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学者施蛰存先生在《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一文中言：“洪深先生是我国话剧运动中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成就是很可惊人的。他不但富于舞台经验，而且对于剧本之作之技术亦有深切的研究。”虽然目前已出版《洪深文集》《洪深文抄》等作品集，但仍存在大量的洪深作品散佚集外，有待学界加以搜集、整理与研究。

笔者最近在汉口《抗战》周刊第1卷第15期（1937年12月18日出版）上找到了一篇署名“洪深”的《〈华北的烽火〉序》，未见前述两种文集收录，亦失记于《洪深研究专集》《洪深年谱》《洪深年谱长编》等研究资料，当是洪深的一篇佚文。全文如下：

芦沟桥的炮火，掀起了中华民族争自由的巨浪。我们是爱好和平，嫌恶穷兵黩武的，可是自“九一八”以来，以和平为口实，以侵略为目标的伪善者，却在毫无止境地向我们袭击。因而就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这问题是：要生呢？还是要死？如果要死，那就很简单；我们只要一如往昔地，醉生梦死、逆来顺受就行了。要生呢，就须拿必死的决心，去担负起比死更艰难的重任。最后，我们是选择了一条难的道路——我们要生，才能消灭了伪善者的无止企图。

由“七七”，由“八一三”我们已经具体地喊出了对于这种要求的巨吼。但想要它能早日实现，却需要整个民族中每个人一致地兴起。数月来的抗战成绩，不能否认是给了敌方以相当的打击；不过我们自□（按：此字原刊漶漫）所受的挫折呢，却不能说是将士们的不奋勇，及武器的不犀利，而是此刻仍然有（按：此字似衍）无形地还有许多汉奸在认贼作父，阻碍了抗战的前途。为了能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长期的军事抵抗和肃清汉奸这两种工作，实在是同样地重要。

当我偕同“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经过陇海线各地，来到汉口的时候，蒙公爽兄以他的处女剧作《华北的烽火》见示。恨我因工作忙碌，竟在行箧中搁置了一月之久。拜读完毕后，使我连想起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几篇创作。其间虽颇多可观，可是我却依然很喜爱这册《华北的烽火》；尤其第二幕对于平津紧急时那种汉奸集团之描写，可以说在目前还是非常切要的。

戏剧对于唤起民众这一工作，是具有很大的力量的。我希望公爽兄在这方面，能继续地多做工作。（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于大冶县石灰窑）

《抗战》周刊创刊于1937年9月11日，逐页题名《抗战周刊》。编辑人何梦雪、段公爽、杨世骥，发行人唐性天，出版者署河山学社。该刊是政治性刊物，也间或发表文艺作品与评论，田汉、谢冰莹等曾为其撰稿。值得注意的是，与《抗战》周刊同名且几乎同时的尚有上海《抗战》三日刊，创刊于1937年8月，主编韬奋（邹韬奋）。

由文末括注可知，《〈华北的烽火〉序》一文写于1937年12月，此时洪深身在湖北大冶。查《洪深年谱长编》，1937年12月下仅见“演剧二队也常到武昌及四乡演出”的记载，失之简略。陆刚健《洪深两来黄石掀抗日热潮》（载《黄石文史资料第25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等文章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洪深在大冶的一段史实：1937年11月底，洪深、金山率领救亡演剧二队队员冼星海、王莹等人，由武汉来到大冶，先后在黄石港、石灰窑等地演出至12月初，与当地煤矿工人与周边农民广泛接触，激发了底层民众的爱国热情。1938年1月1日，田汉、马彦祥主编的汉口《抗战戏剧》第1卷第4期便刊登了《救亡演剧第二队在石灰窑伤兵医院演出〈九一八以来〉》《救亡演剧第二队在黄石港的观众》等照片。

本文是洪深为好友公爽的处女剧作《华北的烽火》所作序言。公爽即段公爽，参与编辑《抗战》周刊，并以“爽”“公爽”等署名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据有关资料显示，段公爽原名段森林，1906年生于湖南城步。1926年入国民党。三十年代接编《武汉日报》副刊《鹦鹉洲》，并时常写点杂文短论。1937年12月，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成立，段氏与何梦雪、胡风、冯乃超等24人被选为理事。1938年创办《武汉日报》宜昌版，任分社主任。1940年调往西南边陲的西康省，任西康《国民日报》社社长。抗战期间出版过《给保卫鄂西的军人》（1939）、《入康记》（1941），分别由武汉日报宜昌社、西康国民日报社印行。段公爽对于戏剧素有研究，曾在1937年《文艺月刊》第10卷第4、5期合刊发表《论“剧本荒”》一文。除洪深外，段氏还与胡风、向培良、锡金等文学家多有往来。

洪深结合当前的抗战形势与文艺现状，肯定了段公爽的《华北的烽火》，并鼓励他继续以戏剧为“唤起民众”的有力工具。本剧以卢沟桥事变为背景，是一部爱国之作。1938年2月至4月，沙汀、艾芜、聂绀弩、张天翼等作家曾集体创作了一部反映华北抗战的通俗长篇小说，连载于广州《救亡日报》，题为《华北的烽火》，这是学界比较熟悉的一部抗战文学作品。然而段公爽的同名剧作早已湮没无闻。笔者遍检书刊，未见有论著提及此剧，故难以确证它是否曾在报刊发表或出版过单行本。洪深所读到的册子，可能是该作的手抄本抑或油印本。原剧当已佚失，洪深的序言由此成为迄今为止关于此剧的唯一评论文字，不仅有助于洪深生平创作与文艺思想的研究，而且留存了战时戏剧的一份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