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屠岸先生走了。在各种纪念文章和悼念报道中，“国内首位完整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其身上最闪耀的符号。

但当我们过分聚焦于“首位”“完整”等等大标签时，我很担心这些前辈先贤真正能够垂之久远的遗产，就在文字的夹缝中轻飘飘溜走了。

我没见过屠岸先生，他翻译的济慈、莎士比亚、惠特曼、狄金森，也只是在初学诗歌时粗粗涉猎。但在有限的阅读中，我看到了一个值得尊敬的译者和诗人。

作为译者，他的贡献有目共睹。2013年3月23日，由中国翻译协会推出的文化系列纪录片《翻译人生》。该片共拍摄了中国30位翻译家的故事，首集就是屠岸。由此大概可以看出主流翻译界对其贡献的肯定。

但对年轻的诗歌写作者和译者来说，相比于这些，缓缓流淌的文本阅读体验可能更具实感。

无论是济慈的抒情诗，还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屠岸的翻译都不能说是完美的。但或许，诗歌翻译这项工作本就是在缺憾的基础上展开。

对屠岸译本最常见的意见是觉得他翻译得不够优美，不够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也是他诗歌翻译理念付诸实践的一个体现。

直到今天，一般读者对诗歌翻译理念的认识仍停留在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甚至不少译者也还奉之为圭臬。

屠岸十分服膺卞之琳的“全面求信”，一个“信”字就够了。也就是准确，精确。试想，如果原诗本是粗粝、俚俗之风，强行求雅，不说如何雅得起来，但就准确一项就已和原诗背道而驰了。如果原诗气息有意滞涩、顿挫，强行求达，翻译得顺畅圆润，也难言说是做到了信。

今日文学翻译之所以饱受诟病，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在这个“信”字没有做到位。不是辞不达意、无法卒读，就是任性而为、以译者之风之见凌驾于原文之上。

前几日，我与一位同事就林少华和施小玮翻译的村上春树有过简单讨论。他认为“清汤寡水”的施译，正是我所欣赏的。林先生的翻译文辞优雅、意蕴幽深，读来酣畅。但其浓烈的个人意识隔着中日文化的差异仍扑面而来。加上诸如将《Jump》《Magazine》《Sunday》日本三大少年漫画周刊合成《星期日跳跃杂志》等译名上的失准，想来总算不得真正的村上。

如果放到一个长时间的脉络里观察，对诗歌翻译之“雅”的追求实际上是长期以来诗歌审美一元化的一个表现，并且反过来强化加深了这种单一审美。

中国人对诗有着朴素的审美。诗歌必须是优美的。所谓的优美，往往是与清洁的文辞、动人的意蕴相联系，或许还要带点忧愁哀伤。清风明月可以入诗，秽物凶词则是大忌。

所以1990年代以来，在海子骆一禾非正常死亡以及特殊时代转型的影响下，“主要源于乌托邦式的家园、源于土地亲缘关系和收获仪式、具有典型的前工业时代人文特征、主要从原始天赋和怀乡病冲动汲取主题的乡村知识分子写作结束了”（张枣语）。集中表现为反崇高、反抒情的生活化、私人化写作成为主流，而这正是对诗歌之雅的消解。

屠岸能对译诗之雅保持警惕并用于实践，是难能可贵的，值得尊敬的。以他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为例，早期译本里用的词是“凋枯”“丧失”“踟蹰”，到后期的版本则改为了“凋败”“失去”“徘徊”，让所谓的“雅”稍稍敛匿于“信”的背后。

而类似的修订工作其实是伴随屠岸整个的翻译生涯的。这显然是靠着对诗歌翻译和诗歌本身的热爱。在今天，这种热爱显得尤为珍贵。毕竟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翻译从来都不是一项优渥的工作，诗歌翻译更是如此。

不是说有了热情和热爱就能做好诗歌翻译、写好诗歌，但没有是一定不能的。

2008年用诗体翻译莎翁剧作的方平和带给我们最经典版本《当你老了》的袁可嘉先后辞世，2009年在狱中学会德语的绿原走了，2013年拖着孱弱身体在晚年翻译了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的杨德豫也不在了。现在是屠岸。

我们当然不希望对诗歌翻译的热爱随着这些老翻译家一同离开。有着使命感、责任感以及良好素养的年轻诗歌译者是有的，但毋庸讳言，现状不容乐观。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今年6月，屠岸还在建议政府设“翻译局”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