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樱桃青衣’是听心里的时间说话，蕉叶覆鹿是创造的本质。因为它确确实实生产了快乐，也确确实实是一场短梦”。这是上海青年作家张怡微在她的新作《樱桃青衣》后记中的一句。

张怡微是80后作家群中的一个。少年时执笔写作，从“新概念作文”和《萌芽》中趟过来，后来走的是一条很稳的路：考入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去台湾读博士，做明代小说研究，如今又回到上海，做复旦中文系写作专业教师。出了参差不齐的十几本书，得了两岸三地七七八八的好几个文学奖。说是厚积薄发也好，天道酬勤也好，“屈脚蹲伏、弯腰缩臂”的耕耘，在这些年迎来了颇为丰硕的收获，尤其今年初一部描写离异家庭独生子女的长篇小说《细民盛宴》，以其对“这一代”年轻人特殊经验的介入式书写和百转千回蜿蜒曲折的心理刻画，令人印象深刻；年中时，又有了《樱桃青衣》。

《樱桃青衣》是“历时五年‘家族试验’写作计划的收官之作”。原来有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张怡微曾在很多地方解释过这场“试验”，她尝试以此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却生活在一起的人”。《细民盛宴》写的是支离破碎的原生家庭，少女袁佳乔的父母离婚后又各自再婚，于是许多原本毫无干系的陌生人闯入她的生活，成为“亲人”，并在一次次兼容温情与虚与委蛇的“细民盛宴”中，将日子延续下去。小说集《樱桃青衣》亦是如此，有结婚，有离婚，有再婚，有失独，有过继……对这样一群人和重组家庭的关注，或许与张怡微自己的家庭成长经历有一定关系，但她写一代独生子女的经验，却并不是站在一个经验重述者的角度，而是站在了一个完全的虚构小说家的角度——生活原本的面貌就是这样无序，这样充满不可预知和掌控的偶然性，由此生发的故事虽是一样的平凡琐碎不足道，却毕竟朝各个方向生出不一样的枝杈来。

张怡微在台湾研究了很久的“三言二拍”和《西游记》。笔下的故事，不难看出明清“世情小说”的影子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将市井生活的一大块黯淡皮革撕扯再撕扯，露出褶皱，露出褶皱里深藏的陈年污垢。然而污垢不全是丑的，它还暗示着油腻微温的人间烟火。和张爱玲、王安忆等几位最擅长写上海的著名女作家一样，生于上海又回到上海的80后青年张怡微，没有放过它特有的种种琐屑处，将这一代上海年轻人的经验接续上了这座都市的书写传统。但张怡微独特的补足又在于，她成长于具有时代特色的工人新村，一个时尚光鲜的“国际大都市”的背面。由她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少被文学史敷陈的上海，但对上海来说，无疑是比符号更加真实的存在。

“樱桃青衣”和“蕉叶覆鹿”都是古传奇里的典故，是黄粱一梦般得而复失的怅惘，书名起得意味深长。表面平静的短短一瞬，于敏感的人，心里已过万重山，于写作而言，人生虽“未转头时皆梦”，却足以从中孕结出好的果实。况且张怡微说她想做那样一个以劳动的方式来写作的人，未来是可期的。

《书乡周刊》：“樱桃青衣”和“蕉叶覆鹿”这两个古代典故都表达了一种梦境般得而复失的体验。在这本集子里，你是想表达一种类似于此的情感和体验吗？

张怡微：“樱桃青衣”是《太平广记》里的故事，就是一个士子在梦境中经历荣华富贵之后又醒来，感觉到大起大落后的荒凉。为什么会想到，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在做《西游记》研究，发现《西游记》中所有的梦都指向死亡，这和唐传奇中关于梦的指向很不一样。黄粱一梦并不指向死亡，就像你说的，是得而复失。另一方面，“樱桃青衣”这个意象中涉及梦的内容又是极其世俗化的，香车美女、富贵功名，游宴欢会，很有烟火气，确实是比较接近我想表达的日常生活的样貌。

《书乡周刊》：这本集子是你“家族试验”写作计划的收官之作，可否再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计划？

张怡微：“家族试验”实际上是后来才加上去的一个“总结”，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想法。2014年我出版过一个单行本小说《试验》，里面收了两个小说。《试验》比较典型，写的是老中青三代不是一家人却以一家人的形式生活在一起，过年的时候吃团圆饭。当时我有想法，想找一些类似的故事，接近于这种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命运最终以一家人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后来出了《细民盛宴》，又在台湾出了《哀眠》，直至今年的《樱桃青衣》。有些“家族试验”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有些成功了一小会儿，有些失败了反而令人怅然若失。

《书乡周刊》：“家”在你的写作中是个很特别的概念，不像传统中的意涵，即温暖的、庇护的、回归的港湾，而是像骆以军评价你小说时所说，是“变动的、凑合的”。你对“家”的理解是怎样的？

张怡微：“家族试验”可能写了一些特殊的状况，其实说特殊也不确切，许多问题也很常见：一些曾经来过的家人，不稳定的家人。年轻的时候，想到家会觉得是避风港，成年以后，反而想得比较多的是，我是这个避风港里的什么角色，我能为家庭承担什么，不管这个家的外延是什么、是不是原生的家庭、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等等。自己需要承担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书乡周刊》：《细民盛宴》里浓墨重彩地写了父亲，《樱桃青衣》里也有好几篇写到了父亲和“失父”，可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和意象。可以谈谈其中的意义吗？

张怡微：我有父亲，也有继父，用袁琼琼的话来讲，就是我有“两个父亲”，并且我们相处得真的还不错，这也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幸运的部分。我小说里父亲的力量肯定是偏弱的，不是可以无忧无虑依靠的，这可能是我的命运所致，但又并非表示我真实生活的父亲都不在场。两个父亲对我而言，永远是无言的山丘。我知道我选择写作，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误解，我只能在生活里对他们更好一点吧。

《书乡周刊》：你从小生长在工人新村，这是一个和一般文艺作品中的上海很不一样的上海形象。当它作为一个熙熙攘攘、带有某种社会性和阶层色彩的居住空间时，会呈现出哪些特别的世情？

张怡微：上海从工业城市逐步走向一个金融贸易、消费型城市。我们小的时候，许多人都是工人的孩子，纺织厂的、钢铁厂的、柴油机厂的、无线电厂的……现在这些厂都没有了，上海不再是一个到处是工厂的地方。我父母都是工人，所以我只能写我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工人家庭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孩，爱读书的小孩，是很宽容的，父母们觉得家里有个孩子喜欢读书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读书总是对的。另外一方面，工人的自觉性又是很差的，他们其实很难总结好自己的一生，这是让我觉得心疼又同情的部分。

《书乡周刊》：你从小生活在上海，又去台湾读了博士，当时去台北读书是缘于怎样的想法呢？你在小说中也有关于上海、台北“双城记”的书写，这两个城市在你的写作中各自扮演了怎样的底色？

张怡微：当时台湾刚刚开放招生，就去了。因为我必须自己负担学费，我当时打了很多工，写了很多专栏，攒了一笔钱，只够去台湾。我没有那么多选择的余地。写那么多的文章，也是因为学费、生活费。一直到硕士，我都不算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我本科是复旦哲学系的，硕士是复旦中文系文学写作专业的。上海是家。

《书乡周刊》：你的写作一直“据守”上海，延续了海派新感觉小说、张爱玲、王安忆的脉络。你觉得你写的这一系列可以成为或代表一种新生代的海派文学吗？

张怡微：应该不会。我实在是不够格在这个脉络中。

《书乡周刊》：你在台湾研究明代文学，你自己写“世情小说”，古代的世情小说给你哪些启发？

张怡微：最大的启发是生活的力量。明清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让我这样一个生活经验很匮乏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理解生活的方式。我非常喜欢李渔讲人情世理，非常幽默，也非常犀利。他有很多看生活、看人、看情爱的角度。冯梦龙也是，他编纂畅销书，必须非常了解普通老百姓喜欢什么。他同时也是商人，所以他更接近消费文化，这一点和上海的文化结构倒是相似的。比方说，冯梦龙总是把商人写得有情有义，却把知识分子写得冷漠无情。这些故事基本都是萦绕在这些并不会说破的观念之下的。另一方面，通俗小说自有其生活力，我觉得开始研究之后，也刚好赶上我自己的年纪也慢慢长大，我开始学习理解了一些原来不会懂得的人、不屑去懂得的道理。

《书乡周刊》：你说世情是“市井中不被升华的真相”，你的小说里有着非常丰富的细节和褶皱，常常会令人觉得某时某刻的情状确实是那样的。听说你经常会“素描生活”，那么是如何从生活本身的自然主义中跳跃升华出来，进入文学的呢？

张怡微：王安忆老师说，世俗生活不让人沉沦也不让人升华。我博士导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她说小说又不是写给中文系的人看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民族、国家，不同的取景框、测量尺决定了我们以怎样的境遇被抛入这个人世。有些基础工作，可能还是要先于找寻恰当的故事之前准备好。

《书乡周刊》：古代的世情小说常常是有一个作者俯瞰的视角，像《金瓶梅》。但你常常会从一些人物的特定视角看出去，比如《细民盛宴》里的袁佳乔、《哀眠》中的“我”等。有评论说，这些作为世情观察者的主人公有时会显得很冷酷薄情。你是怎样处理“人”和“世”的距离的？

张怡微：真的很懂人情世故的人、真的薄情的人，是不会去写小说的。写小说的人，在日常生活里，恐怕都不太懂人情世故。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我不是一个多好的小说写作者，我也在学习，包括“冷酷薄情”，可能也是学来的。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人，对人也有期望，喜欢人的感情，容易被普通的感情所打动。我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站到可以俯瞰的高度，我也没有能耐驾驭真正的不幸，我是个很普通的通俗小说家，言言情、讲讲道理，做一些很普通的安慰、疗愈的工作。

《书乡周刊》：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作家作品？

张怡微：喜欢“三言二拍”、也很喜欢李渔的《十二楼》，很喜欢韦尔蒂、特雷弗，他们肯定有一些共性，比方对于烟火人间的关注吧。

《书乡周刊》：“家族试验”系列收官后，接下来还有什么作品正在计划中？

张怡微：去年入围了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因此今年上半年提交了一个小长篇《台北runaway》；明年上半年将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修订后的博士论文《蛇足之辨》，讲到了明末清初的三部《西游记》续书，下半年还会出一本通俗文学散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