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

近年来，时间已成为了格非思考和写作的重要主题，这源自于他书写现实的需要。本文将其写作中的时间概念区分为观念时间、存在时间和情感时间三个层次，并将他的写作意图解读为突破观念时间的限制，立足于对存在时间的追寻，并用情感时间来抚慰前二者所带来困境的尝试。格非立足于从对这三重时间的思考中重构文学意义的问题，他追寻写作的流动性和包容性，这为“开放写作”的老话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也通向了对当下社会价值的建构问题。

关键词：

时间、观念、存在、情感、开放写作

 

如果在当代作家中寻找能够兼顾理论探索与文学书写的人，格非毫无疑问是非常出色的一位。近些年，他除了发表使其广受好评的作品《江南三部曲》之外，还有大量的研究性书籍与文章面世，诸如《文学的邀约》（2010）、《博尔赫斯的面孔》（2014）、《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2014）等。而对于时间问题的思考，在格非的这些作品中已有了明显的呈现，除了在理论中多次出现专门的论述之外，其作品里也显现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可以说，时间问题之于格非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且成熟的主题，这也使得对此话题的研究之于对其创作思想的理解具备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格非的创作历程横跨了整个新时期，面对这段时期以来对文学思考发生的变化种种，对他的研究也能为我们提供一条审视变化的便捷路径。

1. 起点的玄关

我们不妨先从对作品的分析来开始本文的论述：在《江南三部曲》里，格非隐含了三种对历史中不同时间起点的设置，它们分别是：20世纪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间、60年代的大跃进革命时间、以及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革命时间。这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三次起点设置，这与我们所经历的历史革命进程有关。在中国，革命的概念有着很广的内涵，它不仅意味着一段斗争的年代，更是开启一次全新的时代巨变的宣言。参照阿伦特的观点，革命即意味着在历史中制造一次中断，它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时间点，并由此展开某种对新进程的描述。五四以来，我们的革命宣言就不断地和政治事件黏连在一起，伴随着不同的历史进程变换出不同的所指。某种意义上，我们的“革命”进程时刻都处在寻找新起点的状态之中。这三种设置都会以一个全新的起点来带动一个全新的未来乌托邦设想，从而开启一段独立的时间进程，它们也都形成了各自相对稳固的历史观念。

格非为什么重视时间问题？这基于他作家身份的敏感性，因为时间总是与叙事相关的：一方面，写作时常会面临设置写作时间的问题，这是作家常会遇到的，它源自于讲述故事以及阐释事件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对时间的设置也会蕴含着阐释，如同格非所描述的：“包含在故事长度中的时间延续和因果联系构成了人们写作、阅读，甚至辨认故事的经典依据。” [1]在格非看来，在对因果联系的设置和阐释的两个层面上，故事中体现的时间都会与作者对某种观念的思考与接受相联系。换言之，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物理时间，而是被各种革命观念所阐释过的观念时间，选择哪一个起点即意味着与哪一种观念秩序相关。在格非看来，这些观念除了先在的构成了故事内部的因果联系之外，还构成了我们阅读作品时的前理解。而他所要做的，并不是外在的梳理一个观念的演变史，而是从作品的阅读中内在的寻找这些意象，由此出发去推敲其隐含着的整个观念结构——如同他在2010年出版的理论集《文学的邀约》中所说的：“在今天的话语结构中，意义并不是实践和经验的总结，而是在行为之初即已先被预先决定。从写作上来说，经验不直接生产意义，而是必须将经验放置到文化话语的结构中，去搜寻早已被决定的意义。” [2]而且，近代历史中不断寻找起点的过程会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革命观念总是多重并置的，它诞生过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大跃进、人道主义等一系列的话语体系。由此出发，甄别话语留下的观念结构实际上就构成格非写作的起点，如他所说：“因此，与其将写作看成是召唤或复述个人经验的表述过程，还不如将它视为一种生产过程，视为不同话语纠缠的过程，经验的领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复杂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我们需要甄别不同的话语加之于其上的印记，从而避免写作的自动化。”[3] 这些被格非所警惕的观念，无论哪一种，都有类似的特点：它会围绕着一个核心概念来构建历史发展的意义，并通过设置开端以及一个乌托邦的终结来提供一幅相对稳固历史图景。稳固的时间带来稳固的因果链条阐释，在这里，现实在其中是作为其环节而在的。格非的目的在于书写现实，它超越于被给予的观念时间之外，这也是他自80年代先锋写作以来就一直所坚持的。作品就为他的理论提供了试验场，这表现为他创作手法的独特运用，其尝试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是对乌托邦叙事的断线。在格非的书写里充满了并没有实现的构想，它们包括陆侃的“十里连廊”、张季元的“大同世界”、王观澄的“桃花源”、谭功达无数的“县城改造计划”以及庞家玉的“西藏梦想”等。但这些构想仅仅归属于提出者，因为首先它们并未获得其他人的支持与认同；其次也未能超越于其提出者的个人存在而对后世形成传承性，而是往往会随当事人的死亡而销声匿迹，无法上升到新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等观念所设置的乌托邦理念当中去。而对于后者，不朽性和可继承性是其得以存在的根基所在。

第二是让主人公在多重身份的空间内游弋。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为每一个主人公都设置了多重的身份，形成了人物的“既…又…”结构：比如，秀米既是不负责的母亲、隐秘的革命者，又是模糊的官僚情人；谭功达也兼顾着糊涂的县长、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以及犹豫的恋爱者这三重形象。在《山河入梦》中，对他纠缠不清爱情故事的书写和与其政治斗争的笔墨几乎一样多。这种安排区别于单一的革命者、政治家等历史身份的设置，相互间的纠葛让每一种身份都难以形成对其他压倒性的优势。南帆将这种现象称为“疏离感”，认为通过此项格非将人物从历史事件的中心推到了叙述者的中心 ，这很能说明问题：文学化的含混主体区别于观念塑造的单一身份，它让由后者塑造的稳固形象在多重身份的参照中被冲淡。如此一来，由政治观念所塑造的主体的分量就会被削弱了，这也有助于打破其内部的时间链条，使之从话语的裹挟中抽离出来。

第三是取消阐释。在以往，我们往往将特定的阐释当作“深度”的来源，而这些阐释往往需要通过对作品人物心理的描写或对故事情节的设置来达到。但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却极少去探触人物的内心，非但其文中少有对心理独白的描写，而且连故事情节也相对非常简单，他只是依靠对话、叙事性日记等手段非常外在的来推动故事的叙事。同时，格非在故事中还有意留下了大量的空白，比如神秘的六指、秀米的忽然失语、谭功达的上位史等，这些都会为作品留出许多难以被阐释的谜团。拒绝了对“深度”的向往，隐藏在事件阐释之中的观念自然也就无法奏效了。

通过这三种写作技巧的设置，使得格非的写作停留在了悬空的状态中。虽是处于革命的时间起点的关口，却难以被相应的观念结构所容纳。这种有意识的悬空也是对由观念所形成的历史延续性的阻截，它会对我们的阅读形成障碍，使我们的解读难以上升到各种“革命”所塑造的时间进程当中去。但是，这种做法与格非前期的创作有没有不同？又有何不同？在前期的作品《迷舟》和《褐色鸟群》中，格非也同样试图为阅读构置障碍，从而造成一种时间的悬空。但那时的格非沉迷于对偶然性的表达，这一方面源自于自己早前“木匠到教师”的奇特遭遇，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对书写现实的渴望——这一点产生于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知识结构的巨变，先锋派写作在这个背景下崛起，其叙事技巧的转换承载新的现实意义，它是依靠终结某些观念来开启新的现实的。格非的偶然性实验就蕴含在这个思潮中，其目的都是为了与6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集体主义叙事区别开来。而现如今，格非再一次提到了偶然性：“如果我们不能够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当中去，我们过度地迷恋这些空间的碎片，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成为这个河流中偶然性的风景，成为一个匆匆的过客。”[5] 这个表达与前文便构成了张力：在格非眼中，现实的变化并没有静止，80年代也变成了往事，其所构造的叙事迷宫并无法来承载这些新的变化。这迫使格非等人从对文本形式的迷恋中走出来，去探索更多的容纳与阐释这些变化的办法——于是“偶然性”在此也从终点变成了起点。他的阐释是从对一系列观念的反思开始，这个过程可以被称作时间层面的“进步中止，存在出场”，这与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思潮是相通的。

2. 为书写“现在”

由对叙事技巧的探索到寻找阐释的过程，可以理解是一种思想性的转换，这会让格非很容易就倒向了90年代以来便风靡国内学界的存在主义：这当然首先拜国内学者对欧美存在主义的大量译介所致，谈存在主义自新时期以来似乎成了一种学术时髦；其次也因为处于时代转折期的关口，人们心里彷徨与自由交织的情绪，正好适合借这套理论表达出来。事实上，在格非的理论思考中，也常会出现海德格尔的名字和存在这个概念。存在主义对时间的论述，比如恢复存在的动态性、在世界中在、向死存在等，也都成了格非突破对叙事技巧迷恋的工具，这些也激发了他对时间的重新思考：现实并不处在一个清晰的链条中、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起点或者终点才能产生意义，存在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重新被阐释。就此目的而言，格非在早期“先锋派”创作中所形成的“避实就虚”的手法恰恰能够提供帮助。这个思考也体现在了格非近期的作品中：虽然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当中他花了大量的篇幅书写乌托邦，但这些实际上都是历史中所产生的乌托邦想象。格非设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即他是站在现在去看过去所产生的未来乌托邦的。这种类似V字型的双重并置手法，就像是在房间里装了一面镜子，既拓宽了自己的表现空间，也同时开掘出了三条对话的战线：

第一，与那些起点崇拜者对话。怀旧主义者迷恋于过去作为乌托邦起点的一面，将之看作美好和永恒的点，却同时将起点所带来的苦难给隐匿了。格非着重于对历史苦难的书写：小东西的死亡、荒凉颓败的梅城公园、谭端午考研梦想的破灭，它们都是作为三个起点中难以消除的污点而存在的，其意义都在于提示读者，过去并不像想象中美好，“革命”的起点开启了新的乌托邦美好的想象，却也承载着“断裂”所产生的种种废墟。

第二，与未来的乌托邦主义者对话。如果说怀旧主义者是一种起点崇拜的话，那么未来乌托邦主义者则是一种对终点的崇拜。在三部曲中，格非的反思表现于他三次对花家舍的书写，分别是《人面桃花》中马倌的革命、《山河入梦》中公社所形成的类似于奥威尔在《1984》中书写的那种极权制度、以及《春尽江南》中谭元庆所经历的类似葫芦案的投资拆迁事件。在我看来，它们是作为我们历史当中最典型的三种革命话语的象征而在的，其弊端，格非通过作为亲历者的主人公秀米、谭功达和谭端午的经历最直接地给表达了出来。对于由未来崇拜所造成的历史创伤，格非在书写中并未吝惜自己的笔墨，在他看来，这些由对终点的崇拜所形成的进化论往往带有裹挟性，它所带来灾难至今都令人心有余悸。

第三，是与这个近乎全然的空间化、失去了乌托邦维度的现实时间对话。格非用了几乎整个《春尽江南》的篇幅来描绘这个现实。在他看来，这种现实是前两种崇拜退潮后所产生的废墟，它与历史和未来都失去了关系。这个平面化的时代除了造就庞家玉、徐吉士、冯延鹤等这些钻营者之外，还催生谭端午、绿珠、谭元庆等在无意义中挣扎的人。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焦灼感也时时提示着读者，我们当下所处的是一个失却了意义的时代，它里面充满着因失去张力而变得唯利是图、蝇营狗苟、分不清人和非人的状况。

在当下，三种现象实际上是并存的，格非在作品中的书写让我们当下的生存困境以这种具象化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对观念的反驳来带出了对存在困境的书写，也打开了存在时间，后者并不像观念时间那么清晰，存在时间的提出也给了他表现现实的路径。换言之，对存在时间的思考为格非的思考打开了缺口，使之游离出了当下所流行的审美、人道主义等观念钳制——他追求的是对动态性的生活方式的思考，而不是对作为静态存在的社会现象的描述，悬空的设置对于格非的书写有恢复动态的意思。无论在理论还是写作中，他都在有意识的尝试这些。

提出存在时间的另一层面，也在于对文学意义的建构贡献新的设想。从格非的理论中来看，他是很明显地将文学的意义建立在“存在”的基础上的：其功能的第一个层面是为存在提供呵护，即为生存的意义提供解释。在存在主义的理论中，存在面临着作为终极性的死亡的威胁，而对死亡的阐释也让格非在理论思考和写作实验之中寻找到了一个连接点：写作的目的不在于对哪种乌托邦的塑造或思考，而是在于具体对个体死亡的呵护：“因为作家的任务不仅仅是针对现实的某一个层面，它还有更多方面，你要面对人的命运，因为人要死啊，现实本身的局限性太大，你要想象。人的使命是什么，这也是小说要回答的。” [6]这更像是格非从对存在主义作品的阅读中得出的任务：文学需要为死亡提供呵护。在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死亡是作为终极的有限性而存在的。除了《江南三部曲》以外，格非在《蒙娜丽莎的微笑》等中篇里更加集中的表现出了这一点。

第二个层面，即为存在中所蕴含的社会困境提供思考。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存在是在世界中在、与他者共在的，格非对这一点似乎也是深表赞同，他从这里将文学创作的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建构结合了起来。也就是说，社会意义即蕴含在存在问题内部的集体性内容，意识形态等也是因对存在的呵护而产生意义：“正因为时间有限的残酷性，宗教、文化哲学、革命学说，乃至社会一般的意识形态都在寻求建构一个时间‘之后’的时间，从而赋予生命以经得起推敲的意义。”[7] 这些都通向社会价值的构建，也是格非所想要尝试的。而且，某种意义上说，存在的困境恰恰给了文学困境以出路：将存在的困境书写出来，应对之道才会伴随着对困境的认识而产生，拯救的意义也因此被格非从哲学转向了文学。在三部曲中，三种崇拜都有不同的观念作为支撑，它们都会为某种类型的存在提供意义。但问题在于，这些观念相对封闭的阐释很难照顾到现实的流动性，也无力为对存在的问题有所应对——对它们进行批判的合理性由此而诞生，这种批判带有鲜明的社会性因子，因为观念总是带有社会性的观念。对存在的共在性层面进行展开，会很自然地将讨论通到对新的社会价值进行建构的思考中去。

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属于格非，因为从80年代末开始，整个知识领域内的人文学者都卷入到讨论的漩涡之中了。在这个时段里，王彬彬与王蒙/王朔关于作家责任的笔战、王晓明主持的“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的两个事件先后在知识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些争论发生在格非就职于自己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时间内，这里是争论的风暴源之一，他不可避免的经历了这场风雨。在这场争论中，对现实危机的批判和对社会责任的重建是相连的，这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持续了下来。迄今为止，这些尝试也贡献出了不斐的成果，张承志将意义交付于宗教，陈忠实将意义交付于传统儒学，对后者的坚持使他们对现实的批判具有意义。这些作家也试图重新书写历史，是为了给现实存在赋予某种神圣的价值，其目的在于当下的价值重建——这不仅是在文学领域，还在社会领域。虽然有类似的起点，但格非却走了不一样的道路：他并不试图将意义交付到文学之外的东西去，在他而言，如此会很容易陷入对时间之外的永恒的点的迷恋，由此而形成另外的观念。在格非看来，文学本身就是价值，这与他对时间的思考有关，存在的时间具有流动性的，相比之下，文学似乎更能容纳这一点。

3. 通向情感的“内在超越”

我们不妨回到对《江南三部曲》的分析中，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节点：前两部是因未来乌托邦而具有张力的，它表现在陆侃、张季元、秀米等的革命乌托邦的设想，以及谭功达对城市建设的乌托邦建构上。但到了第三部《春尽江南》时，张力就变成来自于谭端午的诗歌了，它产生于与过时之物的对比。实际上，对过时之物的描写在格非的创作中并不少见，它与乌托邦的地位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一整个的谱系而存在的：《欲望的旗帜》中的哲学、以及《隐身衣》中的古典音乐也都能归到这里面来。在我看来，对乌托邦和过时之物的书写都不是格非的重点，他致力于构建的恰恰是它们与现实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其所营造的这个多层面的混沌世界被看作是超越性的源泉。

在格非的作品中，现在实际上与由过去所想象的将来并不等同，他重点写的是三者之间并不对应的关系。这些时间都在历史之中，却无法被贴上任何观念的标签，比如“进步”、“积累”等，这是一种没有日期标志的时间。格非思考的一大特点，其实就在于对这种因冲突而形成无名的时间领域的迷恋。他的许多写作与分析，不仅仅是《江南三部曲》，都是志在分析如何对对这片区域的抵达的。在《文学的邀约》与《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中，格非也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的概念来命名自己探索的这个过程，即“内在超越”。这种无名时间与存在相连，它也为格非的思考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即借对过去的探索来凸显现实中的未知维度。毕竟存在多少理解过去的方式，就会出现多少通向理解现实的可能性。这也解释了格非在《江南三部曲》重新书写革命起点的意义，他着力于从对传统的开掘中恢复有活力的部分。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为了应对两个层面的问题而在的：一是革命书写。它们所蕴含的观念时间带有压迫性，个人的生存往往被其背后的阐释所裹挟，如同格非在三种对话对象中提到的那样；二是存在时间的压迫。它包括死亡的威胁，还有面对时代流变时的应接不暇。格非在为这些来自时间的挤压寻找安慰，因为无论是哪一种，它所带来的不适感都是惊人的，内在超越即重新寻找有意义的资源。而对此的思考，在格非的写作中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区域：

第一个是理论思考的区域。抚慰时间所带来的压迫感被当作一个理论问题进入了格非的视野，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提到了重塑传统的意义，并试图为存在的困境寻找解释和应对。其目的，在于将观念放在更大的阐释背景之中去，恢复其联系性，而这些联系性往往是隐而不显的：“因为传统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所有的前人的文化创造的总和，而其中的大部分是隐没不见的，它是需要当代的作者通过写作去发现并使之呈现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传统才会呈现出来，并被赋予意义。” [8]格非思考的目的在于再造传统，使之更贴近于个体的存在。依靠创造来让更多的联系得以恢复，这需要去探索显性观念背后所隐匿的东西，从而恢复一个真实世界所拥有的完整性，从后者那里发现里面更多蕴含着拯救性的因素。而内在超越所要抵达的这片“无标签的时间”区域，即在于由此打开一个更宽的视野，让所有在观念中所蕴含的被否定和被肯定的东西，在此都可以重新变成资源。

格非的这种“再造传统”的理论会让人想到T•S•艾略特的观点，后者也认为：“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首先，它包括历史意识。”[9]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当下“传统”的兴起是基于全球化的冲击而成的，它意味着是文化自主性的要求，重新创造一个符合当代需求的传统是基于共同体自我认同的需要，回应的是自我殖民问题的挑战。[10] 格非的意图与此二者有关，却似乎都不一样。为时间的压迫寻找呵护的意图，使得历史意识的传统、政治都能够作为资源而存在。在这个层面中，格非也提到了我们古典小说中的拯救传统，它位于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之中：“因此，对于中国人的生存而言，时间的确具有某种终极裁判的意味，也仿佛带有某种裁判的功能：正因为时光和命运之流转，未来不至于彻底绝望；正因为现实时间有一个终点，所有的悲剧的褶皱终将被熨平。”[11] 他需要将这些现存的观念重新转化为资源，使之能够应对时间的压迫感。只是，存在是动态的，转换也成了浩大的工程，格非能说提供的只能是不断地追问，时间的压迫在理论中并没有得以缓解。或许，格非的理论思考只是为了将问题给更清晰的呈现出来，他并不相信存在的焦虑依靠理论就能得以拯救。

作品书写中，格非呈现出了思考的另一面，即试图以情感填补存在的困境。如果说存在主义给他带来的是理论思考的话，那么格非也试图依靠自己作家的身份对这些思考提供更多的回应。其作品所体现的除了超越观念时间之外，还有另外的意图：即提供一种能够抚慰存在的时间方式，其中包括对死亡终极性的呵护。我们可以将这里的时间称作情感时间，它会让对观念的批判和对死亡的恐惧都不再是冷冰冰的——这里的情感是多维度的，并非只有爱情一种，格非在写作中表达了各式各样的情感：比如《人面桃花》中秀米和喜鹊的友爱、以及她在灾荒时期散粮救荒的博爱；在《山河入梦》中，他更是将主人公谭功达塑造成了“情圣”的形象，除了和姚佩佩以及白小娴之间有“桃夭李也秾”的爱情之外，他还和相亲的小姑娘柳芽、寡妇张金芳、花家舍的小韶之间有着明显的情感纠葛，这里面包含的东西更加复杂；在《春尽江南》中，格非也有对谭端午与绿珠之间亦友亦情的关系、以及庞家玉最后对亲人的情感救赎等的书写。甚至，除了《江南三部曲》之外，他在《欲望的旗帜》中所书写的张末与曾山、邹元标之间暧昧的情感，《隐身衣》中所描绘的丁采臣和蒙面女子之间的模糊关系，也都可以作为此类证明。格非试图将情感混杂进对时间的结构之中，其目的并不是否定时间，而是试图使之变抽象为具体，变其单维为多维，将存在变得更加的立体和温情，从而形成一条更大的洪流。

相比观念，由情感所塑造的时间实际上更加具有包容性，在社会价值的建构中寻找新的综合方式的尝试，目的在于抚慰现实的困境。连接到理论中续接传统的话题中来，如上所述，包括陈忠实、张承志、张炜、苏童等人，都在试图通过书写过去来寻找对当下的救赎，格非不是其中唯一的探索者。但无论是儒学、宗教还是其他资源，这些探索往往流于各说各话的困境，其相互之间无法包容的问题也会让这些探索容易陷入观念之争的困境中去。格非同样以呈现具象的存在困境为起点，但他创作中那些横亘手法的设置，能够为所有的观念都留下了一席之地，从而巧妙地避开了争论，并继而以另一套方式来尝试进行综合：无论是谁，持有哪些观念，或许都可以在秀米临死前的沉默、谭功达和姚佩佩最后梦境中的相会以及庞家玉临死前的温和中达成和解。这是一种来自情感的安抚，它会重塑对时间的思考，制造出一段掺杂了记忆、情感的流变史，以及一个掺杂着内在与外在、个体与集体等各种经验、更为丰富的时间世界，这也是他的“内在超越”实验所要达到的目标。格非对情感时间的重视使之突破了存在主义的限制，在这里，情感由存在中生成的情绪转而变成了能够应对存在困境的资源。事实上，格非并不擅长将自己理论中对观念的反驳和思考融入写作，只能依靠悬置观点来阻断它们，但他更加擅长写情，将此作为新的生长点，试图包容一切困境，并抚慰时间所带来的逼迫——无论它源自于观念还是存在。

4. 开放的写作

在清华大学2016年的人文讲坛中，格非发表了名为《重返时间的河流》的长篇演讲，更加系统的阐释了自己的时间意识，在结尾处，他归纳道：“所以我说，没有对时间的沉思，没有对意义的思考，所有的空间性的事物，不过是一堆绚丽的虚无，一堆绚丽的荒芜。”[12] 这是他在理论层面对自己写作意图的再一次强调。这个话题变得更加的明显，也更加急迫了起来。粗略讲，格非思考中呈现出了三种时间，观念时间、存在时间和情感时间。对时间问题的重视则源自于他书写现实和抚慰现实困境的需要。事实上，在格非的书写中，时间问题是高度混杂的，本文也只是尝试为之分类并梳理出逻辑：他试图从观念中开启存在时间，从而抵达对现实困境的思考，并依靠情感时间来抚慰存在时间当中所呈现出的有限性、挤压性等问题。但这些逻辑一旦具体到了对实际问题进行处理的环节上，格非呈现出了明显的分裂感，它呈现为其理论所想和作品所写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因三种时间的嘈杂所带来的流动性和整合性的矛盾，这些构成了格非在两种书写之间奇特的张力。在理论中，格非能够很清晰的知道自己面临怎样的问题，需要坚持什么。但一旦放置到了作品时间中，他显得过于重视情感时间了，三条线就会立刻混淆在一起，其问题表现为：

首先，这表现为他所提供的情感更像是一种超时间的情感。存在需要情感来抚慰，但格非在叙事结构中留下的大量空白，使得读者无法从秀米、谭功达和谭端午这三代人的情感背后发现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明显不同，甚至三人在人物形象层面的区别度都并不算高，稍有类型化的嫌疑。往更广层面讲，谭功达和《迷舟》中的萧旅长，谭端午与《欲望的旗帜》中的曾山、《隐身衣》中的“我”之间又有多少显著区别呢？刻画人物似乎并不是格非的强项，因此他也就无法更多去开启人物背后的时代因子，这样就会使得他所倡导存在时间的流动性的一面变得苍白。换言之，格非的困境，在于他有着丰富的理论思考，也试图以文学去承担社会价值建构的责任，但其武器却只能停留于情感的书写层面，他所提供的应对策略并不足以应对他所打开的问题。其作品中对情感时间的片面重视往往会造成其作品包容性有余，流动感不足的特点。

其次，表现格非对观念时间的批判过于执着，使得他对其他时间的设置带有了某种寄生性的特点。格非过多的依靠对观念的提问来进入到时间的洪流之中，其情感共鸣也更多来自于这种批判——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各种思考来为存在打开更丰富的情感，但这却是高度建立在观念批判的基础上的。这一点表现在作品中，一旦遇到观念没有被定型的时代，格非便显得无所适从了，这导致他对历史的书写要比对当代的精彩。而且，格非常会莫名陷入到对哲学范式的讨论之中：如《山河入梦》中对花家舍的书写能够明显看出卡夫卡的城堡隐喻的影子；在《春尽江南》中，他也经常会为谭端午和绿珠之间设计出一些关于艺术、音乐和诗歌等话题无关痛痒的对话，他试图用这种方式为作品内部增添张力，但这也在另一方面暴露出了其书写内部的虚弱——他并无法为书写提供观念批判之外更多的东西。诸如此类的问题会在对格非的阅读中经常遇到，这并非是个案，从中也折射出了其思考的困境。

可以说，错综复杂的时间问题构成了格非写作和思考的生长点，也是其困境所在，它提示读者格非的思考仍然是一个未完待续的过程。格非所强调的是一种洪流式的存在性时间，它因作家的探索和展现而存在，其落脚点最终在于对作家的社会责任的思考，写作的意义也基于此被建构。格非是个有鲜明的职责意识的作家，他的出发点始终位于写作的层面。对于他而言，思考并不通向哲学的玄思或政治的宣传，而是通向对文学价值问题的思考和期待。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短文《文学在读者中寻求认同》中，格非如是说：“所以，严格地来说，文学写作中对读者的想象，既是一种向现实和未来读者寻求认同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传统的再确认过程。我认为，这种具备了过去、现实和未来开放性视野的创作，才称得上是一种开放的写作。”[13] 在当下，“开放写作”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滥的话题、或者说是比较空泛的口号了。从这个意义上，格非的重提比较冒险，他之所以这么做：首先在于在为政治和为市场两种写作潮流之外，为严肃写作的坚持觅得一席之地，这个迎合了坚持严肃写作作家的一贯思路；其次是在严肃写作中坚持对流动性与整合性的思考，这两者也是格非对时间问题的思考中所带出的。对二者的坚持构成了格非写作较之当代其他作家的独特性所在，也构成了其写作所无法解决的困境。当然，格非也有自己的办法：既然无法解决，那就让写作在面对时间的流动性和整合性时保持开放的状态，使思想性得以时时充盈其中。这种思考是通向社会价值建构的，文学的意义因此也与社会性的问题绑定在一起。

这种思考具有邀请性，格非自己也不吝啬于袒露自己的困境来发出邀请，让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进入到自己所思考的时间迷宫之中。而且，本文的写作意图并不是为了否定格非，相反认为格非的成就是无法被否定的——能够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当下获得学院和市场的双重赞誉，本身也说明了其书写的魅力所在。只是能够做到突破观念的时间、同时兼顾存在时间的流动性和情感时间的包容性的做法是如此之难，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了，与对作家责任的思考以及对社会价值的构建问题也都密切相关。在这个宏大的任务中，每个人也都在尝试，格非也只是为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可能性，他的思考恰恰能有助于我们打开思路。而且，格非也一直为这个问题贡献着自己的思考，对时间问题的论述也一直出现于他的书写当中，说明了其思考的持续性以及真诚的写作态度——而这些，已经足够让读者有理由对他的下一部作品保持期待了。

 

作者简介：王健，山东成武人，哲学博士。毕业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在站博士后，合作导师为陈国恩教授。曾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访学。研究兴趣包括新时期鲁迅接受史、文学批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刊物发表了论文近十篇。

 

注释：

[1] 格非，《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2] 格非，《文学的邀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46页。

[3] 格非，《文学的邀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4] 参见南帆，《历史的主角与局外人——阅读格非长篇小说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

[5] 格非，《重返历史的河流》，《山花》，2016年3月8日刊。

[6] 格非、于若冰，《关于<人面桃花>的访谈》，《作家》，2005年8月刊。

[7] 格非，《文学的邀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8] 格非，《文学的邀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9] [英]托•斯•艾略特，李赋宁译注，《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页。

[10] 参见刘东，《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第四章《自我殖民与中体西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1] 格非，《文学的邀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

[12] 格非，《重返历史的河流》，《山花》，2016年3月8日刊。

[13] 格非，《文学在读者中寻求认同》，《文艺报》，2014年10月1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