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不变与变

近年来，杨遥的创作表现出非常好的态势，不断在全国各地发表作品，或被选载，或获奖，反响不错。当然，这也不能说明他就怎么了，但总归是令人欣喜的。杨遥一直保持着比较低调的状态，很少表达某种惹人注目的言论。他专注的就是，写出一篇又一篇小说。小说就是他的发言，就是他的证明。

如果一个人的作品总是一种模式的话，人们会说形成了“风格”。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对此还是需要谨慎。简单点说，你如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那就是“风格”。如果只是一般的作家，人们就会说你没有变化，因循守旧，套路不新。总之就是表示你有局限性的意思。但是，除了这二者之外，至少还有一种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一个人在创作中不断摸索，逐步变化，从既有的状态中发现新路，并逐渐强大起来。也许，杨遥就是这样的作家。至少现在仍然处在这样的阶段。他不吭不哈，不炫不耀，在创作中伸展着自己对社会人生的关注面、深刻性，以及表现方式。他并没有抛弃已经基本形成的创作特色，一直在努力地、逐渐地求变求新。这也许能够从《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看到。

杨遥的小说，已经形成了大致的特点。并不注重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却非常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也不讲究故事情节的完整与悬念，而是随人物的行为叙述了生活的一个“段落”，或者套用曾经很流行的一个概念“生活流”；也不完全写实，甚至核心事件都可能是“虚幻”的，而不是“虚构”的。所谓虚构，是有现实存在做基础的，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而所谓虚幻，则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却在小说中能够合理真实存在的。杨遥的小说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是“陌生感”。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小说中的人物对其生活环境及这一环境中其他人物的“陌生”。 二是由此造成了读者对小说中人物、事件的“陌生”。人们并不太清楚这些人物生活的具体社会背景是什么，也不清楚其中人物的具体身份、经历、人际关系是什么。作者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杨遥只是把这样一些模糊不清的人物有机地组织协调起来，形成小说。这些特点在他过去的小说中大量地存在着，是一种与中国传统小说表现手法不同的具有所谓“现代”意味的表达。不过杨遥的小说并不能归结为“现代派”，甚至我们还是应该强调他的“本土性”。因为他描写的人物是具有非常突出的“本土”色彩的，人物存在的环境及其生活方式也具有典型的“本土”意味。即使是当他描写一个“虚幻”性人物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强调的是北方的农村、城市，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及具有本土意义的地域风情、伦理关系、道德判断、价值选择。他的描写也并不刻意。以我的观点来看，有些简单、粗糙。他似乎更长于叙述，而不太着意于描写，以至于淡化了很多细节的意义。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他的小说甚至也可以说是非常传统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审美体验，使我们感受到中国当代小说在表现手法上的丰富性。而在近期的一系列作品中，杨遥不事张扬地进行了自己的调整、探索，表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某一特点比另一特点就怎么样，但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突破既有模式的局限，是需要肯定的。这使我看到了他许多新的可能与希望。

二、局外人与亲历者

如果要谈杨遥小说特点的话，我以为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就是描写了个人对客观世界认识、超越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个人难以清晰地认知自己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外在条件。也正因此，个人要超越这种被客观外在规定的存在是有局限的。但是，杨遥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十分强调人的内在生命力的人。他力图表现在客观环境制约中，个体的努力与坚持。这使他的作品弥漫着淡淡的却是不愿消散的温暖，并给人以力量。在杨遥过往的小说中，人物往往是被动的。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融入急遽变革的当下社会，只是社会主潮之外的边缘者。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些人物并不是被社会抛弃的零余者，而是由于自己对社会时代的认知局限在某种栅墙之外难以进入。他们虽然有自己的主观愿望，甚至某种努力，但是总体上仍然显示出相当的迷茫甚至无奈，似乎是生活的“局外人”。他们与这个时代的主流缺乏交集，只是在其模糊的背景之下存在。但是，这种“局外人”的形象正在发生变化。杨遥笔下的人物对这个社会有了更多的认知，以及更积极的行动。在《流年》《遍地太阳》中，主人公在经历了源自外在存在造成的人生低谷之后，开始新的人生追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经历了精神的洗礼，内心深处的正向品格被激发出来，也因此而成就了他们个人的价值。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在这样的作品当中，其中的人物主要还是生活在个人的生活范围之内。虽然杨遥也力图通过一些或隐或显的细节来暗示社会的某种重大事件，企图为自己的人物营造一个较为宏阔的社会背景。但实际上他们与这些具有主流意义的事件是没有关系的，仍然处于一种局外人的境地。在《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我们发现杨遥的小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就是“局外人”变成了“亲历者”。其中的主要人物吴志强成为这些“大事件”的一部分。他与这样的社会事件密不可分，是这一生活存在的重要组成。

农村青年吴志强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顺利参军，但终于来到了北京——祖国的首都。他从事的工作是在天安门广场巡逻，以维护秩序的保安。用队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地方，是祖国的心脏，是北京的标志。这一工作虽然辛苦却无上荣光。年轻的吴志强也非常珍惜，表现出色。甚至他的经理还表达过要让他担任更重要的岗位。然而，事情在突然之间出现了逆转。因为两次制止别人对中国人的辱骂而发生纠纷，违反了纪律，他终于被辞退，或者说是开除。好心的队长为他找了一份回家调查有多少人来过天安门的工作，让他有事可干。但吴志强发现，他的家乡到过天安门的人很少，便回到曾经工作过的保安公司，向队长汇报。最后，他像一个真正的保安一样，再次来到天安门，遇到了一次突发事件。为了维护祖国的心脏，为了广场正常的秩序，他挺身而出，制止发疯的吉普，终被撞伤。在这个故事中，吴志强不再是事件的局外人，而是事件的亲历者。或者说，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故事的走向就会发生变化。这与杨遥过去的许多小说很不一样。在那些小说中，主人公与其中的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些事件要发生的话，主人公在不在场都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并不决定或者影响事件的形成、进程。人是事的看客、旁观者，事对人的影响至多是心理上的，或者是一种背景。而在《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事件是与吴志强本人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没有吴志强，就不会出现吴志强与人的纠纷，也不会有这一次调查，也就没有他对吉普车的阻挡。整个故事是紧紧围绕人物来发生、发展、推进的，这使人物形象的意义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更加突显出来。

事实上，在小说中是写了“局外人”还是写了“亲历者”，并不是一个你高他低的问题。以我的观点看，他们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问题是就杨遥而言，从“局外人”向“亲历者”的转变，使我们看出了他积极的变化。其一是杨遥对社会生活的关注面变得更为广阔宽厚。他从以“个体的人”为中心向以“社会的人”为中心迁徙，这就要求作者能够感受并表现出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活。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二是就小说的结构来看，由于主要人物成为事件的中心，就要求小说严格按照人物的身份、性格来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以及作品的结构必须与人物的命运一致。这对杨遥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尽管杨遥在他那些具有“虚幻”意味的小说中已经把人物置于事件的中心，但就他的大多数作品言，人物与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而人物只是在一个大致的情节中活动，他们与事件之间仅仅只是知道，或者是一种可有可无、若隐若现的背景关系。所以，人物的行为与这些事件就不存在绝对的联系，不具备必然性。其三是杨遥的创作需要有新的改变与突破，他不能停留在熟悉的手法中重复自己。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杨遥突破自己的可能与希望。

三、被动性与主动性

与此相应的是，由于人物在整部作品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主动性就得到了增强。或者换句话说，小说是以人物的性格行为来结构的。在这里，人物不再是茫然的、被动的，而是有其性格的指向性、主动性的。他对客观世界有自己的认识，并能够根据这种认识采取相应的行动。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这种认识有多么理性、深刻，但重要的是其中的人物已经不再是盲目的，不再是身处其外而又不得不身陷其中的被动状态。在杨遥之前的创作中，小说中的人物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多有一种“隔离感”“陌生感”。这种“陌生”并不是说人物对存在环境的物质状态不了解，而是有一种难以进入并融为一体的精神价值层面的距离。人物基本处于一种游离于环境之外或者存在于环境之侧的状态。他们更主要的是在“自我”的范畴内行动。这种行动由于与环境之间的距离往往显得乏力。实际上，这种描写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就是说，当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保有距离时，其人物也往往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这种距离。而当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发生改变，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主动性、积极性之后，其人物的状态也发生了相应的积极变化。

在《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主人公吴志强的主动性表现得十分突出。如果我们单纯从吴志强的个人经历来看，他是否已经融入北京这样的一个焕发出新的生机的国际化大都市，还是很难说的。或者也可以简单地说，吴志强只是一个从外地农村来到北京的打工者，一个短暂的“过客”。问题在于作者赋予了吴志强“主人”的心理定位。吴志强虽然是一个外来者，但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对他的期待，以及吴志强个人的认知都认为他是这里的主人，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局外人、匆匆过客。吴志强在自己的保安公司表现很好，得到了领导、同事的认可。这与吴志强自己的价值定位是密切相关的。作者也为吴志强赋予了特殊的人格亮点。他并不只是一个一般的打工者，一般的保安，还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诗意、向往的具有强烈艺术气质与浪漫情怀的年轻人。他有超强的观察力、记忆力、表现力，能够把看到的有意思的人画出来，而且画得比较传神。也正因为这种艺术气质，使他能够比一般人更敏感地发现问题，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价值选择。他不能忍受别人对“某一省人”的辱骂，当然更不能忍受对国家的不敬。尽管有极为严格的纪律要求，他还是非常冲动地，或者也可以说，他还是充满血性地选择了对这些无赖的“干预”。这种行为完全来自于吴志强个人的“性格”，是属于吴志强“这一个”的。

当吴志强回到家乡，进行关于天安门的田野调查时，发现还有很多人没有去过北京，更没有去过天安门，这使他非常激动，非常感慨。他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人到天安门，甚至认为当自己的调查被国家知道后，应该“按省按市按县按村，或者根据年龄段，有序组织大家去参观天安门”。因为“北京是什么？天安门是什么？它们的象征意义不一样啊！”这种关于天安门的理解与想象，也只有诸如吴志强这样充满了艺术感觉、浪漫气质的“有志青年”才可能有。虽然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是多么不切实际，但对吴志强而言却是真诚万分。小说结束在吴志强回到北京。他认为应该向自己曾经的队长反映一下这个极为重要的情况，让全国人民都来天安门参观。他已经意识到，这大概是自己最后一次到北京了。他与队友们见面，述说自己的愿望；他专程去了昔日经常光顾的798艺术中心，并最后一次来到天安门——这神圣的、让人向往的、国旗飘扬的、自己曾经巡逻过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广场。当他默默地向广场告别时，突发事件发生了——一辆吉普车冲进广场，撞倒行人，并冲向金水桥——我们已经在新闻报道中知道了这个事件。而这时，这位前保安，——也许他在潜意识中仍然认为自己是一名保安——一个向天安门告别的故人、一个从祖国农村来到祖国心脏的公民，出于本能地“跃到路中间，对着迎面驶来的吉普车摆着手喊，停下！停下！”这一次，吴志强做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不是去留的选择，不是忍耐与冲动的选择，而是生与死的选择，是尊严与秩序的选择。

在《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主人公不再是游离于生活边缘的被动者，而是有充分自觉意识的主动者。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人生的抉择。这使吴志强的人生价值得到强化，也使小说的精神内涵突显出来。

四、现实功利与道义情怀

我们很难说吴志强是生活中一个多么成功的人士，甚至从某种角度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并不成功的农村青年。假如我们把成功定义为至少获得稳定的职业的话，他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因为吴志强实际上是被曾经工作的保安公司开除了，他没有实现在北京长期工作下去的人生目标，而是前途渺茫地回到了老家农村。但是，如果我们把成功定义为实现人生道义价值的话，就会发现吴志强正是代表了现实生活中被功利所遮蔽的道义精神的胜利者。所以他是成功的。而这样的成功，对现实中的我们来说，已经很少注意到了。因为我们已经过于物质，过于功利，过于看重个人的得失。幸运的是，还有人在自己的创作中来表现这种被我们遮蔽、忽略了的价值选择。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仍然具有使人的灵魂净化提升的可能。

从现实功利的角度来看，吴志强的一系列选择都是错误的。他在值勤时与游客争吵，甚至于打斗，肯定是违反了相关的纪律。但是，在这样的事件背后，我们所要探究的是，还有没有人、需不需要人出来主持正义、维护尊严？其实吴志强在这样的选择面前也是颇为复杂的。“他想假如那人不是骂他们省的人，而是在天安门骂所有中国人，他也不该劝阻吗？所有的中国人都该由他骂吗？那中国人的自尊、血性都哪里去了？那还是人吗？”这使吴志强纠结万分。而生活竟然如此考验人，吴志强真的就遇到了辱骂中国人的某国游客。尽管他知道事情的后果是多么严重，却还是忍无可忍地“一拳打在正说话的那个家伙的嘴巴上”。因为他先动手打了人，显然是违反了纪律。结果毫无疑问，他被开除了。

当吴志强终于知道，大部分村人没有去过天安门时，感慨不已。如果仅仅是出于功利性的考虑，他应该完成更多的调查，以获取更多的酬劳。但是，吴志强却认为更重要是应该向组织——在他而言，也只有自己曾经的队长来汇报，希望国家能够知道这样的问题，以便组织全国人民都来天安门。因为这里是祖国的心脏，是神圣的所在。他希望去天安门的人应该是全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这是多好的福利，多么大的一项产业”！虽然吴志强已经离开了保安队，但他似乎还认为自己是每天要在天安门广场巡逻的保安队员。所以，吴志强仍然像过去那样，按时起床，来到天安门广场，“站得笔直地盯着缓缓上升的五星红旗”。他曾经就是这样站在这神圣的地方，就是这样盯着五星红旗从旗杆上缓缓升起，就是这样开始了自己每一天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当吴志强决定要离开北京时，最后一次到了自己喜欢的798 艺术中心，并再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返回天安门广场。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行为是他人生的告白，是他情感的寄托，也是他对过去生活的眷恋。而他生命中最壮烈也最有力量的选择就发生在他再一次返回天安门广场的时刻。他遭遇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突发事件。而他竟然义无反顾、毫无畏惧、处出于本能地站到了这辆横冲直撞的吉普车面前，制止将要发生的悲剧！

从功利的角度讲，这样的事情与被开除了的吴志强毫无关系。对此他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而小说极为可贵的是，恰恰描写了这位本可以不承担责任的普通人要承担公民的责任。我们都知道发生在天安门的这次事件，知道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一个类似于吴志强这样的被开除了的前保安。小说的设计乃是作者服从于人物的奇思妙想，他巧妙地借用了这一事件，把自己的人物嵌入其中，并赋予了吴志强非凡的光芒。这一人物当然是作者虚构性的设计，其中也寄托了作者的价值选择及理想希望。作者企图在人们对现实功利的迷茫追逐中，通过诸如吴志强这样的形象来唤醒人们蛰伏、遮蔽了的道义精神，用道义来提升人的境界，用责任来强化人的品格，用超越了功利的价值选择来完善整个社会。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仍然面临着诸多考验、挑战。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如何面对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物质欲望被充分唤醒的情况下，人如何完善自身的人格，如何保有健全的品格，如何解决好利益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享受与创造等隐在的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当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人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满足更多的欲望时，人，是不是仍然能够拥有强健的精神、高尚的品格，乃至于追求与维护道义的尊严？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加以解决的。也许，在这样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作者还难以给出圆满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小说仍然给予我们以希望与力量。

五、国家命运与个人责任

《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涉及了两种生活场景，一种是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首都北京，一种是仍然比较落后的偏远农村。在北京，显现出充分的都市化，典型的国际化。小说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展示了北京的繁华、活力，以及对世界的吸引力。整个北京到处都是人，各种各样的人。即使是炎热夏天的中午，人群依然滚动在各条街道之中。这其中当然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语言与肤色均不同的外国人。这是一个人群聚集的中心，是一个吸引了世界眼光的都市，是一个充满了机遇的所在。而在吴志强的家乡，一个距北京并不遥远却也不能说很近的农村，则生活着更多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就吴志强家言，住的是水泥铺地的房子，与曾经的老式旧房截然不同。他家里还养着洋绣球、九月菊、吊金钟等花卉。尽管由于家人的忙碌已经多日没有浇水，屋子也没有打扫清理。但是，那些有情趣养花的人家应该是生活条件还可以的。吴志强的母亲招待从北京回来的儿子，做的饭有炒肉、地皮菜炒鸡蛋、茄子蒸土豆、凉拌黄瓜及腕托等家乡菜。这说明即使是农村，商品贸易也还发达，吴家的经济也还算比较宽裕。村子旁的108国道边，开有多家饭店，以及能够住人的旅店。村民到饭店小聚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而是比较随意的选择。这也反映出吴志强家乡普通民众生活的基本状况。而更主要的是，他们村旁有一个铁矿，对当地的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是很多人都依靠这一铁矿使生活得到了改善。尽管现在铁矿不行了，但生意好的时候，“拉铁矿粉的‘二拖三’一辆接着一辆，一眼望不到边，宝马、奥迪、奔驰、路虎、凯迪拉克等各种豪车像开车展”。他的同学李颖，一个艺校毕业的歌唱得很好的女孩告诉他，以前铁矿好的时候，晚上的108国道，大车一辆接着一辆，明亮的车灯首尾环绕，看不到头，半山腰上亮着灯，像挂在夜空中的星星。在这位颇具艺术气质的女孩口中，这偏远的乡下竟然如诗如画。从这些描写中，使我们能感受到当下农村面貌的一斑。

然而，这些景象都是作者在小说中随意点染的，并没有特别刻意的描写。即使如此，也勾画出了一个国家的形象——充满活力的、具有吸引力的、充分国际化的，当然也是城乡有别的，存在差距与困难的。小说比较多的描写是吴志强一家人的生活状况。他的爷爷、父亲、大哥在铁矿生意不好之后，主要的工作就是给粮站扛麻袋。扛一天挣一天的工钱。原来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挣一百二。现在经济情况不好了，一天只能挣八十，活还不好找。吴志强的爷爷因为年龄大了，已经扛不动了。他的父亲因为扭了腰，在家休息。他的母亲怕这活被别人顶替，也去扛。这样的生活似乎看起来比较艰苦。但是，人如果不劳动，凭什么生活呢？当然这并不是杨遥想要表达的。事实上我也很难说清楚杨遥要表达什么。但是，我感觉到，作者之所以设计了这样两个对比鲜明的城乡社会，似乎暗示了国家的发展进步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千千万万的人们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在都市表面的繁华背后，是更多的人们在出力流汗，一点一点地苦干，才有了今天的生活。中国的任何一点进步都不是万能的上帝恩赐的，也不能靠殖民与掠夺得到。中国所依靠的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们出大力流大汗，在努力与拼搏中获取劳动的果实，才使这个古老的国度焕发出勃勃生机。吴志强的家乡就是一个缩影。他的家人就是这千千万万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竟然是这样的执着、坚韧，并且拼尽最大的力气。这似乎也成为一种性格，一种生活方式，为吴志强有些执拗的行为做了铺垫。也正因此，吴志强更希望诸如自己父母这样的普通人能够到北京，到天安门，感受一下祖国的心脏在怎样跃动，怎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这些普通人的经历，生成了吴志强的一种愿望。他后悔自己在北京时没有让父母也来天安门一趟，他最强烈的心愿就是一定要让父母到一次北京，看一看天安门。他珍惜自己在天安门当保安的工作，并敬重这样的身份、经历。所以，当天安门出现突发情况而那些曾经的战友还来不及赶到的时刻，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他生命价值的体现，是一个公民应该表现出来的责任。他没有思考个人的得失，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被开除的前保安就表现出冷漠、畏缩，回避应负的责任。他用纯粹的、不求功利、不要回报的行动，表现出普通人对尊严、责任、国家的尊重、爱与呵护。

根据吴志强的经验，去天安门比较多的是那些距北京比较近的地方，或者是比较富裕的地方的人，还有就是外国人。像自己家乡这样比较落后的地方的人们去的就比较少。虽然少，但仍然有人借各种机会如送孩子上学、看病去了天安门。那些有机会到北京的人就会去天安门。天安门在家乡人们心中的地位、意义与他的理解一样。即使是鲜活的、也可以算是美丽的李颖，也因为他是天安门的保安而对其另眼相看。这一切都是因为天安门。问题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去过天安门。吴志强因此而心生惶惑，感到熟悉的天安门陌生起来。“天安门到底是谁的天安门？”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一句“重话”。以天安门的象征意义来看，它是国家、政权、主权的象征。天安门是人民的天安门，是像他的父母那样普普通通、千千万万的人们的。但是，从现实的甚至一个“景区”的层面来看，天安门是一处文化景点，是有其历史文化含义的。人们并不可能都到这里，更不可能简单地以谁来过就认定为是谁的。但是，我们理解吴志强的情感，他对天安门的神圣感发自内心。这既是因他个人的经历所成，更是一种民族普遍的情感。在吴志强那里，借助天安门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把个人与国家联系起来。天安门是人民的，这个国家的国民都有权力来这里。天安门也是世界的，他正在中国古老国度的心脏闪射着迷人的魅力。而真正为天安门负责的，是天安门所代表的国度的人民，包括像吴志强这样的天安门前保安、现在的返乡农民。所以，吴志强的选择就成为一种必然，成为我们祖国公民对国家责任的一种担当。

当我将要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感到应该感谢向我约稿的编辑。如果不是他们工作的执着敬业，我可能会错失阅读这部小说的机会，这样也就失去了一次情感的洗礼。毫不隐晦地说，读这部小说，不止一次使我落泪。而我已经多长时间没有读到这样能够感动人心的小说了？在小说中，我再次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种令人尊重而又被人忽略的情怀。这样的情怀实在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应该珍惜的。它使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并激励我们超越世俗的功利。即使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纯粹的有道义情怀的人，也绝不能成为一个丧失道义与情怀的人。同时，也使我感到，我们的文学，至少是像杨遥这样的作家，是有很多的可能与希望的。对此，我还是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