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苏东坡画像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作家祝勇

公元1037年1月8日是苏东坡的诞辰，981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怀念这位旷古奇才。以散文著称中国当代文坛的作家、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著写的新书《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于日前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他穿越将近千年的时光，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是石，是竹，也是尘，是土，是他《寒食帖》所写的‘泥污燕支雪’”的人间苏东坡，并试图打通读者与苏东坡之间联系的一条隐秘通道，即通过两岸故宫（以及世界其他博物馆）所收存的艺术史物证，构建苏东坡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整体形象。

祝勇花了四年的时间翻阅二十卷册的《苏轼全集校注》，试图以此与苏东坡浩瀚无边的精神世界慢慢靠近。而在着手准备写苏东坡的十年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苏东坡走过的所有道路，从四川眉山到陕西定州、河洛，后翻越南岭，抵达广东梅州、惠州，渡过琼州海峡、抵达海南……

在祝勇的笔下，苏东坡的文学艺术，牵动着人世间最凡俗的欲念，同时又代表着中国文化最坚定的价值。 “但是，本书不是一部个人传记，我是想穿越将近千年的时光，穿越我们面前那些固化的文物，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触摸到他内心的脉动，体会那个有情感、会呼吸的苏东坡，而不只是纸页上的苏东坡。”1月21日，祝勇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苏东坡的写作创造了他那个时代的奇迹，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创造奇迹。“我自始至终都相信写作，相信奇迹。”

新书缘起博鳌一次演讲

“在海南，我最想谈的是苏东坡”

海南周刊：您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的后记提到，这本书的写成，缘起中国文学首届博鳌论坛上一次“失败的演讲”？

祝勇：其实那是2015年，我到海南参加第一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好久没来海南，面对夜色、海浪，还有许多久违的作家朋友，多喝了几杯，第二天发表演讲时，大脑有点“短路”了，很对不住论坛的组织者。那一天，在苏东坡生活过的土地上，面对作家同行，我最想谈的是苏东坡，谈一个作家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时代，但没谈出来，有点遗憾。此后越发觉得有话要说，越觉得如鲠在喉，就干脆动笔写下来，没想到一写，就写成了一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写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央电视台要拍纪录片《苏东坡》请我作总撰稿，正好合乎我当时的心境。此前，我已推掉了好几部纪录片的邀请。有时，一本书的完成，也是缘分，是写作者和作品相互寻找的过程。不只是写作者找作品，也是作品在找写作者。

苏东坡是一个大于时代的人

“他是一个不盲从、内心笃定的人”

海南周刊：您在书中提到，“对于苏东坡来说，自己身处的时代未必是最好的时代，甚至，那是一个很差的时代。”您认为，苏东坡之于宋代，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符号？

祝勇：可以找出很多原因，说苏东坡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比如，文人受到重视，科举制使平民有相对均等的上行路线，即通过读书、考试，能够进入社会上层，这些都比李白的时代强。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出很多原因，说苏东坡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在他的时代里，朝廷财政陷入危机，边患不断，党争激烈等等，苏东坡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纵然有皇帝赏识，认为他有宰相之才，却一生难受重用，最大官居四品，一生大部分时间颠沛流离，甚至一度下狱，六十多岁还被贬谪到海南。

但即使在最大的生命困境里，他仍然不会被困住，他生命的热情，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艺术创造力，最终成就了艺术史上熠熠发光的苏东坡。

海南周刊：您认为苏东坡如果不是生活在宋代，是否依然能成为“苏东坡”？

祝勇：苏东坡之所以伟大，是他在生命的急流中仍然能看清自己的道路。他是一个不盲从、内心笃定的人，他的自我调侃、自我暴露，处处体现出他的自信。所以我书里说，他是一个大于时代的人。时代压不死他，他却可以成就时代。我相信如果置身其他朝代，他依旧会成为“苏东坡”，只不过他的具体建树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走向，但那只是表象，他的精神世界，才是本源。

仕途困顿时对陶渊明认同感最强

“陶渊明用生命和艺术为苏东坡做了历史铺垫”

海南周刊：您在书中写了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精神对话，认为苏东坡不是横空出世的，是陶渊明以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实践为他做了历史铺垫。您认为，陶渊明为苏东坡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什么？

祝勇：你说得对，苏东坡不是横空出世的，在他前面，一代代的文人、艺术家走过很长的路，完成了对苏东坡的辅垫，才有苏东坡出现。比如，陶渊明。陶渊明为中国古代士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他沉醉于自然，澄明、通达的世界观，对苏东坡影响很大，尤其在苏东坡由朝廷“沦落”到民间以后，陶渊明的世界观，给仕途困顿中的苏东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生命维度，那时苏东坡对陶渊明的认同感最强。我在书里说：“这位田野里质朴的农民，不仅开辟了中国山水文学之美，也成就了中国士大夫人生与人格之美，让自然、生活与人，彼此相合。”现存的苏东坡书法中，就有他书写的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陶渊明以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实践为他做了历史铺垫，并不为过。但苏东坡精神世界的成分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苏东坡最好的诗为苏辙而写

“需要让苏辙走出苏轼的光环”

海南周刊：书中，您认为苏东坡最好的诗都是为苏辙写的。您如何理解苏东坡与苏辙的兄弟情？

祝勇：我接受过不少媒体采访，关于这方面，关注的人比较少，可见一直是人们的盲点。人们大多把苏辙当苏轼的弟弟看，而忘记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像他的哥哥一样，是了不起的词人、诗人、散文家、书法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两代，前后六百多年，出现过多少大艺术家！仅文学界，唐代就有王勃、贺知章、王之涣、孟浩然、骆宾王、王维、李白、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宋代有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王安石、沈括、三苏、黄庭坚等，可谓星光熠熠，而这林林总总的文学家中，“唐宋八大家”只选八人，苏辙就占了一个名额，仅凭苏家的光环是不够的。当然，“唐宋八大家”是古文运动八大家，是有限定的，刚刚提到的名单里有许多是诗人，不在此列，但即使如此，也足以显示苏辙的分量。我觉得，需要让苏辙走出苏轼的光环，回归其本身应有的价值。

苏东坡是“最好的生活家”

“他像一颗种子，落到哪里都会发芽”

海南周刊：您在书中提到，“艺术家，其实是最好的生活家”。在您的笔下，为我们全景展示了一个会煎茶、会做米酿酒、喜欢吃荔枝的“吃货”苏东坡。您认为，苏东坡是“最好的生活家”吗？他走过的黄州、惠州、儋州等地，您认为哪个地方是最能满足苏东坡“味蕾”？

祝勇：幸福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没有固定的标准。皇帝住在九千多间房子的紫禁城里，未必会幸福，普通人住在仅能容膝的小房子，未必不幸福，《浮生六记》不是说么，“余之所居，仅可容膝，寒则温室拥杂花，暑则垂帘对高槐，所自适于天壤间者，止此耳。”

“生活家”这个名头用在苏东坡身上颇为合适，因为他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下，都能发现和创造生活之美。生命的质量，不在于锦衣玉食，而在于你能不能自己去发现和创造。像苏东坡，每到一地，都会充分地享用此地的特产，所以说不上哪个地方更适合苏东坡。他就像一颗种子，落到哪里都会发芽。

海南周刊：苏东坡，甚至于整个宋代所养成的生活品位，对于在当下生活的我们有什么影响？

祝勇：古代辉煌的物质文明，今天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见到，顶礼膜拜，但在它产生的当时，只是一种生活用品，是生命的一部分，带着生命的温度，和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在当时，它们不是什么所谓文物，不是与我们的生命分割的、孤立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