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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焕星:鲁迅研究——从区域视野到世界视野

来源:《东岳论丛》 | 邱焕星  2017年12月21日09:12

鲁迅研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依托着特定的时空体系,但研究者往往对此习焉不察,以致陷入困境而不自觉。事实上,今天的鲁迅研究正在区域视野中日渐封闭和保守,以致远离了中国思想界的前沿,所以有必要对此展开反思批判,进而寻求新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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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的中国视野

鲁迅研究自一开始,就是在“中国视野”中进行的,最早的研究者都在文章中强调鲁迅小说“是改造国人的思想生活道德的先锋”[2]、“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3]、“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4]。这种区域定位的出现,是晚清时空观念剧变的结果,由于西方的入侵,“中国”发现了“世界”,被迫从“天下帝国”向“民族国家”转换,即黑格尔所言的“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5]。如此一来,东方/西方就从空间的区域并置关系,变成了传统/现代的时间追赶关系,由此建构了一个“西方=世界=现代”、“中国=区域=传统”的时空模式,在此视野中,中国只能作为一个落后的、区域性的“他者”,走向以西方为代表的“世界历史”进程。

黑格尔不仅提供了一个历史发展的目的论叙事,也提供了区域走向世界的方法路径,他将“民族国家”视为绝对精神的代表和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对于落后区域来说,民族国家是一种历史的建构力量,它既是走向现代的必要工具,也是反抗殖民的解放武器。所以,我们看到鲁迅研究最早的两种主导性范式,都特别看重鲁迅在“改造国民性”、建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启蒙范式视鲁迅为“民族魂”和“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重在发掘鲁迅身上的“18世纪的启蒙主义”,“几乎不加怀疑地认定,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理想模式”[6];而革命范式则视鲁迅为“新中国的圣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也就是“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镜子,而追赶的目标则从欧美变成了同样属于西方的苏联。

更关键的是,这两种范式都是单线进化的、一元目的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区别只在于模仿目标、解决路径和领导主体的差异。这种“中国视野”强调的是世界历史大潮不可阻挡,思考的核心始终是如何追赶西方才能走向现代的问题,“前景预设是充满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色彩的”,而“西方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本身必然产生的负面,则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观察与思考视野”[7]。如此一来,不但鲁迅和中国成了西方的学生,充满了迟暮引发的焦虑和汇入世界的渴望,而且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忽视了西方的文化霸权殖民,这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中国”追求的不过是一个强国逻辑,“文学”与“人”只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工具,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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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的东亚视野

1990年代以后,迅速传播的西方“现代性”理论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依据,它一方面解构了启蒙、革命等宏大叙事,另一方面也批判了现代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这都迫使我们回过头来,正视‘现代化’的后果,并从根本上进行‘前提的追问’:什么是现代性?如何看待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模式)?什么是我们(中国,东方国家)所需要(追求)的现代化道路(模式)?”[8]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多元现代性开始主导学界的思维,进而将汪晖的鲁迅研究推到了中心位置,因为他将鲁迅的思想源泉从18世纪的启蒙主义挪到了19世纪末的西方现代思潮那里,着力将鲁迅塑造为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人物”[9]。

汪晖的研究深受日本学者竹内好的影响,他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竹内好从鲁迅身上,发现了“绝望”和“抵抗”的悖论关系,即“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10],他由此提炼出一种叫做“东洋的抵抗”的精神,以此来批判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奴性盲从问题。不难看出,竹内鲁迅是典型的“东亚视野”,其核心则是一个“主体性”问题,他从鲁迅身上看到的“东亚现代性”,其实是日本“近代的超克”思想的异域投射,但由于它契合了反西方中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中国语境,伴随着当代中国的强势崛起,“东亚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中国中心主义”这些主体性言说获得了各方的认同,不同群体都不难从这种“现代批判”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但必须指出的是,“近代的超克”实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理论基础,它旨在强调日本作为亚洲的先驱,有义务带领整个亚洲摆脱旧的中华帝国导致的落后状态,赶超欧美的现代文明,同时保持一种东亚的独立性。显然,“东亚视野”其实是一个“黑格尔的紧箍咒”的反向版,它在将“现代批判”和“西方批判”划等号之时,也将东亚从西方的“他者”再造为新世界的“主体”,实现了“东亚=世界”、“西方=区域”的时空置换。但是,“东亚现代性”的内核是什么?它提供了什么样的现代文明新方式?我们却发现倡导者除了在“抵抗”西方这一点上有共识之外,所有“另类现代性”的内涵都言说模糊,甚至“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变成了反现代,“相互主体性”变成了互不干涉各自发展,用来替前现代文化和特殊发展模式做合法性辩护。

所以,“东亚现代性”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现代理论,它长于解构弱于建构,明于反“全盘西化”昧于“充分世界化”,虽然它敞开了新的可能性,但由于跳不出特殊文明论,所提供的替代性方案就有着民族主义和新霸权主义的危险,甚至以反殖民的方式抹杀了西方现代性的意义。

 

3

“超越”的世界视野

区域视野的问题,是跳不出黑格尔设定的东西两极的二元对立思维,只能在特定区域中做选择——中国视野是走向西方模式,东亚视野则回转到中国模式,这种“姓资”还是“姓社”、“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困境,就浓缩在关于鲁迅“左转”的对立看法上。不仅如此,区域视野还局限于“国”的层面,争的是一个列强的位置,在主权高于一切的逻辑下,内部忽视了“人”,外部忽视了“世界”,所以如何超越区域视野、如何超越民族国家,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些学者为此做出了新的探索,他们重新倡导鲁迅的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精神,试图“破解狭隘的民族主义壁障”[11],“超越民族性和地域性,确立人类意识”[12],但是,这两种思想资源分别来自鲁迅的前期和后期,本身就是相互抵牾,更关键的是,他们在看到民族主义的危害之时,有潜在地否定“民族国家”意义的倾向,这就和鲁迅自身的观念有出入了。实际上,鲁迅对区域和世界关系的认识,比研究者的理解复杂得多,他曾在《文化偏至论》中强调“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3],这其实是一个“人——国——世界”的渐次放大的同心圆关系。

在这其中,“立人”是根本,它以现代个人主义为中心,人权先于主权,而并非是梁启超国民观中建构民族国家的单纯工具;在“国”的层面,鲁迅强调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看重它的历史建构力量和反殖民解放功能,希望中国“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4],最终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立于世界之列;在“世界”层面,鲁迅则反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压迫,他理解的世界是竞争性的多元一体关系,落后者要向先进文明学习,而非抱住国粹不放,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15]。而从鲁迅一生的思想变化来看,鲁迅关于“现代人——现代国家——现代世界”的理解,在结构模式上是固定的,在内容上则是动态流变的,明显有一个从欧美资本主义到苏俄社会主义的转变,所以,鲁迅不是简单地支持左和右,而是在接受现代的基础上“超越”了左和右,进而提供了一个超越区域选择的“世界视野”。

不难看出,鲁迅的“世界视野”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更高的善,因而不只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更是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尺度。这是一个与“黑格尔的紧箍咒”针锋相对的新的时空体系,它不以特定区域和模式为局限,而是兼收并蓄又超越扬弃,具有一种与哈贝马斯类似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意识。正是基于这种应然的价值原则,鲁迅的世界视野在面对现实时,首先就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性和超越性,而他一生的真正目标正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16]。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并未出现黑格尔、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相反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出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因而东西方的思想家都在反思现代性,检讨两大制度背后的现代文明之路,进而寻求新的突破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超越左右的鲁迅就成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所以,鲁迅研究只有跳出一国一族的视野,在世界史的背景下重新思考鲁迅的现代探索之路,才能既回应当代中国的建构需要,也能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新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