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车沿着北京路一直往东，阳光已经卸去了午时的蛮横，怯怯地躲在身后，泛出黄色的光影。空气很好，东边的山清晰可见，就像一堵立在拉萨城市东头的高墙，雪顶是被冬天遗漏在山上的一顶白色毡帽，亮得扎眼。一口川音的出租车司机忽然把车拐到路边，摇下我这一侧的车窗，询问路边等车的藏族姑娘是否需要拼车。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又没有一丝犹豫地踩下油门——这对他们来说太平常了，并不会有一丝悻悻。

初到西藏

不一会儿车与布达拉宫前的白塔擦身而过，可以看见旁边药王山前的观景台上，摄影爱好者们已经架好长枪短炮，耐心地等待着布宫景观灯亮起的那一刻。夕阳下布宫的白色墙面反射着金黄的色彩，衬在碧蓝的天空下，更显出雄伟和壮观。忽然间回忆起在北京坐车路过天安门的情景，一年之前，我对到西藏看看布达拉宫的期待，还如小时候只能对着照片吟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儿歌一样，只存在于幻想之中。而如今，它却时时就在眼前，平常如比邻而居。不到一年间，援藏工作，改变了我在北京多年如常的生活轨迹。西藏，我如今如此真实地生活在这片高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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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当中国作协在干部职工里征求援藏意向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会被确定为走向高原那个人。虽有一颗对雪域高原的向往之心，但三年援藏期的时间要求于家庭、于正在小学就读的孩子来说，显得过于漫长。人人谈高原而色变的缺氧环境更是我一时尚克服不了的心理关。家庭的分离、工作环境的迥异，在这“去”与“不去”的决定之间，设下了太多的挑战和关隘。所以最终确定我要参加援藏时，内心的复杂此时想来仍是忧虑多于期待，貌似平静之下的忐忑从决定下来的那一刻就久久挥之不去，对家人的歉疚，对熟悉环境的不舍，以及对高原的未知……

那时所有的高原经验都是道听途说而来，听说身体好的人因为机体需氧量大，对高原的适应反而会更慢，我就把原本坚持了很长时间的周末长跑停了下来。许多到过西藏的同事朋友给我提供各种建议，关切让我温暖，但每一次对高原反应的描述却反而不断加重着我的顾虑和紧张。真正使我精神上能放松下来，反倒是在为援藏干部举办的培训班上。三百多名来自中央各个部门的援藏干部集中在一起，接受从政策知识到援藏经验再到健康知识的全方面培训。人沐浴在一个团体的温暖里时总是很容易受到情绪的感染，课堂上的热烈和课下的交流逐渐让我进入马上要奔赴西藏的情境中。此时心反而平静了，那些紧张的情绪逐渐在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中、在与西藏越来越近的关系中慢慢得到消解和融化。

最不愿意面临的离别总是来得那么快。培训班结束，回家收拾行李，一直坚强的爱人终没有忍住泪水。与往常最长十几日的出差不一样，这次的分别意味着更长时间的别离，意味着家中琐事从此不能分担，意味着孩子的教育落在她一人身上，意味着从未有过的思念和孤独即将开始。为了准备这一日的分别，她也早早就开始做功课——换洗的衣物收拾好了，必备的药物准备妥当，家人合影也被悄悄地塞进箱子的夹层，她拿到多年却从没用过的驾驶证也被翻出来派上了用场。赴藏那天清晨，她开车把我送到集体出发的地方。卸下了行李，叮嘱完一应事情，默默地看着车尾灯消失在还不十分明朗的晨光里。我相信车里的那个人，和我有着一样的不舍，也有着同样不得不舍的决绝。

之前的一切准备在此刻终于兑现。再见了，我的亲人，我的同事们！再见了，我的爱之所系的北京！我也终于要来了，那曾经多么神秘、多么可望而不可即的雪域高原！

援藏，这一直感觉很遥远又很神圣的字眼，就这样走进了我的视野、我的生活，成为三年时间里的主旋律。从踏上贡嘎机场的那一刻开始，之前一切对高原生活的猜想都将成为现实，我们对高原生活的一切准备也将付诸实施，但是高原对我们而言仍是陌生的，仍有着那么多的未知。

全国性支援西藏的工作，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一年第十八军进军西藏的时候。从更往前的历史看，文成公主进藏与吐蕃联姻也是唐朝中央政府加强与西藏地方关系的重要举措。而目前定期轮换形式的援藏工作，从一九九四年开始到我们已经是第八批。中央各单位加上各省对口支援的力量总共有一千五百多人，分布在西藏自治区的各区属单位和七个地市。对我们一千五百多人来说，无论援藏期长短，它都注定将成为我们一生中一段足以带给我们荣耀和自豪的闪亮的岁月。当我们一批同行的三百多人在拉萨西藏大厦度过几天的适应期后，被受援单位纷纷接走的时候，我心里不禁有一种“聚作一团火，散作满天星”的感动。

参加西藏文联合唱活动

我的对口受援单位是西藏自治区文联，工作地点就在拉萨。内地说起西藏，首先想到的就是拉萨，而对西藏高海拔的忌惮也主要来自于对拉萨三千七百米高海拔的担心。其实在西藏，拉萨的环境已经可以算是足够舒适，很多地区上的干部退休后都会选择在拉萨安居。这里物质丰富，交通便利，教育医疗条件都相对较完善，城里绿树成荫。比较之下，阿里的远、那曲的高、昌都的险，则都呈现出更为艰苦的一面。在偏远的阿里改则县的援友说，他刚到那里时，转遍了全县城，只找到两棵树苗，而时值盛夏，它们尚存一线生机，真正到了秋冬，它们却注定无法存活。在藏北，那曲双湖县以平均海拔将近五千米成为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县，在那里任副书记的援友讲，每次从双湖回到拉萨，要经过茫茫的无人区，必须早去早回，因为天黑一迷路就太危险了。有一次天快黑尽时才赶回去，远远地看见县城的灯火，那种触到希望的感觉让他终生难忘。而昌都地区地势险峻、沟壑纵横，世界上海拔第二高的邦达机场因为气候条件太差，它的通航虽说创下了人类民用航空史上的奇迹，但却仍然十分任性，航班经常无法正常起降，所以也被人们贯以“昌都人民欢迎你，邦达机场害惨你”的笑言。

但西藏地势复杂，环境之苦，海拔又并不是唯一。今年五月，我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文艺家采风团到林芝地区采风，去到了全国最后通公路的墨脱县。在那里我见到了广东佛山的一批援友。援任墨脱县常务副书记的谢国高与文艺家们座谈时刚刚下乡回来，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仍能看见他衣角和裤腿上斑驳的泥点。两个半小时的座谈时间里，老谢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讲述他和他的援藏队员们的经历和故事。从他那里，我知道在墨脱下乡调研不仅仅是辛苦，还充满了危险与不测，好几个乡村还没通路，去的时候甚至要攀着崖壁过去，墨脱每年降雨量很大，地质条件又极不稳定，滑坡的危险时时存在。但是，我也从他的言谈感受到了温情，那份温情来自因为烫伤的孩子获得救助而对援藏队员们感激至深的门巴族妇女，来自得到帮助的珞巴族老人，也来自那些手捧着新球鞋洋溢着喜悦笑容的孩子们。

在墨脱与广东佛山援藏队交流

离开墨脱的时候，雨已经下了两天两夜，那条二○一三年才通车的扎墨公路——波密县扎木镇到墨脱县墨脱镇，目前唯一一条进出墨脱的公路泥泞异常，落石随处可见，滑坡的危险时刻隐伏。在这条路上要颠簸盘桓六个小时，穿过五六月份仍厚积冰雪的嘎隆拉山上的隧道，我们才能走出这个一度对外界来说只是秘境中存在的小县城。二○一三年扎墨公路通车之前，没有交通工具，那些只能靠着肩扛马驮、自己的双脚去探寻这片祖国边陲小城的援友们，更有着怎样的执着与勇敢。背着包徒步穿越在危机四伏的密林深处，沁着盐的绑腿紧实得让自己的皮肤无法呼吸，因为只要有一点儿空，森林中无处不在的蚂蟥就可能钻进去；还要时时处处小心，雪崩有可能因为自己的一声咳嗽就从天而降，还有毒蛇、野兽。这些都不再是书本中的故事，它就发生在雅鲁藏布江边这一片片的密林中。如今我们沿路行驶，大可以悠闲地停留在公路的安全处，轻松地去欣赏去拍摄那些雪山、森林、蓝天、瀑布，但身居此处的援友们，却未必能有这份闲逸，因为他们更多要关心的是这里的生活与工作。

我们接受入藏教育，听到最多的词就是“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它们都是当年十八军进藏部队的军人和老一代进藏工作过的人们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成为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为西藏建设发展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人们的精神座右铭。与他们当初的进藏比较起来，我们所拥有的幸福已经太多了。无须担心粮草辎重，无须翻山越岭，医疗不差，氧气不缺。他们在翻越那些动辄五千米以上的雪山、在蹚过一条条冰冻刺骨的河流时，我相信，他们虽没有我们在飞机上的视野那么辽阔，但却触到了比我们更高远更深邃的精神世界，感受到了比我们内心世界更为丰富的满足。也正因为如此，“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这样轩昂的警句，才多少年被传诵和传承。如今无论我们身处的拉萨，还是阿里、那曲，或是西藏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应该被我们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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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原生活，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少”和“独”。

“少”，就是氧气少。人们之所以对高原敬而远之，最重要的原因是缺少氧气。这也是我们所有人进藏以后必须要过的第一关。

在北京集中培训的时候，有专家给我们讲解高原环境知识和高原病的防治。讲座中有一个数据我记忆犹新，那就是在海拔三千米的高度上，空气中的氧气含量降到百分之十六左右，大概是北京地区氧气含量的百分之七十几，到了冬季这个数值还会降到百分之六十左右。氧气的减少，会直接引发身体各种机能的变化，产生应激反应，这就是高反。

组织部门一位多次进藏的领导也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故事。他有一次出差到阿里地区海拔将近五千米的地方，身体反应比较强烈。当地干部跟他开玩笑，建议他晚上不要睡床，而是睡在地上，因为“能低一米是一米”。回想我刚进藏的前几天，连续的头疼、失眠、低热、食欲不振，静息心率也在一百一十次左右，有援友甚至笑言我那时再多持续一下这种状态很快就可以被送回北京了。但好在身体没有让我失望，最终坚持了下来。在藏前几个月，我身体在逐步适应高原环境的过程中，体重骤减了十五斤。直至现在，每次重新进藏，也都还要重新经受几天身体过渡期的考验。

参加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世界读书日访谈节目

刚进藏的那些日子里，援友之间的交流话题也主要是缺氧环境下如何进行身体调整。因为我们要长期驻留，所以最多的建议是尽量不吸氧，让身体适应西藏的缺氧环境。但是为身体健康考虑，也不断地有援藏的医生提醒我们，在身体适应的大前提下，还是要保持吸氧习惯。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的命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氧气扮演着太重要的生活角色，也决定了我们太多的生活细节。比如在北京的时候，感冒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是不吃药，多喝水，病程结束便会自愈。这也是现在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多数会提醒的方式，以调动身体自身的免疫力，也避免过量服药对身体产生副作用。但在西藏不行，或者说我们丝毫不敢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感冒是引起肺水肿的一个重要病因，而肺水肿则是能要人命的高原常见病。那曲地区的一个藏族干部跟我说，有一次有两个小伙子到他们那里旅游，去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感冒咳嗽，却没有在意，结果第二天就开始咯血，马上开车往海拔低一些、医疗条件好一点儿的拉萨送，可惜还在路上，人就不行了。不知道高原的恶劣环境为我们留下了多少这样不忍听闻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到现在也仍还真实地发生着。痛惜生命的时候，更能让人感觉到在这样一个地方的生存之难。

这些年，虽然经过组团式医疗援藏的帮助，西藏整体的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相比较之下，西藏的人均寿命仍比内地低八岁左右。对我们援藏人员来说，保持身体的良好状态是做好一切援藏工作的前提。即使已经入藏将近一年，也只能说过去的这些日子为我们增加了长时间留藏的信心，却仍不敢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毫无问题”。医生们曾告诫我们在这里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因为在拉萨走路，身体承受的运动量就相当于在内地的小跑。有一次几位援友约着去打篮球，我并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完全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事实也证明，剧烈的运动是自己在高原上完全无法承受的。球场上刚往返了几个回合，就感觉肺像被掏空了一样，把它放到最大，也供不上自己的呼吸。打完球骑自行车回宿舍的那条路，那是我时至今日在拉萨骑行最艰难的一段路程，我甚至不记得是怎么拖着身体打开房门，又怎么急切地套上氧气面罩。那之后的两天里，我休息时间回到家里第一件事一定是打开制氧机，躺在床上吸氧。这次盲目自信的代价时至今日仍在不断提醒着我，在高原上，谁也逃不出身体这部机器的精密算计，谁也避免不了人体生存对氧气的依赖。一次次看着那些在西藏工作多少年的同事走上楼梯跟我一样喘息不止，一次次体会着给北京的家里和同事打电话时说话节奏一快就后语搭不上前言，那也只是高原对慢节奏生活的最基本诉求，是对身体的最基本考验。去年安徽对口山南市援藏的赵矩医生入藏四天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病逝，之后又陆续听说有援友出现各种身体异样，那是我们真正应该担心和预防的。在高原需要被正视的那些蛰伏在机体之中的变化，隐秘而危险，注定我们既要面带微笑，也必须从始至终小心翼翼。

“独”，就是孤独和寂寞。

在西藏的生活，一切从“新”字开始，新的环境、新的规律、新的同事，以及新的节奏。最初那段时间，每到周末，就成了我们援藏的“单身汉”们顾影自怜的时候。聚会当然是少不了的，三五援友约在一起，小坐一下，谈天说地，成了家常便饭。援友“徐侠客”是厨艺和公益的双料爱好者，从进藏开始就在援友中间发起了假日聚会“光盘行动”：十余个朋友聚在宿舍，热热闹闹整上一桌，然后又大快朵颐清扫得盆干碗净。每次餐桌鏖战后的景象都会被晒到微信朋友圈里，他的家宴“光盘”也成了援友中间一个很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活动。

前几批的援藏“前辈”们也给我们留下了解“独”良方。从培训班伊始，各种兴趣小组就应运而生，书法、摄影、健身，最近，吉他、《易经》也纷纷上线。不仅只是学习和简单的娱乐，那些在各种培训班中成长起来的援友也不断激励着大家为了共同的兴趣爱好而集结、努力。第七批转第八批的中央党校的援友孙向军，据说进藏之前只是对书法略有爱好，进藏之后勤习不辍，不仅登堂入室，而且三年间已小有成就。从第六、七批一直转到第八批的浙江援友陈人杰，入藏前从事金融工作，也仅仅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但他在那曲地区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的申扎县援藏后，开始逐渐迸发诗情，佳作频出，最近他的作品《一路向西》刚刚荣获了“杨牧诗歌奖”，个人诗集《西藏书》也正在筹备出版……西藏的独处并不是一道碍人的屏障，也不是一条捆人的绳索，而是一粒可以选择收获的种子。选择寂寞，寂寞就会遮天蔽日地成长起来，笼罩你，压迫你；而选择执着和专注，它们也会让寂寞中的我们不断强壮与丰富起来，使阴霾不再、寂寞难寻。

其实，有西藏，我们本就不会寂寞。那些多年来已经幻化在人们心中的壮丽景观和独特人文，给了我们多么美好的空间。我曾经好几次因公往返在拉萨到林芝的公路上，感谢墨竹工卡到工布江达的高速在我进藏之时还没有修通，让我有机会领略那些在318国道上艰难跋涉的人们，一辆自行车、一顶头盔、车后架上的沉重的行李，或者甚至就是简单的旅行背包加上一双脚，带着他们向高原不断进发。有的徒步者背包后面专门注上“徒步不搭车”，固执地彰显着他们的执着与坚韧。我想，他们前行的字典里，一定寻不到“孤独”和“寂寞”这两个词。那份对圣地的向往和执念，那份对雪域高原神圣和纯洁的追寻，一直在提升着他们，宽慰着他们，激励着他们。

有一句话说，在西藏，没有个专业点儿的单反相机都不好意思出去看风景！但是时间越长却也越感到，有再好的相机再好的镜头，也收不走西藏所有的壮阔和美丽。我想去看雪山，看那些想踏上的数不尽的冰川，想去看夕阳下的古格城堡，想去藏北看藏羚羊的活泼欢动，看野牦牛的威武沉寂，想去春天的丁青看藏民们挖虫草，想在阿里的暗夜公园仰望多时不见的银河。当想到这些的时候，孤独和寂寞在我们的时空里便不再有位置。反而有时候，我会觉得三年太短，短得不够我去认认真真地体验西藏的一切；觉得西藏太大太高远，大得容下了太多的不可思议和无法探寻，高远得让我们用尽三年验证以触到它灵魂的一角。

更多的时候，我也会为西藏高原感到庆幸，正因为它在人们心中固守着被敬而远之的形象，才仍旧这么清净纯洁，正因为它的孤傲和离群而居，才得以因袭着最传统的虔诚和朴素。每一个向往和追逐这里的人，都带着精神世界的富足和骄傲，克服困难，战胜自然，升华自我，氧气的缺乏和精神世界的充盈，在这里成为一个既互相支配又共同成就的伟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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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一种环境，除了适应气候，还要熟悉这里的人。

从小生长在湖北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自己的土家族身份，使我对民族地区始终怀着天然朴素的情感。进藏以后的事实也证明，藏区同事们的好接触好相处，成为帮助我很快融入西藏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待人的谦卑恭敬、豪爽真诚，脸上的和善笑容几乎已经成为烙在身上的符号。西藏生活节奏较内地要慢，而似乎也正是这样不同于内地的慢节奏，衍生了这里温良、善意的氛围。工作上每次遇到事情需要得到同事们帮助的时候，从不会碰到生硬的回复，他们总是能想尽办法为我解难排忧。从进入到西藏生活环境的那一刻起，我便被这种温暖氛围所包围着。这并不仅仅因为我是一名从北京来的援藏干部，更多在于这里本就生长着宽容与平和、善良与仁厚。

但与藏族同事们的熟识，却是经历了一些小小的插曲，这其实是个很有趣的过程。藏族人的名字重名或名字相近的很多，这成了我初到时最苦恼的事儿。翻开名册，头疼的问题便来了，一位叫罗布次仁，一位叫次仁罗布，还都是小说家。在西藏本来记忆力就有所减弱，被这些似曾相识又大不相同的名字一绕，有时还真就有些茫茫然不知所以了，接二连三闹了好几次笑话。好在藏族同事们都能对我的无心之失报以大度的微笑，也似乎是习以为常了。到后来慢慢熟悉了才知道，藏族同事们的名字区分和称呼还是有讲究和技巧的。作为对藏族同胞的尊称，后边可以加“啦”音。而四字的藏文名，可以简称前两字，也可以简称后两字，还可以第一和第三个音组合称呼。比如罗布次仁和次仁罗布，后来我就分别称呼他们“罗布啦”和“次仁啦”，再后来又认识了《西藏文艺》编辑部的扎西罗布，以示区分便叫他“扎罗啦”。像这样的情况还很多，比如文联还有两位“拉巴次仁”，分别在书法家协会和美术家协会；两位“旦增曲杰”，分别为摄影家和刊物编辑，一不小心就会张冠李戴、混淆视听。还有很多工作中接触较少的藏族老师们名字还不熟悉，最后就用一句“格啦”（老师）的尊称代替了。

名字还只是熟悉藏地生活的第一小步。进藏十个月里，我也不断地在西藏的各种民俗和节日里体验着不一样的文化。西藏的节日很多，而且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节日。从藏历新年，到林芝地区的工布新年，还有萨噶达瓦节、雪顿节、沐浴节、仙女节、燃灯节，有的是民俗节庆，也有很多是宗教节日。进藏后最先赶上的是拉萨雪顿节。节日的七天长假成了我们最初了解西藏的一扇窗口。雪顿节又叫“酸奶节”、“晒佛节”，其间有很多宗教活动，比如罗布林卡的藏戏表演、哲蚌寺的晒佛，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当地藏民和游客。雪顿节之后，紧接着就是已经有了七百多年历史的沐浴节。藏历气象学上说，每年秋天到来，金星照亮整个西藏高原，此时雨季刚过，节气和水质都是最好的时候，洗浴有利于身心康健。所以在这个节日里，从藏历七月初六到二十，不管阴晴，也不管是在城镇、乡村、牧区，男女老少都会全家出动，要到河边游泳，尽情地在水中嬉戏玩耍，洗净身上的污垢，以喻祈求幸福健康。

我第一次真正有机会走进藏族家庭，走入他们的生活空间，则是在藏历年的时候。二○一七年的藏历年晚于传统农历春节一个月。我结束休假回到西藏时已是藏历年的第二天，一回去便不断地听因为工作没能在春节期间休假或者提前返藏的援友们说起过藏历年的传统，据说喝酒是不能少的。

藏历正月十五之前传统上都算是在过年的节庆之中。被邀请那天并不是周末，同事们各有公务，从办公楼或者其他地点聚到同事家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走进主人家里，一应的藏式风格家具整洁而朴素，客厅靠墙的藏式柜上整齐地摆着切玛盒和银碗盛的各式贡品，两束插瓶的百合恰到好处地装点着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在藏家，吃切玛是年节必不可少的风俗，切玛盒里分放着酥油糌粑和炒麦粒，插着“孜珠”。吃切玛首先要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抓起少量麦粒撒向空中，三次，表示敬天地，然后再抓少量糌粑，第一次和第二次撒向空中，第三次吃入嘴里，表示口遇切玛，来年口甜心满，一切吉祥。

到工布藏族家体验生活

客厅中间的方桌上也摆满了各种食物，映托着浓浓的节庆氛围。藏式风干牦牛肉也是我第一次尝到，这是一种自然风干的生肉条，灰白色，与在商场所见加过各种调料的风干牛肉色泽味道全然不同。主人极力推荐下，我拣出两小块来，按他们的习惯蘸着辣椒酱尝了尝，干涩但并不生硬，有一种牦牛肉原始的肉香，也带着一些膻味，初入口还是有些不太习惯。它和干奶酪是藏族人家过年的标配，当然还有可口的酥油茶和甜茶。热闹间主人问我们喝什么酒，并拿出两个银色的茶盏来。旁边的同事告诉我，这一般是客人的“见面礼”，一个能盛四听左右的啤酒，另一个能盛七听，是要一口气喝完的，听得我直咋舌。好在这次大家达成的共识是只用来惩罚迟到者，而那位最后的迟到者也意料之中地被这一大杯的“见面礼”来了个下马威。觥筹交错间，第一次藏历新年的美好记忆便融入一场微醺的醉意里。

适应之后，慢慢地，我开始享受这样一种工作和生活，享受与西藏同事们之间的相处。我经常会在微信里与北京的亲人同事们聊让他们羡慕的拉萨空气质量，聊蓝色的天空、清透的视野和绚丽温雅的格桑花，以及山顶上几乎触手可及的洁白云朵。这样一片土地，它的纯净朴素和友善，是最值得珍视和景仰的。

为了让孩子对他老爸的西藏生活有所体验和理解，也能感受一下高原的这份纯粹与洁净，春节后，我把他也带到了拉萨。

比起成人来，孩子的适应能力往往要更强一些。三月初的西藏还未入春，寒冷和风雪总会不期而至，氧气含量也还在较低的水平。但儿子进藏却似乎对缺氧环境没有太多感觉，一天之后便已行动自若，让我给他准备的几天适应期显得有些多余。

同事们热心地帮助联系了拉萨市第一小学分校让他借读。这个学校大部分是藏族孩子，六年级只有两个汉文班。放学的第一天我去接他，看着校门外准备接孩子的家长们基本都身着藏装，我开始担心他是否能适应这里的学习环境。但儿子出校门见着我第一句话就是：“他们都挺好的，就是太闹了！”而且他还特意强调似的用了一个让我忍俊不禁的词：这里的同学一点儿都不“朴实”。孩子的表达简单直接，但这个“朴实”一定不等同于成人世界的理解。他的概念中，“朴实”就应该是对老师言听计从，老老实实，遵规守矩，而班里孩子的“闹”给了他在北京学校里完全不同的感受与冲击。西藏的孩子们天性更加释放，老师约束不多，正如儿子后来所说，在北京时做课间操大家都是排着队下去，可在这儿只要课间铃一响同学们都“疯了一样”争着往外挤。反观在家长们都极力呵护孩子成长的今天，天性其实恰恰成了他们身上更可贵也最易被掩盖的品质。我努力帮助孩子去理解和接受西藏不同于北京的教育方式，去融入西藏孩子们的生活，我以为，这应该成为他在西藏体验学校生活二十多天里最真实最美好的收获。三个星期后离开西藏前，最后一个上午的课后，儿子跟我申请了一百块钱，中午请几位平时在校外用餐的同学一起吃饭，然后他又被同学们拉回到学校里，一直到下午课前才依依惜别。我从他回家翻看同学们签名的笔记本时看到了几分不舍，更从他兴奋的交谈里窥到了他内心的变化和收获。

与孩子的相处一样，我们援藏干部与那些长期在西藏工作的同事们（简称“在藏干部”）也在不断地相处和磨合中增进着友谊和默契。在藏干部中，有“藏二代”甚至是“藏三代”，有毕业就分配或自愿支援边疆建设的学生，有从内地调入西藏的干部，也有很多部队转业或复员的老兵。无论来自于哪个群体，在与他们的接触中，都能深深感受到他们身上那份对西藏的眷恋和深情。说到贡献，经常会以我们援藏干部作例，抛家舍业支援高原边疆建设，但实际上很多在藏干部与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境遇和难题。他们的家属、孩子都在内地，平日里一样千里之隔，只身在高原上默默工作，奉献着自己的热血与青春。也只有寒暑假的时候，家人和孩子才有可能从内地赶到西藏来与他们相聚数日，而他们即使休假回内地与家人相处，也经常会因为工作的紧急要求而被迫中断。好在现在通讯方便，可以与家人有更好的视频音频交流。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想象着在拉萨、在西藏的上空，在密布的网络上，会有多少根情感的丝线在内地与高原之间的牵系穿梭，它们所汇成的情感洪流，何尝不是这片高原土地上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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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了解西藏的民情区情是必须要做的功课，也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础。我的工作，也是从这儿开始的。

进藏的那一天，走进拉萨西藏大厦宾馆房间，第一眼就看见了桌上为我们每个人准备的《解放西藏史》。后来，作家徐剑进藏，在与我的闲谈中，也对这本书极力推荐。对解放西藏这段历史的了解，不仅是知识上的补充，也是精神上的溯源。当年第十八军在进军西藏、建设西藏的过程中，破山修路、开荒生产、平定叛乱，进行民主改革。那些比我们现在还要年轻许多的战士们响应号召，肩扛责任，用脚一步一步迈进又站稳在这片雪域高原，在每一座他们奋力翻越的雪山上，在每一条他们涉险而过的冰河里，几乎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有时候在拉萨的街面行走，我会不自觉地想到那些历史图片中的拉萨，想到所知有限的那段依稀而精彩的历史。面对如今的整洁与宁静，面对在发展中一日千里的西藏，极尽细致的文字描写在历史真实演进面前也会显得无力和苍白。“宁让生命透支，不让使命欠账”——我也同样看到如今拉（萨）林（芝）高速公路上的建设者们就是在用这样一种口号和精神延续着历史，担负起重托。是的，在这里，环境总能用它险恶和不近人情的特有方式去提醒我们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去触摸能力的极限，去感受奉献中的欢畅。

有的人说，西藏环境艰苦，只要到了这里，坐着躺着都是援藏。也许有它的道理，但真正到了西藏的人，何尝能满足于坐下来、躺下去？去年刚到西藏文联时，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接待中国文联曲艺家协会的“送欢笑下基层”慰问演出团，牛群、苗阜等一些知名的艺术家也在其中。在进藏不到十天时间里，他们就安排了两场演出，一场是面对希望小学的孩子们，一场是面对拉萨市民。大部分艺术家还没度过高反期，就要站到舞台上为观众们表演，吹拉弹唱倾力而为。特别是很多需要连贯气息的表演项目，口技、相声、演唱，在台下听着由音响里传出的他们不由自主的急促呼吸，都不禁为他们感到憋闷难受。然而艺术家们演出结束到后台，体力不支躺下吸氧时，第一句问我们的话仍然是：有没有影响表演效果？环境越难，勇气越盛，从他们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在西藏工作的最直观的方向和动力。

说的是“援”，可是真的到了这里能为西藏做些什么、带来什么，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中央各大部委援藏能带来强有力政策倾斜，企业援藏的有充足的资金保障，最近几年的组团式医疗和教育援藏也都是带着专业技术的援助，那么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能做什么呢？特别是在看到听到那些在基层一线的援友们的付出，我内心更有一种深深的不安。

其实就文化而言，西藏本身就是多彩的，是丰富的，是广阔的。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生长着高原上特有的色彩，都滋生着诗情与画意。无论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还是现在热火朝天的新西藏建设第一线，在农牧区草原上、雪山下、圣湖旁、古堡中，在煨桑烟气的缭绕和经幡的舞动中，始终流淌着千年不息的文化血脉，既伏卧着历史的精彩叙述，又酝酿着一个又一个新的故事。这里是一座文化的宝库。越在这里驻留，越能发现时间的短促和未知的可贵。渐渐地，我理解，援藏工作，有很多是成效立现的，也有很多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我们所带来的不能仅仅是资金和技术，更多的应该是观念与精神，是胸怀和视野。

与自治区非遗文化传承人在一起

西藏作协在中国作协的所有团体会员中应该是规模最小的之一，与内地一些文学大省相比，作家队伍显然也不够庞大。但雪域高原的独特生活风貌和文化的滋养，却孕育了这里别具一格的文学风景。班觉、益希旦增、扎西达娃的小说，马丽华的散文等，立足西藏地域文化，散发出浓郁的“酥油糌粑味”。进藏以后，我结识了以小说《放生羊》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次仁罗布、以藏文作品《昨天的部落》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旦巴亚尔杰，还有小说家罗布次仁、青年诗人白玛央金等。他们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低调内敛、谦逊朴实而又满腹才华。与他们的交往，成了我在文学领域工作多年以后的一种崭新体验，同时，也不断赋予我深入到基层文学工作一线的收获与感动。

今年五月的内地报告文学作家进藏采风创作，成了我入藏以后跟原工作单位资源衔接最紧密的一项工作。为了真正能给蓬勃发展中的西藏做好宣传，也为作家们提供更有营养、更富新意、更有深度的创作题材，我们进行了很多次讨论。也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我对西藏文学工作的丰厚土壤有了更新的认识。从山南市隆子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的防风固沙、整治环境的沙棘林建设，到现在拉萨到林芝高等级公路和铁路建设；从拉萨市以“河变湖、树上山、暖入户”为代表的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日喀则援藏干部从无到有建起和推广的蔬菜大棚；从山南琼吉县一个基层的村支部副书记仁增救人牺牲的英勇事迹，到各行各业的青年才俊们树立起的新时代创业标杆……无不穿透了新西藏建设与发展的历史，无不关照着民生、着眼在基层。

当作家们完成十几天的采风任务出藏时，我也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少见的兴奋与激动。他们不断地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好几位作家在采访期间就已经开始着手动笔完成他们的创作任务，他们说，每天被西藏的氛围感染着，激发着，不马上记录下来，就怕回到内地之后那种感觉消退，写出来的就不再是心中那个真切、令人动容的西藏了。广东作家丁燕只身到林芝采访，深入到乡村一线，在她称呼为“酋长”的珞巴族村长带领下参观，在形容为“不可思议”的一个藏汉联姻家庭的爱情里沐浴温暖，每天都要像孩子一样兴奋地跟我交流她采访的收获。湖南作家纪文建到山南隆子县采访，第一次回来整理觉得材料还不够丰富充实，又再次长途跋涉几百公里回到县里，深入到村民中去挖掘更为新鲜的创作素材。作家张安华对西藏的生态保护题材关注已久，为创作需要，毅然奔赴平均海拔达到四千七百米左右的藏北地区，三天里行程一千五百公里，与羌塘自然保护区一线管护人员的零距离接触，终使他获取了很多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在壮美的高原雪域面前，在时代的伟大命题面前，作家们是如此性情，又如此可爱。在接待作家们的过程中，我竟时时觉得惭愧。他们初上高原时与我一样，心中有担心，有不安，但真正走入西藏，融入这高原之中，他们眼里就满是丰富的文学内容，脑子里满是创作的奇思。不为环境所累，专注于情怀与艺术，或许这就是一个好作家不断自我定义、自我超越的责任吧。

对我来说，或也应如此。帮助作家们更好地记录当下的西藏、宣传发展中的西藏，就应该是我作为文学工作者的一份援藏责任。也所以，为西藏本地的作家们提供帮助，为他们自觉书写西藏的时代变迁、展现人民生活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提供更广阔的文学舞台和更丰富的文学营养，同样是我的一份责任。

作为援藏干部，能来到西藏文学工作的一线，能与西藏的作家们携手，在新西藏的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中有所为，我是幸运的。虽然一个人驻守在这里，但我身边有庞大的援藏团队，身后有中国作协同事们的倾力帮助和扶持。当我把朋友们捐助的图书一箱箱搬到办公室，看它们被同事运走，送到孩子们手中时；当我把北京来的作家和专家们一位位接到宾馆、安置住宿、备好氧气，听他们笑说高原反应的小苦痛，在他们完成采访或授课的任务后又把他们送上返回内地的飞机时；当我在安静的夜晚坐在桌前敲下一段段或欣喜或悲伤或思念的文字时；当我戴上氧气，慢慢地进入始终无法深层的睡眠，或是醒来看见窗帘上隐现的晨光时，那一刻，我能深深地感到，自己是幸福和满足的。

过去的这十个月，无法称之为一段完美的时光，但它赋予我的责任、催生出我的坚强、点燃我的激情，却会时时陪伴我。三年，也或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