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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作家,一定来自现实生活

来源:解放日报 |   2017年12月18日07:56

《莫言长篇小说全编》 莫言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上周末,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5年之后,作家莫言首度在上海公开露面。

在思南读书会现场,莫言与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曹元勇,围绕“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继承与转化”这一话题,展开了精彩对谈。

主持人(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曹元勇):今天这个日子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每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就在12月10号。5年前的今天,莫言老师到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至今还有哪些细节是您难以忘记的?

莫言:当时,大雪弥漫,斯德哥尔摩机场关闭了,我们凌晨两点被困在赫尔辛基的一家饭店。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北欧的雪真大。

我的老家非常干旱。我就联想到,假如能把这雪挪一点过去,多么好。地球真是多样化。我们飞行10来个小时,就到了和自己熟悉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外部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多样性。每个人的思维和创作,毫无疑问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甚至牵制和制约。干旱、雪、风雨、雷电都会变成艺术中的一个元素。而作为艺术的创造者,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和创造多样性。

民间对我影响很大

莫言是较早有意识地走进民族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作家。

他从福克纳、川端康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获取灵感,接下来,就大踏步地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瑞典文学院发表的演讲中,他这样陈述:“200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主持人: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都面临着如何继承自己民族文学传统的问题。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紧迫。莫言曾经讲过,当初看了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人的作品,知道了作品可以这样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要远离他们的影响。此后他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作品,体现出鲜明而浓烈的和传统文化的血脉关系。请您谈谈作家到底该如何面对我们的文学传统、如何在自己的创作中弘扬传统?

莫言:中国的文学传统体现在一部部文学遗产里,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等等,这是印到纸上或刻在碑上的文学作品。还有一种文学传统是在民间用口头方式一代代传承的。这也是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源。而且,民间的文学传统十分丰富多样。一个广东人所接受的民间文学的影响,和一个山东人所接受的民间文学的影响,方式可能是一样的,都是听老人们讲故事、民间艺人说书、戏曲舞台上的演唱,但内容可能完全不一样。

民间的俗言俚语里包含着很多语言化石。很多看起来很土的话,如果写到纸上,就会发现它非常典雅,也许就是古人当年所讲述的语言,一直在口头传承最后变成了民间的俗语。民间的东西对我的影响,甚至比书本对我的影响还要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从书本、经典作品里继承文学传统的话,很可能我们所利用的资源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民间文学这个传统好好加以利用,就拥有了文学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人类艺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丰富性和多样性,而民间文学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多样性的基础。

主持人:一个作家的才能,更多的是从传统典籍里生发出来,还是自民间流传的活的文化里生长出来?陈思和教授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和评论家,对此有怎样的观察与判断?

陈思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有两种,一种是和今天没有关系已经死掉的传统,一种是和今天还有关系的活的传统,这种活的传统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一个作家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他的现实生活,在生活当中找到民族文化力量的源泉。莫言读过大量山东地区的民间故事、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的小说里经常有动物出现,牛会说话、驴子会说话,这都可以归纳到中国文化传统,我们的传统喜欢说鬼故事、狐狸精。

莫言小说《生死疲劳》里的主人公被冤枉枪毙,后来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经过几世轮回仍然想着复仇。在每一个轮回中,他变成的每一种动物都非常顽固。这很像《聊斋》中的一篇故事《席方平》,那也是一个坚持不停告状申冤的人。这里面就有一种中国的文化精神:对一切不公正的现象抗争到底。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的创作是跟中国民间文化相通的。

真正的作家一定是从现实生活当中产生的。作家要看到现实生活中深层次的地方,那里有中国文化的积淀,有中国文化的传统。

创作的一个奥秘

莫言的小说离不开他的生命体验,离不开他独特的生活经历。

他说:“生活中总是要有音乐的,喜欢唱,也喜欢听别人唱,不论高兴痛苦,都需要抒发。如果我的故乡有声音的话,那一定是高密茂腔,我对它情有独钟。我将来一定要写一部小说,致敬家乡的茂腔。”

主持人:莫言小说《檀香刑》里的茂腔,这种戏剧方式完全来自作者老家的一种民间地方戏种,但又在作品中获得了现代意义,焕发出一种特质。请问陈思和教授,莫言是怎样将这些民间的东西,转换为当下文学的鲜活内容的?

陈思和:有一点非常有意思,莫言是一位民间作家,他的很多文学资源来自民间。但是,他对这些素材的处理完全是现代人的思维和审美方式。

莫言让我们感到惊艳的第一篇小说是《透明的红萝卜》,叙事精彩,有很多想象。小说里,铁匠诱惑一个小孩,让他用手去抓烧红的铁。小孩拿了铁之后,手就烧焦了,闻到一股肉被烧焦的味道。那天晚上,小孩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一个透明的闪着金光的萝卜。这种表述和写实的表述不一样,不是直接描述这个小孩手烧焦了,怎么痛,却写小孩做了那么美好的一个梦。一个悲惨的现实,在莫言的笔下变得那么梦幻那么美好。

莫言曾经也说过,“《透明的红萝卜》 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般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般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可以说,这个小孩就是莫言创作的一个奥秘。莫言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而苦难对于莫言来说,不是负能量的东西,他把它们转化成艺术上正能量的东西,变成一种美。

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言的作品都像透明的红萝卜一样,一块烧红的铁会变成一个透明的美好的象征。这个转化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转化。莫言所有的小说都有这样一种力量。

小说家也应该是剧作家

作为一位以小说名世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却说:“我最早变成铅字的是小说,但真正的处女作,却是一部名为《离婚》的话剧。”

莫言始终对写剧本充满兴趣:“我过去的小说里,过于炫目的语言把我写对话的本领给遮蔽了,写话剧能激发我在对话方面的才能。”

主持人:今年,您改编的小说《檀香刑》同名歌剧被搬上舞台,由您担任编剧的话剧 《我们的荆轲》也将上演,戏剧创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莫言:民间戏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的老家高密号称有“四宝”,剪纸、泥塑、年画和茂腔。我小时候,没有电视、电影看,看的是民间戏班子的演出。所以,我对民间戏曲、对乡村的舞台,非常熟悉,也很有感情。

我也总认为,我应该在某一部小说里面好好致敬一下我所熟悉的民间戏曲,于是就有了《檀香刑》。《檀香刑》某种意义上是小说化的戏曲或者戏曲化的小说,人物设置高度脸谱化,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充满戏剧性,整个小说完全按照戏剧剧本的构思来写,语言更是大量使用了茂腔的语汇。

《我们的荆轲》讲的是老故事。过去,我们都把荆轲当成正面英雄来歌颂,创作话剧的时候,我不能走老路,就让荆轲变成了充满反思精神的人。我想,这个剧本的亮点就在于荆轲在追求一种真正的人的境界。

我认为,一个小说家应该也是一个剧作家,或者说,一部好的小说的内核就应该是一部剧。任何一部好小说,完全可以被改编成一部好的话剧、电影或歌剧。戏剧对于老百姓的影响甚至比小说更大,尤其过去农村教育不普及,对于不识字的农民来说,民间戏曲就是他们的教材,舞台就是向大众开放的舞台。

小说家应该多了解其他的艺术形式,尤其是戏曲、曲艺这样注重语言艺术的。好的小说语言应该是有节奏的,是可以被朗读的。

永远不会封闭

今年,莫言新作陆续发表,被评论者解读为“莫言归来”。

回到文学的莫言,这样坦陈:“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里,都写过铁匠炉和铁匠的故事……一个人,特别想成为一个什么,但始终没成为一个什么,那么这个什么也就成了他一辈子都魂绕梦牵的什么。”

这,或许就是莫言对于自己文学“初心”的独特表白。

主持人:最新的莫言作品关注的是什么?

莫言:今年,我发表了《锦衣》《天下太平》,还有一些小说明年陆续会发表。这批小说大部分是2012年春天我住在西安秦岭脚下一个朋友家里写的。当时,因为得奖这件事情,把这批小说放下了。

当我重新把这批小说找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不能就这样发表,必须修改。这些小说就像当年埋到地下的萝卜和白菜一样,我们以为埋下去它们不长了,其实它们还是在生长的,萝卜长满了芽子,白菜心里钻出了绿芽。这几篇小说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5年的时间,这些原型人物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一位死了的突然活着回来了,一位很落后的突然开上奔驰了,一位很懦弱的突然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是能够成长的,而且建立在故乡基础上的小说本身是充满开放性的,永远不会封闭。

主持人:陈教授如何评价莫言最新的写作?

陈思和:2012年自斯德哥尔摩回来以后,我们一直在期待莫言有新的作品出现,并且期待莫言的创作出现新的变化。

莫言今年发表的这几部作品,我都看了,感觉还是延续莫言原来创作的基本风格,但又有许多新的内容。在获奖5年后的今天,莫言的这些最新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莫言对农村、对社会、对文学命运作出了自己新的思考与解答。

(本报记者 黄玮 综合)

对话

读者: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民间口头的文学传承已日渐凋零,那么,新一代写作者怎么去吸取这样的文学滋养?

莫言:我认为,所谓的民间不是固定不变的概念。一提到民间往往想到穷乡僻壤,实际上民间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上海难道就没有民间了吗?高楼大厦里面照样有民间,每个作者都应该了解自己的生活圈子,了解自己身边的人,熟悉自己身边的事,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而且要善于从生活当中发现小说的故事情节,要从身边熟悉的人的言谈当中发现语言的新元素,充分吸收他人生活当中的艺术情节。

充分熟悉老百姓的语言,并且从中提炼出文学语言来。这样,这个民间谁都有,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农村长大的才有民间,即便在中国的上海、香港,或是美国,都是有民间可写的。

读者:您的新作《锦衣》是否受到昆曲《牡丹亭》的影响?

莫言:《锦衣》 故事的原型是我听我母亲讲的民间故事。第一稿,我几乎就是按照故事原型写的,写完之后发觉没有什么意义,就放了很长时间。今年夏天,我又拿出来,还看了一些史料,进行了再创作,就有了《锦衣》目前这个剧本的样子。写《锦衣》这个作品,我是要圆一个多年的梦想——写一个戏曲剧本。其次,是要充分体验一下戏曲语言写作的快感。

读者:您的作品是否都有原型,有没有纯想象的作品?

莫言:纯想象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即便你写科幻也是基于你了解现实世界的材料,还是要写人,写人的感情。纯粹想象的完全没有现实基础的小说或者剧本都是不存在的。

读者:您平时怎么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通过什么娱乐方式调整身心?

莫言:我确实没有固定的生活方式,年轻的时候熬夜写作,现在写的时间比较短,一般是白天写一点;娱乐方式也不多,看看电视,偶尔看看演出。也不懂音乐,偶尔打开电脑看看地方戏,有时候翻来覆去听听茂腔的唱段,也是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