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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乙:我是一个忧虑成性的人

2018年01月03日08:17 来源:新京报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人民文学》中篇奖、蒲松龄短篇奖、林斤澜短篇奖得主。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情史失踪者》《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五百万汉字》,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目前,阿乙的作品已经输出了七个语种十五个品种。

《早上九点叫醒我》 作者:阿乙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几乎每篇报道都会提到阿乙的病。有朋友读了,半开玩笑问他:“你怎么最近到处出卖自己的悲惨?”阿乙不多解释,只说“因为懒”。他太明白,采访就是记者、作者、读者之间的“合谋”,讲一个大家都喜欢听的故事,每个人都满意。

“因为懒”、“因为懒惰”、“我太懒了”、“我懒”,一个小时的采访,阿乙四次提到自己的“懒”。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阿乙写作,就是在和自己死磕。

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后文简称《早上》)2014年完成初稿,临付梓前推翻重写,直到2017年末才问世;句子的长短、标点符号的妥帖、比喻的频率,用“曾”还是“曾经”、文末是否用省略号,他都一一斟酌。“整整两年的时间,每天都很痛苦。”阿乙将其归咎于“经验不足”:“你在一个战场上,原本希望可以结束,但战争拖得又臭又长,冰天雪地,坚持了两年。”

他拒绝一切轻快的东西。他崇尚威廉·福克纳的精准和细腻、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立体的人。而读过村上春树之后,阿乙把书架里村上的作品全部清走,原因是“轻快”——“没有任何可以着落的地方,就像流水一样很快就走了”。

年过四十 “不像以前那样有激情地焦虑了”

阿乙出现时,手里的书卷成筒,丢在桌上,书皮向上翻起,是意大利犯罪学家恩里科·菲利的《实证派犯罪学》。摊开,扉页和书页空白处写满批注,隔几页就有粉色和紫色记号笔画过的痕迹。

这两年,为写《早上》,阿乙把自己闷在家里,“很发狂”。最焦虑的时候,不吃不喝,有人打电话来,就和那人对骂,然后怪自己为什么不把手机关掉,吵到了自己。他每天服用一种叫赛乐特的抗抑郁药物,嗜睡,但管用;明知焦虑无用,还是成了身体的本能,只能“靠药物把它攻倒”。写作和焦虑,常年相伴左右,以至于分不清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书写完后,阿乙对外宣称这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然后又成了医院的常客。这本《实证派犯罪学》就是他采访前打吊针时翻阅的读物。

《早上》讲述了乡村“一霸”宏阳因饮酒过度死于梦中,村民先土葬再掘墓,后来发现他曾短暂复活并挣扎求生过。故事层层嵌套,在宏阳三天两夜的“下葬之旅”中,穿插宏梁对其旧事的讲述、狱友飞眼与女友勾捏的作案与逃亡。写到第十章,阿乙停了下来,犹豫要不要增加飞眼这个故事的“不相容性”。停笔十五天后,他故意换了一种语气和字体,决心“在那个地方让它突然长出来,就像树瘤,不完美,但合理”。这颗“不太妥当的树瘤”引发的焦虑,差点儿让他放弃。

既然焦虑成瘾,为什么偏要写下这个故事?阿乙戏称自己有“农民意识”,写作对他而言就像往粮仓里囤粮食。说到这里,他伸出两只手,弯着手指数自己出过的作品:“四个短篇集、两个随笔集、两个小说单行本”,然后伸出大拇指:“再加上一个长篇,每个拿出来都不是很丢人。”

虽然偶尔还是会“发了疯一样”,因为全天没写出一个字,暗暗自忖一事无成、浪费了时间,阿乙却不像以前那样“有激情地焦虑了”。写完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他终于觉得体面,“心里比较踏实,有一种富足感”。

“这个写完以后,安心了。”他几乎是自言自语道,“感觉对人生有了一个交代,现在一点不焦虑。”

盛誉面前 “我始终认为,我这个人是低于写作的”

专职写作之前,阿乙做过警察,体育评论,图书和文学杂志编辑。做编辑时,他读到过一位作家的作品,发现他所有作品都很类似,可以去掉写作年份;又读了同类型的作家,发觉去掉他们的名字,像是同一个人写的。这给了他“极大的警告”——“千万不要受到读者的诱惑”——哪种题材写得好,就在读者的鼓励下,重复写下去,“读者对一个作者的抛弃是最无情的,我可不想被抛弃”。

《春天在哪里》中志异色彩浓厚的民间轶事,《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以第一人称自述的一场“无由杀人案”,《鸟,看见我了》将犯罪与人性的外壳层层剥落,审慎的逻辑与绵密的语言发挥至极,《模范青年》中与命运有关的思索与心绪……都来自于阿乙“不想被抛弃”的“革新意识”。作家格非曾评价他:“在叙事上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诸多尝试令人惊叹。”于他而言,不停写作、突破的动力,只是“不喜欢重复自己”。

“精耕细作”——阿乙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原来一个月能写万把字,现在因为“贪玩”,慢了下来。有时去动物园,坐在湖边观鸟,隔着玻璃看青蛇从岩石上滑过。除去在药物作用下长时间睡觉,他最近借新书宣传去了趟南京、长沙、上海。活动现场,他话不多,接过话筒便妙语频频,时常逗趣惹观众发笑,和小说背后那个冷峻严肃的作家阿乙迥异。

差不多十年前,阿乙初涉文坛,第一部短篇集《灰故事》出版。2008年春节,回乡的阿乙走在山路上,第一次接到北岛的电话,断断续续四十分钟的电话里,北岛以劝诫的口吻对他说:“专注写作,不要耽误时间。”

他后来写信给北岛:“我是一个忧虑成性的人。”意思是,写作之外的事,对他而言并不那么重要,“那些东西我需要,但是并不迷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始终认为我这个人是低于写作的。”书店角落的咖啡馆里,阿乙和远远认出他的读者点头,缓缓地说:“我最喜欢的还是写作,不是别的。”

在《我比我活得久》里,阿乙曾这样写道:“我逐渐知道写作也好、弹吉他也好、发明火箭大炮也好,都是权利,一种独自与上帝交流的权利。它不需要牧师,不需要教堂,不需要旁证,独自等到天黑,上帝就会下来。”

对话

阿乙:我追求大吞吐量的写作

新京报:《早上九点叫醒我》2014年就写好了,后来付梓前推倒重写了一遍?

阿乙:以前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基本上是用长句子写的,疯狂的一大段一大段的、没有标点。后来自己觉得这样太冒进了,读者读起来更麻烦,就往回改。一是把没有标点的长句子加了标点,二是把很多比喻去掉了,大概处理掉了三分之二的比喻。

新京报:这种考量会不会没有尽头?到什么程度为止?

阿乙:一度没有尽头。但是现在自己基本知道到哪里不会过度。以前删改过度会伤筋动骨,现在不会。这个标准在于我读了很多小说,好坏的标准是我自己本能的提炼。世界名著中的多个样本为你提供了标准,最终让你感受到你的作品在取舍方面、采用什么方式讲述方面,会有一个移动的标准,你自己去判断。

我用长句子也是为了符合威廉·福克纳的标准,我是受他的作品鼓励,才会用长句子。用长句子的时候,会开发我的很多能力,比如细致地描写一个事物、一个场景。过去我用短句子居多,但是这本小说里不适合。

新京报:有没有考虑过,太过用力的写作会让文本的雕琢感变重?如何在精心打磨与自然流畅之间保持平衡?

阿乙:我自己在掂量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这个文本是不是达到了精准?是不是细腻地反映了社会乡村生活?是不是反映了乡村人物?我的目的和方向不是为了让整个故事读起来通畅,而是为了让你感觉到它呈现了社会乡村生活和人物。如果你去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你会觉得文本更难读。我毕竟还是把长句子变短了,他们的文本都不加标点,但其中呈现出了俄罗斯家族里细微的感觉。对一个很优秀的读者来说,这样的文本会让人狂喜。我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经常拿笔反复地画,反复给它加标点,反复来回推敲,感到非常愉悦。

但你要是读犯罪小说,有很多小说很轻快、流畅,但那种流畅本身就会让人感到后悔。我读村上春树的时候,会非常后悔。我以前读过他的《东京奇谈录》,那本书很好,我觉得大家冤枉了村上春树。我后来读《寻羊冒险记》,读到一半,就把他的书从我的书架里全部清走,就是因为这个作家太轻快了,没有任何有着落的地方,就像流水一样很快就走了。我对他没有不敬,就是不喜欢,不是一类的。

采写/张畅 摄影/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