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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云烟,一些树

来源:《西湖》 | 赵野  2018年01月30日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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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总是充满忧伤,我们怎么也抓不住过去的人和事。现在我尽量简单地陈述,以免陷入自恋和伤感。我出生在古宋,位于四川南部,现属于宜宾地区。那个地方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破败、杂乱,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古朴和诗意。我自认为和它离得很远,从未深入到它的内部,感受它的节奏和纹理。我只是在那儿寄居了一段时间,多年以后我终于意识到,我其实是没有故乡的人,“乡愁”这个词对我而言,永远只有形而上的意义。

我最早的记忆连着一片月光,那是一年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我们那儿有“偷青”的习俗,那晚孩子们可以到任何菜地里去偷蔬菜。有时主人也会在菜地上守着,见人来时就大声吆喝。这种偷采行为在当晚有一种合法性,但也不能和主人正面冲突。看到主人有防备,孩子们就会窜到别的菜地去,经常要跑好多地方。那时夜空非常清澈,月亮把地面照得明晃晃的,我跟着我的哥哥姐姐,还有别的孩子,折腾了整整一宿。那是孩子们的狂欢节,理直气壮地偷采,既刺激又实惠。那些偷回去的菜会为这个家庭省下来几分钱或几毛钱,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有意义。

我父亲在我出生前,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放到农村,母亲是小学教师,老是在各个公社的学校间调来调去,周日才回家。我们住在城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平房里,姐姐带着我。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更大些的时候,我对此感到很遗憾,觉得童年失落了好多东西。上小学前,夏天我常常会在父亲那儿,下河洗澡、摸鱼、跟着父亲在水田里捉黄鳝,夜晚在院坝上点起一大堆烟熏蚊子,父亲会给我讲很多三国、隋唐、说岳,还有他的家族的故事。而白天大人们出工时,我会去“勾搭”邻居的小姑娘。

我们家在我上小学期间搬到城外半山腰的一所民办中学后院,门是单独开的,和那中学没一点关系。我每天放学就回到山上,一个人,没有伙伴,喜欢看书,其实那时也没什么书可看。我相信那段生活造成了我的不善言辞和怕见生人,这个弱点伴随我到现在,可能还会伴随我一生。

小学升中学时,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被分配在我家隔壁的民办中学。每次填各种表格,一到家庭出身这一栏,我就会心虚。我知道我们家的成分是大地主,但母亲会让我填“职员”,我总感到我在填“职员”时,旁边的人都会看出我在撒谎。这一次,母亲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她坚决不让我去上这所中学。尽管那时看不到任何前景,我们家一直要我把书读好,而这中学是我们小城里著名的烂校。九月初开学时,我无学可上,住家隔壁的教室正好是一个初一班,我就用自买的课本,隔着一面墙,和墙那边的学生同步上课,直到两个月后我被母亲安排在一个农村的中学,离家有二十多里路。我一到那儿,就知道我们那个知青出身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水平还不如我。一学期完了,第二学期开学时,母亲不知用什么办法,我终于回到了城里较好的学校。

在新学校因为成绩好,讨得了一些老师喜欢,我的作文常常会用毛笔抄出来,张贴在学校的墙报上,也有了几个好朋友。没多久我们家从山上搬下来了,我终于融进了这个小城的生活。我还喜欢上班里的一个女同学,当然是暗恋那种。在我们那种地方,男女同学是不会在一起玩的,如没有正事,甚至都互相不说话。对于一个少年,暗恋一个人其实是很美妙的事,内心的情愫会让你充满幻想和活力,并对美有着期盼。我记得我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我借来的一本《青春之歌》悄悄给她看。

我的家庭还算正常,大人们虽然常有争吵,但很和谐,充满亲情。那些年我印象最深的是工作问题。大姐十几岁就被招了合同工,在我有记忆前就去南充了,小时候觉得南充是好遥远的地方。二姐小学毕业就辍学在家,一半原因是为了带我。哥哥怕当知青下农村,中学念了一年就不上了,四处打些零工。几年后可能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大姐也回家了,他们仨都是需要工作的年龄。当时的政策,母亲如退休,可以有一个子女顶替她,而这只能解决一个人的问题。母亲因为大姐早年对家庭作出了重大贡献,加之年龄最大,就把顶替的名额给了她,这个决定一定让二姐和哥哥有些失落。

1978年,我的家庭和我自己都很清楚,我的出路是考大学。我考上了我们县里的重点中学,到离家六十多公里的县城上学,那个县城叫叙永,现属泸州地区。

2

叙永一中坐落在永宁河畔,和县城遥遥相望。河水干净清澈,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河中的石蹬直接过河进城,遇着涨水期我们就得绕很远,走正式的石桥。学校这边的河岸,树木葱郁,校园一片美景。我们的住宿状况很差,几十个外地学生住在一间大教室里,上下铺,室内什么也没有。吃饭在学校食堂,一周有两次肉,八个人一桌,每人也就几片。

一开始我的成绩还是不错,但总到不了出风头的级别。我所在的一班又被称为尖子班,集中了那个县里最优秀的同龄人。那是个理科班,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理科更有出息和前景。青春期开始了,我没来由地孤独、敏感、充满幻想、耽于做白日梦并喜欢上文学。

不久,我买到了《何其芳选集》第一卷,《预言》里的那些诗篇全在里面,让我陶醉,我能全部背下来。这是我真正的文学启蒙,在此以前,我从来没读过如此美好的东西,我连一本像样的古诗选本也没有。在那样的年纪,那样的时期,遭遇《预言》仿佛是天意。后来我想,我对诗歌的迷恋和我诗歌审美的源头就在那儿。现在云彩和树木在我眼前变得忧郁,河水流动总有那么多的意蕴,我开始随着季节的变迁感时伤怀。最要命的是,我在数学、物理、化学课上,怎么也集中不起精力,常常在课堂上心游天外,一片茫然。

这期间我结识了文科班的许廷扬,一个来自更偏远山区的文学青年。他更多是写小说或散文,给我推荐孙犁和贾平凹,我对他们却没有兴趣。几年后我读到孙犁的《荷花淀》,才喜欢上那种质朴、简洁、准确的叙事和文体。而我当时狂热地爱着何其芳那些绮丽缥缈、优美圆润的伤感诗句。不同的文学趣味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毕竟我们是真正的同道,相互间有一种秘密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常常在河滩上或者树林里漫步,谈着文学和理想。我的学习成绩开始每下愈况,不进则退,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没有信心了。

高考前三个月,一次偶然的体检,我被查出肝功能不正常,需要立即回家治疗,补充营养,卧床休息。在此前我的一切内心变化都是秘密的,除了许廷扬无人知晓。这次体检让我如释重负,感觉到一种大解脱,我很是欣慰这种结果,对所谓的病情毫不在意。我休学回家了,那感觉像一个士兵体面地撤出了一次注定失败的战斗。

回到家里,看病治疗都有大人带着,三个月后身体状况就好转了。又过了两月,我的很多同学都考上大学走了,我没有多少失落感,心安理得地转回我们那个小城的普通高中。这次我读了文科班,考虑到我还是病人,家里尊重了我的选择。

3

接下来我过得很惬意。由于二姐的努力,我们家的食物丰富起来。我一人住在二楼上,随便阅读任何我感兴趣的书,没有谁来督促我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每天清晨,我会沿着一条小河慢慢步入城郊,我这一生都没见着那么多的晨曦,没有观察过那么多庄稼的生长,花的开放,露珠的跌落。晚上我会记录下早晨的观想,对大自然的美和神奇心怀感恩。

这一年读了不少书,朱东润编的《中国历代文选》,周煦良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袁可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等。我背了很多古诗和古代美文,甚至还想背诵《离骚》,没有成功。

寒假时碰到许晓鸣,一个大哥级的朋友,他已在四川大学上学,给我描述了小城外的另一种生活。他也在写诗,那个年代谁又不写诗呢。许晓鸣以谦谦君子之风,鼓励我的习作,寄给我刚出的《冯至诗选》和卞之琳的《雕虫纪历》。有些门就这样偶然打开了,有些东西不经意间就决定了我写作的方向。冯至的十四行诗和卞之琳那些技艺精湛的作品,至今为我所喜欢。多少次在我的楼上,看着心仪的女孩在街上走过,我就会想起“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那时我应该知道朦胧诗和北岛、顾城了,也读到一些国外的现代派作品。因为处在边远小城,身边没有志趣相投的伙伴,无人引导,他们对我没什么作用,我对他们的迷恋要在上大学之后。我一直认为,年轻时环境对人有着致命的影响。在一个没有传统、没有底蕴的地方,忧伤和志向都是秘密的。种子种下了,多年后才长得出白马西风,帝国斜阳。

我就读的古宋二中,坐落在香水山下。校园从山底向山上展开,起伏有致。我很快受到各个老师的关注,其中一对夫妇,都是教英语的,早年都毕业于四川大学,他们劝我考外语专业,理由是我的其他成绩都不错,只需要好好补一下英语即可。我的英语其实很差,但对这专业有好奇心,另外年少轻狂,在写作上颇自负,觉得无需读中文系,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他们单独给我作了辅导,一阵恶补。后来我如愿考上四川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今天我却很难确定,当初这选择对我是正面的东西多还是负面的东西多。我的英语完全先天不足,上大学后东游西荡,没有好好上过课,毕业后既无兴趣,也不愿花精力,很快就忘得差不多了。一直以来我都羞于承认我曾经学过这个专业。

当年高考我却很轻松,复习期间我写了很多诗,我记得在考试的那三天,我至少还写了一首诗。受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诗》影响,我写了一组《爱的十四行》,共三首。这组诗后来在川大开启了我的诗人生涯,我的作品第一次公开露面,我第一次使用了现在这个名字。

1981年9月,我离家到成都上学。二十年后我写道:从古宋到成都,一路月光/把流水照得发亮/从春天到秋天,鱼群激越/游向更大的海洋/而那些梦想,秘密或羞涩/像宿疾悄然生长/燕子却眼含泪水/飞过祖传的高墙。(《往日·1981》)

4

“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几天来,我的脑子里老是没来由地闪出瓦雷里《海滨墓园》的这诗句。此刻我在大理凤凰吧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床边一扇朝南的窗子,冬天的阳光先照亮对面的雪山,又照亮眼前的屋顶,然后照在我的床上。天空一片碧蓝,只在雪峰上有一团云慢慢飘动,仿佛要飘进我的窗里。窗帘是红色的,被阳光照得热情迷离,我有点超现实的感觉,开始想起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急风骤雨,今天想到的却是云淡天高,那种暴雨涤荡过后的清新、透澈和青春盛筵。马松在《灿烂》一诗中写道:“我曾经与花平分秋色/一灿一烂”,这就是我的八十年代。那是我生命中最明亮、个性最舒展、心灵最纯净的一段,此刻往事浮现,心中还涌起秘密的骄傲和悲悯。

1982年3月,我们叙永一中的三个同学在川大扔进一颗石子,搅动了一池春水。先是许廷杨路过成都,住在我的宿舍里,早我一年入学的浦宁成了化学系的学生干部,并已在写诗。我们三人青春热血,把我们的诗抄在浦宁从化学系弄来的一块黑板上,再把这块黑板竖在学校主要的教学楼文科楼的入口处。我为我们这诗歌板报取名“白色花”,来源于七月派诗人阿陇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这刊名充满青春期的悲壮、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是那个时代大学生的主旋律。

板报面世当晚,许廷扬就离开成都了,我因为羞怯,竟不敢去看效果。后来听同宿舍同学说有很多人在围观,还有人抄着上面的诗,我才踏实下来。以我当时的能力,完全不知道下一步何去何从。两天后,胡冬敲响了我的宿舍门,我第一次超越同学这个范畴,有了同志和战友。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细节,我从此步入了诗歌江湖。一个月后,我过了十八岁生日。

胡冬是历史系1980级的,早在写诗,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因他的掌舵,我们立即以“白色花诗社”知名,有三十多位成员。我们每周更换一期,并很快扩展成两块黑板。大概四期后,浦宁就受到系里的压力,撤走了化学系那块,胡冬又带着我们不知从哪儿偷了一块补上。学校明显不喜我们的行为,却只是以一些温和的手段干扰我们,我们也以各种小伎俩从容应对,颇有乐趣。到五月份,终于来了一次高潮。

文科楼大门外有两面墙,专用于张贴各种海报和告示。五月是成都最迷人的季节,阳光温馨,田野一片碧绿,到处开着不知名的花朵。我们诗社在一个周末组织了一次郊游,那次活动一定有它动人的地方,二十多年后我碰到一个参加者,她还给我讲起一些故事。星期天晚上我们回到学校后,看到文科楼外面的墙上有一篇好几页的大字报,署名“战海”,非常严厉地批判我们的诗歌晦涩、灰暗、低沉、不健康等等。随后几周,几十篇大字报贴出来了,除了几篇貌似公允,一边各打五十大板外,其余全是支持我们、为我们辩护。这局面使我们可以一直置身事外,每天像观众一样看热闹,心里暖洋洋的。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个“战海”是谁,是某人的自发行为,还是学校的授意。我们自己则肯定没有写过或组织别人写过一篇反击文章。这次事件像一阵好风,把我们吹向美妙的云端,我们收获了最初的自信、虚名和成就感。

5

很快暑假到了,我回老家经历了一次小小的艳遇。那是我初中班里最漂亮的女孩,我和她已经好几年未见了,偶然的重逢使我们情愫顿生。我们相约登山,夏天的太阳一片盛大,我们手拉手穿行在山上的树林里,内心和外面的阳光一样炙热。我先拆散了她又黑又粗的辫子,然后有了不太标准的初吻和与女孩子的第一次亲密拥抱。

九月初回到学校,胡冬非常欣喜地告诉我,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暑假期间,他和他的高中校友万夏、廖希聚会时,发现彼此成了同道。万夏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在西南师范学院都组织了诗社,并都在各自的学校有着相当的影响和号召力。他们当即决定三个学校要联合起来,第一次聚会定在西师,时间是本年的国庆节。

当时川大还有一个以唐亚平、文雪为首的女子诗社,和我们有着美好深厚的友谊。几周后,胡冬、陈梁、唐亚平和我登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陈梁是中文系新闻专业的,胡冬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后来成了中国电视界的栋梁人物。

一到西师,我们立即感受到了有如水浒梁山般的兄弟情谊。万夏带着两个同学也从南充师范学院过来了。一大帮子人每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廖希和他的朋友们为了这次聚会,卖掉了手表、衣服以及别的一些值钱的东西。我不知我是怎样融入这种热烈的江湖氛围的,因为那时我滴酒不沾,性情也不豪放。

这场精神狂欢的高峰是在一个黄昏,大家在嘉陵江边点燃篝火,热血沸腾,青春呼啸,真有风云际会的感觉。此前我们已一致决定要成立一个联合的诗社,要办一份刊物,要形成一个新的流派,以区别于当时对我们有着绝对影响的朦胧诗,也提出了很多新的主张。那晚聚会的主旨是命名,一次革命的命名,一代人的命名。我们都自觉是开路先锋,在淘汰了一批各色各样奇奇怪怪的名字后,“第三代人”这个注定要进入历史的名词,得到了与会所有人的首肯。我们的分代简单却格局宏大,1949年前的不算,1949年到“文革”前是第一代,北岛们的朦胧诗是第二代,而我们是第三代。

接下来,我们一定很和谐地讨论了很多细节,最后一晚在西师的一间宿舍里,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分裂甚至决裂。分歧是从讨论具体的诗歌作品上开始的,而我成了引爆人物。那时我少不更事,内心有着严格的诗歌标准,完全不懂江湖里那种微妙的感觉。先是我觉得廖希和他的朋友们的诗作问题较大,以我的审美,认为那些作品不够成熟,不够好,并且直言出来。接着对方指责我的作品不具备独创性,没有摆脱朦胧诗的影响。今天我要承认他们的指责是对的,那正是我最喜欢北岛们的时期,我主张要有传承,根本就没想要彻底摆脱他们,PASS他们。

争吵渐渐升级,言辞越来越激烈。川大的朋友因为和我的情谊,出来支持我,南师的朋友也基本上站在我们这一边。双方的火药味都很浓,对艺术主张的捍卫最后变成了青春活力的率性演示和意气用事。去年万夏和我谈起这段往事,说我拍了桌子,扔了板凳,我自觉那时我没有这种豪气和脾气。总之结果不欢而散,西师的朋友们怒气冲冲,扔下我们走了。天刚发亮,万夏和我们相约再聚后,从北碚直接乘车回南充。唐亚平有事留在重庆了,胡冬、陈梁和我先是去沙坪坝的红卫兵墓地缅怀一番,然后去菜园坝火车站,发现我们三人身上总共不到五元钱,只够买半张回成都的火车票。

我们买了三张站台票上车,车过江津后开始查票,我们逃无可逃,被带到列车长面前。胡冬对列车长说我们是川大历史系的学生,出去实习掉了队。我们展示了校徽,我掏出了身上所有的硬币,里面有好多一分两分的。善良的列车长相信了我们,让我们用三元钱补了一张三个人的联票,把那些硬币留给了我们。第二天清晨到成都,我们堂堂正正地出了站,用剩下的一块多钱在车站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坐公交车回到了学校。

6

胡冬从我们诗社的投稿箱里发现了几篇诗作,惊叹其才华。作者胡晓波是经济系的新生,我们以最大的热情邀请他加入我们的阵营。胡晓波腼腆内向,数周前我们在成都小聚,他还说起一次诗社活动时胡冬让他出了十块钱,他拿出钱后心里却一直在嘀咕这钱是不是以后还要还他。这笔钱当然没有下文,他为此整整心痛了两个月。胡晓波毕业后就远离诗歌了,现在成都经营几家夜总会,他的第一任妻子唐丹鸿却成了诗歌界颇有声名的女诗人。

不久,成都科技大学(现已并入川大)的北望找上我们。北望是1979级的,慷慨大气,成熟练达,极有个人魅力和号召力,在他们学校也聚了一批人。北望对“第三代人”这个概念和我们几个学校准备结成诗歌联盟的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们和西师那边已经彻底闹翻了,一个月后,胡冬、北望和我乘长途汽车,经过一天颠簸,和万夏他们继续共谋大计。

在南充,我们商量了三个学校结盟办刊物的诸多细节,气氛和谐美好,还是一样的意气风发,一样的江湖热肠。我们还就诗歌的写作技艺和修辞手段作了大量研讨,自以为发明了好多新的方法。南充之行似乎非常成功,清澈的天空仿佛也映照着我们高远的理想。

记不清什么原因,回学校后我们决定的所有事情都没有结果。我们的“白色花”也在随后的冬天里自然凋谢了,胡晓波说是他坚持编完并出版了最后两期,而我和胡冬却不知干吗去了。接下来的寒假胡冬随我回到我的老家过春节,一个黄昏我们骑自行车在河边玩,看见几个外地女孩背着包走来,胡冬和她们搭讪后,知道她们也是成都的,来这边旅游。我们立即成了朋友,里面有后来的女诗人刘涛。

新学期开始后,胡冬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少见到他的影子。我自己是绝无能力组织起一群人的,我们的社团等于崩溃了,而北望在科大却搞得轰轰烈烈。我们两个学校只有一街之隔,我就天天和他们混在一起。北望和他的朋友们对我表示了足够的欢迎和尊重,和他们在一起我更有如鱼得水的感觉。那个春天,北望和我到处活动,联合成都的八个大学,成立了“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筹办《第三代人》诗刊,我被推举为主编。那又是一段风风火火的日子,几乎每周都在不同的学校有活动或聚会。青春像花朵一样绽放着,任由挥霍,那份舒展和美丽多年后还会让我叹息和感动。

结识胡冬与北望,和他们建立起兄弟般的友谊,是我的幸运。我刚从一个偏远的小镇出来,怀着诗歌梦想,多愁善感,不谙世事。我信奉庞德“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和艾略特“纯净部落的方言”的写作教条,对写作以外的事并不热心,也不太明白。“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语言”,这既是我的心声,也是我的生命态度。我因为写作获得了他们的欣赏和认同,从此进入了一个辽阔悠远的世界。当北望和他的朋友们组织起近二百人的“大学生诗歌联合会”时,我被推到一个引人瞩目的位置,出尽了风头。虚荣和轻浮在年轻时是可以被原谅的,那时我确实很年轻,被我的朋友们宠爱和包容着。很多曾经相濡以沫的朋友,后来相忘于江湖了,此刻回想过去,我对他们要表达深深的感激。

1983年夏天,北望毕业了。他带着一大摞诗稿回到他的家乡旺苍,在那儿打印出“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第一期会刊,中国第一本《第三代人》诗刊。

7

八十年代的成都风调雨顺,温和宜人,人民安居乐业,享受着闲散、率性和颓废的生活。诗人在这儿如鱼得水,蔑视金钱和物质,放纵个性和情欲。万夏因此写道: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

朦胧诗以后,成都为中国养育了半数以上的优秀诗人。川大经济系1978级的游小苏在一个更成熟的圈子里,有着极高的声誉。他身边的朋友有欧阳江河,我认为他是中国最有才智的诗人;钟鸣,他后来以独特的文体和博学的随笔知名;翟永明,中国最好的女诗人,也是一个谁都喜欢的魅力非凡的女人;学生活动家章署祥,他一直忠于自己的电影理想,最终用章家瑞这个名字拍出了《诺玛的十七岁》和《芳香之旅》。进校不久许晓鸣就介绍我认识了游小苏,我非常喜欢他那些美妙的抒情诗,很快也结识了他身边那些杰出的朋友。此时我也知道在成都附近的沐川,一个青衣江边山水极佳的县城里,天才的两兄弟宋渠、宋炜在写着洋洋洒洒、大气磅礴的诗歌。

在北望的圈子里有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邓翔,他的诗语言质朴,意象清新,完全摆脱了青春的感伤,却又温情脉脉。他的诗行里有河流的流淌、风的拂动和树叶的沙沙声。在我们都还写着“习作”时,邓翔已写出了成熟的诗歌。邓翔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诗人,现在成了一个经济学教授,此刻在剑桥做访问学者。我知道他的内心还充满着诗,纯粹的,与声名和虚荣无关的诗。

《第三代人》出来后,我收到重庆诗人彭逸林热情洋溢的信,他盛赞了我在里面的那首长诗《随想》,并热烈地向我推荐柏桦的诗歌。没多久他和柏桦到了成都,从此我成了柏桦诗歌的热爱者,一直到今天。那次从他们那儿,我知道了张枣。那是多么明净的岁月啊,诗人们都真诚热爱着诗歌和他们喜欢的诗人。

开学不久,校方就找到我,要我们不要跨校结社,并同意我在学校内成立一个正式的诗社,学校会提供活动场地和一定的活动经费。那时唐亚平也毕业了,胡冬老不见人影,我成了川大最资深的诗人。我让中文系1982级的钟山做了诗社社长,我只挂着主编的名,有点“退居二线”的意思。钟山和他的同学温恕,是我们一致看好的很有才华的诗人。

北望走后,留下一个接班人张光宇,继续各校间的组织和联络工作,我则通过科大的阿黄,和他们保持联系。阿黄是个朴素的诗歌写作者,热情、富有活力,忠于友谊和权威。但是我们再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聚会,也没出第二期《第三代人》,不是因为畏惧或妥协,而是因为我不具备真正的行动力。

那些日子过去很久了,好多以为早已忘却的人事,现在却会不时闪现出来。生物系1979级有个优雅安静、文气温婉的女孩,秘密地写着恳切自然的诗歌,我们常在一起散步,聊着人生和艺术的话题。她毕业后去了西藏,完全为着一些理想,我们热烈地通着信,充满阳光、热血和梦想。一年后她邀请我暑假去西藏,给我寄了一百元钱作为进藏的路费,这在那时是好大一笔钱。她在信中说如我不进藏,此笔款也可作我去其他任何地方的费用。我不知什么原因竟然真的没去西藏,而和另一个朋友结伴去了江南。她对此毫无怨言,我也一直觉得理所当然,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深夜,我在无眠中回首往事时才猛然醒悟对她的辜负。我单纯得没心没肺,觉得我们之间真的就是纯洁的友谊,那也就是八十年代啊。我和她后来还通过好一阵信,却阴差阳错地再没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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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天的某天,胡冬找到我,说他和万夏还有李亚伟一拨,开始在写“莽汉”诗歌。不久,他就写出了《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这首诗我后来认为是我们那一帮人中最早的杰作,有着超越青春期的狂想和力量。胡冬最终是乘着飞机去了伦敦,一去就是二十年,很决绝地和国内的朋友和诗歌再无联系。

胡冬毕业后分配到天津,万夏却回来了。初回成都的万夏浑身充满创造力和才气,写诗、画画、拍照片、搞音乐,到哪儿都像一阵风一样。我的诗歌江湖也渐渐从各大学扩展到社会上,和周伦佑、杨黎、蓝马、石光华、杨远宏等人有了交往。那时,成都的诗歌领袖是以现实题材诗《不满》出名,后又和朦胧诗混在一起的骆耕野。

到1984年秋天,成都又热闹起来。先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四川省智力开发工作者协会”,这拨人还专门去兰州将高尔泰请到成都,在四川师范学院任教,接着在这个协会下成立了“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算一个正式的民间社团。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群人的写作都处于一种地下或民间状态。我们可能没有发表一首诗,但内心却很骄傲和强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大师,或在向大师看齐,正在写着能进入历史的诗歌。“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成立,表示我们开始要从地下合法地浮出来。

“诗协”一开始应该是由周伦佑控制的,他推骆耕野做会长,欧阳江河和黎正光是副会长,周本人是秘书长,掌控实权。万夏、杨黎、我,以及另外几个人是副秘书长,还有好几十个理事和众多的会员。我们那个“大学生诗歌联合会”虽然早解散了,但各大学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各大学以成都科大的阿黄为首,在“诗协”里有超过半数的理事和更多的会员,而这部分人一般认为是我的势力,全听命于我。

没多久,万夏和杨黎到川大找我,要我和他们一起行动。密谋的计划是趁周伦佑不在(周在“诗协”成立后就回西昌了),通过正常的选举程序,将欧阳江河、黎正光,特别是周伦佑拉下马,由杨黎和我任副会长,万夏做秘书长,并且立即出版我们的会刊。由于我掌控了半数以上的选票,我们很轻松就达到了目的,那一年,我们都刚刚二十岁出头,激情和阴谋仿佛都是与生俱来的。

周伦佑闻讯星夜赶回成都,他特别不能原谅杨黎和万夏对他的背叛,据传这二人对他表过忠心,他才放心离开成都并准备在西昌遥控。接下来的一切让我大开了眼界。骆耕野一开始是接受这个选举结果的,待周伦佑赶回成都,他才知道一切是出于我们的预谋。一次,骆耕野、欧阳江河、周伦佑,还有我们三个在万夏家里僵持了一个通宵,老骆紧紧抱住他那个装有诗协公章的公文包,每个人的脸都紧绷着,各怀心事,谁也不说话。我当时忽然有个荒谬的念头,觉得这就是政治吧。

整个事情像一幕闹剧,而我们两败俱伤,最后是骆耕野让钟鸣接任了诗协秘书长。多年后钟鸣回忆说,他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帮万夏在给印刷厂的证明上盖了诗协的公章,万夏因此编辑并印发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据说这是中国第一本铅印的体制外诗人作品集,影响很大。骆耕野因为钟鸣擅自盖章,一生气又把公章收回去,而那个“诗协”从此一蹶不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那一年我的写作不知不觉在转向,此前我喜欢宏大的史诗,国外是埃利蒂斯,国内是杨炼,词藻华丽,激情奔放,动辄洋洋洒洒几十上百行的。我在我们的“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的聚会上大谈“东方文化复兴”的问题,认为我们的写作是继承和恢复“楚辞”的诗歌传统,我1983年写的《随想》组诗就是那一路的。

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开始的,我已完全忘了。但我记得我的阅读,那一阵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高尔泰的《论美》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李泽厚谈阮籍和陶潜,宗白华谈魏晋风度,高尔泰谈中国古代书法和绘画之美,无不深入我心,渗透进了我的骨髓和血液。我对魏晋人物充满神往,迷恋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生命态度,诗歌方面热爱陶潜和王维。1984年夏天的江南之行对我也有一些神秘的影响,在无锡太湖边,在苏州园林,在杭州西湖,我都能感到一种古意。单“江南”这个词就能给我一种幻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美和柔情。

我知道我要写作另一种诗歌了,那是要真正表现出汉语之美的诗歌,古代的人物和事件,都隐喻般地充满了当代性。而那些古老的意象和词藻,则可以在现代汉语中找到它们合适的位置,并和我们的当代经验融为一体。江南回来后,我写了组诗《夏之河》,这首转型之作并不成功,语言生硬、勉强、似是而非。1985年春天,我先写了组诗《阿兰》,又在成都郊外的河边,写了组诗《河》。

在1984年至1985年,四川的诗人们纷纷有了集体的归属。欧阳江河、翟永明、钟鸣、柏桦和张枣,先是被称为“四川五君”,后来又有了孙文波和廖希,称为“四川七君”;李亚伟、胡冬、万夏、马松等人的“莽汉派”已结成正果;宋渠、宋炜、石光华、刘太亨搞起了“整体主义”;周伦佑、杨黎、蓝马等搞起了“非非主义”;尚仲敏和王琪博也在重庆弄“大学生诗派”,并印了一张《大学生诗报》。而我自己却像是江湖里的孤魂野鬼,无门无派,无归无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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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我和野夫游荡在香格里拉的雪山草地间,共同感慨我们这代人从青春热血到醇酒美人的宿命。野夫是八十年代湖北的诗人,这几年写了一批至情至性、沉郁感人的散文。他的身世以及他紧贴着这个国家命运沉浮的半生,使他的文字有太多的沧桑和太深的忧思,这是他生命中无法卸去的“重”。我自己常常游走在生活边缘,老处于一种超低空飞行的状态,所以感觉更多的是米兰-昆德拉那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我想,我的青春热血在1987年已被耗尽。1988年初,我以“停薪留职”的名义,离开了我的单位,再也没回去过,从此开始游离在各种体制之外。回到成都后,我即写出了《字的研究》,这是一首值得纪念的作品。1989年10月,钟鸣爬上我寄居的八楼,要我和他一起办《象罔》。差不多在同时,我写出了《春秋来信》,然后就进入九十年代了。

再往后的事,离我太近,我还有点梳理不清楚。首先我们都经历过“生活还是艺术”的挣扎,并在心如死灰中一头扎向现实的深渊。我知道这样说似乎也不够公正,我们内心也许就不具备真正坚硬神圣的基石。我们一面忍受生活的无聊琐碎,一面又以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为旗帜,从中追逐巨大的欢乐。快乐可能是肤浅的,却真实怡人。晋人张翰“秋风起思故乡鲈鱼和莼菜之美”遂挂冠而去的高蹈,以及“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的豪迈,对我来说是另一种精神向度。风暴过后,物质和财富成了新的主角,我们重新开始学习生存,接受命运,习惯卑微。当“一生的理想,在窗外/冻成了一颗霜粒”时,醇酒美人就成了我们无奈而美好的归宿。

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以加速度变化着,我们所有的经验和价值观都缘于我们农业时代的趣味和标准,这眼花缭乱的一切,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好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童年时清澈的天空和河流,年轻时纯粹的友谊和情怀,也包括那些优雅理想和伟大志向。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疯狂和想象力,我应该谦卑地与生活达成和解。

接下来,我能跳出这个时代的加速器吗?我会看着它呈螺旋状上升着,越来越快,让人目眩。我对这一切已没有好奇心,只想置身事外,懒懒地晒晒太阳,吹吹风,读一些闲书。我对汉语诗歌已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但梦想还在。我会以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坚持一些东西,无所谓成败。面对人生的虚无,如普希金所说,我不再期望激情和幸福,但求享有平静和自由。

这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