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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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结束后的班级联欢会非常冷清，多一半的同学没有来，就像落了一树的鸟，被轰起之后就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树上了。

鱼老师站在讲台上说：“本来嘛大家都做了准备，应该有很多节目，那么多同学没来，演不起来了。我这里还有点班费，屈展你去买些汽水，我们一起最后再唱一遍班歌，大家说说话，就散了吧。”看着我们沮丧的面孔，她又说，“我知道你们的自尊受到了伤害，没来的同学一定会向你们道歉，我保证。”我们的班歌、我们的废话，持续到汽水喝完，没等到最后告别，鱼老师就不见了。我们都知道是她自己的眼泪让她如此匆忙地离开了我们。

不用说没来的不在乎联欢会的都是学霸或尖子生，能来的在乎“友谊地久天长”的都是后进生或差生——这些连自己也觉得没资格去潇洒去旅游的孩子，包括班长屈展。屈展失望得脸都黑了，对我说：“借你的手机用一下。”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电话是打给命运的，一个叫程远的朋友只不过是命运的联络人。屈展说：“哥儿几个想聚一聚。”程远在那头连声“ok”。

聚会就这样确定了。那么多同学没有来，连最后的告别都显得多余，联欢会失败了，我们很难过，想躲到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喝点啤酒（青岛是啤酒的故乡，连蚂蚁都能喝一杯），吃点东西，弹弹吉他，蓝调一番，摇滚一阵，或谈笑风生，或伤怀悲怆——鱼老师说，悲伤是高贵的感情。

以往的聚会总是我们三个人：我、屈展、牛二顿，加上外校的程远。但这次有所不同：初中就这样毕业了，在孤独而冰凉的被很多同学断然漠视的不舍中毕业了。毕业的证明就是中考，对我们这些笃定考不上高中的学生来说，残酷的人生淘汰已经来临——还没看清起跑线，就已经踏上了终点线，可鱼老师说，我们应该展望遥远而瑰丽的地平线。屈展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想让白艳也去。”他让我和牛二顿去动员盛雅和蔡欣萍，因为如果只是一个女生的话白艳肯定不去。我在教学楼的楼梯口拦住了就要回家的盛雅。她说袁明明去她就去，她跟她住一个小区，可以一起回家。我和盛雅又回到教室问袁明明去不去。袁明明干干脆脆说了声“去”。牛二顿和蔡欣萍跑到学校外面商量去了。他们从来不当着其他同学的面说话，但我和屈展知道，上学和放学他们都是同来同去的。一会儿牛二顿进来，脸上写着沮丧走向最后一排的屈展。屈展说：“蔡欣萍去不去不要紧，现在已经有三个女生了。”牛二顿显然没有屈展轻松，咕哝一句：“那有什么意思。”这时吴量走了过来，他是今天到校的唯一的尖子生，哼哼唧唧说他也想去。我排斥地摇摇头：“你偷听我们的话了？”吴量说：“不想让人听就别说话。”屈展用拳头捣了他一下：“肯定还有李世民吧？”李世民跟吴量最要好，正从最前排转过身来望着我们，满眼都是期待。

屈展用我的手机再次给程远打电话：“人可能要多一点，行不行？”程远停顿了片刻说：“不要紧，我有个更好的去处，可以随便跳大声唱。你们去老码头等我。”我激愤地朝窗外挥着手说：“自尊是个啥？伤害算什么？走人，最好是去花石岛。”

我们来到校外的街上，穿越马路时背着吉他的牛二顿差点被一辆越野车撞到。屈展叉着腰喊：“你会不会开啊？”两年前我们和程远就是这样认识的：司机撞飞了我的书包还赖我是碰瓷，屈展就喊起来，刚喊完，一个中年人走出来，撕住屈展就要打。程远出现了，站在屈展身边说：“现在的司机胆子真大，连交警队队长的孩子都敢打。让他打吧，车号我已经记下了。”中年人最终没敢动手，将信将疑地走了。程远说：“你们是逸夫中学的吧？一看校服就知道。我也是逸夫中学出来的，现在上的是酒店管理学校。”莫逆之交就这样开始了。酒店管理学校相当于高中，目标是培养星级酒店的服务员，大部分时间在酒店实习，其实就是给酒店提供廉价劳动力，干得好毕业后就能留在酒店成为正式员工。实习生程远管一层楼，有的是空房间，于是就有了我们的聚会，从初中二年级到现在，差不多两三个月一次。聚会的吃喝本来说好是AA制，但程远没让我们掏过一分钱，总是说：“有我在酒店，还能让你们掏钱？”

往南穿过两条繁华的街就到了海边，沿海走二十分钟，便是老码头了。我突然发现牛二顿不在了，赶紧给他打电话。牛二顿说他还是想再去找找蔡欣萍，她不来他也就不来了。我愤怒地锁起眉头：死去吧，软体动物，蔡欣萍的“八带烧”。牛二顿的吉他是我们唯一的伴奏，他要是不来天就暗了一半。屈展说：“他不来了？那我去找鱼老师。”拔腿就跑。鱼老师叫余人美，我们眼中的美人鱼。三年前她卷着物理课本走进我们的教室，说了声“我是你们的班主任”，之后风情万种的手风琴便常常陪伴着我们。那个学期末的班级联欢会是那么丰满：牛二顿的吉他、我的摇滚、白艳的美声、无理组合（吴量和李世民）、陶泓的朗诵，还有相声小品什么的，最后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全班合唱，唱了七八首歌，直到教务主任前来干涉：“结束吧，天都黑了。”鱼老师不舍地说：“最后再唱一首，我们的班歌。”大家唱得深情动人，眼泪都出来了。

我们站在黑乎乎的老码头上等待着。一辆出租车停下了，程远伸腿走出。几乎同时，屈展从马路上跑来。他满脸汗珠子，脱下上衣扎在腰里。我迎上去问：“鱼老师呢？”鱼老师来不了，她正在给所有没来参加联欢会的同学的家长打电话，在她看来这件事很严重：“你们的举动让到校的学生很难堪，他们学习尽管差一点，但也是有体面的。你们可以不要友谊漠视集体，却不能不顾及别人的尊严。不管学习好坏，都是我的学生，我不允许发生歧视和孤立，尽管你们也许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屈展悄悄走进鱼老师的办公室，从免提中听到一个女人说：“有这么严重吗？我们家陶泓数学竞赛得过奖，还在报纸上发表过作文，这都是给学校给老师脸上贴金的事，去国外放松放松又怎么了？”鱼老师说：“我从来不否认陶泓是个好学生，但这件事你们错了。我希望你们道歉，向全班所有来了的同学，口头也行，书面更好。”陶泓的妈妈说：“我们没有道歉的习惯。”说罢挂了。鱼老师伤感地抬起头，问屈展有什么事。屈展没提聚会，他知道鱼老师只在心情好时才愿意跟学生在一起，便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跑回来了。

程远为这次聚会展示了大手笔：肉食、小吃、啤酒、白酒装满了四个纸箱子。“我知道这次聚会跟以前的不一样，初中生的最后一次了，你们就放开喝，一醉方休。”他解释为什么会带白酒来。屈展说：“那就是豪门盛宴了，真要是AA，咱也AA不起。”程远大大落落地说：“别给我提AA，我是谁？不过有件事我可要说在前，今天要去的地方不能告诉任何人。”吴量从屈展背后钻出来说：“我总得跟我妈说一声吧？”就这么一句，让我死瞧不起吴量了，男子汉出来散散心，怎么婆婆妈妈的？屈展说：“就说我们在同学家聚会，让爸妈放心。”全体响应，有的发短信，有的打电话。我突然欢呼起来：“看啊，谁来了。”牛二顿和蔡欣萍匆匆走来，居然是手拉手的，就像突如其来的爱情宣言。程远说：“走吧。女生别空着手，酒要分开拿，太沉了。”

伸向海水的老码头均匀地铺了一层黑色苔藓。它在风浪里变形，巨大的石料许多已经错开，边际的铁栏杆浪似的起伏着，两侧的石壁上悬着一些缓冲泊船压力的轮胎。这里已经废弃了，连锚位上的船也是废弃的船。弃船很大，甲板高出码头一米多，舷门上有舷梯，固定在舷侧一直伸到海里，码头的边沿，一块木板呈仰角搭在舷梯上。在船体和码头之间，吊着一根吃进水的锈铁的锚链，两根固定船的粗硕的缆绳，从船头伸过来套在码头的铁柱上。

吴量和李世民放下手中的酒，抢着踏上木板翻进舷门，滚倒在甲板上。程远大喊一声“下来”，话音未落，一只大狼狗狂叫着从前甲板跑来。女生们惊叫着，盛雅和蔡欣萍用手中的酒瓶挡住了眼睛。我和牛二顿转身就跑，跑出去几十步再回头看时，屈展在木板上抱住了跳下来的吴量，程远已经登上甲板，挡在了李世民和大狼狗之间。李世民瘫软在甲板上抱头哭喊，程远拿着一个汉堡包说：“化学，不认识我了吗？化学。”化学停止扑咬，继续吠叫着，渐渐平息了，开始吞咽扔过去的汉堡包，像是饿极了。程远过去抱住它的头说：“化学挺有灵性的，我就喂过它两次，它就认出我来了。”屈展问：“它怎么会在船上？”程远说：“大概是留下看船的吧。”袁明明问：“怎么叫化学？”程远说：“我最恨化学了。”我说：“我们怎么恨到一起了？”白艳说：“最好还是拴住。”屈展显能地说：“看我的。”摸出一把程远送给他的瑞士军刀，从多股麻绳拧成的缆绳上割下一股来扔给了程远。程远把麻绳拴到化学脖子上，牵着它走向了前甲板。我们搬运着吃喝，全体踏上了甲板。

已经是下午，斜阳的金光搭在坚硬的海面上，镜子般的反光藏起了涟漪，没有涌动，也没有浪花。我们兴奋得奔跑着，马马虎虎地观赏着天堂般的大弃船。它有四层，像一座不规则的金字塔，从上到下依次为驾驶舱、白舱、蓝舱和甲板下的底舱，两边错落的升降梯把各个舱室连成了一个整体。船头的桅杆上飘扬着一面残破的船旗。程远说他实习的望海酒店的老板一度想把大弃船改造成海上酒家，带他来考察过几次。他当时就想到，这地方远离海岸，怎么闹腾都不会妨碍别人。

程远把我们带进了蓝舱前部的餐厅。不用说这里拥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吧台、桌椅、足够闹腾的空间。程远把酒摆到吧台上，抱着肉食进了吧台旁边的厨房，又迅速闪出来喊道：“谁来帮我一下？”袁明明说：“要做满汉全席啊？我来下厨。”我拿起牛二顿立在桌子上的吉他说：“都干活吧，我来伴奏。”“别动。”牛二顿过来夺走了吉他。

2

宴会开始了。鱼有三种：熏鲅鱼、炸刀鱼、小银鱼；肉也有三种：酱牛肉、卤猪肉、火腿肠，还有花生、凉粉、豆干、烧鸡、鸭脖、卤鸡蛋、鹌鹑蛋什么的；主食两种：火烧和煎饼。每个装食物的塑料袋的袋口都撑到最大。屈展吃得最专注，他家似乎很少吃肉，所以他天天想肉。我们像大人一样碰杯，故意让啤酒顺着下巴流向衣服以示豪迈，除了蔡欣萍带着本真的胆小和文静小口啜饮，白艳带着做作的高傲和矜持只喝不碰。程远想得真周到，连盛酒的纸杯都带来了。化学在外面叫起来，声音里充满了孤独和可怜。程远说：“差点忘了它。”拿起一个剥了肉的鸡架和一块牛肉走了出去。袁明明说：“我跟你一起去。”等他们回来时，我们都开始喘气，吃饱喝足了，撑得有些摇摆。

这才想起还没有互相介绍呢。屈展说：“程远，酒店管理学校的高才生，我们最好的朋友。”程远笑道：“我们那个破学校，只要勤快一点，就都是高才生。”屈展又把除了我和牛二顿之外的所有人都向程远做了介绍。介绍到吴量时，我插嘴说：“前途无量的意思。”吴量说：“才不是，我爸说是无量光，能照耀人间。”我说：“野心够大的，跟李世民一样了。”李世民哭丧着脸说：“我爸妈太可笑了，有这么寄托理想的吗？想让他们的儿子当皇帝，干吗不直接叫我唐太宗？”我说：“牛二顿的爸爸才可笑，说牛顿姓牛，我们也姓牛，咱牛家人才辈出，你就叫牛二顿吧。”牛二顿忧心忡忡地说：“未来的牛顿连高中都考不上，他肯定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吴量说：“成绩还没出来呢，你悲观什么？”我说：“最好永远别出来，反正我们是垫底的。”说着唱起来：“我生活的地方叫学校，那里充满动物的奇妙：数学虎、物理牛、化学狼、语文豹、英语雕……”

牛二顿弹起了吉他，勉强跟着我的音调。本来我也是有吉他的，上个学期期中考试不及格，被老爸砸掉了。我报复性地想：你以为砸了吉他我就会好好学习？偏不偏不偏不。我太喜欢我的吉他了，当初鱼老师送给我时，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激。她说：“以后用不着翻音乐室的窗户偷弹学校的教学吉他了，热爱一门艺术是好事，但不能影响功课。”之后我的学习有了进步，居然物理和语文考试破天荒及格了，但紧接着又一落千丈。在吉他的勾引下神魂颠倒的我已经不可能记住那些公式、原理、单词、语法了。而老爸的一砸，又使颠倒的神魂彻底离开了我。去他的吧，学习和考试，我就是那只自古以来的破罐子，学校、爸妈、命运和我自己都来尽情地摔、无情地砸，而力的作用点不在外部在内部：心碎了。

我唱着我的歌，嘶哑的嗓音让我有了一种因无奈而放浪的感觉，很过瘾。袁明明突然说：“牛二顿你弹得不对，马晓的歌还是马晓自己弹，别太小气了。”蔡欣萍也说：“就是，不就是个吉他嘛。”牛二顿忧郁的神情里又有了失落：连蔡欣萍也这么说？他不能不听她的，便把吉他给了我。我对袁明明和蔡欣萍感激涕零，冲她俩弯了弯腰。我弹起来，边弹边唱，一连唱了四五首。

大家给我敬酒，连白艳也跟我碰了杯。屈展嫉妒地瞪着我。程远打开一瓶白酒，说这是他们望海酒店自己勾兑的，特有劲。屈展没有拒绝，似乎觉得不喝就不像男人。我说：“都来，都来，现在改喝白酒。”我们继续喝酒继续唱。天已经漆黑。李世民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有点头晕，怎么办？”程远说：“你去睡一会儿，舱房里有床。”他扶着李世民去了舱房。蔡欣萍说：“我感觉脚下软绵绵的。”盛雅说：“不会是醉了吧？我爸说啤酒可以解白酒，你待会再喝点啤酒。”袁明明说：“还喝呀，我都喝胀了。咦？好像我要飞起来。”身子一晃，摔倒在地上。

如果我们有分身术，当时就知道鱼老师在干什么，大弃船上的聚会说不定不到天黑就会结束。一切都是我后来才知道和想到的——

鱼老师很失望，本来她只是想给自己的学生打电话，要求他们道歉，但有的学生出去旅游了，只好跟家长说。一说就复杂了，不是事情复杂，是家长的想法太复杂。等到和陶泓的妈妈通完话后，她突然意识到，就应该找家长，不能找学生，因为根子在家长身上，如果家长不认为联欢会应该来，道歉有必要，孩子们即便道歉，以后也会重犯。她打了半天电话，没来参加联欢会的学生家长只有五个同意道歉。五个就五个吧，总比没有强。她想尽快把他们的口头允诺变成事实，便骑着单车出发了。半路上，她下车，从包里拿出一个备忘的本子，在空白页上写了“道歉信”几个字，又写了几行字：“对我们因没有去参加联欢会而造成的对其他同学的不尊重，我们真诚道歉，并希望所有同学带着留恋过去和憧憬未来的美好心情毕业离校。”这样，同意道歉的人只需在上面签名就可以了。

单车骑向海边，风撩动着她的长发，她就像飞起来的美人鱼。我能想象骑单车的鱼老师的样子是何等优美，小腿的捯动就像在学生的卷子上不停地打着100分。风迎面吹来，鱼老师很快骑不动了，只能推着单车走，走得气喘吁吁。终于来到了一个学生家里，她微笑着，眼睛里是亮晶晶的期待与感激，感激“道歉”。让她意外的是，学生的爷爷连连摇头：“我们犯了什么错误需要道歉？”“你不是同意了吗？”“又后悔了。”她再次给他讲道理：联欢会不来的都是学习好的，来的同学很难过，觉得受到了孤立和歧视。对方打断了她的话：“照老师这么说，好像我们的孩子欠了别人的，不就是学习好点吗，这有什么错？”中考过去了，学生毕业了，鱼老师已经不是班主任了，在过去的多次家访中百般热情的家长连一杯水都没给她倒。她口干舌燥地离开，推着单车赶赴第二家。

海风更大了，带着鱼虾的问候。她伤感地想：同意道歉的只剩四家了。四家离得挺远，不光路忽上忽下不平坦，风也跟着捣乱，无论她走向哪边，都会迎面吹来，骑一程走一程，从下午直到天黑，也不知走了多少路，说了多少话，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家。她站在门口，没有力气再讲道理，拿出道歉信让对方签名。学生的妈妈扫了一眼说：“对不起鱼老师，我们不能签。”她苦涩地笑笑，有了一种透彻而痛心的悲哀：所有同意道歉的家长都反悔了，为什么？经不住她的追问，学生的妈妈告诉她：陶泓的妈妈打来电话，希望大家保持一致，都不要道歉。更倒霉的是，她因为着急忘了给单车上锁，等她下楼准备离开时，单车不见了。她在路灯下徘徊，突然想：为什么不能去找找陶泓的家长呢？她抬起手，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陶泓家离这里很远，得穿越大半个青岛市。出租车绕来绕去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陶泓的爸妈都不在，家里只有一个保姆。鱼老师从本子上撕下道歉信说：“请务必让陶泓的家长签名，明天我来取。”

回学校时鱼老师坐上了公交车，已是这条线路的最后一班了。又渴又饿，让旁边的人都能听到咕噜噜的肠鸣。她不好意思地瞅瞅左右，拿出手机，告诉数学老师石诚：“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还在路上，要不就取消？我很累，真的。”石诚遗憾地叹口气：“好吧，你忙，不难为你。”他们说的是约会。车窗外面，风正在发威，不会是台风吧？怎么没有预报？青岛三面临海，总有大洋深处的暴风突如其来。整个城市都在摇晃，行道树朝着匆匆忙忙的行人弯腰鞠躬，像是乞求着什么，有几棵甚至趴向了路面，折了。狂风带着吓人的鸣叫穿行在楼厦之间。鱼老师固执地决定：从明天开始，对所有没来参加联欢会的同学进行一次家访。这将是她带这个班的最后一次家访，目的只有一个：索要道歉。

手机响了，是白艳的妈妈打来的：“白艳去学校参加联欢会，怎么到现在还没回家？”鱼老师说：“大概是去同学家了吧？别着急，大家就要毕业了，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依依不舍嘛。”之后，盛雅的爸爸、吴量的妈妈、蔡欣萍的妈妈、袁明明的妈妈、牛二顿的爸爸、李世民的妈妈都来电话了，鱼老师用同样的话回答了他们。

3

我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摇醒了，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开门来到走廊，拍了拍头，怎么也想不起我昨晚如何进了舱房。我随着船的摇晃打开了所有舱房的门，看到里面都睡着人，都没有醒，就又吼又叫地唱起来。首先被吵醒的是程远，他扶着舱壁过来，揉了半天眼睛问我：“我怎么睡在舱房里？”我说：“我还要问你呢？”等大家醒来后我问了所有人，都不知道睡觉的舱房是谁安排的。我们夸张地说着“奇怪”，走向了餐厅，不禁吓得都闭了嘴，先是看到一根黑胶皮的粗电线耷拉在地上，接着看到大吊灯掉下来了，玻璃和金属碎了一地，餐桌有的被砸劈，有的砸掉了角。如果我们昨晚都趴在餐厅的桌子上睡觉，十个会砸死八个。我们呆愣着，突然又笑了，叽叽喳喳说起来，庆幸的滋味就像冰爽的啤酒。屈展指着砸劈的桌子说：“我记得白艳就坐在这里，还有马晓。”船猛地晃了一下，我们尖叫着东倒西歪。

几分钟之后我们出现在甲板上。风很大，浓雾奔驰着覆盖了我们，四周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喊起来：“来吧，来吧。”也不知来什么，似乎雾浓得还不够，风吹得还不狂，似乎海鸥会凌空飞来，岸边马路上会有汽车喇叭的回应。挺好玩的，裹在大雾里随着船摇来晃去，不想跳舞都不行了。睡了一觉后精神焕发的我们又开始活蹦乱跳。袁明明大大咧咧地喊着：“程远拉着我。”好像她跟程远比谁都熟。程远拉了她一把，两个人同时倒下了。屈展大着胆子说：“过来白艳，让我拉着你。”白艳说：“凭什么？”想躲开，却躲到了吴量怀里。吴量推了一把：“别碰我，我自己都站不稳。”蔡欣萍扶着缆绳绞盘站起来，以她从未有过的大声说：“我要回家。”

闹腾突然停止了，我们都觉得该是离开的时候了。程远朝前走去。我们跟上了他，互相拉扯着。屈展落在后面，张开双臂保护着白艳，一不小心挨到了她。她皱着眉头说：“干吗？”风呼呼的，雾在疾走，船摇晃得更厉害。我们扒住甲板边的栏杆，排着队朝舷门移动。袁明明说：“码头呢？”我也说：“码头去哪儿了？”大家都有些奇怪：怎么看不到码头，也看不到搭在舷梯上的木板，看不到那根吃进水的锈铁的锚链，看不到固定船的粗硕的缆绳？程远说：“走错了，我们是从那边上来的。”我们又跟着他艰难地来到船的另一侧，还是看不到码头。

真正的紧张这才出现。怎么办？大家都望着程远，好像他带我们上来就必须带我们下去。程远沮丧地说：“等着吧，雾散就好了，岸上的人会看见我们的。”只能这样了。大家离开栏杆，来到蓝舱跟前，那儿有可以抓牢自己的缆绳、绞盘和升降梯。蔡欣萍低声哭起来。我趁机推了一把牛二顿：“给我吉他，她都哭了，你的安慰在哪里？”牛二顿一脸的无奈。我弹着吉他唱起来：“世界有方圆，天地有上下，没有走不通的路，没有回不去的家。”蔡欣萍止住了哭声。音乐会放松心情，给人信心。鱼老师说了，我们班马晓最聪明，要是事事都能聪明到点子上就好了。

仿佛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现在的处境，浓雾慢慢稀薄，渐渐散尽了。我们的眼界开阔起来，这才发现四面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没有彼岸，没有楼影，连喜欢接近人类的海鸥也没有。我们傻愣着。屈展突然说：“马晓，用一下你的手机，我跟我爸说一声。”有手机的都打起来，结果是一样的：没有信号。程远喃喃地说：“走锚了。”锚链和缆绳都断了，因为糟锈，因为废弃的港口没有任何预防走锚的设备，还因为屈展用他的瑞士军刀从缆绳上割下了一股来拴狗，大弃船在暴风的推动下，绕过防波堤，驶进了大海。风还在呼啸，伴随着海的呐喊。没有了雾的遮拦，没有了对陆岸的心理依靠，船的颠簸更显得可怕，似乎每一次倾斜都会把我们抛进深不可测的大海。我们紧紧抓住可以固定自己的东西，在死亡的威胁中尖叫着。大家都哭了，连比我大一岁的程远和屈展也哭了。绝望和恐怖是会传染的，谁也不可能安慰谁，不同的仅仅是哭声的大小、粗细、长短。

这样过了差不多三个小时，蔡欣萍吐了，牛二顿捶着她的背，大幅度的颠簸还在持续。屈展大声埋怨着：“都是你程远，带我们来到这破船上。”程远低头不语，一只手抓着升降梯的栏杆，一只手抓着袁明明。他的后悔比天高比海深。盛雅说：“我头晕，想吐吐不出来。我要死了。”我想：鱼老师要是在这里我会怎么办？肯定不能跟他们一样。我说：“你们去过游乐园吧？闭着眼睛想你们是在海盗船或者过山车上，就没事了。”白艳信任地望了我一眼，朝我蹭过来，好像离试图保护她的屈展越远越安全。屈展说：“我们为什么不到船舱里去？”我们这才意识到早就应该回到船舱里，那儿至少不会有抛出甲板的危险。

屈展想到船舱是因为他饿了，记起了昨晚剩下的酒肉和别的食物。但当我们走进船舱，来到聚会的餐厅时，发现那儿只有一些空酒瓶和装过食物的空塑料袋。我说：“不会是都吃完喝完了吧？”“不可能。”屈展生气地说，“谁把吃剩下的扔到海里了？”程远说：“是不是船上还有人？”蔡欣萍小声说：“我好像看见过一个黑影。”屈展问：“什么时候？”“昨天晚上。”所有人都打了个寒战。袁明明朝吧台旁边的厨房走去，就要进门时又不敢了，退回来说：“谁去厨房看看，有没有吃的？”屈展就在厨房边，转身走了进去，出来时摇了摇头。但是所有人都注意到，他的一只手在裤兜里，那是他的习惯动作，每次为了让化学老师少讲公式，他偷偷把讲台上的粉笔装兜里时都会这样。吴量首先扑了过去，将自己的手插进屈展的裤兜，掏出一个塑料袋来，里面竟然包着一块卤猪肉，那是程远和袁明明昨晚下厨时落在案板上的。屈展一把夺过来，辩解道：“我是要分给大家的。”他拿出瑞士军刀切成十块分给了大家，分给白艳的一块最大。白艳说：“我不要，你手那么脏。”说着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一块糖。屈展拿着白艳的那块肉看了看大家，忽一下放进了自己嘴里。吴量喊起来：“你凭什么多吃多占？”

我们在凌乱不堪的餐厅里待到傍晚，风平浪静了。窗外的阳光吸引着我们再次来到甲板上。大弃船像是陆地上的建筑，一丝晃动都没有，似乎它的使命就是乘风破浪把我们运送到这里。这里辽阔无边，泛滥着恐怖，有着穿不透的死寂。程远问：“饿不饿？”屈展无力地摸了摸肚子。吴量问：“哪里还有吃的？”程远说：“谁跟我去白舱和驾驶舱看看？我感觉船上还有人。”大家不吭声。屈展说：“我跟马晓都去。”吴量说：“你不能去，万一找到吃的呢？”他担心屈展会独吞。屈展说：“那你去。”吴量说：“我不敢，万一遇到坏人呢？”我说：“谁敢去谁举手。”袁明明第一个举起了手。“女生不行。”我边说边举起了手。程远说：“至少应该去三个人。”但是男同学再也没有人举手了。程远说：“现在是船上，四周是茫茫大海，谁知道会遇到什么，淹死，饿死，渴死，吓死都有可能。你们这样不行，得选出一个船长，船长让谁去谁就得去。”我说：“那你就是船长。”程远说：“我跟你们不是同学，不熟悉你们，说话没人听。我最多是个大副。”我说：“谁是班长谁就是船长。”吴量和李世民都说不同意，仅仅多吃了一块猪肉他们就对屈展失去了信任。程远说：“那就选举吧。”屈展黑着脸，从裤兜里摸出了半截粉笔。

白艳的字写得最漂亮。我们让她郑重其事地在甲板上写上了十个人的名字，然后每个人都去打勾。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一瞬间大家忘了这是在选举一个临危受命的船长，惯性地以为跟班上选举三好学生差不多，都是你勾我，我勾你，每人都有一票。屈展说：“那就抓阄吧，谁有纸和笔？”白艳说：“我有。”还是白艳写名字。屈展团成团放在了手掌上。大家抢着抓，结果却引来一片沉默，因为在大家看来让马晓这家伙当船长，虽然不靠谱，但也不可笑。

我望着手中写有“船长”两个字的纸，有点惊慌失措：怎么会是我呢？船长是干什么的？它肯定是一个职位，但比起别的什么长似乎更多了一种超凡脱俗的威严和神圣。屈展嘟噜着脸问：“不想当是不是？”他希望我让给他，因为他总得有一点与众不同好让白艳瞧得起他。我没吭声。程远认可地推了我一把：“你现在就可以任命部下了，大副二副什么的。”这些我是知道的，乱七八糟的书没有白看。我好像在沉思，夕阳染红了甲板，我的额头一定在甲板的反光里膨胀了好几倍。在书中，在歌里，只要提到船长，就都是男子汉，独当一面让人倾慕的真正的男子汉。鱼老师要是知道我当了船长会怎么看？行啊马晓，几天没见，突飞猛进了。

我在甲板上踱着步子，像一个严肃的男人、真正的船长。突然我开口了，对手下的任命竟是如此流畅，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程远是大副，屈展是二副，牛二顿是三副，吴量是水手长，李世民是轮机长，袁明明是舵手，白艳是副舵手，盛雅和蔡欣萍是水手。程远鼓励地给我竖了竖大拇指说：“开始吧。”我大声说：“大副二副跟我走。其他人都去餐厅，等着我们，顺便把餐厅打扫一下，搬走那个大吊灯，从现在开始，那儿就是我们的家。”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这样说，佩服地拍了一下我那并不开阔的小胸脯。屈展说：“我不去。”一副消极怠工的样子。我说：“白艳，跟我们走。”白艳答应了一声来到我身边。屈展立刻说：“那还不如我去。”“这就对了。”我大步走向牛二顿，“把吉他给我。”牛二顿说：“不给。”我说：“我是船长。”他犹豫了一下，瞅瞅蔡欣萍，服从了。我顿时很得意，把吉他挎上肩膀，弹出了一串悦耳的音浪。

我们踏上升降梯，要去白舱和驾驶舱看看了：有没有吃的，有没有人？船长走在最前面，一直弹着吉他，似乎音乐可以给我们壮胆。

4

鱼老师的家访从早晨开始。以往的家访都是晚上等家长下班后去家里，这次她去了家长的单位。“对不起，因为想抓紧时间，只好到单位来打搅你。”每见一个家长她都会这么说。数学老师石诚调了课，开着车带她东跑西颠，一上午见了十三个家长。形形色色的家长有形形色色的语言，但态度却是一致的：没必要道歉。“为什么？不就是签个名吗？好比你在大街上不小心碰了别人一下，说声对不起，多么应该啊。”没有一个家长像她期待的那样轻松，把她重新写在一张A4纸上的道歉信看了又看，琢磨半天，然后婉言拒绝。

中午，他们走进一家街边小店，一人要了一碗面条，正吃着，白艳的妈妈打来电话说：“白艳到现在还没回家，怎么回事？”鱼老师说：“不应该啊，是不是去了亲戚朋友家？”饭后他们又开始奔走，又找了十多个家长，结果还是一样。石诚说：“你明明知道陶泓的妈妈挨个打了电话，为什么还要去碰钉子？”鱼老师说：“我就是不相信道个歉这么难，不相信没有一个家长是通情达理的。走，去陶泓家，她爸妈该下班了吧。”正是高峰时段，堵车。鱼老师的电话不断，家长们都在询问孩子的去向。鱼老师这时候才有些吃惊：怎么这么多学生没回家？她赶紧把电话打给没回家的学生中有手机的人，都不通。她忧心忡忡，又接到了副校长张丽华的电话：“鱼老师你在哪儿？赶快来学校，有急事。”

鱼老师赶到学校时已经是晚上，灯火通明的副校长办公室里，簇拥着几个失踪学生的家长，都是焦虑不安的样子，一见鱼老师就都问：我们的孩子呢？你的学生呢？当鱼老师说她也联系不上、没有一点线索时，白艳的妈妈立刻掏出了手机：“那我就打110了？”张丽华觉得不能让学校太被动，制止了白艳的妈妈，吩咐在场的教务主任：“以学校的名义，立刻给派出所报案。”然后对鱼老师一顿训斥，“听说失踪的学生都参加了联欢会，联欢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班主任，你既然把学生叫来了，就要负责到底，让他们安全回家，绝对不能出事。”又面对家长说，“学校并没有要求每个班必须召开联欢会。开不开，什么时候开，由班级自己决定。”白艳的妈妈说：“你的意思是学校没有责任？”鱼老师说：“学习好的同学大部分没有来，来的人很难过，毕竟初中三年，大家天天在一起，而这又是最后一次聚会。他们大概想不通，跑到哪里发泄去了吧？”牛二顿的爸爸说：“我们没脸来学校说三道四，谁让我们的孩子学习不好呢？可是现在人不见了，不得不来。”蔡欣萍的妈妈说：“以前有过赵婷，现在又轮到我们的孩子了。”鱼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是缺乏应有的尊重造成了他们的失踪，我正在想办法纠正错误，向他们道歉。相信他们不会出事，一定会回来。”这时马晓的爸爸说了一句跟马晓同样有想象力的话：“鱼老师是不是把他们藏起来了？等到有了道歉，就会让他们回来？”所有的目光都盯上了鱼老师。鱼老师愣了一下，想否认却又闭了嘴。沉默。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甚至马晓的爸爸为自己能猜到事情的真相都笑了一声。张丽华说：“真的藏起来了？我们可是已经报了警。”鱼老师平静地对家长们说：“大家回去吧，说不定孩子们已经回家了。”

家长们纷纷离去。鱼老师送他们走出学校，然后回到教师楼宿舍，又一一把电话打给了没回家的学生，手机还是不通。她忍不住拨通了已经回家的石诚，说起了张丽华和赵婷。一年前张丽华还是一个普通的化学老师，教两个班，其中一个就是鱼老师的班。那次期末考试刚结束，张丽华在评卷课上大发雷霆：“榆木疙瘩、猪脑子、白痴，连溴的符号是Br都答不上，溴化铊不是无毒是有毒，而且是剧毒。元素周期律的解释是‘元素的性质周期性地随着原子序数的改变而改变’，不是元素跟元素结婚生孩子。镭从铀沥青矿物中提取，跟柏油马路没关系。硝化甘油是炸药，不是润滑剂。怎样才能记住呢？我恨不得把你们的脑袋撬开装进去。有人考了98分，有人才考了15分，这是什么差距？现在的区别就是将来的高低，有人一掷千金，有人穷得屁淌；有人做大官，有人没工作；有人当科学家，有人拾破烂。道理就这么简单，下次再要是考不好，就不要来上学了。”张丽华正在气头上，见赵婷的耳朵上塞着耳机，走过去一把扯下来，扔到了课桌上。赵婷说：“老师你干吗呀？”说着又戴上了。张丽华说：“你这个毛病怎么就改不掉？上课总是听音乐。”“我没有。”“那你听的是什么？才考了69分你羞不羞？”“我不是69分。”“我说错了吗？”“你写错了。”说着赵婷把刚刚发下来的考卷扔给了老师。张丽华吼起来：“出去，你给我出去。”赵婷出去了。张丽华继续发泄着不满：“你们不好好学不要紧，将来的高低贵贱我管不着，但你们不能影响我们班的化学成绩。我是市级名牌教师，考出这样糟糕的成绩脸往哪里放？真是丢尽了。”

争执发生一个星期后赵婷失踪了。赵婷六岁时妈妈因病去世，她跟没再结婚的爸爸生活在一起。她爸爸来到学校哭着说，婷婷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耳朵有毛病，所以她决不会说出她戴的不是听音乐的耳机而是助听器；老师的确写错了成绩，她考了96分而不是69分。三天后警察在海边找到了赵婷，送她回家后发现她爸爸又失踪了。也是三天后才找到她爸爸——医院打电话告诉了派出所，派出所通知赵婷赶紧去医院。赵婷休了半年学才恢复正常，她转学了，鱼老师怎么劝也没用。她说她再也不想见到张丽华了。

鱼老师说：“我一直想，为什么争执发生一周后赵婷才失踪。”石诚问：“为什么？”“她在等待老师的道歉，可是她没有等来。有时候自尊就是一根线，轻轻一拽就断了，断裂是因为敏感，更因为人活着永远有一个标尺，那就是别人眼里的自己，有些人希望自己比别人强，有些人则希望自己跟别人一样，不想有任何特殊和缺陷。”“张丽华不可能给赵婷道歉，她那么争强好胜，而且正是春风得意往上升的时候，怎么可能屈服于一个学生。”鱼老师沉默片刻说：“其实我有时候挺佩服她。我们班原来化学很差，她只教了两年就变成了全市第一，都快成样板了，有人说是以高压拿高分的‘丽华模式’。”石诚说：“虽然佩服，但你我都做不到，毕竟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高分。”

5

白舱在蓝舱之上，要小一些，舱房的门都对着海。我们环绕过道推开了所有舱房的门，全是空的。又沿着之字形的升降梯上去，来到驾驶舱门口，犹豫着不敢推门。太阳正在落下，黯淡了半个大海，黑夜就要来临，不能再耽搁，要么进去，要么离开。我背好吉他，唱起了歌：“请告诉还没睡醒的故乡，我是船长；请告诉流浪远方的姑娘，我是船长。”唱着就一脚踢开了门。

巨大的风挡玻璃上落满了灰尘和鸟屎，舱内有些闷热，金属的舵轮闪闪发光。舵轮的两边是仪表台，大小不等的仪表土盖灰蒙，看不见指针。两厢有固定的桌子和铁皮的储物柜。我随手打开柜门，看到从里面冒出几件救生衣来。正对着舵轮有一扇门，门上写着“船长室”几个字。门是从里面锁死了的，打不开。在船长室和舵轮之间的空地上，扔着几个空酒瓶和几个装过食物的塑料袋。程远说：“看，这是我们的。”我和屈展惊惧地对视了一下。船上果然有人，就在这里。我害怕得转身就走，程远和屈展赶紧跟上。正要走下升降梯，我突然又停住了：“他不至于伤害我们吧？”我抚摸着吉他，伫立着，也不知哪里来的胆子，又返回驾驶舱敲响了船长室的门。开始是小心翼翼的，看没有回应就使劲用拳头砸，用脚踢，猛然一抬头，看到门顶糊着纸的玻璃上，撕开的窟窿里，一只眼睛正瞪着我，那是一种别样的血红，在黑瞳仁的边沿描画出吃人的凶险，鹰和秃鹫的眼睛就是这样的，猎豹也是这样的，我见过，在动物园里。我打了个寒颤，转身就跑，听到船长室的门咣当一声打开了。

等我跑下升降梯，跟程远和屈展一起站在白舱的过道里往上看时，发现一颗黑发蓬乱的头探出驾驶舱的门，在朝我们摇来摆去，每摇一下就会发出一种声嘶力竭的喊叫：“滚——滚——”突然，一只手伸出来指向了我们，就像舞台上的歌星霸气地指着观众那样。从半掩着的黑暗的门里，化学吠叫着蹿了出来。我们的逃跑是程远带的头，连他也觉得受到鬼怪驱使的化学已经不是他认识的化学了。我跑在最后，惊恐地喊着：“程远，程远。”程远和屈展慢下来。我超过他们，头也不回地跑下了白舱和蓝舱之间的升降梯，进了餐厅才意识到，我是船长，不能把逃跑当作冲锋，一马当先，又返回门口，朝他们招手：“快点，快点。”

屈展和程远相继跑来，化学紧随其后，差一点咬住程远的腿。我朝里缩缩，一屁股坐到地上，喘着气。化学停下了，它对餐厅里头还有这么多人有些诧异，站在门口狂吠着。大家都缩到角落里去了。程远想跟它套近乎，讨好地说：“我们认识，我喂过你，你忘了？”说着朝前走了几步。化学扑向了他，吓得他跳到了桌子上。屈展喊起来：“什么船长，就会逃跑，兔子也没你跑得快。”我感到羞愧，脸红了。牛二顿说：“把吉他还给我。”我从背上取下吉他，刚递到他手里，又夺了回来。一股溪水流过我的脑海，叮叮咚咚的，鱼老师正在溪边洗手。我突然就想把这种感觉弹出来。我起身，弹着，走向化学，又走回来，就这样走来走去地弹着，然后坐在了化学跟前：“从大海深处走来一个船长……”

化学的嘴就在我面前，一张口就能咬烂我的半个脸。同学们一阵惊叫，看到它突然把嘴张得那么大，黑洞洞的龇着白牙。但音乐没有断，我的脸感觉到了它的触及，不是牙齿，是舌头，不是撕咬，是抚摸。化学坐下了，很安详的样子。我想象这艘船在没有被废弃的时候，船上有一支乐队，化学的主人就是乐队的乐手，甚至就是那个吉他手。化学常常坐在吉他手旁边，听他弹唱忧伤的歌。我喊道：“谁有吃的？”白艳把一块水果糖扔给了我。我剥了糖纸塞到化学嘴里，对它说：“记住，我的音乐是甜的。”

天已经黑透，饥渴正在袭来，灯是不会再亮了。我丢下化学，来到角落里，大声说：“谁身上还有吃的，都拿出来吧。”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只有白艳拿出了一把水果糖，我数了数，一共五块，便隔着糖纸咬成十份，分给了大家。我把自己的那份放到嘴里又吐出来，掌在手里伸向了化学。化学迅速过来舔走了糖块，然后就卧在了门外。它似乎明白，吃了我们的糖，就应该承担守护我们的义务。我走过去轻轻关上了门。大家互相依靠着，渐渐睡着了。

午夜，门被推开了。一阵喊叫轰然而起，是那种我已经领教过的声嘶力竭：“滚——滚——”我们尖叫着乱成一团，拥挤在角落里，都希望自己在里面别人在外面。船长忘记自己是船长了，我发现我蜷缩在最安全的地方——平面三角的直角里，前面和两翼都是保护者，不禁有些佩服我的条件反射。但是马上我就意识到我是谁了。我站起来，挤出人群，大声说：“女生在里头，男生在外头。吴量出来，你的位置在这里。”吴量说：“凭什么？”我一把揪住他，从直角拉他到锐角。所有人都坐着，只有我站着：“吉他，吉他。”我记得昨晚睡着时它就抱在我怀里，什么时候被牛二顿拿走的？牛二顿赶紧递过来。我顿时没那么紧张了，好像吉他是我的护身法宝，我的机关枪。我弹起来，全是尖锐的高音，突然又变低了，变成了《献给鱼老师的歌》：“只有你欣赏我的音乐，告诉我就这样也可以出发；只有你眷顾我的邋遢，对我说落伍者也可以潇洒。”

琴声流畅，清新，婉转，悠扬。渐渐的，那人安静了，门口的剪影变成了一尊夜晚的雕塑，甚至让我们有了静美优雅的感觉。突然他又喊起来：“滚——滚——”但剪影不见了，喊声越来越远。化学徘徊着，也跟着他走了。

吉他是如此魔幻，音乐是如此神奇，我和同学们都没有想到。抑或是船长的音乐才会这样？献给鱼老师的歌才会这样？盛雅说：“渴死了。”我知道黑暗中的黑眼睛都望着我，仿佛我一弹奏，清澈的淡水就会琤瑽而来。我弹起来，是自来水溪河水的声音，是矿泉水纯净水的声音，是可乐果汁的声音，突然有了金属般的武断，腾的一声，我的手无奈地离开了琴弦。我意识到音乐的流水不解生理之渴，这件事不可能有童话般的结果，苦难中的孩子是失望不起的，而我带给他们的只能是希望，否则就不要让他们抱有希望。我把吉他还给了牛二顿。

后半夜大家都没有睡着，饥渴是那样的讨厌，并不会因为我们对处境的担忧隐藏起来，反而更加强烈，就像调皮捣蛋的我，学习越差越喜欢出风头，又是搞怪又是欺负人。蔡欣萍又哭了。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撒尿不能流泪。”程远说：“对，我正要说。”李世民哽咽着说：“我想家了。”好几个人跟着哭起来，根本就制止不住。屈展冷冷地说：“船长，你不能把我们饿死渴死。”我说：“你不要动不动说死好不好？”

天亮了，我们再次出现在甲板上，茫然四顾，看不到岸，也没有别的船，无奈地叹息着。突然一阵吆喝，又响起那种声嘶力竭的喊叫：“滚——滚——”他带着化学从前甲板跑来，壮硕的身体上一件破烂的棉大衣敞开着，像鹰的翅膀。我们尖叫着挤到了一起。他停下了，摇晃着头，头发像毡片，沉沉地扣在脑袋上，胖乎乎的脸上目光凶悍，表情狰狞，不停地举起手，狠狠地摁下去：“杀了你们，杀了你们。”说着朝我们走来。我们后退着，几乎要退到栏杆边上了。牛二顿把吉他塞给了我。我在慌乱中接住，挎好背带，弹了一段班歌，就见化学安静地卧下了，那人转身走向了蓝舱，嘿嘿嘿笑着：“哈罗你好，哈罗你好。”说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舱壁咚咚咚响着，不断有漆皮掉下来。屈展说：“神经病。”程远也说：“他是个疯子。”更可怕了，疯子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他打疼了自己，回过身来用嘴哈着拳头，又对我们瞪起充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喊着：“杀了你们，杀了你们。”突然他闭嘴了，奇怪地望着脚下的甲板，那里有白艳漂亮的字体，我们十个人的名字。他蹲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红色的白板笔，写了几下没写出来，抬起头，朝我们愤怒地伸出了手，手一抖一抖的。

什么意思？是在要东西吗？疯子又用白板笔画了几下，再次伸出了抖动的手。我说：“粉笔？他要粉笔？”屈展掏出一根粉笔递了过去。他一把攥住，挥着手说了声“杀了你们”，然后就在甲板上画起来。他画了一个图，仔细看看，珍爱地攥起剩下的半根粉笔，大喊一声：“滚——”起身就走。化学跟上了他。

大家都过来围住了疯子画的图。我问吴量是什么。吴量不回答。他其实看不懂，但他就是不说看不懂。我又问李世民。李世民属于严重偏科，语文、化学、英语、史地、生物极差，数学和物理又能上70分。他含糊其辞地说：“好像是几何图的运算方式，跟三角函数差不多。”我问：“什么意思呢？”他说：“老师没教过。”我又问袁明明，她是个英语和物理能考80分，其他都在50分以下的人。她说：“你问我还不如问你自己。”其他人就更不能指望了，跟我一样，狗看星星满天花。

大家很快失去了兴趣，坐在甲板上呆望远方。平静的海面没有一丝涟漪，就像点了卤水的蓝色豆腐。大弃船一动不动。李世民突然问：“吴量你在吃什么？”“没吃什么。”“嘴怎么是动的？”我指着吴量说：“要是有吃的尽快拿出来，都在一条船上，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吴量使劲吞咽了一下，还说“没吃什么”。屈展起身走了过来，二话不说就开始搜身。吴量不让搜，屈展双手撕住他的肩，使劲一拧把他摔倒在地，倒骑在他身上翻他的口袋，最后在裤子口袋里摸出了几根果丹皮和两块巧克力。吴量一边捶打屈展一边哭喊。屈展起身，迅速把巧克力装到自己身上，拿着果丹皮说：“我来分给大家。”他当然不会很公平，但没有他的抢夺，连这一点果丹皮也没有，大家也就不计较了。吴量恨恨地擦着眼泪，抱起半截缆绳甩向了屈展。屈展躲开了。

我没要屈展分给我的果丹皮，“船长”的巨大支撑让我有些不屑，尽管我可能比他们更饥饿，因为昨晚的那半块糖我让给了化学。我把精力重新集中到疯子留下的图上，就像看迷宫一样左看右看。我学习实在不怎么样，跟全班最差的屈展不相上下，但我又是个比谁都喜欢琢磨的人，不能不在乎疯子的意图：干吗要留下这个图？图的形状可以表述为：四个叠加而起的长方形，上面三个分别标有A、B、C，下面一个标有X，有一条标明AI的中轴线，上端是13，下端是26.981538（2）和5×35.3147m3。四个长方形的两侧，都有一条锯齿状的竖线，竖线旁边写着12×3.2808。我看得眼睛都花了，还是看不懂。我把吉他抱在怀里，有心无心地弹着，看着疯子正在走向驾驶舱，就把目光固定在了升降梯上，用弦音无聊地数着疯子的脚步，一步一音，弹八下他就会到达一个拐点，突然想，如果两步为一米，每一段就是四米，一个“之”字形不就是12米吗？12米应该是每一层升降梯的长度。我停止拨弹问自己：两侧都有竖线，就像大弃船两侧都有升降梯，如果一根竖线代表一层升降梯，我看到的为什么只有蓝舱一层、白舱一层、驾驶舱一层，还有一层在哪里？我再次盯上了疯子的图，就算我的数学考试每次都不及格，我也应该知道A、B、C是已知数，X是未知数。其实疯子已经标明了，跟未知的长方形平行的锯齿状竖线，也是属于未知的竖线，它在蓝舱的下方。为什么在下方？我琢磨着，突然问：“谁知道AI是什么？”

没有人回答。我指着图又问了一遍。李世民说：“好像是元素符号，是锂的吧？”袁明明十分肯定地说：“不对，是铝的。”我问：“那么13呢？”屈展说：“吴量，你说。”吴量不说。蔡欣萍说：“好像也跟铝有关系。”袁明明说：“应该是铝的序数。”我说：“这个我知道，可以代表最后的晚餐。”吴量说：“太牵强了，你们说的一个跟一个不挨。关键是下面的数字26.981538（2），它代表什么？”袁明明说：“既然有铝的符号和序数，会不会是铝的原子量？”盛雅说：“对，化学老师说这三样是缺一不可的。”屈展嘲笑道：“别提化学老师了，有什么用？”牛二顿说：“这个3.2808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蔡欣萍小声说：“我记得是英尺，一米等于3.2808英尺。”我说：“他为什么要说英尺？直接说12米不就得了。”蔡欣萍说：“是不是他不知道‘米’？”盛雅说：“连这个都不知道？”白艳说：“他是个疯子。”我说：“谁去量量蓝舱的升降梯？”程远和袁明明去了，回来说：“用步子量大约就是12米。白舱和驾驶舱通往顶端的升降梯看着也差不多。”虽然大家还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兴趣已经被我勾起来了。我说：“那这个5×35.3147m3呢，是什么？”李世民说：“m3应该是立方米。”白艳说：“会不会他也不知道立方米，只知道立方英尺？”大家不说话，都想着。蔡欣萍说：“好像吧，一立方米等于35.3147立方英尺。”牛二顿说：“没把握就别说，万一说错了呢？”

屈展说：“疯子画了半天，原来是在给我们考试，有什么意思？”白艳像是故意跟屈展作对：“太有意思了，铝元素和英尺、立方英尺我再也不会忘了。”我说：“也许这就是疯子的目的，让你永远记住。”牛二顿说：“再说了，牛顿是英国人。”吴量问：“什么意思？疯子是牛顿吗？”牛二顿说：“我是打个比方，鱼老师说过，英美科学家都是用英寸、英尺、英里、立方英尺计算空间和时间的。”程远说：“对，这个我也知道。”吴量又问：“他是英美科学家吗？”蔡欣萍和白艳齐声说：“他是疯子。”我说：“疯子是想起什么说什么，想不起来的就不说。”屈展说：“关键是有什么用？”我弹着吉他，说了一句特牛逼的话，就像鱼老师在课堂上做总结时那样：“不管直线还是曲线，不管它们走向哪里，目标永远都是神秘的未知。”说着站起来，背好吉他又说，“走喽，还是像昨天那样，程远和屈展跟我去，其余的人回餐厅等我们。”大家都问：“去哪里？”我说：“我们求的是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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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杨志军，1955 年5 月出生于青海西宁，祖籍河南孟津，现定居青岛。代表作有《藏獒》《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大悲原》等，其作品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