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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元:我们应当让语言自然地演化

2017年12月08日07:41 来源:文汇报  黄春宇

“2017年上海人类学学会终身成就奖”得主、语言学家王士元

我们应当让语言自然地演化

王士元(左一)在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

王士元,著名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1933年生于上海。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开始研究语言学和人类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期间,创办《中国语言学报》,向国际语言学界展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

通过对汉语方言的计算机分析,王士元提出了“词汇扩散理论”。他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他特别强调探索过去有三个窗口,分别是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并积极实践跨学科研究。

王士元说过: “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犹如画在沙滩上的线条,随着每一次先进知识的波涛到来,这边界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完全消失。人类的知识,特别是研究语言的知识,应该是彼此相连的,并且最终是相互贯通的。”

2017年11月,上海人类学学会授予王士元年度“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在语言人类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颁奖礼后,王士元接受了本刊采访。

学问不只是一门语言,而是语言背后的东西

文汇报:首先祝贺您,被上海人类学学会授予象征人类学终身成就的“金琮奖”。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份荣誉?

王士元:评委会跟我说,要给我颁这个奖,当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我的这辈子还没有结束啊。这时我就想起美国诗人Robert Frost(罗伯特·弗罗斯特),他写过一首诗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雪夜林边小驻》),最后一句是“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树林静谧,深邃幽暗。心虽向往,可是我还得如约向前赶。安眠之前依然长路漫漫)”。诗人把树林比作死亡之后要去的地方,同样我也感觉到,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没有做完,怎么就判定是“终身成就”了。当然,我很感谢上海人类学学会,认可我已经做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今后还能做更有用和更重要的贡献。在颁奖礼上的演讲中,我最后提到了人口老化现象,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经济上、感情上,以及家庭与社会的各个层面。我想通过语言的角度来了解,当一个人逐渐老去的时候,他的认知是如何一步一步消失的?“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我还想多研究一些人的夕阳时期。

文汇报:人的老化与语言的退化,这确实值得我们关注,那么您的研究进展得顺利吗?

王士元:我们利用磁共振和电波曲线,对三类人进行比较,分别是老年人、中年人和大学生,看看都有什么变化。找到变化以后,跟认知、语言联系起来。如果我们了解了变化的原因,就能设计一些实验、软件或是电脑游戏,帮助老人进行自我训练。如果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第一步是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现在尚未找到问题的根源,还在做一些很基础的工作。我原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后来发现香港理工大学有个康复科学系,在这个领域的实力很强,所以搬了过去。现在注重老化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尤其是欧美国家,我想国内应该也有同行在从事这方面工作。一般的研究是在医学领域内开展,而我关注的是语言。

文汇报:转眼间,“词汇扩散理论”的问世已有近半个世纪。最早是1969年,您在美国《语言》杂志上发表“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竞争性演变是剩余的原因》)”,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王士元:最初我是和郑锦全、陈渊泉、谢信一等等一起讨论这些语言变化的问题,渐渐形成了词汇扩散的想法。这跟欧洲的新语法学派的主张正好相反。我的看法是语音变化本身往往是突变的,在整个语言的词汇里却是渐变的,是通过一个一个词实现的渐进式的改变。新语法学派的传统观点坚持语音是渐变的,词汇是突变的,是一下子改变的。那时人们更熟悉新语法学派的观点,所以我们提出的主张引起了不少争论。1981年的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 Labov)认为词汇扩散理论至少在辅音变化上是绝对可信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各自研究中找到了支撑这个理论的证据。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用这个理论来研究语言中别的系统的变迁,例如句法上的变迁。再往后,我们加深了对于语音变化的理解,“词汇扩散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也有了更广泛的认识。

文汇报:您提出的“词汇扩散理论”,在学界被公认为语言演化研究中最重要的创新理论,而您一开始学的却是电子工程。

王士元:我没想到会走这条路。在纽约时,我和几个朋友去中国餐馆吃饭。他们要我点菜,但是饭店里的老板和伙计都说台山话,不会普通话,所以我们没办法交流,最后还是用英文点了菜。朋友们觉得不可思议,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怎么会听不懂对方的话呢?当时我还没有很认真地研究语言学,对于这个问题仅仅停留在好奇层面。等到进入研究院,我的老师高登·皮特森(Gordon Peterson)是一个语音学的权威,他就告诉我们,音是怎么发出来的、什么语言里有什么音、哪些语音上的区别比较重要?就这样,我的博士论文转到了那个方向,以前学的电子工程也派上了用场,因为分析语音就是分析一种波形的现象。再往后,我又意识到,语言不只是语音,语言包括大量的词汇,不是把这些词随便放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句子。比如“今天我去”而不是“去我天今”。慢慢的,我的视野就打开了。念完博士,俄亥俄州立大学邀请我过去,让我帮他们创办一个语言学系。我说我可以来,但最好是两个系,一个语言学系,一个东亚语言系,我希望学习中文的人越多越好。现在是英语的世界,国际上的学术研究和交流都离不开英语,将来会说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达到一定的规模,中文也就变成一门国际通行的语言。

有些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轻松。我有教中文的想法,但是出国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那个暑假,我很辛苦,不停地死记硬背。卷舌音zh、ch、sh、r,我都不会,韵尾的n和ng是不同的,但对于安徽话和上海话(我生在上海,小时候在安徽长大)来说,没有区别。等到夏天过去,我终于可以说一口比较像样的普通话了。

在研究语言的同时,我开始关注汉语,包括语法、历史,等等。正因如此,我认识了很多老前辈,像赵元任、李方桂,他们都对我非常好。有一天,赵先生跟我说,“俄亥俄不够国际化,你到伯克利来吧”,于是我去了伯克利。赵先生在东亚系,我是语言学家,汉语是我的兴趣之一,所以选择了语言学系,一呆就是三十多年。

文汇报:很多年前,您就提到了西方学者习惯于以欧洲为中心(Eurocentric)的思考方式,这会导致学术上的偏见,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变?当代的中国学者又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尤其是身处英语占主导的世界?

王士元:过去这些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不够。一所大学要引进人才,怎么知道这个候选人的学问好不好?常见的做法是将citation index(引文索引)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这就需要英文的书写能力。如果一个人的学问很好,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考古或是哲学,但是拿不出citation index,那就要吃亏了。进了学校,从讲师、助教、副教授到教授,每一次升职,citation index同样不可缺少。内地的学校我不是太了解,我在香港的城市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都教过书,这个系统基本是那样子的。我从国外回来占了很多便宜,但是看到很多非常有学问的中国学者没能过这一关,不免替他们感到惋惜。我希望将来这两方面都可以改变:一是全世界更重视中文;一是学校的行政人员更新观念——学问不只是一门语言,而是语言背后的东西。

文汇报:在一篇文章读到,您的朋友认为“语言学家是踩在前人的脸上”,以此来说明语言学理论的不成熟。

王士元: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书时,有个数学系的朋友跑来调侃我:“我们学数学的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你们踩在前人的脸上。”语言学这个学科确实不够成熟,往往会出现一种现象,即谁会讲话、谁权力大、谁有魅力,就变得风靡一时,大家都跟着他走。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要遵循学术上的标准。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能不能拿出证据,证据是否充分,等等。语言学在慢慢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相比过去有了不少进步。这次到上海来,跟复旦大学的金力先生聊了聊,我就很高兴。他不是搞语言学的,但和我一样,认为跨学科非常重要,要了解人就要了解人的语言,也要了解人的基因,而基因研究是他的本行。语言、基因、历史、演化,都应该放在一起研究,尽可能地扩宽视野。在

这方面,复旦在国内处于领先,优秀的团队、先进的实验室,科研实力又这么强,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潜力。

了解语言的差异和共性,就不能只顾研究自己的语言

文汇报:语言学的一只脚是生理,另一只脚是社会,这是您的观点。复旦大学的体质人类学呼应了“生理”,而“社会”即文化人类学,您和这个领域的学者互动多吗?

王士元: 不算多,但我很早就喜欢做田野工作。我一直对于声调感兴趣,尤其汉语的声调是一种特色,这是欧美的语言所不具备的。加州离墨西哥很近,在伯克利教书时,有人告诉我,墨西哥有种语言也有声调,还很特别。不同于汉语固定的声调,他们有的音节若具备某个声调,就会让该音节后的下一个音节都要提高半音,我觉得这不是说话,而是唱歌了。我花了好几个星期跑到那个地方去研究语言,还录了音。这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我很重视中国少数民族的语音。在南开大学,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石锋,他很熟悉国内少数民族的情况。虽然当时我在伯克利工作,但一有机会就来内地,跟着石锋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研究。然而,每次都要飞越太平洋,这实在是太累了。1997年,香港回归,这让我非常兴奋,心想要不就搬到香港来吧。回来后,我继续跟着北大的、南开的团队去做田野工作。我很关注生理上的语言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我也希望知道,语言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一个人的精力无法把这些兼顾着做,但我一直在强调,做语言研究,这两方面都不能忽略。

文汇报:做了那么多次田野调查,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经历?

王士元:我有很多记忆,这时脑子里想到的是在云南的一次夜行。怒江和澜沧江中间隔了一座很高的山,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一定要翻越那座山。某日我们开车赶路,半夜两三点经过时,发现那条泥路上有几块大石头堵着,走不通了。有个同伴知道这是强盗故意设的圈套,待行人下车搬石头,他们就下山来抢东西。当时我们有两部车,车上的人加起来有十几个。那个勇敢的同伴就走到石头前,站在车的灯光下,大声喊道,“干嘛把石头放在这里?我们要把石头推开?”几分钟后,没有动静,我们就一起下车清理路障,然后继续赶路。类似的危险并不常见,但艰苦的条件是一种常态。做田野工作,并不是把车开到某个地方,住酒店,舒舒服服地做事,而是要学会睡露天,没有厕所,自己找地方解决。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历也蛮有趣的。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很难忘。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种语言叫东干语,很像中国话,不知道是什么来源。我很想去听听看,认识一下那里的人。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要去的话一定要有签证。申请签证时,问我去苏联干嘛,我一开始很天真,就把自己的想法照实说了出来。签证官听了一脸疑惑:“我们苏联只讲俄语。”被拒签后,我又尝试了几次,最后不得不自称游客,表示想去看看伟大的苏联。签证到手了,但是管得很严,一个导游一直跟着我,而且每天的行程都由他们决定。一路参观下来,终于到了东干语地区。一日,我发现远远走来一个人,长得很像汉人。我马上用俄语打招呼,问他是不是中国人。对方摇摇头,说自己是东干人。我跟他说,我对东干语非常感兴趣,他很客气,答应带我去他的村子。机会难得,我就跟导游摊了牌,无论如何不会再跟着走了。在那个村子,我住了好几天,还参加了一场当地人的婚礼。导游回去告状,说我不合作,但后来也没有追究我。

文汇报:您在演讲时把香港话作为一个例子,对于一个字,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发音出现了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短期内的语言变化?

王士元: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150年,很多内地人来香港,近些年又有菲律宾、印尼的人来打工。香港的语言越多、越杂,香港话就变得越快,和广州话也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变化是好是坏呢?香港有人站出来批评年轻人,说他们连自己的话都不会讲,舌头怎么那么懒?还把这种现象叫做“lazy tongue”。我觉得这样的言论不太公平,没人能够阻止语言的变化,我们应当让它自然地演化。

文汇报:是否存在一个理想的彼岸,不停演化的语言进入了成熟稳定的状态,于是不再发生任何变化?

王士元:我一开始教语言学时,经常给学生们提一个假设性问题。比如有500对夫妇,把他们丢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不让其他人登岛,没有别的语言干扰。100年后,这些夫妇的语言还是原来的样子吗?这个实验没有人做过,太不人道,但有些线索可以从生活经验中找到。在任何一个家庭,祖父、父亲与儿子三代的语言不会完全一样。欧洲有学者在上世纪初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他去了深山里的一个村子,把每个家庭的成员怎么说话都记录下来,一代一代分析,然后发现彼此都有差异。 有差异就意味着变化,我认为只要有人在说,语言就会一直演化下去。

文汇报:尤其是这些年,某种语言消失或是濒临消失的新闻总是会引起关注,作为语言学家,您是什么态度?任其自生自灭还是进行必要的抢救、保存?

王士元:我的态度是应当想办法让濒危语言保存下来,但不是采取强制措施。对于父母们来说,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孩子掌握一门主流语言,更利于未来的教育和职业的发展,这种优势是本族语言无法替代的。但我们可以呼吁当地的政府、学校、教育部门、无线电台,鼓励他们多推出一些由本族语言制作的节目或者文化产品,给族人们尤其是孩子提供自然接触和自愿学习的机会。

文汇报:语言研究一般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您比较侧重于哪一种?

王士元:我现在关注老化问题,属于微观。当然我觉得这三个方面要兼顾,从微观的变化到中观的差异,再从中观的差异,一步一步进行推论,是否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知道原始语言是什么样子。目前来说,我们距离那一步还差得很远。

选择微观、中观还是宏观开展研究,这跟研究者的爱好有关。有一种人从小就喜欢养猫、养狗、养兔子,自然会对人的认知和动物的认知产生兴趣——两者为什么会有差异,有什么样的差异?语言是建立在认知上的,这些动物在认知上究竟缺了什么所以没有语言?另外一种人的爱好是翻书,为什么杜甫的诗里有这种词?为什么他的句法和我们现在不一样?为什么那个时候讲求押韵?几百年、几千年的变化是看得到的,我们知道如何去解释。还有一种人非常喜欢小孩,新生儿出来后一句话都不会说,躺在那里牙牙学语。他们发出的声音和将来说话有没有关系?这样的声音是否是说话的基础?如果是,最先学会的是什么词?在所有的语言里,小孩最先学的词是否都差不多,像是“爸爸”和“妈妈”?传统的研究是分析人的语言习得,我在另一头,研究语言和认知是如何消失的。

文汇报:您一直在研究中国语言学,那么对于中国传统的语言学,您是否熟悉?

王士元:这方面我知道的太少了,但是非常有兴趣。我念研究院的时候,经常钻在图书馆里,偶然间看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写的一本关于《诗经》的书。三千年前的《诗经》到底讲些什么,那时的社会与现在又有什么不同?我渐渐上了瘾,看不懂就请教别人,翻翻参考书。几年前,我写了本小书,Love and War in Ancient China——Voices from the Shijing(《古代中国的爱与战:来自诗经的声音》),因为是自己的爱好,就很想写出来。文字、音韵、训诂是中国人的传统学问,不应该丢掉,中国语言学比较吃亏的一点是,我们的眼里只有汉语。几千年来,出现了很多很多种的语言,有些跟汉语很近,有些很远。如果我们要了解语言的差异和共性,就不能只顾研究自己的语言。

文汇报:在香港,各种语言交汇,语言学研究开展得怎样?

王士元:目前只有两个语言学系,一个在香港中文大学,一个在香港大学。在别的学校,语言学是跟现代语言、中文合在一起办学,比如香港理工大学叫中文及双语学系。在我看来,语言学在香港并不特别突出,但因为有很多国际的接触,它的发展机会比内地多一些。但香港毕竟是个小地方,很早有了国际影响,在某些方面领先一点,将来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是内地唱主角,这也是我的一个希望。内地的人力资源那么强,有成千上万的聪明年轻人。如果我们回顾语言学近几百年的历史,就会发现19世纪的主要阵地在欧洲,20世纪转到美国,那么进入21世纪,发展最好的或许就是中国。

文汇报:谈谈您创办的《中国语言学报》吧。

王士元:这是一份以中国语言学为研究对象的刊物。当时我在伯克利,琢磨着应该有这样一份学报,就去找了院长。他给了我几千美金,算是办报的经费。从1973年创立开始,很多权威的语言学家为学报工作过,担任编辑、副主编,比如李方桂先生,但他们都是无偿劳动,没有报酬。后来学报从伯克利搬到香港,打包、托运了几十个箱子,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位专职员工负责,只有她是拿薪水的。起步早,又站得高,《中国语言学报》一直受到同行的认可,影响很大。

文汇报:在伯克利时,您和赵元任、李方桂两位先生的交往多吗?

王士元:我到伯克利后,经常会见到赵先生,去他家里吃饭。他们家住在山上,好几层的那种楼。有一次,我要用洗手间,但是找不到开关。在摸黑的时候听到角落里似乎有动静,开灯后一看,原来是两条大鱼在浴缸里游得正欢。赵太太很会做饭,家里来客人了,她就去洗手间抓鱼,这是很有趣的事。

我和赵先生经常在一起谈语言学,让我佩服的一点是他注重跨学科,对逻辑、物理都下过工夫,写过一本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语言跟符号系统》),写得蛮好的。后来退休了,他和赵太太需要有人照顾,我的学生廖秋忠就在赵家住了几年。伯克利过了桥就是旧金山,那里有很多好吃的中国馆子,每过几个礼拜,我就会开车带赵先生赵太太去下馆子。至于李方桂先生,我们见过几次面,但不是很熟悉。有人说,赵先生是“汉语研究之父”,李先生是“非汉语研究之父”,我觉得这两位都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人物。

1979年,王士元(前排中间)应邀在北大讲授实验语音学,带来当时最前沿的学术知识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