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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马克思《资本论》一百五十年，列斐伏尔《接近城市的权利》（Le Droit a la Ville）发表五十周年。Verso出版社推出纪念文集，汇聚当代城市权利争辩重要学者，讨论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城市为谁而建？

列斐伏尔《接近城市的权利》出版五十周年，他认为城市生活要求更多的参与和民主之“渴望和要求”是所以值得庆祝和纪念的原因。在马克思《资本论》发表的一百年后，1967年，他自认“随意”的出版了《接近城市的权利》，将接近城市的权利视为人民企图形塑自身认同的表现。他坚持参与使得都市生活成为戏，参与也使主动有潜能的市民能演戏。缺乏参与意味着城市死亡。

列斐伏尔生于1901年，永远的民主派。在1930年代与超现实主义者共饮，与1940年代反抗运动并肩，1950年代在巴黎当计程车师傅，1960年代在多个大学教授哲学与社会学，与情境主义和Guy Debord成为同志。他是1968年学生运动教父之一。写过六十多本书，引介黑格尔和马克思进入法国，写过无数有关都市论，日常生活，文学和空间的文章。迟至1966年他六十五岁高龄时才获得学院稳定教职，1973年为了他的全球之旅而“退休”，他为了理解亚洲，拉丁美洲，洛杉矶的城市未来而写作与演讲，城市总令他痴迷和震惊。

列斐伏尔是边缘人，他的接近城市的权利来自边缘的观点，目标在使得局外人成为局内人。

接近城市的权利有种模糊的人权概念，但有其具体内容。它要求人民有住进城市，在城市活着，与快乐活着的权利。有住的起房子，孩童能够有适合的教育，能享受公共设施，有靠谱的大众运输。你的都市视域可宽可窄，与邻居街道附近大楼结成同盟，或者超越他们。作为整体的都市是你的，你可随意进出，探索，拥有，觉得自己就是主人般的按你所想。因此，参与不是将所有事情都政治化，你敲敲邻居门，去聚会，同样是你在都市中的归属，有着自己的幸福感。它意味着你有某种集体感，共享的目标，而非外于都市事务。

1960年代，列斐伏尔将接近城市的权利连结上“中心性的权利”，那时，他意思是地理学上的去占据都市中心，因为市中心的房价居民无法负担，晋绅化，成为游客的景观（如巴黎）。在美国则相反，市中心被弃置。富有白人急着逃离市中心，住到布尔乔亚的郊区去。城中心剩下褴褛碎片，无能移动者的居所。接近中心的权利要到90年代内城复苏运动后，开始驱赶穷人才开始有意义。

今天，我们要创造性的重构“都市中心性”，它是存在和政治的权利而非地理意义上的了。它表现一种欲望，人是自己生活的中心，发展的中心。可以简单到让邻里成为可居的邻里，如果位于边缘的邻里，那么接近中心性权利就是使得边缘成为存在的中心。

很大程度来说，世界绝大多数都市人口的未来是超越中心性概念的。随着都市蔓延而无中心，至少难以清楚定义有其地理上的中心。接近城市的权利就是你可以留下的权利，选择哪住的权利，能够负担你选择哪住的权利，使得那里成为你自己的。也是你接近中心的权利，任何地方你想存在，或你称呼为家的地方，当外在世界背叛你，你愿为之抗争的精神慰籍根源。

1980年代，列斐伏尔坚信专业体制是参与的都市生活真正的敌人。他说，一个新的国家模式正在建立，市政法令很快就会被纳进其中。他无法想像，在他1991年过世的后二十年间，他的猜想变得更真实更广泛。而且他的先见之明：专业的“民主”已经再生产了自己的管理与统治传统。毫不夸张的说，形式的市民权随着实行这些权利越来越缩减。列斐伏尔说，市民权和归属管需要崭新的视野， 1989年，一篇发表于《法国事业外交论衡》的文章《当城市在全球变形中迷失》（“Quand la ville se perd dans une métamorphose planétaire”），他宣称，“接近城市的权利意味着要有一个市民权的革命性观念”。

都市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革命的”的过程。当今城市，各种统治阶级扮演着治理的“革命性”角色。他们领头驱动殖民和土地商品化的整体生产力。更甚，将民众与自然价值化，好像疯狂钻井，从自然大地淘出利润，对待人类本性亦然，从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从全面的公共领域中，淘出价值。

列斐伏尔没想过都市化遍及各地，砖，机车，车道，高速高路占据世界。当他说“星球都市化”时，他并没有想到绿色将全转为灰色。相反的，正如他纪念马克思的《资本论》所暗示的那样，他警告我们，战后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结束了，未来将不仅仅透过工业生产和农义生产模式累积，更多是透过空间生产本身。

系统将星球地理变成商品。纯粹的金融资产，利用和滥用人与地方来累积资本，卷动所有人进入它的机制。都市社会被降维成可压裂（译注：通过向地下页岩油气层挤注水和沙子，使页岩破碎释放天然气和石油）的空间单元之进步生产。

列斐伏尔对星球都市化最明确的观点来自《法国事业外交论衡》的文章，死前两年前所写。他说“都市的星球化”的威胁在即。很明显的，他不是指都市将蔓延整个星球，而是都市像漩涡一样吞噬地球所提供的一切，土地与财富，资本和权力，文化和人民。

都市机器的剧烈动能使一切不稳定。一种能量和总体化力量，过程会产生列斐伏尔所谓的“残余”（residue）。

列斐伏尔观察到任何大系统都会留下嚼碎残渣。任何总体都会留下剩余。这连结到《元哲学》（metaphilosophy）的概念，这是他研究传统哲学，在《接近城市的权力》几前年写的书。

在《元哲学》一书，列斐伏尔认为总体化（totalization）就跟全球资本主义一样，总显露其裂缝，在结构与去结构中有内在冲突。总体化不是整体，有秘密和要排除它的他者-“残留元素”。总有人们是无法融入，不想融入，不允许融入全体的，他们是公制计算之外的，他们是哲学的反概念，剩余的确定。

残余是人们在心中感觉到的边缘感，即便有时他们身在核心。……它来自传统城市与非传统乡下的集合之处。我称之为“全球特区”（global banlieue），是字面意义也是隐喻的，具体而有潜力的地方，是仍未清晰可见但为政治交遇的地方。

它就像希腊人民面临三巨头（欧洲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组织）撙节政策冲击的感觉一样。法国郊区流离失所的阿拉伯和非洲人，底特律人民欠“危机管理者”债务。巴勒斯坦人民向以色列坦克丢石头。住在叙利亚北方的罗贾瓦库德族。伫立西班牙街头的愤怒者运动者。“六月六日”巴西抗议公共交通收费涨价的游行。伊斯坦堡盖其公园（Gezi park）的占领者。名单还可以继续下去。

《元哲学》的精神延续到了《接近城市的权利》。列斐伏尔觉得政治最急迫的是重新构造一种“市民权的革命观念”。的确，这就是他长久以来接近城市的权力所说的意思。这是他工作假设在五十年后留给我们的遗产。

市民权超越了护照和任何官方文件证明，它不是由资产阶级国家法律所表现的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革命的市民权必须经过斗争，去赢得，和创造一种新的，而非橡皮图章的权利，否则它就不是什么权利。我们所说的是没有国旗，国家和边界的市民权。现下这种时刻，我只能说这是幽灵般的“影子市民权”。

今天，影子市民权盘据在它的他者（影子统治阶层）上空，影子统治阶级操着看不见的线控制了专业民主。影子护照是世界上所有被剥夺市民权的人们潜在可能的承载物。

影子市民是新常态，是全球新的出厂设定。由是，残余不再是城市的排泄物而是城市本身的实体。人们被迫从界线中出走，因而界线的视域被拓展了，甚至创造了给市民权概念，给了一个新的还没有主权的市民权更大的社会空间。这就是星球都市化，也应该是它的意义。

透过星球都市化的视角看世界，有着特定的进步优势。尤其，强调共性（commonality）而非差异。在互酬分享的星球上，住着不同人，讲着不同话，彼此不认识，其实比他们想得更具有共同性。

分享经验，是彼此不满，失望，受苦或者希望的共同增长。这种亲近性很少人承认。接近城市的权利应该帮助我们去辨识此种亲近的可认性，它是如何被颠倒星球的力量，将工作和所有人丢进粪坑的那种力量，给中介和破坏的。接近城市的权利应该帮助我们去形成一个新的组织，新的机构去跨越国族国家的鸿沟。我们如何去发明一种新的，更好客的市民权形式，去滋养认同感而不破坏他者本身的认同？人民如何透过都市社会的连结去表达和成为他自己？

我们重新想像一个真实的都市的再-选举权（re-enfranchisement）？让城市成为一个民主的地方来保卫那些受压迫和不满的，提供我们之中的陌生人和移民者的庇护所？我们能够界定一个新型的世界之都，超越国族国家的都市共同体？

也许我们现在需要的，让我们的民主多点温柔，成为一种新的市民广场（agora），一个影子市民广场，让幽灵公众可能长成真的市民的地方，一个革命的市民。如同古代的广场可以是悲剧的舞台，让影子市民可以宣泄演出。一个影子市民可以参与史诗剧的广场，去辩论与争辩，分析和纠正他们民主不足的广场。

列斐伏尔伟大的视野，作为鬼魅如梦的新城市型态的思考为人众知，接近城市和属于城市的权利，一个属于民主都市网络的意志，同盟者联手的共同体质问国族国家角色和政治本质。什么是都市的市民？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城市居民？面对未来的挑战，进步抗争的启发性答案早已占据心中。

本文翻译自Verso出版的纪念文集的第一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