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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小说集《循着火光而来》，展现了一个更为全面、成熟的作家张悦然。

去年面世的长篇小说《茧》，是张悦然暌违七年、蓄势爆发的一次华丽蜕变。作家的目光回望父辈历史，打破了不少人对她作品风格的固有认知。现在这一部小说集，更清晰地显露出张悦然的成长轨迹。从早期自由的想象，到今天日渐频密的现实关怀，已在高校授课五年的张悦然，步履更加沉稳，作品面向更加丰富。几天前，张悦然看到《十三邀》预告片，诗人西川说自己已无法回到纯粹的抒情状态，不可避免地要在诗歌中掺杂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张悦然深为赞同，“怎么变过来的不知道，但恐怕是回不去了”。

小说《家》的现实背景是汶川大地震。彼时的张悦然，曾以志愿者身份前往灾区。十年过去，回想当时的自己，“也没帮上什么忙，感觉挺蠢的。”面对社会公共事务，现在她更愿意退后一步观察与思考。对现实的关注，换了一种形式，渗入《循着火光而来》的细节。

这部小说集，原本考虑叫《沼泽与烟火》，表现9个故事的两个方向。《大乔小乔》《动物形状的烟火》属于“沼泽性”的小说。《怪阿姨》则属幻想那一类，如烟火般飞扬、空泛。虽然肉身日渐沉重，张悦然依然还愿意尝试自由的方向，哪怕只能“飞离地面三秒”。

写作二十余年，少年成名如同甜蜜的负担，让张悦然早早站在舞台中央，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长久遭受误解。今天有些人提到她的作品，还是会联系到“青春文学”。对自己二十岁前后的作品，张悦然并不回避，“我也挺感恩那些作品，可能有幼稚、矫情、自恋、自怜，但那里面真的还有一种完全自我的抒情式表达，它不是青春文学的一种形态，它是我个人性格的一个面向。它标记了我文学道路的起点。”

湖泊与小岛的隐喻

问：《湖》写到了中国作家在国外的情节，从你这么多年的中外交流来看，比较重要的体会是什么？

张悦然：能不能真的和国外作家产生交流，这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坦白说，我觉得参加了那么多交流活动，有时候也确实没什么真正的碰撞，形成对话。两方面可能都有问题，双方都不了解彼此，也没有耐心去做准备，所以缺乏对话的基础。有些国外作家对中国作家整个群体都不了解，坐飞机那么远来，只是想问一下中国作家：你们能够说实话吗，你们是不是无法真诚地表达想写的东西呢？我觉得真的没必要。文学的交流，应该在更深的层面发生。

问：评论家霍艳有篇文章，提到你小说里有丰富的意象。你在写《湖》这个小说的时候，像湖面、小岛这些给人印象深刻的意象，有怎样的隐喻在里头？

张悦然：其实坦白说，用纽约做小说发生的地点，写一个在纽约过着平常生活的女孩，对我来说不是特别容易。毕竟我从来没有在那里生活过。游客的身份看到的都是浮光掠影，缺乏日常生活的细节。好在除了游历的见闻之外，还有从阅读里获得的经验。湖的意象，来自《麦田守望者》。在小说里霍尔顿一直追问，冬天到了，湖面结冰的时候，那些鸭子去了哪里呢？它们微不足道，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也没有人察觉。霍尔顿觉得自己也是如此，他非常害怕自己消失，对自己存在的意义感到怀疑。程琤（《湖》主人公）这个人也是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的。她到了异乡，变成了一个失重状态里的人，生活没有目标，也缺乏欲望。湖的对岸，那个遥远而未知的地方，在小说最后成为她找到的方向。

其实很奇怪，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另外那个女孩特别重要，写着写着忽然之间就冒出来了，然后变得特别重要。我意识到我的主人公需要一个精神上的引导者，把她摆渡到对岸。有时候是这样，开始写一个小说的时候，那个人物想要什么你也说不清楚。你可能知道他的状态，把他的状态写出来了，但他到底想要什么？他到底缺什么？可能开始并不是特别明确，但是随着小说的发展，你忽然发现他好像特别奋不顾身地朝着一个地方扑过去了，你就明白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

女性角色与男性角色

问：新书发布会的时候，苏童和杨庆祥也都提到你小说里的“双生花”。这本书里确实有好几篇，都写了两个女孩。

张悦然：对，一个女孩从幕后拽出了另一个女孩，手拉着手，她说我想让她跟我一块儿跳舞。好吧，那就一起跳吧。于是，舞台上变成了她们两个人。

问：女性之间那种亲密而又复杂的关系，你是怎样把握的？

张悦然：有时候，女性很难准确地认识自己。她们和身边的女性互为镜子，通过对方才能看到自己。当然，她们也是彼此最幽微细小的情绪的感受者。就好像是一种隐秘的电波，只有很少的人才能接收到。这里面有慷慨的依恋，也有汹涌的恶意，还有更多无法定义、难以命名的情感。我对无法定义、难以命名的情感充满兴趣。发现和展示它们，在写作中带给我极大的热情。当然，每个作家都受制于他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现在回头去看，我觉得《大乔小乔》对于女性之间情感的发掘和展示还不够。如果门罗去写这样的姐妹关系，她会怎么写？肯定会有更深邃、更细微的发现。

问：我也看到有人说，张悦然写女性非常细腻，但是写男性把握就不是很好，我不知道你对这种观点是怎么看的？

张悦然：在写《茧》之前，我好像还完全没办法想象用一个男性角色去进入小说。但是在《茧》之后，这个对我不再是很大的困难。《动物形状的烟火》，也是从男性视角去写的。我觉得我对展示男性的失意和挫败，显然比展示他们的成功和得意更在行。其实写男性还是女性，并不是重点，我觉得主要是我自己身上有种偏执的东西，当它显露出来的时候，会影响人物的复杂性。也许有人会把那种特性视作“青春文学”的痕迹，但我觉得不是，它就是我自己性格的一个面向。它毫无觉知地充分显现在我早期的作品里，随着年龄增长，随着对事物的看法更复杂，它越来越少了。

问：你说性格里的偏执部分是哪些？

张悦然：比如我会把《茧》里面的程恭，塑造成现在那个样子。他身上邪恶和黑暗的东西，都以一种偏执的方式来呈现。但其实这种恶里，也许有更丰富的东西，有隐藏的善，还有难以定义善和恶的部分，把它们都写出来才更困难。所以在现在的小说里，我希望能多藏几个褶皱，把它打开，里面有更丰富的东西。比如在《大乔小乔》的结尾，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邻居，他和女主人公小乔鸡同鸭讲地聊天，完全无法了解彼此。他看起来傻乎乎的，似乎也缺少了解她的能力，更谈不上是一种拯救。可是生活还在继续，还在往前走，不是吗？他们总会出现，这种出现也许只是流露出微茫的一丝希望，但还是会被牢牢抓住。至于以后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小说的功能不是为了直面社会问题

问：在这本书的几篇小说里，都有很明显的社会现实背景，这已经成为你近年小说的一个特点。

张悦然：我那天看了一点《十三邀》许知远采访西川的预告。我觉得西川有句话挺对的，他说现在想要写成像徐志摩、戴望舒那样的诗，已经不可能了。他没有办法使自己再回到一种纯粹的抒情状态里去了，不可避免地要在诗歌里掺杂对这个社会和现实的很多思考。这种“回不去”的概念，我是蛮赞同的。怎么变过来的不太清楚，但是肯定是回不去了。早期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也有过一个纯粹抒情的时期，那时候我和这个世界是一种隔绝的状态。但是后来，好像现实“哗”一下就涌进来了，就像一种气体，充斥和填满了每个角落，你再也不能把它隔绝和屏蔽掉了。从这个角度说，我也挺感恩二十出头时候留下的那些作品，可能有幼稚、矫情、自恋、自怜的东西，但是那些作品是完全自我抒情式的表达，它标记了我文学道路的起点。

问：如何看待新闻纪实、非虚构作品与小说，在对待社会问题时的不同？

张悦然：我们写小说不是为了去直面社会问题。在很多新闻和非虚构里，社会问题可以探讨得比小说更深入。那不是小说承载的功能。小说更应该关注的是人心，在一些社会问题、历史背景下，人的选择，人心的变化。我们看到的是具有主动性的个体，而不是把人当木偶，让它被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摆布，帮我们演出一幕因果早已预设的戏。

比如说《动物形状的烟火》，我最开始写这个小说，是因为一个画家跟我讲，他画的一幅有钱人孩子的画像后来被拍卖了。他特别想不通，这幅画画的是你的孩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商品了，怎么能随便卖掉呢？我当时觉得，这特别能反映艺术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他们哪怕跻身上流社会，活在资本当中，过上了奢华的生活，自身的价值依然不被理解，没有获得真正的尊重。在那个小说里，我写出了这层意思，小说并不旨在抨击这种状况，扣问艺术家为何没有得到尊重。所以它主要的落点，还是在于一个个体的困境，这个困境和前面所说的艺术家的普遍困境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的性格、选择、思维方式。在《大乔小乔》里，社会问题也只是作为背景存在。那些不幸的事，就像某种干扰性的声波，一种杂音，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是并没有大到影响和决定我们每个选择的地步。我们有一些自由掌握在手里，我们如何支配它们，如何能够摆脱杂音的干扰，获得更大的自由，这是小说要去探讨的。

问：像刚才说的，你不少作品里都有了现实的社会背景，《家》里提到了汶川地震。你那年去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体验？现在回头看会怎么想？

张悦然：也没帮上什么忙，感觉自己挺蠢的。现在想想，那么多志愿者涌过去，对有些人来说，与其说是去救人，不如说是为了救自己。好像必须接近那些重要的事，接近那些重大的意义，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对我来说，那次经历确实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之前自己完全在一种文学生活里，从二十出头开始写作，就一直待在里面看书写作，那个环境对自己形成保护，也造成隔绝，和现实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那次经历使我忽然走到了更大的世界里，一些隔绝的东西被打破了。

关于“丧”

问：最近你参加了青年作家、导演胡迁的一个追思活动。接触过他的一些人说他平时就是有些“丧”的，最后选择了离开。你的《浒苔》也写到了人面对死亡的心理活动，你是如何处理这种带有终极意义的瞬间？

张悦然：在《浒苔》里，我试着表达了一些自己对“自杀”的看法：“死”不是一种对“生”的放弃，因为在那个时刻，“生”已经不再被视作一种有意义的坚持和努力。“死”也不是因为绝望和幻灭，它很可能是因为听到了一种有力的，充满诱惑的召唤。推开那扇门也许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许只用了很轻的力道。它是一种选择，但很可能也是一种需要。它与现实遭遇有关，但也一定有无法解释、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东西。我们应该敬畏死亡里包含的未知和神秘的因素，也应该给予做这样选择的人最大的理解和尊重。

问：我看有的读者也说你的有些作品也有点“丧”。

张悦然：我可能有比较消极、黑暗的一面。但很奇怪的是，我的小说里面人物都有非常强的欲望，虽然他们是一些很绝望的人，但他们还想要一些东西，也许最后也要不到，可是他们还在要，那也许是一种不竭的生命力。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他们又是积极的。

写作救过我两次

问：就像书里面直接有一句话，“你身上有股劲，想从人堆里跳出来”。这种“劲”是什么？

张悦然：我常常把人物放在一些不适合他们生存的环境里面，让他们产生一场自救。比如说《大乔小乔》里的妹妹，进入了富有的男友的生活，需要在那里生存下来。她需要学习很多东西，需要作出很多努力。类似的经验我有过两次。一次是十岁时候转学，到了新学校，学习跟不上，成绩变得很差，也没有其他的特长，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展开自救。我后来找到了一种凭借，就是作文写得不错，于是指望每个星期作文课老师能读我的作文，这样就能获得同学们的认可。再一次就是去新加坡读书，十八九岁的时候。那次的困难比较大，因为生活环境的不适应程度比小时候还要严重，所以很长时间无法适应。没想到这一次找到的凭借还是写作。我通过写作，让自己在那里安顿下来。所以写作救过我两次。或者说，当我找不到自己价值的时候，最后都是写作带来了信心，帮我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人进入一个不舒适的环境，如何安顿自己，如何寻回失去的自我的意义，是我在写作中一直会关心的话题。

问：最近“油腻男子”引发的中年危机话题很热。我想问的是，对于一个写作进入到成熟阶段的作家，会有焦虑吗？

张悦然：我觉得焦虑真的是在于，你对自己现在写作的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就是无能为力。现在这个年龄，是精力和经验比较平衡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创作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会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希望自己可以完成认识的提升，写作上的改变。但认识的提升，写作的改变都是相当缓慢的事，所以会产生焦虑。我一直不觉得焦虑是贬义词，因为它表达了创作者对自己的不满，表达了他在环境里的不安，表达了他过得不舒服。我觉得这是创作所需要的，一个艺术家如果内心平静，活得特别舒服，反倒是可疑的。一直以来，我们都太害怕表达自己的焦虑了，好像那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可是事实上，焦虑是特别正常的创作状态，它反倒让我感到心安。如果有一天我不再为写作而焦虑，那么我恐怕也会为自己的不焦虑而感到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