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陆天明

为了参加新书《幸存者》的新闻发布会，陆天明特意理了发，效果却不尽理想，“太丑了，对不住大家”。之所如此郑重其事，是因为他太看重《幸存者》，看重第一批读者对于《幸存者》的评价。“我要写下我们的一生，并给自己一个活着的理由。”新书扉页上，陆天明这样写道。他说：“如果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放在他棺材里的枕头书，那么我当时要写《幸存者》，不写完这一笔，我就闭不上眼睛。”两年零九个月的创作，陆天明说很累很累，头发比两年前又白了不少。

《幸存者》 陆天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9月出版

作为《幸存者》的第一批读者，评论家贺绍俊看完后心潮澎湃。“为什么心潮澎湃？因为它唤醒了我很多少年的记忆。陆老师写的主角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支边青年，六十年代我正在上中学，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一部叫做《军垦赞歌》的纪录片，拍的就是上海青年到新疆支边。我们那些少年看了这部片子热血澎湃。我记得电影里有好多旋律非常优美的歌，至今都回荡在我的心中，顺口就能唱出来。看了电影，我们几个同班好友商量，我们应该爬火车去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还没钱买票，去和电影里面的那些哥哥姐姐们一起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在贺绍俊看来，《幸存者》记录下陆天明这代人的人生历程就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但是陆天明不仅仅停留在记录，而是在思考，“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丰沛的思想容量，巨大的思想冲击”。

为描绘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程，陆天明计划以“中国三部曲·骄阳”三部长篇的形式，展现几代人在翻天覆地的岁月里所经历的重大转折。因为主题鲜明、题材恢弘，该“三部曲”被列为十九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也是其中唯一的一部文艺类图书。第一部《幸存者》近日出版，讲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内陆，来自大城市的支边知青谢平、向少文、李爽等人接受时代感召，投身于新中国的边疆建设，不料却由于一场爆炸事件，命运发生突然转变……近日，就《幸存者》的创作情况，本报记者专访了陆天明。

陆天明

三百多万字的文字资料，最后浓缩到一本36万字的小说中

记者：为写这部小说，您积累了三百多万字的文字资料，最后浓缩到一本36万字的小说中。这个创作过程和人们一般的想象很不同，作家往往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尤其是现在网络作家，一遍过的不在少数。

陆天明：我这样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创作习惯。其实和很多作家不一样，我没有创作提纲，但在创作之前会酝酿很长时间，大致的走向、意图、时代和历史的背景确定以后我就开始写了，这时有些人物的基调都还没定。为什么要这么做？改革开放后，作家写作要求尊重自我，尊重自己对生活和时代的感受，而不是事前拟定一个主题。这样，一边写，一边形成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包括细节，人物带着作家往前走。到什么程度呢？情节、细节自己往外蹦。比如小说最后钟绍灵自杀的情节，我写了两年多，一直到最后一个星期，这个细节才蹦出来，这个人物一定要死，而且是自杀。

记者：这些蹦出来的情节与细节，也不是您记忆中自己或朋友的经历，而纯粹是小说逻辑走到这一步？

陆天明：对。是自己产生的，不是我事先规定的，也不是生硬地按政治要求、社会要求虚构的。经验告诉我，产生这样的情节和细节，往往是创作中最华彩的部分，最鲜活的。这个时候也是我作为作者进入了一种最愉快、最舒服的创作境界。

第二个原因，因为这部书要写我们这一代人，要写我们所经历的时代，这是非常宏大的命题。怎么去表现？我想既要有我个人的感觉，同时又希望做到客观、科学、准确。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篇大论文，而且要通过文学的语言来表达这个“论文母题”。虽然我已经写过那么多年，但要做出这么一篇大“文章”，仍然非常艰难，需要不断攀爬，不断找路，不断摔倒再爬起来，反复琢磨，为了最后形成的这36万字，前前后后就写了三百多万字。

第三个原因，我写的是当代，要写的这些人物原型还活着，许多事情都还没结束。俗话说，画鬼容易画活人难。当代的人当代的事，要让当代的读者认可，要感动当代人，引起思索，这三点都很难做到。每一个当代的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你的人物、情节做出接受与否的判断，要让所有看小说的人觉得你不是在胡扯。真实才会引起思考，这也是我写《幸存者》一个重要使命，不光是看故事、好玩、消遣一下就完了。

所以，预计半年写完的作品，我写了两年零九个月。当初预计这部小说，应该能比较顺畅地写出。因为此前我已经写了九部小说，也写过电影、电视剧、话剧剧本，写作上还比较老练，又是写我这代人的事情，怎么会拖那么长时间？顺便说一下，这部书里80%以上的细节和情节都是真实的，只是放在不同的人身上。还有一点，我一定要把小说写得好看。当然要深刻，要对得起历史，但无论如何要写得好看，我坚定不移地要为读者、为大众、为老百姓写小说。就是这些原因，让我翻来覆去“折腾”，陆续提炼出最后的三十多万字的完成稿。这三百万字都在前三分之一用到了，然后，路顺了，渠道挖成了，后面三分之二的文字自己就碰撞出来了。

年轻时的陆天明

我们都是幸存者。我们怎么活过来的？应该怎么活？怎样才能把国家和民族变得更好？

记者：小说取名《幸存者》出于怎样的考虑？

陆天明：写这部作品我一直抱着写成一点算一点的想法，毕竟年龄摆在那儿。“幸存者”有多种解释，也有朋友质疑、担心。但后来我坚定用“幸存者”为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面前，站在黄花岗72烈士墓园前，站在所有为强国梦而献身的那些先驱先烈们面前，我们都是幸存者。我们怎么活过来的？应该怎么活？怎样才能把国家和民族变得更好？从这个角度切入，去呈现一代“幸存者”的命运和经历，无可非议。理所当然。在探讨这个重大主题时，我觉得要赶紧说、赶紧写，毕竟我们有过一段前无古人，我想后也不可能有来者的经历。

记者：在您的第一部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中，也有一个叫谢平的主人公，您说这是之前唯一一部有您影子的作品。后面几部长篇，尤其是《苍天在上》等影响非常大的几部反腐作品，里面并没有多少您的影子。两种类型的创作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陆天明：非常不一样。我前面几部作品，尤其是反腐四部曲，社会影响还比较大，我在创作中也很真诚，但更多考虑的是社会认同，更清醒地知道我是在摹写社会，表现时代、他人。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我在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些年来，一些作家朋友不认可现在“为社会服务”“为人民大众写作”的创作理念，觉得只要服务自己、表现自我就行了。但这是我重要的文学理念之一。文学要为社会服务，要介入社会。但《桑那高地的太阳》和《幸存者》等作品，我很明白是写我自己和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幸存者》。我这次给自己的写作要求是：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遵照一个标准，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大众。我要把我们这一代人表现好。为什么？因为这一代人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当然这个“最后一代”的概念有争论。理想主义者还会有，但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的追求会不一样。我们这一代是空前的以追求无私为自己生存目标的一代人，这个过程中经历坎坷，做了奉献、牺牲，也有反省，给历史留下了一段很值得思考的宝贵的东西，我感觉这些就像焰火一样闪了一下夺目璀璨的光，迅速消逝了。这其中有多少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有多少哲学的东西？有多少东西是必须摒弃的？值得后人考虑。几许艰辛踯躅，只能概括在“幸存者”这三个字里。前些年我在为自己一个文集写的序言里写过这么一句话：“剖开这些文字，应会有血流出来”，这依然是我对《幸存者》的期许。

记者：《幸存者》中也涉及到腐败问题，这似乎是您的作品一直关注的主题？

陆天明：我是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到北京的，我为什么要开始写反腐小说？了解我的人都说，天明，你其实没有变。我们这批城市里重点高中的学生，放弃高考，注销上海户口，从大上海去到新疆，走工农结合的道路，当年这么做，真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只想到工农中间去，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但到了农村和农场，看到一些蜕化变质，发现了毛泽东所担心的，包括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担心的一些干部的变化，脱离群众，腐败滋生，完全忘记初衷。我们看了后深有痛感。我调回到北京，写反腐，还是这个初衷。我的第一部反腐作品《苍天在上》，就是想呼唤苍天，中国你不能腐败。写这部戏，最初没有情节，没有人物，什么都没有，但题目有了，就是《苍天在上》。当时就想喊这么一声。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春天来了，科学的春天来了，人民的春天来了，但腐败也来了。老百姓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这种情感一脉相承，也就是现在说的不忘初心，要把中国搞好，中国共产党不能丢掉初心。

我们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比你想象的要多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任何时代都有一批理想主义者，但都是人群中的少数？

陆天明：我们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比你想象的要多。1963年、1964年，上海第一批到新疆去的支边青年，报名三万，批准一万。许多青年都写了血书，坚定扎根边疆。有的家长把女孩关在楼上，不让出去。我们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谈恋爱那样，从楼上把被单系好，溜下来到街道报名去新疆。这不是个别的，很多都是这样热血沸腾过去的。这一批人，是典型的，但不能说代表全部。我通过这部小说，很想告诉大家，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群年轻人，也想让大家知道年轻人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我认为，中华民族要复兴，要实现中国梦，不可能让所有年轻人都走这条路，但这里面的精神因子还是需要的。被认为有很多问题的“80后”，现在已经是各个岗位上的重要人物，什么道理？当历史和社会把担子压到每一代人身上后，他们一定会成长，会承担起民族和国家的使命，因为历史是往前走的。对年轻一代，我们永远抱有希望。

记者：小说中谢平和父亲的关系很打动读者。谢平和父亲关系的紧张，是否也是他去新疆的重要原因？在后面两部的写作中，谢平和下一代的关系，是否会是您考虑的一个重点？

陆天明：写父子关系是从塑造人物出发。每个人物有特定的生存环境。谢平去新疆主要是理想信仰，当然也和家庭有关系，想给家里减轻负担。我也是家里的老大，从小没有父亲，只有母亲，我去新疆是为了革命，也想为家庭减轻负担。至于说到父子关系，在文学创作中是永恒的主题，尤其是父子关系往往最能够凸显时代的意义。父子矛盾冲突，不仅是生理上、心理上的，而且是时代的、文化的。这种矛盾，在两代人之间永远会存在，如果不存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就停滞了。三部曲后面还会写到谢平和他的儿子之间的矛盾，他变成父亲后如何对待父子关系？如何看待父子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悬案，要重点写。通过父子关系写时代变迁，有文学意义，也有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