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阿 来， 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主席团委员；代表作有诗集《阿来的诗》，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行刑人尔依》《少年诗篇》《奔马似的群山》《三只虫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大地的阶梯》，散文集《阿来散文》《草木的理想国》等；《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对我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那样反复阅读在心，又从未身临其境。不是没有机会，而总是觉得要再做准备，再做些准备。这次前去还是没有做好准备。好多地方，都是叫自己早些去，早些去吧。偏偏这个地方，总对自己说，还是知道再多一点，再多一点。

这个地方，就是敦煌。

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沿线，好些地方都去过不止一次。只有今年，就去过吐鲁番，看高昌和交河。又入天山，去伊犁河谷。不久前，再去武威，为我向导的作家朋友叶舟已经做了从武威穿河西走廊直上敦煌的安排，但我还是取消行程，飞回了四川。

这次却因为不能推辞的活动，不得不上路了。

其实，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唯一的理由，似乎是因为这地方的文化遗存如此丰富。丰富的另一种表达，就是复杂。丰富或复杂，正是头绪繁多的深远历史决定的。总在纸上读历史。以前读过的不算。今年又重读唐代的边塞诗与凉州词，读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考古记录，读林则徐和谢彬的西行日记。其间敦煌这个地名，都是最吸引我的字眼。当然，还有那些传法和求法路上中西僧人的行迹。这个地方，法显去过，鸠摩罗什来过，后来，唐玄奘去过，也来过。

还有那么多不同民族的身影在这条曾经的国际大通道上出现过，那么多不同的语言在这个时空中响起过。他们彼此刀兵相向，用那些语言嘶喊；他们交易，用那些语言讨价还价；他们和亲通婚，用那些语言歌唱。这些人血缘驳杂而精神健旺。他们传播并接纳彼此的文化，用不同的语言讲述儒家和道家的经典；讲述袄教、景教和佛教的教义；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彼此走近，用不同的语言彼此打探互为远方的消息：国家、人民、信仰，风习、工具、衣冠，以及物产。

命名了丝绸之路的李希霍芬谈到张骞通西域这段历史时，不是只注意军事与政治的角力。他说：“张骞建立了关系，使得其后几年里能把栽培的植物传到中国来。”

有记载说，张骞通西域发现中亚的汗血宝马时，发现这种马嗜食的草料是中国没有的苜蓿。于是，他从大宛国带回了苜蓿种子。汉武帝命人在皇宫旁的空地上遍植此草。这样的历史细节，中国史书中也有记载。比如创作于六世纪的《述异记》还记有此草由来：“张骞苜蓿园在今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骞始于西国得之。”

后来，这种本是牧草的植物还进入了中国人的食谱。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记录：“长安中有苜蓿园，北人甚重之，江南不甚食之。”

张骞从中亚带回的植物还有如今广泛种植的葡萄。

这些植物已然改变了中国大地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人是饮了葡萄酒的人，马是食了苜蓿草的马，何况还有琵琶！

“凉州七里十万户，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就是敦煌石窟飞天女手里的那个琵琶。乐音响起时，苜蓿花已经在中国原野开放，葡萄藤正在中国田园的篱架上攀爬。这些植物都曾和携带他们的远行者一起，经过了敦煌。

飞机下降，敦煌在望，在机翼前方。我从舷窗俯瞰，看见过去称为南山的祁连，积雪的山峰，绵延的山脉。融雪水顺着清晰的沟岔流下。有些流进了绿洲，有些还未及滋润出一点绿色，一丛草，一根树，一个村庄，就在赭红色的荒漠中消失不见。

这时，我想到的不是敦煌那些著名景点，只是专注地眺望着雪山水浇灌的绿洲。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要亲手触摸到融雪水滋润的绿色，要到绿树环绕、田畴整饬的绿洲上走走看看。

一下飞机，我就走向绿洲，这很容易，因为敦煌这个城市就置身于绿洲中间。

一条水渠把我引向了田野。

我看到了田野里的葡萄园，看到了刚过花期的苜蓿草。两千年过去，它们已经从汉代皇家宫苑中种植的西方异草，逸生为寻常的野生植物。我在渠边的白杨树下发现了它们，不是很多，但确实是苜蓿。我所以留意于此，是因为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到达敦煌的时候，也注意这种可作中西交流史证明的植物。他认为，张骞当年是在康居国采集到的苜蓿种子。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新疆，至处都是苜蓿。”“到达敦煌以来，我们就再也见不到它们了，也可能直到北京都再也见不到它们了。”此前，我曾在走进敦煌南倚的祁连山中时，见到过逸生到野外的苜蓿。伯希和写这篇日记的时间是2月24日，那时的敦煌还没有春天的气息，那些去秋枯萎的植株早就被风沙摧折扫荡干净了，所以他才没有发现吧。

敦煌是有苜蓿的，而且古代敦煌还种植苜蓿。敦煌遗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廿日，粟四斗，垒苜蓿园……”这是说，用了四斗粟，付雇人垒苜蓿园的工钱。苜蓿不止是优良饲草，青嫩的苗尖还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最新版的《敦煌市志》对古代敦煌农作物考据详细。将苜蓿列为古代敦煌主要的八种蔬菜之一。“茎叶嫩时可做蔬菜，苜蓿花可以提取香料。”并引敦煌遗书，某年端午节一位陈姓小吏送上司贺节礼：“香枣花两盘，苜蓿香两盘，青木香根两盘，艾两盘，酒两瓮。”真是清雅可爱。

敦煌此地，即便不是从复杂的历史、文化、语言寻找入口，就是从一株野草闲花、一种看似寻常的植物入手，其蕴含也是如此丰富，如此充满历史况味。我走过一些麦地、一些瓜田、一些果园，灌溉这片绿洲的渠水在白杨树阴凉下哗哗流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这里，植物也是我自己的历史课上的生动材料。

西域的植物经过敦煌东来中国。中国的植物也借由丝绸之路，经过敦煌去往了世界。美国人劳费尔关于物质交流史的著作《伊郎中国编》就说道，中国的桃和杏就是借由这个通道传到了外国。劳费尔说：“尽管出产野杏树的地带从突厥斯坦一直延伸到逊加里亚，蒙古东南部和喜玛拉雅山，但中国人从古代起就最先种植这种果树，这却是一件历史事实。”

“以前的作者把桃杏向西方移植这件事很公平地看作与中国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和西亚来往密切是有关联的。”

关于中国的桃树在印度的出现，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有记载。印度有一个叫司乞特的王国，一名叫做加腻色迦的国王在朝时，一些甘肃河西的人到了那个王国，这位国王善待这些来自中国的人，分配给他们土地和宅邸。他们居住的地方就叫中国地。这些中国人在中国地上栽种了他们带来的桃和梨。以后，这个王国的人就把桃叫做“至那你”，意思就是中国桃。而中国梨的名字则叫做“至那罗阇弗旦逻”，意思是中国王子。

唐玄奘去印度求法取经时，经过敦煌时虚心苦身，回来再经敦煌，除了满心佛学上的正知正见，还从异国带回了这样美丽的中国故事。“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些当年进入印度的中国人的行藏早就无处踪迹，但桃花却在异国春天永远开放。

晚上，在酒店吃着醒酒的瓜，又想起这些汁液甘甜的果实的来历，想起它们对不同自然条件与文化习惯的适应，想起因此而起的品种改良与增加。更想起它们的流布，敦煌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中转站。

这里是一个国际性的文明集散地、文化中转站。

这里发生的故事，不止有不同族群间的流血冲突，不止是不同文化在生存竞争中一较高下，还有交往、交流、交融。交融是最终的结果。即便最初的形式，文明的竞争以流血开始，最后的结果还是相互融合。即便是失败的一方，也还向胜利的一方输送了某些生命基因与生存的智慧和经验。在我们这个国度，大多数人的历史观的养成靠那些演义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历史书。网络时代了，这种历史观反倒得以更方便地蔓延。在这种历史观的笼罩下，民族间的历史就是战争故事。每个人心中都是一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简洁版攻伐史与谋略史。随便哪朝哪代都是某朝“那些事”，而真正的历史应该是一部文明成长史。

在敦煌这个地方，如果愿意做一个求知者，而不是一个满足于到此一游的游客，确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时时处处，文明史都在这里现身说法。

第一个敦煌之夜，我把一些涌入脑海的零碎想法记在纸上，由此想到关于中国纸流传到西域的文字。

马可波罗曾经写下他在中国见到的造纸方法：“……取下某一种树的皮，其实就是桑树，叶子是喂蚕用的——这种树非常多，到处都是，所取下来的是树里面的木质与外面厚皮之间的白色薄皮，把这薄皮制成很像纸张的东西，但却是黑色的。纸张造好了时，便裁成大小不同的块。”马可.波罗记载的纸，不是普通的纸，而是用于制造纸币的纸。美国学者劳费尔说：“尽人皆知中国人是钞票创造者。元朝统治者最早在1294年就把纸币传到波斯。这些纸币完全摹仿忽必烈的纸币，连中国字都照抄下来作为票面上图案的一部分……关于这件事最有趣的一点是，在那一年中国的木版印刷第一次在塔不利思用来印这些钞票。”

其实在更早的唐代，敦煌这个地方就开始造纸了。敦煌文书里就有多则涉及到造纸匠人的记载。特别是从唐末到宋初的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地区大部分时候与内地隔绝，但此地因为佛教的昌盛而对纸张有大量的需求。那个时代表达信仰、营造石窟当然是上上功德，但那窟可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造得起的。退而求其次就是写经，绘制菩萨像，都需要消耗大量纸张。于是，敦煌本地的造纸业也就发达起来。造纸除了技术，还有原材料问题，敦煌造纸不像内地有楮与竹一类的广布资源。敦煌是完全的灌溉农业，造纸原料主要是麻。麻在古代是重要的农作物，中国虽然以盛产丝绸闻名于世，但大多数老百姓，日常与劳作中的穿着，还是布，即麻布。麻籽更是重要的油料来源。古代的油除了食用，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照明。为了造出品质更好数量更多的纸张，必然带动种植业的进步。造出更好品质的纸不止是技术问题，很多时候原料的品质更是关键。归义军时期，敦煌有很多造纸作坊，由以经商才能闻名于世的粟特人开办经营。如此看来，粟特人不仅全民族投入古丝绸之路的商贸流通，也在从事着节节转递先进技术的工作。

1907年，斯坦因就在敦煌地区的汉长城遗址中发掘出了汉代的纸。他的《西域考古史》有一章《沿着古代中国长城发现的东西》，有一段这样说：“我已经说过不能在此处把有趣味的发现品一一说到，但是有一件我要说一说，我在这段长城一座烽燧尘封堆积的室中发现了八封干干净净用古窣利文字体写在纸上的书函……其中有些找到时外面用绢包裹，有些只用绳缠住。这种字体因为过于弯曲以及其它缘故，极难认识。现在知道这是中亚一带商人到中国以后发回的私人通信。”

斯坦因说，这些中亚商人“显然很喜欢用新发明的纸作书写材料”。

斯坦因把这些纸带回欧洲请造纸史权威进行了研究，“证明这些书函的材料是现在所知道的最古的纸，制法是把麻织物弄成浆，然后由浆以造纸，正同中国史书所记载西元105年纸初发明的方法一样。”想想，那时纸才发明出来不久，就有来到中国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用异国的文字在上面书写了。

造纸术在敦煌繁盛的时期，纺织业也在这一地区得到发展。除了传统中国麻的纺织、丝的纺织，更有意味的是棉纺织业在敦煌的出现与发展。棉花也是一种外来植物。中国史书就记载了与敦煌近邻的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种植棉花的情况：“（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草中线如丝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用棉花织出来的布，不仅自用，还用于市场交易。“布甚软白，交市用焉。”

敦煌与高昌在地理上是近邻，自然条件相似，受其影响，学得植棉纺棉的技术有着优越条件。

敦煌遗书中就多有关于棉布的记载。那时，把棉布叫做“緤”。而且也甚为珍重。人死了，所遗财物中緤是重要物品。一个叫孔员信的人死了，其子女为分遗产闹纠纷，状子递到官府，所争之物中就有“安西緤二丈”和“立机一疋”。“疋”，同匹。“立机”，是刚下织机未经洗染的生棉布。一个名叫杨将头的人死后，留与小妻的遗物清单中也有“白緤袄子”。一个人的母亲去世，在寺庙“设斋施舍回向”，施舍的重头也是棉布：“施细緤一匹，粗緤二匹，布一匹。”

归义军时期，官方税收也有棉布。敦煌遗书中有《官布籍》数件，其中就规定了具体的征收标准：每250亩地征收官布一匹。

考古学证实，棉花是由南北两路向中国传播。南路是印度的亚洲棉，经东南亚传入海南和两广，再渐次传入福建、两湖与四川等地。北路则是非洲棉经西亚传入新疆和河西走廊，再传入陕西渭水流域一带。这个传播时间非常漫长，到达陕西渭水流域时，已经是十三世纪了。这也说明，敦煌不止是一个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一个技术的中转站。

短暂的两天多时间，我要离开敦煌了。下午四点，飞机起飞。这一回，和来时不同，我没有眺望南山和南山上的千年雪，没有去看南山的融雪水如何到达敦煌绿洲，或者未能到达便消失于茫茫戈壁。这一回，我只看着那片绿洲，那些蓬勃生长的树；那些围绕着村庄的田畴，水渠和道路将田野擘划出规则的图案。飞机越飞越高，越飞越远。飞机向东飞去，而太阳正在沉向西方的地平线，终于，地面的绿色消失了，消失在西斜的太阳放出的万道金光中。

如此，敦煌在我心中已是一个绿意葱茏的具体存在。再见敦煌！

在与中原隔绝的归义军时期，为表达对故国的忠心与向化，敦煌常遣人向唐，向五代诸国，向宋进献美玉。那时用的一个关于玉的计量单位是团。公元924年，“沙州曹议金进玉三团”。932年“沙州进玉三十六团”。965年，“甘州回鹘可汗，于阗国王及瓜州皆遣使朝宋，献玉五百团”。

是的，当敦煌渐渐从视线中消失，我已经开始回忆。

我依然注视着绿洲上的绿，任凭那绿意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这时的敦煌，在我眼前幻化成一块美玉，绿意漾动，悬挂在黝黑、赤红、金黄的色块相互交织的大戈壁胸前。有一个声音在高声诵念：“美玉一团！”“美玉一团！”

再见！敦煌。

敦煌就是那些东来西去的植物染绿的最美的美玉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