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谈记者：王晓阳

对谈嘉宾：萧耳（女作家）

“长发飘飘。长裙飘飘。丝绸语调。红酒眼神。”女作家毛尖对女作家萧耳的描述真是太准确了。萧耳就是这样一个款款的江南女子，干着风风火火媒体的活，写着喃喃细语文艺的书。

萧耳已经出过很多本书了，《小酒馆之歌》、《女艺术家镜像》、《20世纪60年代西方时尚符号》、《杭州往事》、《继续向左》、《第二性元素》等，这里有小说，也有随笔。不管是看过的书还是电影，她都能生出许多感慨，然后触类旁通，然后各种文思泉涌。刚刚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锦灰堆 美人计》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观察的随笔集，是她这些年无目的写作的结晶。这些文字不仅优美，还可以领着读者畅游西方或是返回古代，锦绣灰堆里看美人吟笑。

萧耳供职的媒体是杭州那家著名的晚报，由于工作的关系与她有过一些交往，聊过工作，聊过家庭，羡慕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写出这样安静的文字，而且这种安静还能感染他人。她入职时正是这家报纸的黄金时代，所以她觉得为这张报纸付出过青春是值得的。当然值得，只是心中那点风雅和痴迷不能放弃。

写作记录的其实就是生活的痕迹

记者：这是特别私人的一本书，我这样的女性读者非常喜欢，娓娓道来的、淡雅脱俗的，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都能成为你的感动，感动之余就是那种倾诉，用写作的方式，不是激烈的，而是像生活中流动的日子那样慢慢地聊，对吧？

萧耳：是的，如果说跟生活有关的话，可能是跟我的兴趣爱好有关。我们的海报叫“带一本书，明天就去利物浦”，我没有去过利物浦，只是在各种影像和音乐中感知那个地方。我睁开眼睛、闭上眼睛都能想到利物浦的很多东西。我有点极端，非常喜欢摇滚乐队，利物浦有那么多摇滚乐，我看过大量的有关摇滚乐的纪录片和现场、老码头等。

把这些东西贯穿出来之后，是不是真正地达到那个地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除了利物浦，我以前的《小酒馆之歌》里写到很多有文化地标性的小酒馆，很多我也没去过，好像是一种谎言一样，但有的地方去了跟没去一样，反尔没去过的，好像已经熟悉得毫无陌生感，甚至是有点老生常谈的感觉。

有时我的沉迷就跟中毒一样，比如说我看了一部电影，我几乎就能够把豆瓣影评都看一遍，穷尽了，实在找不到东西看了之后我才可以罢休。

记者：还是说说写这本书吧，从8月份开始一路从杭州、上海到纽约，然后在北京举行了观影会和分享会，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聊过之后是不是又有不同的感受呢？

萧耳：我觉得我写这些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得这么宏大，但还是有一种非常主动的书写的责任感。当下社会的文化、审美是非常多元的，有很多的分众。一位作者不可能去取悦那么大的一个读者面，我只是想在一些人身上，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些共鸣。当然，也并不是完全天马行空、云端里的东西，包括书里面讲的很多东西，都跟当时的社会、时代、阶层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如果我写当下的话，我会选择写小说，而不是写一些文化随笔。我自己的取向是，如果写随笔的话，我会选一些沉淀过的，有更多的文化沉淀的东西，被时间证明有价值的东西，摇滚文化、一些时尚文化，它也是被沉淀过的。写当下的，我觉得没有比虚构的、小说的表达方式更好的了。

记者：这个书名是怎么来的，很哀艳、很古典的名字。

萧耳：我是这么想的，我这个书三个部分，古典的、西方的、现代的、女性立场的，写的是从古典到现在。如果反过来读的话，一开始是蛮激进的很女权的，然后再是西方文化，再回到东方，回到中国古典，这样感觉就不一样了。

“锦灰堆”是王世襄老师的书名，我为什么想到这三个字？“锦灰堆”是美术的形式，有烧过的痕迹，民国的时候有“锦灰堆”这种美术形式，这个书显示出一些怀旧的老派的东西，这三个词有艳丽的感觉，也符合我内心比较艳的方面。“美人计”是我多年来一贯很鲜明的女性立场，涉及到女性问题、女权问题、男女问题的，我都会比较激动，而且观点有时比较激烈。所以后面是一系列的美人计，相对态度比较激烈一点。

这样一个跨越，表达了这本书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和趣味，它不像10年前《小酒馆之歌》那么先锋、摇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可能那么一直先锋、摇滚下去。曾经有一个阶段，文艺青年们会去看大量的西方大师的电影，那些东西对我们文化的营养非常大，因为之前我们的视野都没有打开，之前可以看到很多书，但是没有影像的冲击那么直接、厉害，所以就一头扑进去。

这么多年后，好像又发现了古老中国这些东西的美好、底蕴。也是我自己有点转型期的一个杂糅，就有了这样一个书名。

平衡在生活中的各种角色

记者：写作是要有代入感的，看你纤纤的样子，平时也是个多愁善感的江南女子，但驾驭文字和日常生活终归是要有所不同的。

萧耳： 我这个人是比较容易有代入感，一下子就觉得那个人好像就是自己一样，没有任何的距离，别人在痛我也在痛，别人感动我也在感动，别人在谈恋爱，我自己在谈恋爱，看到一个美女，我自己也觉得很美。所以，不管是在生活的地方，还是在游历，我都能通过阅读、影像神游，总觉得这个事情好像非常真实发生过的。

写希腊那篇，我确实去找过安哲罗普罗斯的电影《永恒与一日》中雅典海边码头的长椅。电影里，一老一少坐在那张长椅上聊天。或许出于一种对文明的追溯，跟很多老欧洲人一样，我也有个虔诚的希腊情结，有一个著名的电影《莫里斯》里面，讲到牛津大学两个上流社会出身的学生，休·格兰特演的那个大学毕业以后，独自走了一个月去希腊的旅程，他们认为这就像一个精神修行一样是必需的，我也一样，旅程中，有一种追溯老欧洲光荣往昔的情怀在里头。

我的阅读方式是喜欢电影、书、原著对着来，现在也有现实生活向艺术学习、参照的部分，可能我们本身把观影、阅读看得高于生活一点，有一点艺术生活。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艺术生活。其实仔细想想应该也是有的，每天24小时，总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存在着艺术生活，只是艺术可能还分点层次什么的。

记者：我们做媒体的，在纷乱无序的日常中过着每一天，能够安静下来写作是一种奢侈。你的爱好很多，音乐、摇滚、时尚、诗歌、酒吧、足球等，你都喜欢，都热爱，也会用自己的感受去体验。你是如何驾驭这么一个庞杂的世界，又是如何走出来的？

萧耳：其实，我以前也非常的贪玩，那些所谓的泡酒吧之类的事情我都干过，我还混在80后90后中，赶过不少的音乐节。我是一个深度的球迷，以前还写过足球评论之类的。慢慢地，这些年因为工作、家庭的原因，事情越来越多，我就只能做减法了。以前的五大联赛我是都看的，现在慢慢地我只看欧洲杯和世界杯了，F1我也不看了，网球赛我也不看了，就是忍痛割爱，就是断舍离的一个过程，剩下的才是你最放不下的东西，对我就是阅读与写作。否则我根本就驾驭不了，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就做一些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然后选择和自己喜欢的人交往。

我是一个特别任性的人，我不做应酬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应酬别人。所有跟我在一起交往的人，都是我真心喜欢的人。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浪费时间。我对时间的要求几乎已经到了一个神经病的、苛刻的地步。我只要觉得我是在做有趣味的事情，跟朋友在一起做的事情，这对我来说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是应酬的话，我就会非常的厌倦和疏离。

我很早就写作了，记得1999年、2000年已经写了很多小说，在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期刊文学杂志上发得挺多，也写长篇小说。不是很刻意，因为我是媒体人，非常忙，那时还担当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干了几次办杂志等有点实验性的事情。生了孩子之后就没有再写小说，小说跟随笔写作真的不一样，随笔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小说需要完整的构思，经常放得话气就断了。

我之前是职业感很强的人，我入行媒体时，我所在的媒体是非常强势的黄金时代的媒体，它值得我们付出青春、付出自己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其中，写作成为了业余爱好的事情。我是2003年生的孩子，期间这10年，我只写了一些随笔类的书。

说到平衡，我觉得是一种自我补偿吧，就是我一方面不回避生活中任何该付出的事情：工作、孩子、老人，一方面没有停止写作，但我也没有那么好强，把写作作为第一重要的事情。现在这一两年又可以重新慢慢有一个回归。我觉得写作生涯可以很漫长，这么美好的事最不值得急功近利，我们可以写到60岁、70岁甚至更老，所以我现在有一个不着急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