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元旦后春节前，这段多出来的时间，是不是老天爷送给我们的礼物？”马敏原来是这样问扎吉的。

“什么意思？”扎吉那时还留着很长的头发、不是特别长但肯定可以用手指一根根理开的胡须。马敏曾经比较过扎吉的胡须和自己的短发，吃惊地发现它们长度一样，只是胡须更坚硬、颜色也更黑。而马敏的头发从小就是灰色的，在亚洲，这是罕见的发色。年轻的时候，灰发总让人以为她营养不良，但现在反而没人这么想了，因为马敏已经五十四岁了，女人五十岁以后的头发不正该是这种憔悴的灰色吗？马敏一直对灰头发有自己的看法，她相信这是因为她血统复杂，她说，“成吉思汗去到莱茵河的时候，肯定带回了一些灰发的欧洲女奴。”扎吉觉得她想象力丰富，或许是太丰富了一些。成吉思汗是马敏和扎吉共同的祖先，他们都是蒙古族。但扎吉却一直瘦得可怕，长发长须里，只露出一双细长的眼。他瘦到凹陷的脸几乎很难从长发里真正凸显出来。而历史书里所有骑马射箭的蒙古人，成吉思汗、忽必烈……看上去都是些高大的壮汉。

那是二十多年前了——马敏发现“老天爷的礼物”的那一年。当时她喝了很多蒙古奶酒。奶酒是扎吉带来北京的。扎吉在前一晚从内蒙古开往北京的长途车上，一直紧紧抱着三瓶奶酒，把肋骨都硌疼了，但最后还是碎了一瓶。早晨，他在北京东郊汽车站转乘公交车去西郊的时候——马敏和她的丈夫那时住在西郊，扎吉被人群推搡着上车，然后一脚踩空了。一瓶奶酒从扎吉拎的袋子里掉出来。奶酒流了一地，扎吉立刻闻到一股呛鼻的味道，和他们喝酒时品尝到的味道相差太多，根本不一样。

当天晚上，那肯定是1月的某一天，元旦之后春节之前，马敏、扎吉，还有小何——小何那时还是马敏的丈夫，但他现在只是指挥家老何——三个人喝光了两瓶奶酒，然后马敏说，“扎吉，太感谢你来看我们，我们好久没这么高兴过了。”那一年是马敏跟小何来北京的第一年，和那时很多来北京追求艺术梦想的年轻人一样，她说，“想去见识见识。”马敏其实是被小何鼓动了，小何很擅长鼓动人，后来的事实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第一年肯定是最不容易的，他们见到扎吉时那种激动的、又想哭又想笑的样子，足以说明一切都是多么不容易。当然，以后他们就慢慢好起来了。

扎吉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他没有打碎那瓶奶酒的话，这会儿是他一年中最高兴的一天。

小何即使喝了酒，也不会有太多的话。那时，他对扎吉说，“我们都希望你能经常来。”马敏会把小何的话重复一遍。

扎吉很高兴他们的想法达成一致，他说，“我想我们应该每年这样聚一次，要不，都在每年这个时候？”

马敏立刻为这个主意高兴得尖叫起来，但她的嗓子并不好，听起来像是小狗被勒住了脖子发出的那种嘶吼，很费力。

在这个约定之后，马敏说，“扎吉，元旦后春节前，这是一年中多余的时间，因为旧的已经过去了，新的还没开始，我们在写日期的时候老是要想一想，才不会把年份写错，你看，这意味着什么？老天爷说，哦，你们太累了，你们该这样歇歇吧，喝喝酒、跳跳舞，这是我给你们的礼物……”

小何说，“大概只有中国人，才有这个礼物。”他和马敏、扎吉不太一样，他总是清醒着，指出一些事实真相。那时，马敏相信她需要小何的清醒，“要不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她嫁给了小何。不过每次看见她，扎吉都认为，她其实还是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老天爷的礼物，多余的时间。”这一年，五十四岁的扎吉已经喝下了大半瓶红酒，然后他这样说道。现在，扎吉和马敏只是这样，说着那些事情，甚至都不需要组成完整的句子，他们只需要这样说一些短语，就足以让对方理解。

马克说，“多余的时间？我妈妈现在真是觉得时间很多余啊。”

马敏的儿子，马克，已经二十多岁了，他不知道其中的典故，因为他并不经常出现在马敏和扎吉的岁末聚会上。在马克青春期的那些年，他对马敏、扎吉都有一种明显的敌意。那些年，扎吉很少见到马克，只是每年扎吉来北京的时候见一面。但是，每次扎吉匆匆进门，看到马克，马克都会马上说自己很忙，因为一些什么事情必须立刻出门。

现在，马克穿着衬衫、西服，已经在一个文化研究单位上班。但扎吉觉得，马克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在研究什么，因为他总是把那些课题说得模棱两可。他身上那种只属于少年的随时想要进攻的冲动，终于也渐渐没有了。

儿子的话，让马敏很不自在。她开始后悔让马克这晚留在家里。这个现在只是马克和她的家，其实很多年里都是这样。马敏在北京一共住过三个地方，从西往东，刚好在一条直线上。这条直线从西北往东南倾斜，像一条表示下降的坐标线，犹如对她人生的概括，她会越来越向下滑，直到某一天，沉入水平坐标以下——那会不会就是最后的时刻、生命的终结？

“马克，扎吉叔叔说的，其实，是另外的意思。”马敏解释说，她本想多说一些，关于他们当年的约定，但那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老何。而面对马克、扎吉同时说到她的前夫，还很难，她需要想很久，才能想清楚自己到底要说什么以及怎么说。说话对马敏而言，正在变成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她现在越来越没有机会说话了。于是她的语速也越来越慢，仿佛每一个字都需要经历长久的生长，才可以被吐露出来。马克，他就像某种设置了屏蔽功能的电子设备，自动把她屏蔽在他的世界之外。从前，她还可以工作，虽然办公室行政工作并不需要接触太多人、说太多话，但后来，她越来越无事可做，因为单位发现，其实只需要用给她的一半工资就可以招聘到成堆的年轻姑娘来代替她，而且她们干起活来，效率也比她快好几倍！但单位无法辞退马敏，因为劳动保障法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所以几年前，马敏被打发到一个看起来很“适合养老”的部门，拿着少了一半的薪水。她现在还在这个“适合养老”的部门。部门主任与她同龄，当年他们一起参加工作，他对她似乎不错，因为他惺惺相惜地表示，“家里有事的话你就不用来上班了，反正上班也没事，我不会给你安排任何工作的，放心！”这让马敏感到，如果自己还去上班的话，就是不通人情了。她没说，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需要她的事。

扎吉也想解释一下关于“多余的时间”，是他引出了这个话题。但马克看起来并不想听。

马克打断马敏的话，“行了，行了……我不关心。”

马克对扎吉说，“她说话，会把我急死！”

马克说话很快，很像他父亲，指挥家老何。但他还是改了姓和名，马克——这多像马敏想出的名字。那一年，马敏说要给儿子改名，“我们离婚，儿子既然归我，那怎么还能姓何呢！”

“改成什么？”扎吉问。扎吉那时也还年轻，没有结婚，但他已经剪掉了长发，因为开始不流行男人留长发了。

马敏决定让儿子叫“马克”。扎吉觉得，这个名字会让孩子在学校被嘲笑，但马敏又说起那个成吉思汗，“他去过莱茵河，他的后代为什么不能叫马克？”她总是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她后来也给自己改了名字，“马翎子”。她把这三个字写在一封封投稿信上。后来，扎吉看见许多的退稿信，才问她，谁是马翎子？马敏说是她自己，马翎子是马敏的笔名，马敏又解释说，写作需要一个非凡的笔名。扎吉认为，这意味着马敏还在为离婚痛苦，为她的前夫小何而痛苦。小何一直做音乐，那几年，小何以“小河”的名字写的歌，都很出名。

不过，马翎子这三个字从来没有变成铅字，幸好。要不“马克的母亲是马翎子，这太奇怪了！”扎吉说，“一个莱茵河边的孩子，有一个富士山下的妈妈，人们会这么想的。”

马敏为这句话生过气，因为扎吉“竟然一点儿都不能理解她”，而她还把扎吉当作她最好的朋友。

扎吉还是每年来看望马敏，带着酒，从来没有中断过，每次他都会在马敏家的沙发上住一晚，第二天再回内蒙古去。这的确是难得的友谊，就算马敏成为一名离异的母亲——这让扎吉在马敏家的沙发上留宿的事，无论如何看起来都不太妥当。但他们还是延续着这个传统。毕竟，在每年“多余的时间”的聚会里，他们都会喝掉太多酒——从猛烈的蒙古奶酒、低度的北京二锅头，到度数更低的朝鲜烧酒，到现在喝的红酒。酒的度数连起来，也是一条下滑的曲线，与他们年龄的上行曲线，刚好交错。在1月的北京，扎吉无法在酒酣耳热的时候走出室外，马敏也不会让他这么做。

马敏那几年总是会说写作和投稿的事情，扎吉问她可不可以给他看看她写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她又拒绝了。她说，离婚让她体验到无常。看起来，很深奥的样子。几年后她不再说关于写作的任何事情。她可能终于不再为离婚痛苦了，扎吉想。

“你想听什么？马克。”马敏问儿子，她现在留着长发，小小的一撮头发扎成可怜的马尾，发色是灰白的，这让她看起来比五十四岁更老一些。扎吉想告诉她，或许短发会让她显得年轻。但他又没说，因为她其实并没有让自己显得年轻一点的必要。他们同龄，他知道她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经历过什么，她不需要伪装。至少在扎吉看来，马敏还是漂亮的，她皮肤白皙，眉毛一辈子都修剪得很细，年轻的时候那是她最妩媚的地方。

马克说，“你们聊吧！”他的表情显出，他决定置身之外，他与这晚的客人完全没有关系。

“我在帮马克写舞台剧。”马敏突然说。她大概想表示她并不是没有事情做。这是扎吉在多年以后，第一次听马敏说到跟写作有关的事情。

马克含糊地说着什么，“这个……”然后他停住了，没说下去。

马敏打起精神，对扎吉说，“其实是，马克的单位在做一个舞台剧的研究，我在帮他。”她看来很兴奋。

扎吉说，“那很好，你适合做这件事，你会跳舞，还写过很多东西。”

马敏说，“是的，我也这么想，而且，马克也需要我。”

马克站起来，去了厨房，过了一会儿，他拿出来一瓶红酒。这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桌上的酒瓶里还剩下很多酒。扎吉相信，马克很不喜欢马敏这样说。所有的年轻男人，都不希望被人认为他们还需要母亲来为自己做任何事。

何况马克其实还是个非常敏感的孩子。有一年，马克刚上中学，晚上回到家，看见沙发上睡着的扎吉。马克把扎吉叫醒，让他“滚出去”。马克看上去也喝醉了，像扎吉一样。两个喝醉的男人，在客厅开始打架。没有拳头，他们只是撑着对方的胳膊扭在一起，像他们的蒙古祖先在草原上摔跤那样。他们实力相当，马克还小，而扎吉瘦弱，难分胜负。后来，马敏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卧室出来，“啪”的一声——她砸碎一个空酒瓶。她恶狠狠地看着他们。两个男人都吓坏了，于是各自乖乖去睡觉。

那时马克担心的事情，是扎吉会成为他的继父。马克的担心始终没有变成真的。这让扎吉都觉得奇怪。他感觉得到马敏爱自己，甚至在马敏离婚前这种感觉就已经很强烈。有一次，那时小何还在他们的聚会里，马敏把手放在扎吉的手心，这让扎吉另一只手中的酒杯晃个不停。当时马敏笑得很夸张，她要拉扎吉站起来跳舞。跳舞只是他们两人的事，因为小何从来不跳舞，虽然他做音乐，但他是汉族，不能理解为什么蒙古族喝酒到开心的时候要跳舞。但小何会唱歌，不是低沉的长调，而是干净、轻柔的流行歌，后来小何用这种干净轻柔的声音蛊惑了一个又一个热爱流行音乐的年轻女孩。小何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看着马敏和扎吉跳舞。他们举手抬腿的那些动作，让扎吉感到了马敏的挑逗与暗示，然后小何开始唱了起来，似乎并不在意，“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妹不开口妹不说话妹心怎么想……”小何很少唱这种节奏的歌，而且这歌声的节奏与他们的蒙古舞完全对不上，但三个人似乎都不在意。后来，马敏敏捷地向后仰下，做出某个高难度动作。她柔软的腰，正好压在扎吉的胳膊上，随即，她迅速翻转、起身。扎吉感到，她的脸从他唇边飞快掠过，像是一个短暂的吻。她的脸也从来没有这样红过，从小时候扎吉认识她的时候开始。扎吉觉得这一年，是马敏最好的时候。

有一年，小何开车来汽车站接扎吉，马敏也来了。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他们来接扎吉，把扎吉当作客人，其实扎吉自己倒是从没把自己当作马敏家的客人。

在车上的时候，马敏对小何比对扎吉还要客气。她小心翼翼地对小何说话，声音也很小。小何话很少，只是含混地简单应答。扎吉问起小何的公司——小何已经开始走向成功，他的音乐公司在那几年风生水起，小何才逐渐有了兴致，滔滔不绝地跟扎吉说着公司签约的那些等待被包装的年轻人。扎吉第一次觉得小何原来这么健谈，很像是那些年里所有一夜暴富的商人。马敏便不再说话，她看起来很不好，但扎吉说不出来是哪里不好。小何又说，要带扎吉去音乐公司看看，“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扎吉不认为自己能为小何做些什么，尽管他很想。小何又说，“还有果儿们，她们都是以后的明星，要不要，接触接触？”扎吉不知道什么是“果儿”，但他完全能猜出小何的意思，他认为小何这么说话，实在不妥当。马敏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后排的扎吉看不见她的表情，但她也没有表示任何不满。

扎吉后来才明白原因，那时他们已经离婚了，但他们都没告诉扎吉。

马敏说，“我需要他在，他让我清醒。”扎吉那一次真的生气了，因为她对他隐瞒了自己离婚的真相。马敏理直气壮地告诉扎吉，“我没有选错，我知道你会觉得我错了，但是我没有选错。”她倔强的样子看上去根本就不是在道歉，但扎吉还是原谅了她，以免让她觉得自己还爱着她。扎吉爱过马敏，但他认为那其实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马敏当初要离开内蒙古跟小何去北京的时候，扎吉也挽留过她，但这对马敏没起到什么作用，她有一个自己幻想出来的美妙世界，比如北京的艺术生涯、成吉思汗，还有后来的写作和马翎子……都是属于她幻想世界的一部分，所以，现实很难进入她的意识，影响她的决定。她自我屏蔽，与最好的朋友扎吉也格格不入。她去北京的时候，表现得很残忍、决绝，她对扎吉说，“我不能一直在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一天都过不下去。”

事实上马敏还是过下去了。她在北京搬了两次家，没有换过单位。那不是她喜欢的工作，那份工作跟她的幻想世界没有关系。“我应该做些特别的事情。”她说。于是她开始写作，后来她又跳过舞，是在广场上，跟很多女人们一起，然后她不跳了，因为“我不应该是在广场上跳舞的人，太痛苦，你知道吗？就像音乐家听那些跑调的歌一样。”只有马敏会这么说——骄傲地表达对全世界的鄙夷，丝毫不担心这有什么冒犯之处。这或许也是她可爱的地方，扎吉想。“哦，扎吉，那些平庸的人，你觉得，他们怎么活下去的？”她曾经这样问他。她把自己和大多数人区别开了，尽管扎吉也不知道她这么区别的标准是什么？扎吉就相信，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大多数人都是普通平庸的，这不算什么。但扎吉也认为，马敏的确不一样，她也许会有更丰富的人生。她要去北京的时候，扎吉这么想；她离婚的时候，扎吉也这么想；后来，扎吉抑制住了向马敏表白的愿望，也是因为“她会有更丰富的人生”。于是扎吉和一个普通姑娘结婚了，马敏真诚地祝贺，那是一个小巧的姑娘，小巧的身体里不会产生任何多余的想法。

马敏一直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扎吉是这样看的。现在，他更加确定，以现在的年龄看来，她的生活已经过于安稳和普通，跟她多年以前的设想完全不一样。所以，她才开始写舞台剧吗？

“舞台剧，关于什么内容的？”扎吉问，他知道这会是马敏想要谈论的话题。

“哦，马克想做一个北京舞台剧历史现状还有发展前景的研究报告，他的研究院，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好了，因为我在做。”这是马敏整个晚上说得最流利的话，也许是因为她已经喝下不少红酒。

马克显得很不耐烦，他似乎一点也不想谈论这个，手指快速地划拉着手机屏幕，然后，马克站起来，开始接电话，马克又看了眼扎吉和马敏，快速离开餐桌，去阳台接电话。

马敏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扎吉，像是年轻时候她经常看他的眼神一样，她说，“谈恋爱了，热线……”她朝阳台的方向扭了扭头。

“哦，那很好，你快有儿媳妇了。”扎吉说。马克却突然从阳台探进半个身子来插话，“没房子，拿什么结婚？”在道出真相这一点上，马克和他的父亲一样。

马敏没接话，似乎觉得很难堪。她说要给扎吉看她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在卧室的写字桌上，满桌都是凌乱的纸张，堆出厚厚一层。“现在还在搜集材料阶段，所以还没有头绪，不过，你可以看看这个。”马敏从纸堆里抽出一张纸来，是她做的笔记。她去首都图书馆，整天整天抄下来的笔记，“可以复印，但是我得抄下来，这样有印象。”扎吉想起从前，他也是在她的桌子上，看见那些署名马翎子的退稿信，觉得这不是太好的事情。虽然马敏看起来很投入地在做着这个舞台剧的报告，但这真的是她能做的事情吗？扎吉觉得，北京舞台剧市场，听起来该是政府一个很大的部门才可以弄清楚的问题。

扎吉没有去看她的笔记。他只是看着她的脸，觉得心痛。他一直希望她能够有更好的生活，但她总是有另外的想法。后来他觉得自己应该放手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可是，每次看见她的时候，看见她在各种难以应付的局面中可笑地应对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并不能彻底放开她。有一年，扎吉来北京的那一天是马敏的单位开年会的日子。于是她让扎吉去单位找她，这样年会结束后，他们可以一起回她家。扎吉拎着酒，在她单位食堂外面等着。他在长椅上坐了会儿，抽了支烟，听见食堂里热闹的动静，就忍不住从门外往里看。他刚好看见马敏，她从座位上站起来，举着一次性纸杯，说，“我来敬大家，我想，再给大家跳一段舞……”她已经喝醉了。在所有人的掌声中，她开始跳起来。她不会留意到鼓掌的那些人脸上的模糊表情，扎吉完全能理解那些被她忽略的表情和那些窃窃私语所表达出的含义：嘲笑、不解、惊讶，总之都是在看笑话。或许在他们看来，没有女人应该主动要求为大家跳舞，除非她是真正的舞蹈家，或者那些风尘舞女。那晚，她的确跳得不错，只是不在一个适合跳舞的地方。食堂的地面油亮亮的，她两次踉跄着要摔倒，但还是重新站稳，最后做出一个探戈舞终场才会有的漂亮亮相——她看见了门口的扎吉，随即热情地向他甩出飞吻。

扎吉赶紧闪出门外，那时，他难堪地希望自己从来也没有认识过这个主动跳舞的女人。

她追出来，浅短的灰发扎成两条辫子，闪着亮片的裙子在这样的季节也太夸张。扎吉由此更加认定自己被冒犯了，很久都没有说一句话。

她挽着他撒娇，问：“我跳得好不好？”他又心软了，觉得她不过是需要被称赞、被欣赏和喜爱，他没有说出那些想要劝告她的话，他想，这是她喜欢的方式，只要她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呢？

于是他笑着表扬她说，“你是跳舞的天才，没有人能跳得比你更好！”她很开心，已经开始发胖的身体几乎完全贴在他的身上，隔着冬天厚重的外套，他还是能感觉到她发热的身体。两张脸之间的距离，让他正好可以不必弯腰便能深深地长久地吻她。

那是他们最亲密的时候了，此后再没有过。她说，“扎吉，我不行，我要为马克着想，我不能跟你回内蒙古去。”他意识到这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障碍，马克，她的儿子。那一年马克还是小学生，像他父亲一样冷静也冷漠。马克对扎吉并不热情。马克小时候是一个深奥难懂的孩子，“他那么可怜，爸爸不管，他需要我，他是我最重要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马敏说。所以，马敏现在也会为马克做研究报告，不遗余力。

“你在想什么呢？”马敏问他。他放下手里的那一页纸，搪塞说什么也没想。他们能说的话，似乎越来越少。他在内蒙古的生活，多年来马敏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们之间，她一直是主角，他一直是观众。现在，扎吉突然感到其中的一丝诡异之处，她竟然问他在想什么。

她去握他的手，做出那个邀请他一起跳舞的手势。他笑着摇头，他们很多年没有一起跳过舞了。他的年龄和酒量，都不适合跳舞这件事。她感到尴尬，急急地走出客厅。

马克从阳台进来，他的电话已经讲完了。马克走到餐桌前，给自己倒了一满杯酒。马克看着神色异常的母亲，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在马克看来，母亲马敏就是一个异于常人的妇人。他别有深意地叹了口气，端着酒杯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了。

扎吉过了一会儿才从卧室出来，他已经平静下来。他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说，“我们跳舞吧。”他有些讨厌自己总是无法对她狠下心来，哪怕他明明一次次地被她忽略，哪怕他一次次以为自己可以有所期待然后又一次次失望，他也无法彻底对她狠心。

她这才微笑起来。她害羞地搭着他的手臂，慢慢站起来，像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一样。她可能一直都是那个小女孩。

这和多年以前的场景很像，他们握着对方的双手——这不是蒙古族舞里的必需动作，但他们可以让一个动作成为必需。他依然可以感到那些举手抬脚的动作里，充满着暗示与挑逗。只是现在，他已经不年轻了。于是所有的暗示与挑逗，不过是让他联想起一些没有味道的记忆。没有人唱歌，原来为他们的舞蹈伴唱的那个人，小何，他们都已经多年未见。唱歌人的儿子倒是还在这里，就在隔壁房间，遗传了与小何相似的眉眼。这套房子里，一定有什么难以解释的力量在主导着一切，超越爱情。

“这样真好。”马敏一边说一边把头靠在他胸前。她说，“带我到内蒙古去吧，是时候了。”

扎吉不知道“是时候了”是什么意思。他猜想，她或许也和他有相同的领悟，关于那些难以解释的超越爱情的力量的领悟。马敏似乎想去做那个他们从来也不会忘记的动作。她向后仰、下腰，他的胳膊极力去搂住她的腰。他太瘦弱，这让他自己都感到这动作离奇地古怪。

马敏这些年胖了很多，多余的时间都变成多余的脂肪得以储藏。他们都听见骨头摩擦发出的声响，她的全部身体，从他苍老的臂弯滑了出去，她再也无法依靠腰腹的力量让自己灵敏地弹起，于是，她重重地摔了下去，躺在地板上，四肢摊开，像一只绝望的海星。

“哦，老天，你没事吧？”扎吉蹲下来，想确认她是否受伤。

她看上去疼得厉害，“不行，别动我，现在，不能动我，让我自己试试。”她似乎在什么地方暗暗用力，她嘶哑着嗓子喊，“痛，大概动不了了。”

马克从卧室里跑出来，他冲着扎吉喊起来，“你们在做什么？怎么会这样？”

扎吉觉得自己是犯大错的小学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跪在地上，对马敏说，“对不起。”

马敏摇头，她的头还可以动，说，“带我回内蒙古。”?扎吉很想答应她，可是他觉得自己说不出口。

马克在打急救电话。

后来马敏躺在了急诊室的X光机上。马克和扎吉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他们都想不出能说什么，在这样的时候。

扎吉说，“你妈妈说，她想回内蒙古去。”他小心地省略了一些前提，比如她希望的是扎吉带她回去。

“嗯？嗯，我知道，你同意了吗？”马克竟然这样直白，扎吉很意外。

扎吉摇头，然后又点头，自己也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意思。

马克突然弯下腰去，把头深深地埋在自己的两个掌心里，扎吉看不出他是不是在哭，不确定是否要安慰他，这时，扎吉听见马克用激动的声音说，“我求求你，求求你把她带走吧，我受不了她了，我快疯了！”

扎吉本来想要去拍马克背着的那只手，在半空中停住了，他本来以为马克是为母亲的意外受伤而难过，但看来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马克接着说，他的脸还埋在掌心，“我从小就跟她生活，现在还是，以后还会是，没有人会嫁给我，我得一辈子忍受她，就因为我是她儿子，就因为我爸不要她了，现在可好，她可能一直都不会动了，求求你，求求你，真的，带她走吧！”

扎吉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起马敏说过，她会永远把马克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人。他似乎突然明白了她为什么现在要回内蒙古去？而此前让他一直犹豫不决的那些东西，这一瞬间也终于明确。

扎吉想，马克是一个需要发泄的年轻人。

扎吉说，“可是，她还帮你做研究报告，不是吗？”扎吉想帮马敏说话，或者转移马克的注意力，现在马克看起来明显太激动，说着那些言不由衷的气话。

马克突然坐起来，大声嚷着，“没有什么研究报告，没有什么舞台剧，什么都没有，你明白吗？那都是我编的，都是我编出来的！”

“可是，为什么？”扎吉不理解。

“总得让她做点什么啊……”马克的声音渐渐变弱，最后变成一声呜咽。

扎吉独自走出医院的时候，正是午夜十二点。每年这个时候，他都在马敏家，给自己在沙发上铺上床单，准备入睡。她就睡在离他不远的卧室。二十年了，真的是很多个寒夜啊。扎吉的内心里从来不会真正觉得冷。现在，扎吉沿着北京城陌生的街道走，不确定自己是否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这是元旦后春节前，一年中多余的时间，因为旧的已经过去了，新的还没开始，写日期的时候老是要想一想，才不会把年份写错，这意味着什么？老天爷说，哦，你们太累了，你们该这样歇歇吧，喝喝酒、跳跳舞，这是我给你们的礼物……但无论如何，扎吉想，明年这个时候，他肯定不会再来北京了。

（发表于《回族文学》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周李立，1984年生于四川，200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欢喜腾》《八道门》《透视》等。中短篇小说集《欢喜腾》入选2013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获第四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第六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奖新人奖，2015年《长江丛刊》年度文学奖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