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1年12月8日上海沦陷，一直坚守在上海的郑振铎，化名陈敬夫，以某文具店职员身份做掩护，从事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抢救、收购、整理、保护祖国珍贵的文物、遗产——古籍图书。

郑振铎久居上海，在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上海滩和江南一带，他目睹老祖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特别是古籍文献大量流失和毁坏。而幸存下来的，为日伪及美、英等国驻华机构，或高价收购，或恃强抢劫，将文物成箱成箱地运往海外，郑振铎心急如焚。

1940年年初，郑振铎与同样痛心文件散佚的在沪著名爱国人士，如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经多方运筹，争取到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和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的拨款资助，用于郑振铎诸人抢救珍本、善本图书。中英文教基金，系英国把清政府的“庚子赔款”的部分银两，以援助中国文教的名义资助中国。

据陈富康先生在《书生报国：徐森玉与郑振铎》（《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一期）一文中介绍，在抢救上海文物的悲壮行动中，有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国学人物不能不提，那就是国学大师徐森玉。徐森玉，民国初年曾在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部门工作。郑振铎诸人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一年时，徐森玉衔命从重庆前往上海，秘密参与文物的验收和抢救工作。

为安全和郑重起见，郑振铎属名“犀谛”（从其笔名“西谛”来）、徐森玉属名“子裳”（从“霓”字来）、何炳松属名“如茂”（从“松”字来），联名于12月23日以电文发给重庆的央图负责人蒋复德，并转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该电第一句曰：“森公已到，谈甚畅。”接下来是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上云：

本月廿日止，已得……善本书总约三千种，内宋密卅种，元本七十种，明本千余种，名人抄本八百种，未刊稿本三十余种，密藏孤本不少，其他普通应用书为数更多……共用款四十二万……（收购图书装箱后）当即由森玉先生及我共同签字贴封为凭。

可见郑振铎、徐森玉工作热情之高、效率之高、态度之严谨。

郑振铎曾在家设便宴，招待徐森玉、张咏霓、何炳松，研究工作，相谈甚欢。后又与徐森玉到沪上藏书名家的宅第，如嘉业堂刘宅、中国书店金姓寓所观看、鉴定、选购图书，又是在郑振铎家，徐森玉、张咏霓、何炳松边吃饭，边研究如何将这些购置的古书运出上海等事。

徐森玉、何炳松二公，在致蒋复璁的信中，均建议重庆当局，应对在抢救古代典籍中表现卓越的郑振铎予以适当奖励和补贴。郑振铎得知，给蒋复璁写了封长信。录于下，让读者看看一介书生的爱国情怀、高洁可鉴人的文化灵魂：

森公在此，每事请益，获裨良多，至感愉快！几于无日不聚，聚无不长谈。奇书共赏，疑难共析，书林掌故，所获尤多，诚胜读十年书矣。惟近有一事，殊使弟深感不安，为弟之立场计，不能不慎重声明素志。盖顷从某友许获悉森公曾去函尊处，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报酬。此事殊骇听闻！弟事先毫不知情……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餐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的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愿闻问也……

国难未已，分金均宜爱惜，我辈书生至今尚得食国禄，感国恩已深，虽此间生活程度颇高，然量入为出，差足仰养俯育，更不宜乘机取利，肥自肥家。读书养气，所为何事！见利忘义，有类禽兽。良知未泯，国法具在。务恳吾公成全弟之私“志”，感甚，感甚！

郑振铎的爱国之心，深深感动了蒋复璁，但他还是劝郑振铎收下这微薄的补贴。郑振铎依然以“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后方人士之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望吾公以‘人’视我，不提报酬之事，实为私幸”，断然不收补贴。

徐森玉走后，郑振铎又全力投入一重大抢救收购战役。此乃南浔张芹伯的极其珍贵的适园（又称菦园）藏书。郑振铎认为，“此事如成，我辈之工作便无多大重要者矣”，因此，他“不辞劳瘁，不畏艰苦”地投入工作。但这批图书价值连城，收购价格也极为昂贵。郑氏致电重庆，希望获得国民党政府巨额拨款。不久，得到重庆电报云：“芹货决购，款即全汇。”

原本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款项），没想到巨款有着落了，张家在价格上又有提高，于是又反反复复地艰难谈判。后更雪上添霜的是郑氏等得到敌伪也在暗中接洽夺取适园藏书的消息。在郑振铎等人的努力下，抢在敌伪之前，与张家签订《希古堂与张芹伯订立购买菦园全部藏书合同》。郑振铎经“数月辛勤，告一结束”，殊可慰了。于是，他拿起毛笔，在漂亮的彩印笺纸上，挥毫给徐森玉写了一封激情洋溢的长信，其中有灯下披阅菦园藏书，“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乐趣；有“一手任之，若饮醇酒，陶然自醉”的陶醉；有“窗外月色至佳，莹晶一片，益增静谧”的悠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郑振铎等人的秘密收购文件工作，被迫暂停，但收藏转移已收购文物的更艰巨的任务，却刚刚开始。

上海全面沦陷后的第八天，郑振铎获悉北平图书馆已经被敌伪接收，上海也难以幸免。徐森玉告诉过郑振铎，北平沦陷前后，有一批图书秘密运至上海。

为保护这些图书，化名后蛰居上海的郑振铎多次秘密与重庆联系。三个多月后，徐森玉赶到上海，与郑振铎联手，保护转移在沪图书。并且，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还为国家收购了《南宋群贤小集》。此乃宋陈起编，宋嘉定至景定年间临安府陈解元宅书籍铺递刊本。有清朱彝尊手书题记。朱彝尊者，清初学者、词人，应博学鸿儒科试，任翰林院检讨。曾预修《明史》。有他的题记，足见该书之珍贵。此书原是来青阁旧书店杨寿祺收藏。为还归国家，其还作长跋一篇，今藏台湾。

郑振铎等人将北平运到上海的“三百数十箱”文物，“分移多处民房中密藏”，万无一失之后，他个人还在没有政府拨款的情况下，以“剜肉补疮”的办法，自掏腰包，购得过《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书》，明代嘉靖版黑口本《秦词正讹》残卷等。他在1944年写的《清代文集目录·跋》中说：

此三年中，志不旁骛，专以罗致清集为事。三年心力，毕耗于斯，而财力亦为之罄焉。力所不及，则缩食节衣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

穷其四年，郑振铎竟收购珍贵古籍八百三十余种，并做大量整理工作，或写题跋，或写札记，并在日记中详记版本、内容等。他的努力付出，艰苦备尝，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自云：“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抗战时代》汪兆骞/著，现代出版社201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