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里的爱情
来源：作家文摘 | 2017年12月13日07:36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日战争八年间，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为中国以至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那么在西南联大这段特殊岁月里，学者们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呢？来看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苡先生口述的这篇文章。
1941年，赵瑞蕻和杨苡在昆明西南联大。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局势动荡不稳，政府、大学都南撤。当时有个词说的就是我们，叫“平津流亡学生”。
赵瑞蕻在（右二）杨苡（右三）夫妇一集杨苡哥哥杨宪益、戴乃迭与战友萧亦五于南京国立编译馆院内。
我离开天津，和我哥哥（杨宪益）有关系，否则母亲也不会让我走。那时，我常用笔名给一家杂志社投稿。主编叫邵冠祥，写了不少控诉侵略者、赞美抗日军民的诗歌，他办的杂志也是比较激进的。有一天，我上街去买东西，发现有个人追我家的黄包车，我就叫车夫停下了。此人原来是杂志社的副主编，之前我们见过一面。他告诉我：“邵冠祥被日本人抓起来了，他们已经开始查作者了，还问到了你的笔名。”所以我就很害怕。
我害怕只能跟两个人说，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巴金。我17岁那年，哥哥早已去了英国留学，姐姐去了燕京，留我一个人在天津很苦闷，于是给巴金写信。他很快回信，就这样我们有了书信往来。
1939年杨苡先生在西南联大后门外莲花池畔
巴金一直不赞成我走。因为我家和他家是同样的类型，算“大户人家”吧。他自己出来了，知道出走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况且我才18岁，他叫我好好读书。但我哥哥就叫我走，他写信给我母亲。我们家大小事情都听哥哥的，所以我就离开了天津。
到了昆明，又是另一种生活。联大的学生都是国家供，吃的是所谓“贷金饭”，毕业以后要还的。就这样，我开始过以前从来没过过的艰苦生活，但那却是一片自由天地。
我之前就读的南开大学其实经济特别好，我保送时考的是中文系，到联大后上的却是外文系，这和沈从文有关。认识他，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最好的影响就是从学中文转而学外语。沈先生劝我：“你还是进外文系的好，你已学了10年英文，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他借给我好多译过来的书，有《冰岛渔夫》等，说将来你也能做翻译。我就这样学了外文。
1982年春节杨苡先生和沈从文先生合影
上联大之前，我浑浑噩噩，成天看小说、唱歌，用绒线在麻布上绣东西，甚至还买了一把明亮的乐锯，没事就吱吱地拉着，幻想着有一天能奏出托赛里的小夜曲。所以沈从文先生总说我不用功。
联大的学生里出了很多诗人，我那时参加高原文学社，社里有穆旦等。我参加时也没想它是属于哪一派的，就是他们的壁报办得很好，我最喜欢。晚上开会时，我就敲门进去，那时才19岁，冒冒失失，直接说：我想加入高原。他们说：欢迎欢迎。于是开始写诗。
诗社里我当然比不过穆旦了，跟赵瑞蕻还勉强能比。大家都在写东西，我写了一首思念哥哥的诗，拿给赵瑞蕻看，他就给我改。他很用心，改完后对我说：看看我给你改的。我看完笑一笑就撕了。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他改的，但也不发脾气。
1941年，赵瑞蕻和杨苡在昆明西南联大。
那时候结婚的人，都有一张婚书，上面写着：“我俩志同道合，决定……国难时期一切从简……”后来我跟赵瑞蕻结婚，就没写“志同道合”，因为我俩“志同道不合”，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比如我特别喜欢戏剧，不管中国地方戏剧、外国戏剧，都喜欢，都想看。他对于看戏，简直是受罪。
还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想法在大方向上一致，但他不敢说，我敢说，所以倒霉是我倒霉。以前有人问，在联大时怎么谈恋爱？现在想想，每次都是一堆朋友在一起，谈诗论道，但就是知道这个人是不同的。
我的舍友萧珊，是巴金的女友。我比她先到联大，巴金写信托我照顾她。她人特别好，爱看书。那时大家好像都简简单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到《收获》工作，一分钱工资也不要，就是想工作。
可惜，我们联大的朋友、同学们，现在都离开了人世。那些年那些事，默默地影响着我，成为我毕生最宝贵的财富。
杨苡 口述 王晶晶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