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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文人与文人画崛起的时代,以及社会图景的演变

2017年12月07日14:36 来源:澎湃新闻 (美)卜寿珊/文;皮佳佳/译

当我们面对宋元时期的绘画真迹时,不由心生困惑:为什么当时中国顶尖的画家专爱山水,而不热衷于肖像、静物和神话?为什么这些作品看上去很相似,但在自然界中却并不存在?美国艺术史家卜寿珊(Susan Bush)最初钻研宋代绘画,也是从这些疑问开始的。早在文人的水墨山水画统治画坛之前,人物侍女、花草翎毛、工笔青绿等等曾经各擅胜场。但从宋代开始,一切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肇始于苏轼、文同等士人的文化运动,使得身份尤其是与身份匹配的文化品格,成了决定画作高低的关键因素,并影响了此后五六百年的中国画史。本书的作者卜寿珊没有被汗牛充栋的明清画论带入泥潭,而是沿袭社会史和文化史,试图缕清文人画的历史发展脉络。“澎湃新闻·古代艺术”节选《心画》,这本海外美术史著作呈现了中国文人画产生和发展,以及社会历史图景和文人画理论的演变。

《心画》书封

文人与文人画的共同崛起

众所周知,文人作画始于汉代,到了唐代,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家跻身仕途,所以张彦远说只有贤人高士才能成为优秀画家。一些为后世文人艺术家采纳的题材也产生于这一时期,比如关于田园的诗意表达,像王维(699—759)的《辋川图》,还有张璪的水墨树石。唐代官员和画工在题材风格方面还没有明显分化。文人艺术理论出现于宋代,它反映出向一种新的绘画形式的转化,但还没有从风格上进行定义。文人画家此刻意识到了他们作为精英群体应起的作用,他们倡导的艺术与诗歌和书法紧密相关。他们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具有共同艺术目标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处理的是不同的题材,以不同的风格作画,其中某些风格直接源于早期的传统。当然,他们的作品被后世的文人画家奉为圭臬,最终一些特殊的绘画类型被视为文人题材。然而,在山水画领域,这一观点到明代才确定下来。那时,文人们追忆元代大师的成就,开始用风格术语来定义文人画。因而我们关注到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它首先在某一社会阶层里进行实践,继而缓慢进化为一种风格传统。既然艺术家的地位很早就是重要的事情,文人绘画的概念为何不早不晚恰恰出现在宋代呢?

王维《辋川图》(后世摹本)

在中国,一个有抱负的人想要成就功名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出仕做官,随之而来的就是特权和威望。封建世袭贵族在唐代仍强而有力,官员一般都出自名门望族。直到宋代,士人阶层才第一次获得社会权力,他们可以单凭功绩得到高位。这个时代,科举定期举行,有才干的人常以此获得官爵。宋初重臣如赵普(916—992)、吕蒙正(卒于1011)均出身布衣,11世纪文坛泰斗欧阳修(1007—1072)起于寒门。此时的高官往往是著名学者、作家、诗人,一种道德严肃性弥散到所有文化形式之中。宋代的士大夫形成了功勋卓著的显贵集团,它和唐代的世袭贵族统治大相径庭。正是这些文人确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基调,创造了新的散文、诗歌、书法风格。在这种氛围下,苏轼开始思考一种特殊类型的绘画——文人画,这并不足为奇。

宋 苏轼 潇湘竹石图(局部)

11世纪晚期,一群著名的士大夫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是这一时期的诗坛领袖。他们俩也是北宋著名书法家,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只有米芾(1052—1105)和稍早时期的蔡襄(1012—1067)。这个以苏轼为中心的群体还包括三位著名画家,分别为文同(1019—1079)、李公麟(1049—1105)和驸马王诜(生卒年不详)。苏轼在这群人中最为重要,因为他身居高位,而且是保守派领袖之一,反对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的政策。苏轼天赋异禀,喜好结交朋友,他的人格也深远影响着他的朋友们,在热衷绘画创作和评论的文人中,他是核心人物。 当他因为持保守政见遭贬时,他在逆境中的态度使他成为后人的榜样。就绘画而论,文同、李公麟和米芾的艺术也许比苏轼更胜一筹,然而正是苏轼的声望,使得其他文人迅速接受了文人艺术。纵观北宋时期,绘画一直是整个文人文化的一部分,不能与诗歌和书法分开。

李公麟《五马图》(局部)

中国画到底像不像

我们还应当注意苏轼关于绘画的其他两个方面的论述。一个是对于形似的态度;另一个是绘画技巧。关于形式的论述是他最有名的一联诗,这在前文中已经引用过: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因为苏轼强调艺术的表现功能,这些线索确实为后来文人画的发展指明了道路。然而,苏轼在这里主要着眼于创作的过程,而不是作品。只有到了后来的董其昌,才把这联诗用于风格的表述,根据董其昌的观点,自然审美的效果不同于艺术。从元代开始,山水画并不是希图取得自然效果。到了明代,绘画明显成为了一种风格模式,而不是寻求再现。但苏轼并不完全否认艺术的再现方面。对他来说,一幅画仍然是自然世界的有效影像。

苏轼画像

他的其他作品提示了这个观点,比如在他儿子苏过(1072—1123)的竹石图上,他题诗:

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

“写真”和“传神”都出现在诗里,这些是用于人物画的术语:苏轼还在一篇文章里特别提到了“传神”。文同,字与可,是以画竹而闻名的文人画家。苏过的绘画是他父亲苏东坡传授的。苏轼认为他们抓住了事物的形似,自然应该受到称赞。

君子应当知晓世间各方面的学问,才能够摹写这个世界。这里的艺术问题仅仅为了说明这一点。苏轼确实认为一个画家应该熟悉自然。

苏轼《古木怪石图》

关于绘画技巧,或者说具体的创作过程,苏轼看来也比较赞同快速的、无意识的行为,比如,依照孙知微的样子,他描写下一位给皇帝画肖像的画家:

梦中神授心有得,觉来信手笔已忘。

这个术语“神授”,即“放任自己的手”,指出绘画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艺术家能够忘记手中毛笔,因为他已经成为笔的一部分。……

苏轼文中的“道”是能致而不能求的,通过全身心投入,就能自己找到正确的途径。对苏轼也是如此,通过熟练掌握一门技巧,艺术就变成了第二天性。当苏轼在一般层面上讨论“道”的时候,他的观点可与苏辙或黄庭坚进行比较。当然,苏轼在这里区分了“技”和“道”,特别适用于他所经验的绘画实践。

苏轼天生地没有神秘主义倾向,对他来说,“道”可以简单理解为正确靠近生活与艺术。

《赵氏三世人马图》(局部)

在绘画形式中,“理”是一种让人信服的正确观念。如果掌握这个理,艺术家的创作就能得心应手,并符合人们的期望。每一种事物都有一个“理”——事物应有之道。因此,当文同被认为掌握了竹石枯木的“理”时,这意味着他能够在所有方面令人信服地呈现这些事物。最终,文同所得之“理”将他与竹子融贯为一,就创造出了优秀之作。理论上说,第一阶段的智力要求更高(掌握事物之理),但理与物合就说明,画家必须深入了解外在自然,不管这种了解是理性思考式的,还是神秘移情式的。对艺术家来说,这两方面的卓越素质都是必需的。只有像文同这样的高人逸士才能将天性融贯到竹中,受到启发,寻找到事物本来之理。最后,作为儒家的苏轼还重点关注了艺术家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