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鲁秀珍已经去世好长时间了。退休之后，我和外界联系很少，消息闭塞，前不久我才知道她过世了。记得她刚退休几年之后，有一年的春节前夕给我写来一封信并寄来她手绘的贺年卡。她画得不错，退休之后她喜欢上了丹青。以后，几乎每年春节前夕，我都会收到她寄来的手绘贺卡。

看到第一封信的信封，知道是从上海一个叫作万航渡路的地方寄来的。当时，我还有些奇怪，她家一直在哈尔滨，怎么跑到上海去了？看信才知道，退休之后这几年她一直忙于搬家，终于卖掉了哈尔滨的房子，住到她先生家乡上海万航渡路的新房子里。

我给她回了信，附了一首打油诗：人生草木秋，转眼白谁头。今日万航渡，当年一叶舟。烟花三水路，风雪七星洲。犹自思老鲁，黄浦江旧流。

诗中说了一件我和她都难以忘记的往事。那是1971的冬天，我在北大荒，在大兴岛上一个生产队里喂猪，在猪号寂寞的夜里无事干，写了一篇散文《照相》，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被她凑巧看到。当时，她正参与筹备《黑龙江文艺》（即原《北方文学》）的复刊工作，觉得我的这篇散文写得不错，但需要好好打磨，便独自一人跑到北大荒找我。

她比我正好大一轮，那一年，我24岁，她36岁，又都是我们的本命年。

虽都在黑龙江，但从哈尔滨到北大荒我所在的三江平原上的大兴岛，路途不近。那时，交通不便，我回家探亲时，要先坐汽车过七星河，到富锦县城，从县城可以在福利屯坐火车到佳木斯，也可以坐长途汽车到佳木斯，然后再搭乘火车到哈尔滨，最快也需要一天半时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所在的那个偏远的猪号的。因为我没有见到她，当时，我正休探亲假回到北京。不过，我可以想象，那个满天飞雪刮着大烟泡的冬天，她一个人跑到那里是不容易的。我的诗里说“当年一叶舟”，肯定是没有的了。冰封的七星河上，她孤独的身影，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一幅画。有哪一个编辑，为一个普通作者的一篇仅有两千多字的小稿子，会跑那么远的路呢？幸运的我，遇到了。

她给我留下一封信。按照她很具体的修改意见，我将稿子改了一遍，寄给了她。第二年的春天，我的这篇《照相》刊发在复刊的《黑龙江文艺》第一期上。这是我发表在正式刊物上的处女作。

她写信给我，希望能够继续写，写好了新东西再寄给她。我想，要好好写，不辜负她。过了一年，1973年的夏天，我写了一组 《抚远短简》，一共8则，觉得还算拿得出手，满满抄了36页稿纸，厚厚一叠，寄给了她。谁知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猜想，大概是我写得不好，没有入她的法眼。

这一年的秋末，父亲突然脑溢血去世，家中仅剩老母一人，我从北大荒赶回北京奔丧之后，没有回北大荒，等待着办“困退”回京。这一年年底，她给我写来一封挂号信，信中寄回我的那一组厚厚的稿子《抚远短简》。可惜，这封信转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是1974年的开春。

我没有保存旧物的习惯，这封信和这篇稿能保存下来，是因为我想按照信中所提的意见和要求改好稿子，便没有丢。这是我仅存的她写给我的一封改稿信，也是我自己在北大荒写的稿子中仅存的一篇手稿。我用的是圆珠笔，她用的是钢笔，居然一点颜色都没有减退，43年过去了，依然清晰如昨，岁月真是神奇。

我很想把她的这封信抄录下来。尽管信中有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旧痕，但也看得出那个时代编辑的真诚与认真，对一个普通的业余作者的关心、平等相待与期待。雪泥鸿爪，至今看来，还会让我眼热心动，相信也会让今天的人心生感慨——

肖复兴同志：

您好！实在对不起，您的稿拖了这么久，一方面是忙于定稿、组稿，办学习班，未抓紧；另一原因，感觉此稿有些分量，要小说组传阅一下，结果就拖了下来。特向您致以深深的歉意！

您的《照相》在我刊发表后，引起较好的反应，认为您在创作上不落旧套，敢于创新，勿论在内容上还是表现手法，都力求有自己的特点，这点很可贵，希望发扬光大。创作本不是“仿作”嘛！

《抚远短简》也有这个特点，是有所感而发，在手法上也有新颖之处：比较细致，含蓄，形象。

我们初步看法，提供你修改时参考：

《路和树》，在思想上怎么区别当年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

您们毕竟是在他们踏荒的基础上迈步的，但又要有知识青年的特点。这个特点显得不足。路——是否应含有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之意，现在太“实”了。

《水晶宫场院》，如何点出人们不畏高寒并利用高寒为人民（打场）服务的豪情？有没有从中再在思想力量上给人启发的东西，如何加以发挥？

《珍贵的纪念品》，要点是衣服为什么今天穿？如写他今天参加入党仪式时候穿，好不好？——以这身衣服，联接起知识青年的过去和展示入党以后如何以此作为新的起点……现在感到无所指，就显得有些造作了。

我们初步选了这三则“短简”，望您能把它改好，如有可能，最好在一月底、二月初寄来，以便我们安排全年的发稿内容。

其他五则：

《第一面红旗》，寓意不十分清楚，谁打第一面红旗？写人不够。《普通的草房》，较一般，语言较旧。《战友》，亦然。《荒原上的婚礼》，场面多，思想少。《家乡的海洋》，较长。这些就不用了。

最后，再嘱咐一点：修改时，要力求调子铿锵，时代感鲜明，现在，此文有时显得小巧，柔弱了些。其次，要在每篇文章的思想深度上，多下功夫，通过形象来阐述一个哲理。现在，感到叙述抒情多了一些，思想力量不够。

祝作品更上一层楼！

这封信的最后只有“1973年12月23日”的日期，没有署上鲁秀珍自己的名字，而是盖了一个“黑龙江文艺编辑部”的大红印章。也算是富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吧。

遗憾的是，我很想重新修改这篇《抚远短简》，但是，在北京待业在家，焦急等待办理调动回京的手续，一时心乱如麻，已经无法安静下来修改稿子了。

我和她再续前缘，是8年后的事情了。1982年的夏天，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和梁晓声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北大荒知青回访团，第一站到的是哈尔滨。已经更名为《北方文学》的《黑龙江文艺》接待了我们。我这才第一次见到了鲁秀珍，我应该叫她大姐的，因为她和我姐姐年龄一样大，但是，习惯了，总是叫她老鲁，一样的亲切，尽管是第一次见面，却没有陌生感，一眼认出彼此，好像早已相识。

那一天中午，《北方文学》接风，长如流水的交谈伴着不断线的酒，热闹到了黄昏。本来我就酒量有限，那天，我是喝多了，头重脚轻，走路跟踩了棉花一样，摇摇晃晃。散席归来时，她始终搀扶着我的胳膊，尤其是过马路时，车来车往，天又忽然下起雨来，落日未下，是难得的太阳雨，很是好看，但路面很滑。她紧紧地抓住我，生怕有什么闪失。那一天细雨街头哈尔滨的情景，让我难忘，只要一想起哈尔滨，总会想起那一天黄昏时分的太阳雨，和紧紧抓住我胳膊的老鲁。

事后，她对我说：你喝得太多了，你的同学还等着你呢，我得把你安全地交到人家的手上啊！

那天，我的同学，也就是我在《照相》里写的主人公，从下午一直坐在《北方文学》编辑部老鲁的办公桌前等着我，等着我到她家去吃晚饭。老鲁把我交到她的手上，仍然不放心，又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们两人送到公共汽车站。

人生在世，会遇到不少人，从开始的素不相识，到后来的相识，以至相知。相识的人，会很多，但相知的人很少。相知的人，彼此相隔再远，联系得再少，也常会让人想起，这就是人的记忆的特殊性。因为在记忆中，独木不成林，必须有另一个人存在，才会让遥远记忆中所有情景在瞬间复活，变为鲜活的回忆。对于老鲁的回忆，我总会有两种语言，或者两种画面：一种是雪（44年前北大荒的雪），一种是雨(35年前哈尔滨的太阳雨)；一种是画（退休后手绘的贺卡），一种是笔（43年前的信）；一种是我，一种是你，亲爱的老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