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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丽群:日常与写作

来源:《人民文学》 | 陶丽群  2017年12月28日08:59

近三年来,一过春节,大概到二月中旬左右,天气稍微透出点暖意,再来几场雨水,我便开始过敏了。往往是晚上临睡前,脸颊看起来还相当红润正常,一早起来,从脖子到额头,犹如喝醉了酒上脸的人,一片火辣辣的红。于是匆忙漱了口,脸都不敢怎么洗,稍稍用纸巾沾水轻轻按压,便捂了围巾,火烧眉毛又心生愤恨地赶往医院皮肤科。照例是过敏源检测,每次六百大洋。我认真收集了三年来的六张不同医院的过敏检测报告单,提供给医生,希望能给他当参考。但年年仍需要检测,并且结果大同小异,没有准确的过敏源。我对医生说,近几年来只要春天一遇雨水,便会发痒、发红。医生思索片刻,给我一个意义朦胧的答复:可能你对春天空气中的某种物质过敏,这种物质(天杀的某种物质)到下雨时在空气中浓度更高,你就倒霉了。我问:那该怎么办?医生回答:过敏除外部皮肤接触引起,还有通过呼吸引起。你既然不是由化妆品引起,也和饮食无关,那就跟吸入的空气有关,戴口罩吧。在家也要戴吗?我问。他严肃地点点头。还有别的办法吗?我又问,因为不喜欢捂住嘴脸。医生这回很幽默,答曰:有,你可以停止呼吸!

这办法有些惨烈,实在不敢尝试。

于是,整个春天,譬如今年,从农历二月十三开始(去年是农历二月初二一直到农历七月十四日),我一直和这种看不见的“某物质”作斗争。皮肤隐约发痒,随之而来的肯定是一场或小或大的雨水,比天气预报还准确。在贵如油的春雨中,我又往医院跑。照着镜子看,我都能看见自己的脸是怎么一寸一寸红起来的。挂号,排队,一边祈祷碰到同一个医生,他就不用再多做检查了。三天,每次都是三天,三天后,红色褪去,又没事了,简直跟诈骗犯一样。有一次,我觉得也许硬撑到雨停后会自动修复。不料雨停了,红没褪,脸像发面一样肿起来,只好又跑了医院,这次好了,打五天的点滴。

南方的春天有多少场雨?有时候稍微下得像样些,干涸了一冬的地皮正好湿润,有时候只是像牛毛一样,睁大眼睛才能看得见。而我不用看,只要脸开始发痒,肯定是下雨,不管大小,赶紧上医院吧。后来学乖巧了,把大医院医生开的注射药单拍下来,一到开始发痒,就往熟人介绍的靠谱私人诊所去,不用挂号排队,甚至连钱都不用先付,手机亮出拍下来的药单子,节省了很多时间。

今年五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五号,美丽温婉的河南省作协主席邵丽女士邀请我去河南采风,出发前愁肠百结,万一到了河南下雨,怎么办?于是在临出发前,自己想了个荒唐办法,临出发前一个星期,天天按那方子去打点滴,血液里的药物浓度够了,应该对付得了外出遇到的一两场雨吧?还好,安全归来。回到百色后的第三天,不仅是脸开始发痒,甚至连脖子也跟着作祟。本来阳光明媚的天空,两个半小时后来了一场入春以来首次伴有厉雷和闪电的大暴雨。我在狂风暴雨中,在小诊所里闭着眼吊点滴,一滴、两滴,一瓶、两瓶,一天、两天,一场雨、两场雨。庆幸自己是在家里过敏,可以不必那么惊慌,庆幸百色的交通没有北上广那么拥堵,出家门三蹦两跳就到诊所,庆幸没有什么活动或者约会需要参加,可以安然过敏……过敏。

一直到现在,眼看着要入秋了,每逢雨来,脸还是会照例发痒、发红,只是没有春天时那么严重了,氯苯那敏加维生素C,雨过两天,症状退去,简直像被人下蛊。

没有人知道在反反复复的过敏中,心境会糟糕到什么程度,情绪会恶劣到什么程度,脾气会暴躁到什么程度,耐心会被折磨到什么程度。从过年到现在,眼看着就要进入年尾了,刮过好多场大风,下过好多场大雨,在被过敏折磨的大半年里,我错过二月杏花三月桃花四月蔷薇五月石榴六月荷花七月凤仙,眼见着八月桂花也要过了,凡是有花盛开的地方我都不敢靠近。特别是南方多风多雨的夏秋季,隔三岔五来一场雨,我门都不敢迈出,只能专心调养过敏的脸。

陆陆续续,在这烦躁得近乎狂躁的漫长疾患中,我完成了三个中篇和三个短篇。常常是带着一张猴屁股般发红的脸坐到电脑前,我得以暂时忘掉奇丑无比的脸和糟糕的心情,像一只被逼入险境而采取藏头露尾的鸵鸟。这么多年来,大部分时候,写作总是这样夹杂在凡此种种的烦恼、一地鸡毛中进行着。我的生活没什么大起大落,整日为茶饭劳碌,没有什么固定的写作时间。吃完饭,把该干的活儿干完,饭桌用酒精消毒一遍,笔记本打开(我一直很讨厌正儿八经地在书房里写作,多半作品都是在饭桌上完成的),便可以构建心里那个世界。有时是在早饭后,有时是在下午。

隔壁那对夫妻生了二胎,孩子才三岁多,乡下奶奶来帮忙带孩子,依然保持着乡下人的生活习惯,喜欢敞开家门。孩子几乎是每隔十多分钟就尖叫哭闹,奶奶跟着大声呵斥起来。我喜欢这种热气腾腾的生活,在其间奋笔疾书,会让我写下的每个字都带上柴米油盐的气息。这没什么不好,文学再怎么高,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