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桫椤:重建对乡土经验的文学自信 ——关于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

来源:《创作与评论》 | 桫椤  2017年10月19日11:49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日益完善,文学对城市文明的关注已经取代对农耕文明的重视。小说被鼓励书写日常经验,但大多数作家都生活在城市里,他们笔下当下的日常性只可能是城市的日常。而弥漫在城市生活中的物质和技术气息也将文学之中的现实主义简化为写实主义,有关传统精神和信仰的书写丧失了合法性。这意味着文学远离土地是一种在客观规律中因循而至的潮流。而在这种潮流中,叶炜反向行之,写出了“乡土中国三部曲”(《后土》《富矿》《福地》)。据说“三部曲”写了十五年,作为“70后”作家,过去的十五年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叶炜积此之功做一件逆向的事,可见他对乡村的情感没有丝毫矫饰。故而在“70后”写作由被“遮蔽”而走到台前的时候,叶炜的出现是这一代作家中的一个“事件”,这令我们有了回望传统、重估农耕文明或乡土文学流变格局以及这种流变与“70后”关系的由头。这样回望和重估的结果,或者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牢居于中国人头脑中,被民族集体记忆顶礼膜拜的众神之像来自于大地上的泥土及其令它们发生焠变的烈烈火焰,而叶炜的“三部曲”似在有意无意之间解答其中神秘的“窑变”。

“三部曲”是“不忘本”的作品,所不忘之“本”,就是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乡土,费孝通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系列小说在立意之初就着眼于乡村文明的衰败,无论是《富矿》还是《后土》,或者是卷帙浩繁的《福地》,都是凭吊之作。所吊者何也?是绵延千百年的乡土文明传统,而作者的凭吊,又以这个久远的传统遭遇现代化冲击之后的裂解为形式,因而三部书又是伤痛之书。《福地》以家族史映射民族史,写百年来民间伦理的失序过程和士绅阶层对乡村文明的意义,是民族伤痕的记录;《富矿》讲述面对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时人的慌乱和异变,《后土》则直白书写土地的损毁、荒芜和新农村面临的诸多问题。《后土》仿佛是愿景表达,但这种步“农村题材”后尘的书写缺乏顺畅的逻辑性,因为支撑小说的是失控的权力阶层与农民之间无尽的矛盾——尽管刘非平在土地庙里上了三炷香,但在“后土地时代”,即便麻庄的远景规划美妙焕然,但在土地被破坏殆尽后,民间诸神已无庙被奉,农村或整个民族的前途远非建一座“小康楼”那样明朗。

我在“三部曲”中,看到作者对民间信仰的崇敬以及面对信仰衰败时的痛心和不舍。

事实上“民间”这个词约定俗成指向乡村,当你说“民间”的时候,意味着在说“农(乡)民中间”;或者当下还有一种意指,即非官方的。但后一种指涉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城市本身就是官方的产物,乡村拥有城市无法获得的自由。用作与精英或官方相区别的阶层时,你很难将城市的底层称作“民间”,因为在九州之地上现代化城市的历史还是太短了,其文化积淀尚不够丰厚,而支撑“民间”这个概念的一定是因为农民中间流布着亘古而来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民间风俗。钟敬文说:“风俗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一种文化样式,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一种文化形态。”又说:“风俗是一个民族在生产、饮食、居住、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信仰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经常重复出现的行为方式,风俗与其他文化形态区别之一,就是具有现实的真实可感性,即便是精神风俗也是如此。”所以在当下的城市日常性中看到可感的风俗的机会并不大,那些大多数人的生活形态往往受制于官方的规约和为贪图生活之便利而形成的规则,并非真正的民间风俗。

“三部曲”的故事读起来就像说书人在讲过去的故事,这一“过去”,一定是久远的。我们常常将遥远的东西看作美好的,谈到施仁政,要追到“三皇五帝”;谈到施教化,要以孔孟为圭臬,他们才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完人。这是因为,历史已经过滤掉了这些人物与主流价值不符的言行,且作古的人与己无关,而眼下的情形正与你我有利害冲突,所以必有“厚古薄今”的现象出现。这不只是历史规律,更是民间法则。“三部曲”对传统的凭吊,正是建立在这一法则之上的。作者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历史,而用批判的观念涵括现实,借以形成以古鉴今的资治效果。作者久写不厌的过去的麻庄,是作者的乡愁之所,是他的文学地理学上的王气之地。深扎在麻庄人精神里的“集体无意识”,为麻庄人做人做事提供合法依据的,是依附于民间风俗的古老民间信仰。民间信仰笼罩着强烈的神秘主义气息,而其道德教化作用和对俗世生活的守护性功能又显示了它的宗教性。作者在小说中对民间信仰及其与现实的关系所进行的深度挖掘,决定了小说浓郁的“民间气象”。

《后土》中的土地庙是将传统民间信仰具象化的载体,是有神像可见的民间祭祀性建筑。在麻庄,一个至关重要的民间风俗,就是村子的东南角有一个土地庙。不仅仅是麻庄,“在苏北鲁南的小山村里,差不多每个村子的东南角都会有土一座土地庙。”围绕这座土地庙,展现出因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而形成的民间信仰和乡村生活禁忌。《后土》中开篇即追述土地庙的来历,那几乎远至神话时代;而土地庙的兴废也颇耐人寻味:“麻庄的祥和曾经被兵荒马乱打破过三次,一次是在明末,一次是在民国,还有一次是在‘文革’。前两次,土地庙只是被毁了一角,到了‘文革’那次,就全部被铲除了。”可见土地庙与麻庄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甚至其存毁也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形成某种隐秘的联系,地域文化借由作者的表达成为整个民族传统的组成部分。接下来,作者即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书写土地庙与麻庄的关系。土地庙是麻庄人的精神信仰,村里的大事小事,红事白事,都要问问土地神。曹东风的砖厂选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远离土地庙,洪灾之后刘青松第一反应就是因为砖厂动了地气;而在结尾刘非平与黄莉莉的婚礼之后,刘青松带着刘非平去到土地庙上香祭拜,以此求得未来事业和人生的平安。土地神以神像的形式静态存在,它如何主动影响麻庄人的精神和信仰,这对小说创作来讲是一个门槛。如何越过这道门槛,怎样将土地神请进麻庄人的心中?作者使用了托梦这种神示的形式,山洪暴发前,土地神托梦给刘青松;王忠厚反对砖厂占地前,又是土地神托梦给刘青松。这样的托梦情节还有很多,而这也是中国民间故事常见的启示方式。

以托梦为桥梁,作者冲破了横亘在现实与虚幻、物质与精神、传统与当下之间的壁垒,为“三部曲”的叙事提供了来自传统文化中的神秘动力。在《富矿》中,屡屡给麻庄人托梦的不再是一个泥塑土地像,而是一个附身于真人的官婆。《富矿》中也有庙,但作者已将其称为“破庙”:“麻庄庄头有一座破庙,庙前有一棵大树,树荫下蹲了一溜儿小老头儿”,显然这座庙已经丧失了信仰的作用。而代替庙宇行使宗教功能的,是人神一体的官婆。官婆本是真人,但她的灵异出身和通神功能令麻庄人相信她是“大仙转世”。官婆本是官氏生下的野种,怀孕二十个月出生,一出生就会说话,而且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怎么会到麻庄这个鬼地方来?”官氏生下孩子即离家出走,官婆吃麻庄的百家饭长大,十岁那年麻庄人发现她能通神。官婆所提供的保护不像土地神那样完全是精神上的,她还能给麻庄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实际的帮助:“谁家的孩子有病赤脚医生看不好,让她一摸保准行;谁家招鬼缠身,她一去就灵。”官婆因是人身,遵循生命轮回的规律,死后转世为小说的主人公麻姑,但麻姑并不再具备官婆的仙身,她只以神示的领受者身份感受世事的变幻。但麻姑所梦并非完全来自代表天道的官婆,代表人世道德意味的过世祖先也在通过她警告当下。二姥爷丧毕,胡列与麻姑做爱之后沉沉睡去,梦中二姥爷斥责她不受妇道,但随即飞来的官婆却以命数为由阻挡了前者的批判;而麻姑置身经济开发的现场,官婆多次通过梦境预言麻庄的灾难,中间并混合着二姥爷的警示之梦,以此加重信仰败落对乡土文明的影响。

与上述土地神像和人神合一的崇拜物不同的是,在《福地》中庇佑麻庄的麻姑神化身为麻姑庙前一棵与山西洪洞大槐树有直接渊源的老槐树,而除了树的意义,还成为麻庄最有势力的大地主老万的代言人,因而这棵大槐树成为神、物、人三位一体的化身。作者在三部作品中屡次提到“萨满”,可见萨满教万物有灵的主张也在影响着作者的观念。但大槐树显然在麻庄人的生活中没有土地神和官婆那样的影响力,它更多的是一个见证者的身份,神对麻庄的保护转移到了老万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身上,力量自然大减。从对土地神的单一崇拜到官婆这个人神合一物出现,再到《福地》中大槐树的形象,民间信仰日渐变得脆弱,直至《后土》中在经济和外来宗教的双重冲击下完全崩溃,对社会和人的决定性影响让位于欲望与利益。民间信仰中隐含着民族的基因密码,《后土》《富矿》和《福地》中所揭示的信仰衰变过程,正是整个民族乡土文化传统在工业和信息化力量冲击下发生异变的过程,也饱含着作者对传统败落的痛悼心情。

《福地》这部写尽中华民族百年苦难史的鸿篇巨制在“三部曲”中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尽管《福地》的后半部分显得匆忙,一些情节草率推出,老万几乎被赋予尽乎全知全能的视角显得虚假(比如小说中写他对抗战中各种抗日力量的认识,以及及对中国革命走向问题的分析,尽管有读书人的帮助,但这不是一个乡间的地主所能达到的认知程度),这些都对作品的整体性造成了伤害。但这部作品通过“老万”这个人物,在三部书中独自揭示了乡绅阶层在传统中国农村控制和乡土文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后土》和《富矿》中麻庄也有首领(村长、支书),但他们在作者笔下基本上成为试图平衡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关系的人,并不具备实际的个人威望、领导才能,更无守护传统的责任感。

老万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乡绅。“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对照来看,老万可以归到第二类当中,他虽没有在外做官的经历,但他是一个读书人。作者借大槐树之口说:“(老万)肚子里有了一些四书五经”,可见他不仅仅是粗通文墨,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与秀才王二的关系也反证了他的读书人身份,“王二是麻庄唯一一个参加过童子试的人,是麻庄第一个秀才,也是唯一一个秀才。不幸的是,他考了几次乡试都没有通关。”王二虽然也是一个读书人,且中过秀才,老万对他一直高看一眼,大力支他办私塾,他也成为老万接收外界信息的重要来源,老万也正是通过这位读书人的见识得以对时局有所判断,比如关于武昌起义的消息就是通过王二得来的。萧公权论及乡绅在乡村的影响时说:“他们由于读书识字,在家乡地区享有威望,的确常常成为乡村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中心人物。”。麻庄人之所以肯于以老万为模范和依靠,一方面他的家族庞大,经济富足,是麻庄最有势力的人,“老万在麻庄是大户,有土地三百多亩,家里有好几个下人”。作者意在说明老万在某种角度上为麻庄人提供了生计方式,因为如此多的田亩要由麻庄人来租种,也要有人为他家提供侍应的服务。比如陆三、王顺子等人都是佃农的身份。

另一方面,老万在麻庄的权威还得自于自身的道德修养。在作者的意图里,这首先与老万奉行“四书五经”的儒家教义是分不开的:“老万这个人和他的爹老子一样,是个忠厚人,或许是肚子里有了一些四书五经,他对待麻庄那些租户和下人的态度一直都很温和。”正因为“他平时乐善好施,在村子里人缘不错。”所以当绣香因为难产而亡后,“村子里的人自然都来捧场帮忙。”其次,作者再一次在此追念乡村的家族传统对后代风气的影响,“在这方面,他(老万)继承了爹老子的一些做法。爹老子临死前,一遍一遍地告诫他: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要好好经营家产,善待村里的每一个人。”其实老万领受的不只是他爹老子一个人的遗训,而是民族传统精神中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从这一角度上,老万事实上是儒家道德传统的继承人。当他听陆三说孙大炮要绑架曲阜衍圣公逼迫围剿他的官军撤退时,焦急万分:“老万瞪大了眼睛,连连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那可是圣人啊!是民国的守护神哪!”

在老万这个角色身上,深刻地映了作者的历史观念。老万是一个大地主,叶炜并未受制于过去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他看作压迫农民当牛做马的剥削者,反而在其身上寄托了沉重的文化理想。乡绅对传统的护佑和对现实生活的保护,在《福地》中被大书特书。老万及其家族一直以来就自感对麻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老万的爹老子曾说:“我们万家从建村开始就是麻庄的主心骨,今后要好好守着麻庄,千万别让人祸害了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有了这样的嘱托,老万对麻庄的守护不仅师出有名,而且成为他的精神信念,每当村庄遇到危难,这个信念就为他保护麻庄的坚强力量。捻军来袭时,老万父子带领麻庄村民躲进马鞍山抱犊崮,并组织民团武装抗捻;当孙大炮的匪兵和张培荣的北洋新军轮番骚扰麻庄时,老万百般支应,麻庄虽未免遭袭扰但老万已倾尽全力;日寇侵华,老万组织民团直接对抗日军对麻庄的侵略;抗战胜利,老万恢复民团,防止土匪和国民党再杀回来。三年困难时期,老万冒着风险私藏粮食,在关键时刻拯救麻庄人民;苏北鲁南连年干旱,又是老万组织村民打井,进行生产自救。作者正是这样将文化传统变为人物个人信念,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形成找到源头,从而为人物的行为提供基于道德的精神支撑。

当然,《福地》不是一部乡绅护国护民史,作者的叙事目的很明确,即要通过老万及其家族命运的书写,折射千百年来的道德传统是如何在世事变迁中衰落的,以此完成对乡土传统的哀吊。刘梦溪说:“至于中国的家庭,自然是保存和延续传统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单位。”作为士绅阶层,家庭成员应当恪守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儒家宗法伦理关系,自觉压制非礼的欲望以保全人伦。但是,作为麻庄第一大家族,家长亦是明白四书五经道理的读书人,恰恰在家庭关系上出现了问题。在万家当下人的滴翠本是佃户王顺子的妻子,与主子发生关系后直接被收房成为老万的妻子,依辈分而论,她本该是老万的大儿子万福的母亲辈,但二人之间却发生了不伦之情,甚至生下了孩子万春。而对于此,老万是知情的。于是,这个麻庄的“主心骨”就面临了窘迫的难题:“他不知道让孩子喊自己什么,表面上,那应该是自己的闺女,该管自己叫爹;实际上,那却是自己的孙女,该叫自己爷爷。”而为了在村民中保全颜面,老万不得不忍气吞声承认现实。老万家子女众多,此种情形作品中不是一例,勿需赘言再举。可见在老万家基于儒家道德的家庭人伦尽失,秩序已乱,那看似一派兴旺的背后则张扬着肮脏的欲望,家庭秩序的败坏成为社会道德败落的最直接反映。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富矿》和《后土》中麻庄村风气败坏,与《福地》中所揭示的乡绅家族的道德蜕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福地》中乡绅阶层和家族传统的衰败可以单方面看作历史进步的结果,就历史进程来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加速了这种衰败到来的时间。但《福地》之所以不同于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于它并没有坚持“二元论”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而将人物置于多纬度的历史视域中,从而形成复杂的性格和命运。老万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他为了首先是麻庄、其次是个人的利益,游走在盗、匪、兵、官、民、宗教等各种势力之间。这样一个家庭成分和出身经历十分复杂的人物,之所以在历次革命斗争运动中得以善终,并非他在政治选择中“站队”正确,而在于其试图对传统文化道义坚守的努力,对麻庄的守护和对他人的善良与他的命运之间形成了“善有善报”的因果关系。从这一点上看,叶炜在《福地》中遵循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在批判社会现实、揭示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同时,也使其具有了教谕功能。在《富矿》和《后土》中,导致传统文化和社会道德发生更深刻变异的原因,已从革命的意识形态让位于商业化的意识形态。具体说来,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冲突和对立,加速了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的崩塌,人的欲望受到蛊惑失去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民间信仰里的诸神之像终于坍毁于日渐荒芜的土地上。

《富矿》的故事有深刻的现实依据,即毫无节制的矿业开发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造成无法挽回的毁坏,这样的例子在改革开放时代不胜枚举,再加上开发者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矿工安全等原因,“带血的煤炭”已成举国之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固然体现着作者的良心,但在作者看来,比土地损毁、安全问题更加严重的隐性的伤害,是商业化意识形态对乡土文明造成的毁灭性冲击,以及这种冲击对人心的改变。叶炜对传统的珍视也体现在小说的创作技巧上,比如他总会想到在天灾人祸降临之前动用信仰中的神秘力量对人加以警示,从而加重灾难对人的影响程度。在苏北鲁南的煤矿被采挖一百年后,麻庄人深刻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那些密密麻麻的巷道,走也走不到头,像一个个巨大的迷宫和陷阱。咱们麻庄人每天都生活在陷阱之上。”这种状况终于导致上天的责罚,连续几年干旱,连女人的乳汁也变成了黑色。随之而来的,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官婆在求雪仪式中倒地身亡。《富矿》的故事就从官婆之死开始——也即信仰和传统死亡之日开始,通过官婆在麻庄的转世之身麻姑这个人物,探究丧失信仰引领及道德约束后的麻庄人如何开始人性和风气的异变。

麻姑的身世颇为引人注目。“有人在官婆倒地身亡的时候,听到从半空中传来一个声音:我还会回来的,我不会离开你们。”而麻姑是在若干年后以与普通人无异的方式出生的一个女孩,但她与官婆拥有相似的面容,麻庄人自然而然将她与官婆发生了联系,因此作者给予了她官婆转世再生的身份。国营麻庄矿开始建设,随着“吵得整个麻庄的人都睡不着觉”的巨大轰鸣声,陆续到来的南方矿工也成为打扰麻庄平静生活的因素——这些外来人给仍然处在农耕时代的麻庄带来了外界的信息,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麻庄真正的改变是从麻庄人进入煤矿工作开始的,“钱”和享受成为麻庄人人追求的目标,先行被招录到煤矿食堂、娱乐厅等部门工作的麻庄女性在利益的驱使下开始了欲望的躁动,随之通往煤矿的乡间小路也成为灯红酒绿的商业街。作者并未武断地让麻姑从一开始就走上追香逐臭的人生道路,而以她的伙伴笨妮、宝妮、福妮、紫秀等为前驱,为她改变思想作铺垫。她最初对所谓新潮观念的拒绝和犹疑,是作为传统守护者官婆的化身所具有的传统道德观念与外来的新潮思想斗争的体现,她与六小淳朴、真挚的交往是传统道德下的甜蜜爱情。但向往美好生活是人的本能,当煤矿干部蒋飞通出现后,麻姑开始了她由“麻姑”的身份而向“大洋马”这个暗指欲望、堕落和淫荡形象的转变,并最终成为利益和欲望的牺牲品。“麻姑”形象至远的意义则是商业消费时代传统农耕文明遭遇的无情失败,也不仅麻姑,《富矿》中的人物群像都在暗示这一规律。麻姑作为“三部曲”中塑造的最好的形象之一,体现出作者扎实的叙事功底和良苦用心。

《后土》是“三部曲”中是唯一一部展望农村生活前景的作品。但这部作品的叙事受到“农村题材小说”的影响,我将其称归到“新农村题材”之列。它的叙述框架由两部分构成:一为农村经济经济开发建设,二为农村政治权力更迭。在谈到“农村题材”时,孟繁华说:“农村题材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要反映和表达的,是中国社会开始构建的基本矛盾——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它的基本依据是阶级斗争学说。这一学说有一个重要的承诺:推翻地主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地主阶级消失,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今已不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形势下,这个问题转换为另外一个问题,即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走的问题。小说对当下乡村的书写,着眼于乡土文明败落的书写的,迟子建的《群山之巅》是一个范式,《富矿》和《福地》与之有很多共通之处。而《后土》则立足于如何建设新农村并展望农村的未来,这种愿景式写作显然与上述是不同的。周景雷在《史诗与英雄:向正义回归的乡村叙事——从几部长篇小说看新农村题材写作的一种类型》中这样总结道:“它不是要着力表现农村土地的破碎和人心的散落,而是要表达对这种恶化的救治和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它试图恢复和重建某些新质因素,不通过史诗性和英雄性的描写来实现对传统的回归和继承。”《后土》结尾对回归传统的强调,与这种类型并无二致。

《后土》中的人物形象没有《富矿》和《福地》中的鲜明,但作者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当下农村的复杂矛盾,并试图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增添注解。刘青松是一个传统道义的维护者,曹东风则是一个投机主义和利己主义者,前任村支书王远是一个腐败分子;上一代的矛盾纠葛与异见在下一代得到化解,麻庄获得了无限生机。小说还通过知识分子的堕落(大学生的混乱生活、小学教师道德败坏)和外来宗教在农村活动对传统信仰的冲击表达了作者的担忧。尽管作者在叙事逻辑中通过旅游项目开发、新民居工程建设等提供了新农村的广阔想象,但基于复杂的现实形式,小说对这种想象充满内在的狐疑,因而不得不通过刘青松带领刘非平再拜土地庙的方式,从乡土传统中寻找信心。

由民间信仰到乡绅阶层的衰落,再到两种文明的对立冲突,叶炜在“三部曲”中通过乡村文明衰变的过程和形式,探讨人在大时代变革下的异变,以及这种异变的反向:如何尽力维护乡土文明传统在代际更迭中延续下去,以保持我们民族的独特性。

除上述点滴论及的以外,小说一定也存在另外的问题,但“三部曲”巨大的篇幅自然增加了它们的艺术复杂性。前文谈到叶炜对中国传统叙事的重视,最重要的还是在对故事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上。《福地》的传奇性可见一斑,而《富矿》中以人物关系为脉络形成的网状结构也使故事在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命运转折中获得最大的效能。这些作品的故事脉络清晰,结构圆润,人物设置匀称,可读性强,爆发出中国传统小说的美学张力。但是,“三部曲”又绝非僵化的模拟传统之作,各种人物各自在其角色中显现出不同于传统道德的崭新的灵魂观念和思想性格,即便是那些传统道德的卫道士也获得新生。《福地》中老万隐忍之外的仁慈与宽厚使人生获得了近乎完满的成功;《富矿》中的麻姑虽无法把持命运但始终心怀信念从而令命运走向悲剧;《后土》中的刘青松深陷多方力量的牵绊之中却懂得维护大局,形成了百年来乡村变迁之中的人物群像。

“三部曲”也是“70后”一代作家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重要收获。叶炜直面当下的农村现实,三部小说皆由现实而起,并将故事建构在强大的现实基础之上,言之有物,理据俱全。当下农村问题已成制约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瓶颈问题,如何认识农村的历史和现状,从而探索农村发展更多的可能性,“三部曲”对此提供了文学的理解。孟繁华在前述著作中也谈到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的关系,他说:“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是同构对应关系,是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反映和表达,如果说乡土中国也具有意识形态性质,那么,它背后隐含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诉求。”他又说:“乡村文明的危机和崩溃,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终结。对这一危机或崩溃的反映,同样可以成就伟大的作品,就像封建社会大厦将倾却成就了《红楼梦》一样。但是,这样的期待当下的文学创作还没有为我们兑现。”作为同代人,我无法判定叶炜的“三部曲”是否伟大,但它们至少在“兑现”这一期待中进行了孜孜努力,集中展现了一位“70后”作家对土地和传统的深情。

叶炜的创作重建了文学面对乡土经验时的叙事自信。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观念和创作方法,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对新的文学思潮,拓展新的内涵和外延,“三部曲”提供了某种尝试。小说中虚实结合,客观现实与神秘魔幻交错,生活情境与迷蒙梦境幻化,既有真挚抒情,也有深刻批判,更有基于历史经验的重构,这些都为小说提供了宏阔的叙事空间,为读者构建了基于乡土传统的农村想象,其中复杂的主题和意象也显示了作者对乡土文明持续怀想、查考和思辨的结果。当然,“三部曲”所提供的又远远不是简单的现实主义,它们是中国传统与现代技法杂糅的写作,比如《福地》中“大槐树”独特的视角,《富矿》中的花鼓、《后土》中的孟疯子这些疯癫形象的象征意义,以及欲望叙事如何加深了时代对人的影响,或者在现代性视域中审视传统神秘文化等,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

②钟敬文:《汉民族民间风俗·序》,徐杰舜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③叶炜:《后土》,青岛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下文引自“三部曲”的内容不再一一注释

④刘毓庆:《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载2015年12月16日《中华读书报》,第13版

⑤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台湾联经出版社2014年1月版

⑥刘梦溪:《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2月版

⑦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

⑧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⑨同注6

(原载《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