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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来源:文艺报 | 傅逸尘  2017年12月11日06:55

“疼痛,是生命最为敏锐的感觉,也是王凯小说最有魅力的美学质素。这疼痛关乎世俗、欲望,关乎爱情、成长,最终指向的是理想和信仰。

我们的文学应该从狭窄的个人视域和封闭的内心世界走出来了,应该以一种客观的态度面对丰富驳杂的外部世界。”

读王凯的小说,常会感觉到疼痛。那是一种从青年时代绵延而来的成长的痛感,夹杂着生命的青涩和稚拙,裹挟着大漠的荒凉与粗粝,似挽歌般传递着军人的理想与执著。从军校到沙漠,从机关到连队,王凯小说的生活幅面相对固定,人物大都似曾相识,故事也谈不上有多复杂,反复书写的就是部队基层的日常生活和青年军人的生命情态。

长篇小说新作《导弹和向日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版)中,叶春风、钟军、车红旗、兰甘、白雪歌……这些青年军人的成长故事又一次击中了我。现实生活磨炼、砥砺着年轻的生命,虽谈不上苦难,却充斥着无奈与压抑、欲望和沉沦。眼看着青春的激情、锋芒乃至生命本身一点点遁入大漠深处,消弭无形,你不得不服膺命运的逻辑,为富于痛感的生存经验喟叹、感伤。疼痛,是生命最为敏锐的感觉,也是王凯小说最有魅力的美学质素。这疼痛关乎世俗、欲望,关乎爱情、成长,最终指向的是理想和信仰。小说的结尾宛若寓言般,绽放出灿烂夺目的精神光芒。始终葆有赤子之心的叶春风,终于跳脱了世俗欲望的羁绊,穿越了幽深的时光隧道,闯入一片充盈着理想情怀和英雄主义的精神荒原——似重获新生般,打量着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沙漠,脑际陷入一片轻盈的迷惑。王凯以一种极富象征色彩的抒情笔调,回望疼痛缠绕的军旅青春,在生命的自我省察中描摹出军人灵魂的面影。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泰戈尔在《园丁集》中更多地融入了青春时代的体验,细腻描叙了爱情的幸福、烦恼与忧伤,成就了一部青春恋歌和生命赞歌。王凯的《导弹和向日葵》又何尝不是呢?他深谙部队生活的现实种种,以辛辣而又戏谑的笔调,真实生动地揭露出过往军队内部存在的不堪和暗面,将部队领导、机关干部、连队官兵等人物形象塑造得穷形尽相。尤其是将外部世界对个体生命的威压和规训书写得细致入微,令人感同身受。然而,王凯并没有沉溺于生活的疼痛本身,而是将尖锐的痛感转化为宽广、坚韧、通透的人生态度;他的文字充盈着厚重的现实经验和超拔的哲学思辨,似歌者般吟唱着军旅生活宏阔辽远、高蹈正大之气象。

当下青年作家的写实能力渐趋下降。大家似乎过于依赖观念和想象写作,能够细致入微地再现某种场景、生动深刻地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实在太少了。在一个主观倾向占上风的文学时代,我们通常很难读到像生活一样真实、鲜活、饱满的客观性作品。但在《导弹和向日葵》中,我们不仅能读到对沙漠天气、风物及环境的精确、优美的描写,还能清楚地看到人物的外貌、行动、言谈和性格,连同他们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也同样精确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说,小说家在作品中成功地表现深刻的主题内容和博大的思想情感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那么,追求小说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效果就难上加难。要写出客观性的作品,需要作者花费更多的心力,需要足够的耐心进行认真的观察、冷静的分析和慎重的判断。

小说虚构性的想象不管多么诡异、奇特,最后都必须服从生活经验逻辑和内心情感逻辑的制约。就像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那样:“不管小说是多么胡说八道,它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经验之中,从中吸取营养,又滋养着人们的经验。”小说家若想更逼真地还原生活,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就必须对鲜活真实的世界充满敬意,就必须具有朴素诚恳的情感态度。王凯对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军营、对自己同代人的军旅青春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浓厚的兴趣。他秉持一种理性而扎实的客观态度,因而得以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现实生活,更细致、更真实地把握外部世界。他笔下的军旅生活,具象而沉实、细腻且绵密。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不管地位高低,无论正面反面,王凯都怀有一种深沉的情感——悲悯与诚挚的爱。正是这种悲悯的情怀和感同身受的理解,使得那些远非英雄甚至不那么正面的人物如车红旗、兰甘、曹助理、凌科长、白雪歌等等,虽然有着道德、性格、或行为上的缺陷和瑕疵,依然会在某一时刻流露出质朴、善意与诚挚的一面。正是基于对现实经验的熟悉,王凯没有拘泥于表浅的日常事象,更不愿做出廉价而浅薄的价值判断。他选择沉潜入现实生活的深层肌理,再反身而出,试图以一种跳脱和超越的视角赋予现实生活以一种整体性的观感,对人物的现实遭际和精神困境抱以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小说主人公叶春风,尽管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幼稚与迷茫,但内心深处纯粹、清高,有着浓烈的英雄情结,而且能一以贯之地坚守,不因境遇的改变而令心灵蒙尘;在经受了种种潜规则和世俗欲望的考验之后,依然不失赤子之心,最终收获了精神的成长和灵魂的超越。王凯在故事层面进行批判和思辨,而在人物身上寄寓激情和理想,这正是小说动人之处、价值所在。

当下的青年作家在小说叙事中,总是显示出一种简单和片面的倾向:每每将一种情感结构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的能力。《导弹和向日葵》则始终是在复杂的网络中展开矛盾冲突和情感纠葛。叶春风和他的军校同学们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机关层面的横向联系、与基层的纵向关系,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故事的推进和人物的成长都需要在这重重交叉的网络逻辑中才能实现。而军营和沙漠宛若庞然巨物,矗立在小说的景深处。冰冷、沉默,悄无声息地吞噬着周遭的生命,也消耗着内部的能量。小说人物如同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磁场,不管如何逃离,怎样回避,终究逃不开这无物之阵的笼罩。王凯洞悉外部世界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和改写,并将这一过程书写得纤毫毕露、惊心动魄。的确,我们的文学应该从狭窄的个人视域和封闭的内心世界走出来了,应该以一种客观的态度面对丰富驳杂的外部世界。客观性不仅意味着人物形象的精确和真实,更意味着写作伦理的强健和美学精神的开阔。

一部伟大的小说之所以不朽,首先是因为它塑造出了不朽的人物形象。但是塑造不出令人印象深刻、经得起反复言说的人物形象,恰恰是现代小说的一大危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小说最严重的病象正是经典人物形象的缺失。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是否真正了解、熟悉、是否充满理解、悲悯和爱意。

在《导弹和向日葵》中,叶春风、罗慕、白雪歌、车红旗、兰甘、钟军等人物形象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就在于王凯循着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于生活的流态中写尽了上一个时代军队的重重积弊,道出了和平年代青年军人心中的无奈与苦涩。叶春风这个人物就是千千万万基层带兵人的代表,他们有文化、有理想、也有拼搏奋斗的志向。然而,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难的政治生态中,叶春风和他的同学们尽管拼尽全力、左支右拙、心力交瘁,却依然难以实现自身的抱负与理想,只能为了现实利益、仕途进步甚至爱情婚姻而委曲求全、互相倾轧、遍体鳞伤。

在巴丹吉林沙漠的军营中,爱情无疑是一种奢侈品,是年轻军人们赖以确证自身生命存在的重要象征。小说中的爱情书写,作为一条重要线索贯穿全篇,令人唏嘘、震撼。在艰辛与孤寂中,爱情既可以彼此温暖、抚慰;也可以作为一种稀缺的商品,交换世俗的利益;更可以被多舛的命运玩弄于股掌间,暴露生命的卑微和人性的丑陋。女性人物尽管依然不是王凯小说的重点,但是白雪歌这个人物写得尤为精彩。小说结尾处,这个看似心机深重、行为放荡的女孩终于表露出她真实、纯粹的心灵内面。种种委屈和隐忍、生命的沉重和背负一起涌上心头。

性与爱在王凯的叙事中都是置于前景的符码,勾连着身体与灵魂,也对抗消解着人际关系的残酷和生活的困窘艰辛。叶春风骨子里透出的清高和孤傲,显示出在残酷的世俗存在中,个体生命所能保存的选择生活道路和命运归宿的最后权力。理想和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构成了悲剧性的审美氛围。人性的深度、生活的可能、命运的波折、人物的形象,都在悲剧性的故事中次第浮现。青春渐逝,生命丰盈,过往那个积弊累累、充满矛盾与抵牾的时代原来不过是一个饱蘸人生况味的符号。尽管自己就身处这个“命运共同体”中间,王凯描摹时代变迁和命运嬗变的笔法依然冷峻、犀利,以一种寓言化的写作伦理传递出思辨性的精神力量。

疑难、反抗和救赎是《导弹和向日葵》核心的精神价值。王凯在极其有限的生活幅面中考察人物的内心和情感,没有对外部世界的激烈批判,有的是沉静深邃的灵魂自省。因为悲悯而理解,因为思辨而救赎。

“瀚海”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不仅描述出沙漠的本质,更勾连着辽远而宽广的外部世界。沙漠如海般壮阔,而人物的命运就如同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弱水,蜿蜒流过干渴、粗粝的河床。坚韧和严酷、逼仄和辽阔,诸多反义词构成的沙漠存在与海洋的意象遭遇,显得尤为意味深长。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在小说中,王凯以诗性的意象和抒情的笔调显示出作家的理性认识、情感态度和道德立场。他不仅描写现实,而且解释现实,不仅传递经验,而且超越经验。《导弹和向日葵》作为王凯青春疼痛叙事的集大成之作,终于跳脱了狭窄庸常的底层视角,达至开阔辽远的文学气象。

■创作谈

我希望自己是真诚的

王凯

我从小在戈壁滩上的空军基地长大,军校毕业后又回到那里,从技术员到排长,从连队指导员到宣传科干事,从少尉到少校,直到快30岁时才离开。那时我很想离开基地,尽管我很爱戈壁滩夜空中的星河。作为一个穿着军装的凡夫俗子,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比戈壁滩更像样点儿的安身立命之处,然而等我真的离开以后,却又不能不时时怀想。如今我已经在城市生活了不短的年头,但我基本没写过城市的生活。我始终觉得我与城市是隔膜的,城市夜空的星星永远与灯火成反比。内心里,我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驻守大漠的军人,也许只有把自己放置于那一片蛮荒之地,我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军人的价值乃至于人的价值。所以直到今天,我写的仍旧是漠风永不止息的河西走廊和巴丹吉林沙漠,而《导弹和向日葵》就是其中最耗费我心力的一篇。

这个题目和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名字一样,都来自我喜欢的唐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只是有的换了一些同音字,好让它们看上去更像一个名字,有的则原封未动,比如小说中的“白雪歌”。因为这首诗,让我觉得小说里的人物都有了某个确切的出处,也仿佛给了我一个写作征途上的立足点。在我看来,岑参这首诗和很多边塞诗不同,既有严寒也有热血,既有悲怆也有雄浑,诗句掺杂着许多莫可名状的复杂心绪,而不仅是通常所见的激昂或者伤感。所以写作时,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有一点这样苍茫又细腻的滋味,很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更充分地表达出军人内心丰富的情感。

这个小说中的很多生活细节是我亲身经历的,比如我军校毕业刚分到基地时,就曾跟着老兵学习地空导弹燃料加注专业,那时我对加注车上的阀门和管道毫无兴趣,盛夏戴着防毒面具训练时憋屈的感觉宛如昨天,鼻翼间似乎还留存着导弹燃料极其特别的味道,所有这一切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小说中写出了一部分自己,或者说,写出了诸多自己的一个。但又不止于此。因为我想写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更是我们一代军人的生活。在我看来,辽阔的戈壁大漠不仅是最好的武器靶场和战术演训场,同样也是绝佳的文学现场和心灵试验场,把年轻的男女军人们放在此地,也许才能更清晰地展现他们的抉择与放弃,才能更尖锐地呈现他们的欢乐与痛苦,才能更自然地表现他们的相聚与别离,也才能让读者更深切地感受到和平年代被人所忽视的军营世界与迷彩般斑驳的军人内心。我试图在这部小说里探究年轻军人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实现精神成长,如何在时光和风沙的磨砺中寻找到生活意义,如何在不为人知的所在中坚守职责,这听上去可能有点老生常谈,但我想,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找寻与追问。

当然,一切的前提是我得在写作中做到尽可能的真诚,我不确定自己做到了何种程度,毕竟这是个无法量化的指标。所以我写作的时候,总是会停下来问自己,你写的这些你到底信不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继续;如果不是,那就再想想应该怎么写。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是真诚的,也努力把真诚注入笔下的人物,至少能让我自己相信,他们或许真的就生活在沙漠中的某处。正如托尔斯泰在《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中所言:“这个故事里的英雄是我全心全意热爱的。我要把他的美尽量完善地表达出来,因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都是美的。这英雄不是别的,就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