于整部小说而言，所讲述的是一个家族故事，是一部典型的家族叙事。

先说老槐树叙事。为何选择老槐树？首先，这不是一棵普通的老树，它已经在小说中的麻庄存活了五百年，和村庄一样古老，她见证了麻庄的建立和成长。把老槐树作为叙事视角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是中国广阔乡村的标志物。在中国广袤乡村尤其是北方地区，老槐树几乎随处可见。有过北方农村生活经验的读者都知道，在每一个村庄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枝繁叶茂的老槐树。和土地庙一样，老槐树是中国乡村的最为显著的特征。第三，老槐树叙事保证了全书的全知全能视角。《福地》描绘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有现实的书写，更有历史的回望，有民风民俗的展示，更有乡村精义的探求，其书写对象是很广阔的，必须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视角。在《福地》中，老槐树不但知晓麻庄所发生的一切，能够和麻庄那些死去的魂灵对话，也可以和麻庄的老鼠等动物交流，更可以穿越历史，和天地人鬼神沟通。所有这些，都是其他叙述视角所不能承担的。

鬼魂叙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福地》的鬼魂叙事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鬼魂在小说的第一章中就出场了。为何要在小说一开始就进行鬼魂叙事？在我看来，这一叙事很重要。一方面是情节需要，更重要的是对于老槐树叙事的补充。每当老万遇到难事，逝去的绣香总要出来劝慰或者支招，在重大困难面前，甚至会直接现身施以援手。鬼魂叙事在小说中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力图构建一个混沌的文学气氛。

问：在《福地》创作中，你有意识地塑造了一个开明地主乡绅形象老万。在小说中，老万承担起了麻庄守护人的角色，为了抗战，老万说服在抱犊崮当土匪的女儿和在国民党当连长的二儿子，和作为共产党干部的三儿子合作；为了保住麻庄，老万拿出私产筑山寨盖炮楼，组建自己的武装；为了救麻庄民众于饥荒，老万不惜拿出自己保存多年的救命粮，分发给乡亲；为了抗旱保苗，老万亲自带人打井修渠……正因为这些，麻庄人都把老万看作自己的精神领袖。可以看出，老万这一文学形象迥异于当代文学中的叙事成规。对此，你是怎么考虑的？

答：有些人或许认为，这是一部为开明地主乡绅正名的小说。任何事物都有其复杂的一面，历史的叙述多数时候都是在做披沙拣金的工作，而文学，尤其是小说，却不能忽略那些个体。或许这些个体微不足道，但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老万这一形象是有真实人物原型的。在抱犊崮山区，像老万这样的开明士绅并不少见。所以，在那历史遗漏之处，正是文学出发之地。这倒不是说历史叙述是不可靠的，而是说文学完全可以提供给读者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这样的真实有别于冰冷历史的高度概括和理性分析，而是有温度的感性存在。历史常常喜欢关注整体和大人物，而小说则常常在个体和小人物那里找到自己的兴奋点。

《福地》不但写到了地主抗战，写到了土匪抗日，也写到了国共合作以及兄弟情义。在小说中，万寿和万禄分别参加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队伍，这一对亲兄弟有过合作，也有过分歧，但在抗日这一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却达成了一致。即便是解放战争时期，兄弟两个在淮海战役中对垒之时，也都是各自担心着对方的生命安危。随着解放战争结束，兄弟两人的命运随之发生了改变。万寿成为了地区书记，万禄则逃赴台湾。万寿看似风光的背后，是一次次的被整肃、被斗争，小说由此切入了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万禄看似悲惨的命运，却出人意料地等到了最后的衣锦还乡，小说由此切入了大陆的改革开放。归根结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写人，写出大时代中的人性之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