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唐睿

香港的城市风格曾被引申称为一种“窄窄的美学”，爪牙般交错的密集街道与争赶着向高处挺进的楼宇令诸多身在港岛之外的人陡生向往。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事物在记忆里消失变质，那些遗落的生活和故事该由谁捡起，由谁追忆？

这座城市的故事从来不缺叙事人，时下的香港书写中，追忆与怀旧的风潮仍未淡去。老中青作家们以不同的笔力介入到集体记忆书写中。若要真正体会这座城市坚硬外衣下的烟火和柔情，也许跟随一位当地的书写者走进“少数人”的时光隧道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身为作家兼大学教授，唐睿选择了一个较为特别的记录方式去追溯此城的记忆：为香港下“脚注”。在他看来，“脚注”在书本里常常扮演一个暧昧的角色：把它们划入内文，不过是些零碎的数据和片段，不能完全和正文衔接，但若是把它们从书本剔除，又令书本的内容陡然变得单薄。他说：“如果香港是一本书，这部承载着我们丰厚记忆的大书，应该在记录一项项‘大多数’人的故事之余，配上一些生活在‘大多数’边缘，甚至以外的人物与事件交织而成的‘脚注’，这本书才称得上完备。”

《脚注》是唐睿的首部长篇小说，获得第十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奖）。小说以少年黎军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他的家人和一众居民的琐碎日常，从而为20世纪80年代生活在“安置区”这个底层社区中各色人物的生活绘制了一幅群像。个人经历决定了被拣选的记忆的范畴，唐睿写下的香港故事大多不是猎奇的写法，作家王良和这样评价这部作品：“唐睿找到《秦腔》的艺术形式，得到织针与毛线，以及某种编织方法，于是，他把童年在钻石山大磡邨等地生活的体验、成长的记忆、对香港的感情，一点一点，一针一针编织出来，成为《清明上河图》般一个个可观的生活图景。”唐睿就像一个造梦的“织工”，用“重重叠叠的记忆”，加之叙事陷阱，细节谜题，构建起一个巨大的记忆迷宫，恍恍惚惚，似梦一场。

故事的发生地——安置区，在香港是个极不起眼的地方，2001年被清拆。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地方对唐睿而言，却蕴藏着深深的记忆沟壑。他试图将大家的目光拉回到这个被一再压缩至消逝的空间，以熟悉的电视剧、广告、流行歌曲、食物等唤醒集体的成长记忆。本雅明说过，“回忆是在一件曾发生的事情当中无限次穿插飞舞的能力”，唐睿充分利用了这种能力，以不同的笔法跳跃着描写出了充实丰盛的生活图景，从而建立起正文之外的脚注世界。“记忆的形体是如此巨大，回忆对生命的撼动往往令我们惊惧”，他祈愿“在香港这座城市真切生活过的一些人们，能借着《脚注》，在文字的世界里，觅得一处休憩和踱步的空间” 。

记者：《脚注》将写作场景定于安置区，写了上世纪80年代种种生活在香港底层社会的人，这种地标式书写，在文学写作中是常见的，为什么会定位于安置区这个不太被大家熟知的地方？

唐睿：《脚注》繁体字版的出版，最初跟香港三联书店办的一个出版比赛有关，当时大会有个主题“如果香港是一本书”，而那年正值香港回归十周年，坊间出现了大量怀旧、讲述集体回忆的书籍，媒体也引出了不少的话题。然而，我却发现这些论述有点单一，例如谈到住房，大家就想到公共房屋；谈到日常食品，大家就会想到港式奶茶、菠萝油包……我觉得这些声音似乎掩盖了港人生活的许多微细记忆，也抹杀了香港社会的多元特质，于是我就希望在我的小说里补充这些所谓“主流”的声音的不足，将一些大部分人容易忽略，但实际上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香港生活、社区呈现出来，于是就有了为香港这本“书”做“脚注”的想法。

至于以安置区为舞台，首先是因为我曾经在这样的社区生活过，对它比较熟悉；其次则是因为安置区正具备了前面提到的特质，它是一种在香港已经消失了的社区，但它在过去实际上跟不少港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此外，由于生活在安置区的，都是一些外来人口和社会底层的人，所以一般人就会轻易将之视为一个边缘，甚至没有价值的社区，但实际上，安置区正因为住了不少移民，各人的文化、背景殊异，所以区里的文化十分多元。从认识香港文化、历史的角度而言，它实际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社区，而这亦正是我希望向读者展现的。

记者：名字是这部小说一个重大的隐喻，从主角改名来看，你想要传达怎样的意义？

唐睿：如上面提到，小说的创作缘起，其实是来自我对“名”“实”关系的反思。“香港”这个“名”的“实”是什么？“集体回忆”这个词所包含的又是什么？这其实就是一个“名”“实”的问题，换成语言学的说法，就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名”跟“实”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我们之所以觉得它们有关系，乃是因为人去赋予，每个“名”所承载的内涵，实际都极不稳定。有些“名”跟“实”的关系看似理所当然，却并不尽然，而这就是最初我对坊间论述“香港”和“集体回忆”的方式不以为然的原因。而我的小说，就是对这些词汇补充或者建议另一种“实”。

为了让我的补充和建议更有根据、更为扎实，我在小说里采用了较为写实的笔法，以非常密集和仔细的描写去刻画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生活。可是当我写到第三部分的时候，我对小说的发展不太满意。首先是因为这么写下去，故事的结构太顺理成章，欠缺惊喜；其次是当我很自信地认为我在重现香港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时，我却发现，我所刻画的，也不见得就一定完全代表香港，我所建议的“实”，实际也有它的界限，而我的记忆，也不见得都可靠。于是我就萌生出，在第三部分转换叙事者，将前两部分的叙述完全推翻的想法。借这个安排，我希望将“名”“实”的薄弱关系呈现出来。

不过，在我的理念里，“名”“实”的关系并不必然是随机的，我觉得“名”“实”能够被扣连在一起，应该存在着某种奇妙乃至神秘的牵连，有时我甚至觉得“名”似乎是有自己的意志，去寻找并依附它所觉得对应的“实”。所以在小说的开篇、中段和结尾都梦魇般重复着这句话：“名字是一样奇怪的东西，你就是把它改了，换成另一个，原来的那个，还是会默默地跟着你，像影子，又像是那些逐渐、或已经消逝的物事与人物，偶尔藉着街上的一点痕迹，藉着你的梦，悄然返回你的生命，仿佛它们忽然重生，又仿佛他们一直都存活在另一个人间世，只是你离开了它们的梦。”

记者：你在《脚注》中使用了很多粤语，对于非粤语区的读者会有一定的理解难度，但也会感到趣味性，使用方言写作，对于小说有何特别意义？

唐睿：香港的方言与书面语的关系在华语地区有点特殊，我们学习中文的时候，用的是粤音，但语法则是规范汉语的语法，这跟同样以粤方言为母语的广东地区也略有不同（在广东一带，尽管粤语在生活的应用面非常广，但在读、写的时候，人们脑海里的声音，主要是普通话的读音，而非粤语）。在香港的学校里，如果学生写作时用了方言词汇和语法，就会被视作错误（但我们在朗读时却是用粤音）。

实际上，方言跟书面语并不一定是对立的，尤其在写作上，它可以是一种语感选择，就像“老头”跟“长者”，以及粤语里的“老嘢”指的可以是同一对象，但词汇的质感却不尽相同。有些方言用语所包含的信息、语感、民间智慧，以及历史文化记忆更是没有书面语可以取代的，例如粤方言有个形容人做事糊涂、脏乱不堪的词叫“乌里单刀”，这词跟一个曾经驻守在广东新会的元军百夫长有关，对粤语使用者而言，是个绘影绘声，难以找到其他书面语替代的词。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方言的美和历史文化价值，呈现出中国不同地区的生活色彩，可说是文学无可推诿的责任。

记者：小说第三章将作品意义拔高了，证实了第一二章中“黎军”这个儿童的回忆是不可靠的。“记忆”是文学书写的一个重点，除了大多数人的记忆外，你觉得游离于大多数人的边缘人的记忆也值得记录，就像“脚注”。

唐睿：每个人生活在世，总有他的独特经历和感受，哪怕是那种所谓的“边缘人”。实际上，是否真的有“边缘人”也未可知，有些人被视为边缘，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处境跟其他人迥异，又或者是他们的声音，很难得让其他人听到。文学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能传递这种稀罕、间或微弱的声音。

近年我经常带学生去做“文学散步”，藉着散步，希望让学生明白，我们只是生活在城市记忆的表层（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表层，而是指人文历史方面的表层）。城市记忆实际还有很多底层。年轻的朋友对我们走访的社区欠缺认识，很难想象平白无端走过一个隧道、天桥或是很漂亮的花园，其实背后可能包含了很多温馨或是不堪的过去。

香港是个历史不长的城市，但这一百多年来，这片土地上还是有不少人生活过，他们未必就是历史伟人或者时代弄潮儿，但他们却都很实在，满有感情地在这土地上活动过，而他们的“记忆”正须我们借着文学去记住。