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春林：你多次提到陈忠实，陈忠实对你在哪些方面有影响？具体到创作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这部长篇小说《红雪莲》中有没有这方面的影响？

杜文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陈忠实老师，是2004年9月初的一天，那是在陕南一条山花烂漫的小溪边，陈老师端着酒杯走到我们几位年轻作者面前，睁着巨大的双眼，因为用力，面部肌肉更加千沟万壑，语调和神情异常严肃，甚至可以用肃穆来形容。他说：陕西目前在全国真正叫得响的四十岁上下作家，只有红柯一个，只有红柯一个，希望你们写出在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品。

这句话重锤一样，敲打着我的灵魂，我的自娱自乐难道与陕西文学有关，与中国文坛有关，我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圣神的使命，如此沉重的担子怎么会与我有关。至今记得，面对这位长者时的惊愕、震撼、惶恐、惴惴不安，嘴巴好一阵才合拢。

那个时候我还是秦巴山间一个水电厂的职工，左手一指是秦岭，右手一指是巴山，汉江从我窗前流过，垂柳依依，雀鸟歌鸣，习惯了青山绿水共为邻，闲暇时背上行囊四处行走，惬意轻松，衣食无忧。

陈老师当时还说，你在山里读马尔克斯和别人在大都市读是一样的。心里嘀咕着肯定不一样，行动上却不敢懈怠，从那以后我读了一些世界名著，如果说以前只是一位业余作者，那么这个时间点，则是我真正走向创作道路的开始。

2007年陕西省作家协会换届，我只是一名列席代表，他从省作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宣布他卸任的时候，会场上掌声雷动，以至于主持人示意了好几次，掌声才停息下来，有人甚至哭了起来。我莫名其妙地环顾四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会后有人告诉我说，有的作者写了几十年一本书出版不了，陈老师帮他们联系出版社。有的作者子女工作无着落，陈老师帮忙托人找关系。

2008年汶川地震刚发生，我就只身去了震区，一边当志愿者，一边写稿，在一线工作29天以后，完成了五万多字的中篇非虚构《震区亲历记》。当我被120救护车拉到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活以后，才知道文章已经在国内外十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返回陕西的半道上，处于虚荣心，也处于压抑孤独无处倾诉，编了一条短信，意思是本人在震区写了几万字的稿子。短信同时发给了陈老师和其他人，一分钟不到，陈老师竟然打来电话，惊得我向路边躲闪，生怕货车隆隆，军号嘹亮，影响通话质量。

他的声音显然是高亢的，兴奋的。他向我表示祝贺，并对我说保重身体。这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

后来听文友说，平时不敢给陈老师发短信，他不会编发短息，收到短信就把电话打来，弄得大家不好意思短信问候。从此记住了没事不给他发短信，也不打他电话。

2015年4月，依然处于虚荣心，但更多的是向多年来关心我成长的前辈汇报，就把新华网发布的《阿里阿里》英文版参加第44届伦敦书展的消息转发给陈老师。几分钟以后，我正在公厕洗手，电话响了起来，不用猜，就知道是陈老师来电。他的声音有点不真切，我问他都好着吧。他说好着哩，好着哩，向你表示祝贺。

祝贺两个字还用了普通话，我说陈老师我也向你表示祝贺，终于会说普通话了，他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

随着与陈老师的接触，愈加觉得他是一位具有强大人格魅力的人，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学上的财富，还有广博的仁爱与友善。后来有更年轻的作者请我写推荐语或介绍报刊编辑，我都尽其所能，真诚相待。因此常常被问及为什么对他们如此好，我说陈老师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

我想说的是，这大概就是文化传承，精神流芳吧。

具体到长篇小说《红雪莲》，自然受到众多作品的影响，比如《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百年孤独》《白鹿原》等，不但写了六十余年的时间跨度，还写了大半个中国的地理纬度，我一向认为时间可以使作品显得厚重，地域可以使作品显得有骨架，有宽度。《红雪莲》不敢与这些伟大作品相提并论，但我用了最大的心力和体力，足矣。

王春林：红柯也是一个以写边疆生活著称的作家，你觉得你的边疆书写与红柯有哪些不同？

杜文娟：感谢你把我与红柯作比较，其实我非常怯然。红柯大概就是为文学而生的，为书写西域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血液中永远流淌着文学的种子，西域是他的文学富矿。在他读大学的时候由于书籍的诱惑，立志献身文学。他是一个对人生有清晰认识和规划的人，青春时期就前往新疆奎屯，一待十年。按照他的说法回陕西的时候拉了一车书籍和众多小说手稿，他平时从不应酬，二十余年不看电视，出门乘坐公交车地铁。他的小说总是荡漾着一股与天地造化融合一体的精气，与西域少数民族神话传说和自身经历有关的故事，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西域特色。

有时候我在想，红柯写起天山、草原、大漠、羊群、石人像，写哈萨克族男子蒙古族女子，行云流水，发乎自然，信手拈来，豪气逼人，大有神仙附体之势，李白当年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李白是学不来的，杜甫是可以效仿的。

我的文学觉醒很晚，既便是到了西藏，在雪域高原行走数年，也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对藏民族和藏文化的了解还很肤浅，而且是外来者的眼光审视那方山水，是由外而内的，红柯则是由内而外的，所以，红柯书写的边疆是丰富饱满的，我则是浅薄粗糙的。

王春林：西藏是普通人需要仰望和敬畏的地方，你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怎么想起去往那里，与你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

杜文娟：我是一个有饥饿记忆的人，父亲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就被打成右派，1969年下放老家农村。我从记事起，缺衣少穿和忧伤仿佛阳光和空气，如影相随，绵密悠长，直到十多岁以后，才发现父亲笑声也爽朗，歌声也嘹亮。童年经历使我自卑怯懦敏感，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依然不敢在大众场合随心所欲，孤独和脆弱时时光临。

尽管捉襟见肘，父亲还是为我买了带塑料封皮的《中国地图册》和《世界地图册》，还订了《地理知识》杂志，每次念诵诗词时，就在地图上寻找“天姥”“庐山”“东吴”“巫峡”等等，寻来找去，得出一个结论，诗人们原来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四处游走。中学阶段，我是班上的地理科代表。有一个阶段，特别希望生活在徐霞客时代，最好成为他的书童，甚至幻想成为他的女朋友，一起走遍万水千山。

长大以后，由于长期生活工作在大山深处，几乎没有直接请教的老师，走出大山见识外面世界，成为我的奋斗目标。所以在我成为作家以前，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忽然有一天，我把目光投向了西藏，因为到西藏不需要办护照，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就能前往，于是便去了。

多年以后，当我无数次登上山巅，徜徉海滩时，心里想的则是父亲，《地理知识》杂志封底的彩色图片一直是我的航标和灯塔。

王春林：西藏经历对你的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你的人生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杜文娟：2003年夏秋之交第一次进藏，是为了看风景，就像《红雪莲》中的南宫羽一样，立即被一张张笑脸吸引。西藏属于高海拔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氛围，使得生活在那片雪域高原上的人幸福指数比较高。在西藏，只要生命不出现危机，似乎就没有不快乐的时候，这一点内地人无法想象。

2010年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前往堆龙德庆县定点深入生活，县上可以派车接送，但我经常乘坐公交车往返于县城和拉萨城之间，公交车是203和204路。每次上车，所有人都冲着我笑，其实也不是冲我一个人笑，而是大家相互微笑致意。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欠着身子让一让，我也乐此不疲，挤到他们中间，咧着大嘴打着手势，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颠簸中不乏有热心的翻译，如果哪一句翻译不恰当，就会引起哄堂大笑。有一次从拉萨乘飞机回内地，在重庆停机40分钟，上来一位内地女性邻座，我问是否可以看一下她面前的报纸，她满脸冷漠、焦虑、傲慢，迅速把我从童话世界拉拽到浮躁的人世间，几分钟以后，我才确定自己身处何方，姓甚名谁。我敢说，没有一张西藏人的脸，能演绎出如此丰富的表情和世态炎凉。

西藏的日子并非风花月雪，触动最深的是雪域高原上的万物生灵，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农牧民、在藏干部、援藏干部、边防战士，生的艰难死的容易，世世代代又得生活工作在那里，边疆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是生命禁区，为什么不把老百姓迁移到适合人居的地方，以前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但是亲历之后，找到了答案。这方古老而静谧的雪域高原，会让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产生发自内心的敬畏和依恋。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他们的存在，也从一个方面牵制和抵御着外来势力对这片土地的觊觎。

藏族人，乃至所有西藏的人们，面对高寒缺氧物质匮乏，依然快乐、虔诚、简单地生活着，对雪山、湖泊、河流、树木、牛羊等等，充满了敬畏。花草树木，鸟兽鱼虫，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灵，对生命的关照，死亡的坦然，深深地打动了我。十多年间，我八次进藏，用青春的脚步丈量了青藏高原的沟壑草地和雪山，走过了藏西阿里，藏北羌塘无人区，藏东南原始森林，也见证了西藏的发展变化。坦率地说，苍穹之上的西藏，不但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提高了我的认知度，锤炼了我的性格。

有人说作家写一辈子都绕不开自己，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从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处处都能找到作者的生命体验，《红雪莲》亦如此，南宫羽就有我的影子。

王春林：近年来，文坛盛行个人化边缘化写作，过分关注生活琐事风花雪月，而忽略或绕开重大历史事件，缺少社会担当和道义，你为什么会直奔援藏这件国家行为举国大事来写，而且以长篇小说形式表达？你认为当下还有史诗性的作品吗？

杜文娟：我也愿意写一些轻松飘渺的作品，但一个作家能写什么善于写哪种题材，与个人经历文学积淀有关，几十年来，几乎没有都市生活体验，一直在城市边缘或山区游历和生活，做梦都想成为城里人，即便现在常住城市，也格格不入。创作《红雪莲》是觉得自己已经具备驾驭这部作品的能力了，缘分到了，就完成了。

援藏者只是青藏高原芸芸众生中极少一部分，因为《红雪莲》关注的主要是外来者，就把这个群体放大了。这支队伍也丰富杂陈，有几十年工作生活在农牧区如秦姨老白等人一样，从无神论者，甚至在国民党部队服过役的人，直到与藏民族的融合与共生。也有南宫羽欧美尼和冀苗苗这样的当代援藏人，对生死的理解肯定与纯粹的藏族人不同。

援藏者也是人，有些还很普通，在选择前往千里迢迢的雪域高原之前，大多怀有报效祖国，守边固土之心。和平年代的援藏者，就是战时的出征将士，有着圣神和崇高情怀。近年来中央政府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方针，稳定边疆不仅是边防战士、边疆人民的事，也是援藏者的重要工作之一。

许多内地人无法理解孔繁森为什么二次援藏，我就特别能理解，曾经采访过的几位援藏者，就再次走上高原，有的干脆调到西藏工作，甚至有辞掉内地的铁饭碗，去往西藏当医生当教师。有人对我说，什么也不图，就是想真真切切地为藏族人做点事，让所有孕妇都能顺利生产，所有患者少些痛苦。柳巴松的原型就来自他们。

当然，不是所有援藏者都是孔繁森，也有为了曲线升职前往的，有被动援藏者，不管抱着什么目的而去，多年以后，人人都会怀念那段在藏经历，认为这是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和最绚烂的生命之花，更有后悔当时没有珍惜机会，做更多工作的人。

任何时代都有仰望高处的人，都有特立独行者，都有一梦几十年者。我便是善于做梦的人，我以四代援藏者的经历勾勒出六十年援藏史，为自己也是为高贵的藏民族献上的一份厚礼，为青藏高原唱出的悠扬歌曲，是绽放在汉地的一朵《红雪莲》。

抛开外国文学不谈，单说当代中国文学，柳青的《创业史》，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就是史诗般的作品。

王春林：柳渡江是《红雪莲》中的男一号，是读者了解那个年代援藏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和窗口，他的归宿为什么是死亡？

杜文娟：小说忌讳把人物写死，尤其是主人公，但艺术来源于生活，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小说不但得遵循艺术规律，也得遵循生活规律，人物命运得符合本人性格，时代大背景，生活小环境。托尔斯泰最终让冲破封建婚姻的安娜卧轨自杀，留给全世界无数人长久的叹息。帕斯捷尔纳克那么钟爱日瓦戈医生，依然让他心脏病发作，猝死在通往和平的路上。乌尔苏拉对于布恩迪亚家族如同精神领袖，小说轴线，马尔克斯让她活到了一百岁，而且成为瞎老太婆，还是赋予她安静地去往另一个世界的命运。

我把柳渡江也写死了，其实不忍如此，作品中的任何人物，不管是主人公还是次要人物，相濡以沫几年时光，每个人物都像自己的亲人，怎能让自己的亲人赴汤蹈火呢。写到柳渡江落魄死亡的情节时，数次哽咽，敲击键盘的手指不停颤抖，为那一代人，为理想破灭的有志之士们，感慨万千，揪心不已。

小说中的人物走向，是由人物命运推着向前的，作者常常左右不了笔下的人物。我这样解释，不知是否与王老师的观点一致。

王春林：《红雪莲》中柳渡江与南宫羽的人生轨迹尽管没有多少交集，但是他们俩的实际人生轨迹却构成了一个圆环形状，你在柳渡江与南宫羽的人物塑造上也显示了圆形特点，这是你有意为之吗？

杜文娟：我在构思《红雪莲》时，最先确定了男主人公柳渡江，那么就得有一位女主人公相匹配，西藏和平解放六十余年，雪域高原是否经历了汉地那样的政治风云，历史变迁，她应该有什么样的命运，心理路程怎样，两个人有什么样的交集。思索良久，认为两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藏北高原，尤其是茫茫羌塘无人区，但他们肯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有人相连，还有事相牵，这个人就是柳巴松，这件事就是援藏。柳巴松便成为连接柳渡江和南宫羽的桥梁与纽带，同时也串联起几十年风雨援藏路。

柳渡江翻越喀喇昆仑山，过达坂蹚冰河，最终到达藏北小城，带有自主选择的意味。南宫羽进藏后由林芝，再到拉萨，几经周折到达藏北小城，最终与几十年前的柳渡江完成人生轨迹接合，则是完全在南宫羽的意识之外，是多种外在因素发生合力的结果。南宫羽与柳渡江人生轨迹的这种关联，受控于冥冥之中的某种神秘力量，这个圆环更应称之为命运的圆环，当然也是我的有意安排。

《红雪莲》目前所呈现的结构是写作过程中逐渐意识和调整的，最初设计是单线结构，由于柳渡江和南宫羽所处时代背景不同，性格命运各异，便采取了交叉叙述形式，呈现出来的便是复线结构。复线书写也不奇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双线并行，循环交错。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同样属于二元结构。多维结构可以更加全面和广阔地书写和表达众多人物的迥异人生。

人物的圆形特点，我理解为人物的丰满性，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样的，既要写出喜怒哀乐，也要写出谦卑伟大，既要符合人性，也要符合性格，还要与历史背景自然环境一致，在塑造柳渡江南宫羽等主要人物方面我力求完美，在塑造秦姨老白等次要人物的时候，也不敢懈怠，尽量让人物既符合艺术逻辑，也符合生活逻辑。

王春林：在《红雪莲》中，你塑造了大大小小几十个人物，许多形象都栩栩如生，丰满而立体，我以为秦姨和老白这两个人物，给人一种纵深感，我理解得是否准确？

杜文娟：再次感谢王老师的仔细阅读，对你的高屋建瓴敏锐眼光佩服有加。的确，我在《红雪莲》中塑造了众多人物，有老人有孩子，有土生土长的藏族人如扎西校长、土丹卓玛、欧珠久美等，有老西藏秦姨、老白、王副县长等，有汉藏友谊的结合体柳巴松，有当代援藏者志愿者南宫羽、李青林、欧美尼、冀苗苗等，每个人物都花费了我大量心血，力求做到既贴着人物写，又能使人物飞起来。

秦姨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进藏修筑青藏公路时，牺牲在工地上的老秦的遗孀，老秦是老白在战争年代的战友。老白的历史说来更为长久，也更曲折跌宕，他曾经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医，在第三国际通道上做过通信员，留学过苏联，新中国成立不久便作为医疗援藏人员进藏。多年以后，从内地探亲返回西藏途中，与热血青年柳渡江邂逅，并在土坯房里留宿时，巧遇秦姨。

追随老秦一路西行的秦姨，在千里风雪路上的土坯房子，其实就是一个救助站，不但救助生者也救助死者，不但救助旅行者也救助犯人，给病者以希望，给死者最后的临终关怀。老白离休以后从阳光城拉萨，义无反顾地前往藏北与秦姨生活在一起，共同来做救死扶伤的日常之事。南宫羽抵达藏北由于高原反应，就得到他们的救助，故事就次得以延伸。

我塑造这两个人物，其实是想与李青林从秦巴山地前往南方，为实现淘金梦所遭遇的种种屈辱，做一个强烈对比。人性的光辉不仅在古人贤达中存在，在人迹罕至的苍穹之地，同样生机勃发。

耄耋老人秦姨和老白的人生经历，故事背后的历史延宕，自然构成了小说的纵深度。

王春林：小说的后半部分，南宫羽走到哪儿写到哪儿，我觉得有游记散文的味道，你曾经写过不少游记散文，你觉得散文笔法对你这部小说写作有无影响？是种什么样的影响？

杜文娟：我最开始写诗，后来写起了散文，尤其是背上行囊四处行走的时候，写了许多游记散文。你说此作后半部分有游记散文的味道，或许是吧。写西部，尤其是广袤无垠，洪荒亘古的青藏高原，用散文笔法很合适。小说背景设置在高寒缺氧地区，不但得写人物内心活动，情感纠葛，更要写周围环境。生命禁区中的所有生灵，显得稀缺而珍贵，哪怕一株班公柳，一丛酥油草，一只驮羊，一只斑头雁，一支鹰笛，一朵雪莲花，都赋予生命之上的意义，都是雪域高原的圣物，既然是吉祥之物，就应该心怀感激，细致描写，生怕亵渎她们的灵性与光辉。《一日长于一百年》中对哈萨克大草原的渲染，《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对沿途风光的描摹，《海底两万里》《茵梦湖》更不用说。如果将小说背景设置在繁华都市，用散文笔法来写就不大适宜，故事推进就缓慢。

一部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根据人物命运走向，其间穿插或诗歌或散文或戏剧等多种表现手法，并不伤害整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反而会增色不少，也是对作者综合能力的考验。莫言的许多小说就是例证。

王春林：这部小说涉及到陕南闭塞乡村的乡土文化、现代都市文化以及藏区的民族文化，谈谈你的文化立场，在这部小说中，你的文化立场是如何体现的。

杜文娟：《红雪莲》中我不但写到了陕南闭塞山村，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珠江三角洲，还写到了藏区，作家总是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我非凡人，也不例外。首先我有在这三个地区生活的经历，对当地文化有些了解。当然还想有个对比，地域不同，风土民情不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强大视觉冲击，会使读者耳目一新。人是环境的产物，不同的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人物性格，南宫羽和李青林等复杂饱满的形象就是这样塑造出来的。

我有在西藏随公益慈善基金会作公益的经历，接触过大病患儿和他们的家长，采访过农牧民、藏学专家、喇嘛、当地官员等。对藏民族重生轻死，万物有灵，众生平等，布施与乞讨对等，诸如此类观念是赞同的，对藏传佛教的一些理念是接受的。十余年行走藏地，自己也变得更加温和宽容，仁慈大度，算是普世情怀吧。《红雪莲》中王副县长与柳渡江的关系处理，扎西校长与学生家长的友善之举，秦姨老白救助犯人、乞丐、冀苗苗的父母，柳渡江扎西校长对驮羊的悲悯之心，无处不表明我的文化立场。

王春林：南宫羽入藏那段写飞机起飞后因援藏者高宏伟不能适应而返航，用了不少笔墨，但是似乎这一段对小说的故事主线关系不大，请问为什么要写这一段，这一段在表达什么？

杜文娟：我认为这一段非常重要，首先高宏伟同南宫羽欧美尼一样，是一位志愿者，三人一同从生机盎然的东南沿海抵达惟余莽莽的雪域高原，为读者呈现出强烈的视觉盛宴。三个人的志愿者之路在这条漫漫长路上也发生了奇妙变化，导致三个人物各异的命运走向。按照小说理论的规范说法，这一段称为闲笔，其实闲笔不闲，小说中的闲笔最能体现作者的从容不迫，把控小说节奏的能力，也是小说艺术的高妙之处。

另外，这一段是衔接内地与西藏的纽带，是检验各色人等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命运变化的试金石。因为青藏高原不是随便谁都能前往的一个地方，那是地球第三极，也可以说是不大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是不单需要体力还需要敬仰之心才能涉足的领域。去往那里干什么，不是观光，不是旅游，而是要与牦牛一般坚韧顽强的当地人一样，做些什么，以自己的力量，使高寒之地稍许温暖。

这一段表现的就是这个主题，不知道是否与你的理解一致。

王春林：小说题名《红雪莲》，红雪莲应该是个重要意象，其寓意甚而至于应是小说灵魂性的东西。在小说中，红雪莲的寓意是什么，它是如何起到统领整部小说的作用的？

杜文娟：雪莲花是高海拔地区常见的一种药材，耐寒顽强，生命力极其旺盛，而红雪莲非常罕见，有谚语称千朵一红百年一见，见到她的人吉祥如意。红雪莲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解放初期，中央政府为解放深受封建农奴制压迫的百万农奴，拉开了进军西藏的帷幕，在进军途中以及之后破山修路、开荒生产、平叛和民主改革、自卫反击战、建设新西藏的岁月里，进藏部队的军人和老一代进藏工作过的人们，展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优秀品德，这就是“老西藏精神”。

《红雪莲》中的老白、老秦、秦姨、冀苗苗的曾祖父等，就是这样的老西藏。冀苗苗的曾祖父为解放西藏光荣牺牲，老秦为修筑青藏公路献出了宝贵生命，老白和秦姨为救死扶伤奉献一生，他们就是老西藏精神的缔造者。而柳渡江、南宫羽、柳巴松、李青林等，则是老西藏精神的传承者，薪火相传精神永存，他们是人世间最娇艳的雪莲花。

我以《红雪莲》作书名，是对生活工作在雪域高原众生的赞誉和敬畏，也是整部作品的灵魂所在。

王春林：从作品中看出你是一位有深度思考的作家，将思想蕴含在小说叙事中，通过一个个人物，带出各自不同的经历和时代背景，通过人物来展现西藏与内地波澜壮阔的六十年历史，以及繁华都市与雪域高原的巨大反差和民族交融与碰撞。请问你在《红雪莲》里是如何做到的？

杜文娟：多年阅读和行走，使我对优秀作品有一定的鉴赏力。人到中年，逐渐认识到一部长篇小说对一个作者的重要性，尤其又是援藏这个宏大题材，人一生写不了几部大体量的作品，《红雪莲》又是我截止目前最重要的作品，从构思到落笔，慎之又慎，哪怕一个画面，一段描写，都要考虑再三。让每个人物走进时代背景，与周围环境相融，与性格特点一致，写作过程中，时时把握和应用各种艺术手法，调动所有才华和能量，力求呈现最完美的文本，由于修炼不够，遗憾依然存在。

王春林：你对自己这部作品满意吗？你用了多长时间来酝酿和写作？这部长篇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意义不同寻常？

杜文娟：自从2008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走向珠穆拉玛》，就想写一部超越此作品的小说，从艺术性和文学价值来说，《红雪莲》应该算是做到了。但依然不满意，特别是后面几个章节，按照两位评论家的说法，写得太满，舍不得删减，这是我的毛病。

《红雪莲》的素材积累和采访花费时间远比伏案写作时间长久，广告语可以这么说：“十年走访四年成书，就为一朵雪莲花开”。作者能做到的是让自己的文字更优美，故事更跌宕起伏，后一部作品超越前一部作品，但根本无法掌握作品的最后命运，我只能说《红雪莲》是我人生重要的收获，可以当作礼品，没有什么特别非同寻常的意义。

王春林：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你是如何克服的？

杜文娟：这部作品不到四十万字，历时四个年头完成。前面数月写得比较顺利，越往后烦躁越重，亲人离去，体力透支，小说人物命运沉浮，三股力量撕扯我，使我焦虑不安，身心疲惫。我对一位鲁院同学说，什么时候写出好作品心就安了，她说你心安了，就写出好作品了。后来还是没有支撑住，喝了两个月中药，有好几次，趴在沙发上，呼唤着离去的亲人，祈求他们护佑我，给我力量。

作品完成以后，体重减少十多斤，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度不愿意谈起这部作品。截止目前，离《红雪莲》完稿八九个月了，每日最重要的事依旧是锻炼身体，增加饭量，但还是没有恢复到从前的体重。

王春林：小说以大家终于知道柳渡江即楼卫东作结。为什么要在此处结束呢？

杜文娟：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长篇小说必须得写人物命运。时势造英雄，革命家庭出生的柳渡江更名改姓为楼卫东，满腔热情地来到藏北羌塘地区援藏，这里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属于真正的无人区，方圆几百公里没有一株高过脚踝的植物，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唯一不用翻译就能交流的王副县长也不知去向，青春俊朗的楼卫东终于被疾病孤独击垮，逃离藏区隐姓埋名成为必然，命运就这样改变，悲剧随之发生。

多年以后，作为柳渡江的养子柳巴松为了赎罪前往西藏，成为援藏医生这件事就顺理成章，符合逻辑。抑郁而死的柳渡江成为一个巨大的空白，被几十年前有交集的老白、扎西校长、欧珠久美、王副县长等牵挂和惦念，小说结尾这些人汇聚一堂，以揭开柳渡江非凡经历，所有人特别是柳巴松终于释怀作为小说结尾，也是长久铺叙和大量伏笔的成功收官。这种写法是遵循人物命运的写法，也是向众多经典名著的一次致敬。

王春林：所有艺术都不完美，假若现在要你自省，你觉得《红雪莲》这部小说最大的不足是什么？

杜文娟：尽管花费了许多心力体力，《红雪莲》依然有可以完善和修改的空间，最大的不足是应该让柳渡江和南宫羽有更多的交集，还曾经设想，如果让柳巴松与南宫羽有一段撕心裂肺的感情纠葛，或许更有意思。后面几个章节写得汪洋不羁，收紧一点或许更好。

清楚遗憾在哪里，也是幸事。

再次感谢王老师多年来对我作品的关注和评介，你的关照使我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