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乔小乔》之后，张悦然在本年度第二次登上《收获》，如果说《大乔小乔》反思了计划生育政策对独生子女一代成年后困境的责任，那么《天鹅旅馆》则又后撤一步，回到了他们的童年。只是这次作为镜像与参照的不是同父同母的姐妹，而是带有陪伴与抚养意味的保姆。张悦然以一贯细腻敏感的笔触讲述了一个权贵之家一夕倾倒后保姆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幼稚儿童对真实/非真实世界的一次体验与游离。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院子里最后几朵玉兰花落下了，树上长满了浓密的椭圆形树叶。男孩一睁开眼，就看到保姆余玲坐在床边。她掀开被子说，快起床，春游去了！男孩一骨碌爬起来，冲进洗手间刷牙。客厅里播放着肖邦的《革命》，是男孩爸爸喜欢的曲目。余玲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件灰色毛衣。男孩摇摇头说，我要穿黄色的胸前有小汽车的那件。余玲说，爬山，那个容易脏。男孩撅起了嘴。但是余玲没有理会他。裤子也是灰色的，黑色球鞋很旧，还没爬山，他看起来已经脏兮兮的。带个玩具吗，余玲问他。泰德，男孩回答。那个会说话的熊吗，余玲摇摇头，太吵了。一只米色小象被塞进了背包。余玲说，你从前很喜欢它的，还记得吗？”

小说以“晴朗的早晨”开篇，描述了出行的准备。对保姆余玲来说，这是经过了策划和准备的“一次绑架”，而对年幼的达达来说，这是期待已久的“一次郊游”。达达并不知道这二者的区别，也并未意识到危险或不安。晴朗的早晨和丰盛的食物并不是古老的“以乐景写哀情”，而是真实的孩童的世界。张悦然显然是以余玲的视角讲述成年人的故事，但对达达世界的眷顾微妙而美好。短短几分钟内，达达关于要穿的毛衣和要带的玩具两个要求都被余玲简单地否决：黄色的毛衣容易脏，会说话的玩具太吵了。余玲以成年人的逻辑替达达做选择，但达达也似乎并没有反抗的能力和欲望。

在面包车上，冬瓜叔叔首先发起了对达达爸爸的“反抗”，不让他听音乐，而是要他听粗俗的相声。达达很开心，但在听相声时，达达却因为听到广播里的笑声而“跟着笑起来”，而差点错过一阵笑声之后，“听到音响里又有人笑了，他连忙又跟着笑了起来”。年幼的男孩其实根本听不懂相声，但他的主体性确实是一再被压抑，他习惯了附和和顺从，也习惯了“我没有哥哥”的孤独和苦闷。买一只“天鹅”可能是他最无理取闹的行为，埋葬一只白色的死猫更多少带着天真的怪异，“没有朋友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和自己玩”，于是有了“天鹅旅馆”的幻想的疗愈，有了对真实世界的非真实体验。但这种真实与非真实何尝不是成年人的判断。在达达身上，张悦然继续着对独生子女一代成长的关切与反思。

达达的真实/非真实世界的直接参与者是余玲，这个不是母亲胜似母亲的保姆并非单纯的“底层人民”，也绝不是白莲花式的纯洁。在长达四年陪伴达达的过程中，她无微不至，不卑不亢，却在短短几天中完成了由善到恶再到善的多次转变。如果说每个人都会有邪念滋生的瞬间，如果说余玲从未完成对恶的贯彻，那么余玲对达达显然产生了心理学所说的“移情”，出于一个女性和母亲的本能，出于对自己儿子早夭的伤痛记忆。但很显然，余玲对达达的爱远不只这些，正如她对艾米老师的评价，一个真正爱孩子的女人是不会说出不要自己的孩子而将爱给别的孩子这样的话，她和达达之间更多是“需要与被需要”的社会关系联结，在这样的联结中，达达付出了无知的依恋，余玲给予了宽厚的善与爱。

这让我想起刚刚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小说也讲述了一个类似保姆——男管家——的故事。然而，这里的男管家却是和西班牙的斗牛士、日本的武士一样作为标志存在的英格兰文明传统之一。刻板教条的男管家斯蒂文斯驱车旅行，在短短几天的行程中追忆了自己三十多年的贵族管家生活，石黑一雄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向读者展示了英国贵族的衰落，作为日不落国家的大英帝国的衰落。然而，在石黑特有的平淡压抑的行文中，男管家叙述中透露出的是传统英国男管家以自傲又自卑的心情追逐的事业与尊严，是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格兰历史与现状的淡然描述，这种“无历史感的历史感”凸显了大历史之中个人生存状况的真实与困境。在《天鹅旅馆》中，同样是带着新鲜当下特征的“反腐”背景，保姆余玲和男管家斯蒂文斯一样，亲历了时代的剧变，斯蒂文斯选择惟命是从，坚守管家的职业道德，或许在最终的反思中决定重新开始，但余玲却有实在的“参与感”，未能成功的绑架事件显然是“劫富济贫”的当代版本，而对达达超过职业要求的陪伴和关爱俨然进入了时代历史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缝隙。

同样存于这缝隙之中的是黄晓敏，她冒充男主人的情人，在三言两语中便获得了余玲的信任，真相揭开时也简单到让人质疑。唯一可以解释的或许就在于“爱的动机”，对情人的爱，对孩子的爱。保姆余玲还没有染上当下泛滥的都市病，不管是对秉性不纯的冬亮还是对一次聊天中增进了解的艾米老师，余玲都保有对真善美最基本的信任。小说临近结束，张悦然安排了这三个女人和达达的晚餐，她们举杯、合影，达达做出了“我很幸福”的表达。美国归来的幼儿园教师、心怀美国梦的失业健身教练还有中年破产的家政保姆，这样三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女人共享了一份晚餐，共享了一个儿童的幸福。在这样的历史与个人交错的缝隙中，她们其实是共享了一个权贵之家最后的“剩余物”，这“剩余物”是神户牛排，是老周配送的高级蔬菜，也是这个无法预测的时代里历史对个人的残忍和温情、个体对他者的善与爱的真挚和虚无。

小说中反复出现了“眼睛”的意象。余玲天生有些斜视，“她从来都不敢看别人的眼睛，除了几个最亲的人。母亲、弟弟和小舅舅。冬亮还不行，她总觉得是因为不够熟悉”，即使面对自己的雇主，她也无法正视；在男孩达达那里，“眼睛亮”是选择“天鹅”的唯一标准，在郊外被埋葬的死猫“眼睛已经空了”，随后的日子里，达达不只一次梦见好多虫子在吃猫的眼睛；余玲夭折的儿子康康生前疯狂地热爱一个眼睛亮亮的陶瓷娃娃……如果非要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么余玲心灵的扭曲和孩子内心的洁净其实又都被恐惧与虚假包围。小说结尾的电话铃声显然是粗暴却真实的，不管电话那头是达达的亲戚还是房屋中介，这都在告诉我们，余玲和达达的非现实时光终究要结束，浪漫的周六晚餐也绝无可能。在纯净的善与爱破灭之后，达达要面对怎么样的成长故事？余玲又如何实现对自己内心伤痛的治疗，如何在“失去”达达之后继续自己的真实人生？

“很多美好的事，都是在一个人心头掠过的秘密。她想，也许那不是真的。”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疼痛”开始成为继呼吸、脉搏、血压、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2007年我国卫生部将“疼痛科”加入《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不知名的和长期慢性的疼痛都成为其诊疗范围，但我们似乎都要承认，这只是医院大门内的一个过渡场所，所有的疼痛都有其来源，所有的疾病都要被坦诚面对。短暂的时光里，张悦然用明显与现实相违背的情节硬伤为达达创造了一个飞地一般的“天鹅旅馆”，这里有历史之外的达达的孤独寂寞、未知前程，有黄晓敏的梦的破碎、生的艰难，有余玲的悲伤往事、当下困境。这是童真的想象物，更是当下时刻里无处安放的，善与爱的“疼痛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